华茂牌子的蜂蜜好吗:被遗忘的“百日维新”

110年前的神州大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维新变革，而作为震惊中外的变革的真正领导策划者——李端棻却被历史尘封在被遗忘的角落里，今日，或许是该重新评说的时候了。
喜奖拔士类——策划变法
光绪十五年(1889)的秋天，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作为主考官典试广东乡试，福建王仁堪为同考官。此年为巳丑恩科，考生云集。内中有一英俊少年，年方十六，气宇轩昂，他就是日后举世闻名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作为主考官的李端菜见梁少年倜傥，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阅其文章，见其文熔经铸史，言辞犀利，气势沛然，与自己的心思颇有默契，便点为前列八名，并亲率梁启超人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言谈中，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知其有忧国忧民、胸怀四方之志，久后必成大器，遂萌生联姻之意，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仪的千金李蕙仙相许配，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李梁联姻一时传为佳话。
两年后，梁启超前往北京与名门闺秀李蕙仙完婚。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菜的敬爱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菜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光绪帝多次降旨求贤，但朝中大臣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为保全自身的福禄富贵，极力阻挠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荐了16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包括创建自立军、从容就义的唐才常，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夏曾佑等。仅此，李端棻的功绩可光耀千古。甲午战败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先知先觉的李端菜与康有为、梁启超力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共同谋划上书光绪皇帝。他们联络了十八省的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号召了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603人，贵州即占95人，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地处偏远之乡、政治相对落后的贵州，竟有如此多的举人参与上书，李端棻的作用不言自明。
康有为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李端棻与康有为结缘，自然始于梁启超。李端棻、康有为皆为梁肩超的老师。李端棻为朝廷大员，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芯园老称之。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慨然写成《上清帝第一书》，本答应荐举转呈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在看了上书之后，恐获罪最终未上达皇帝。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由于位卑言轻，丝毫不起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
变法需要人才，荐举维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变法思想的第一步，此举为变法争取了必要的人才条件。
抗疏维新冠九卿——组织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当年7月2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7月5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李端棻以《请推广学校折》投身于变法，从而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上的实现，提出维新教育的变法纲领，为维新教育指明了方向，并贯穿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导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5月，是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是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菜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于冒犯刑诛的《上清帝第五书》，无人敢为代递。这时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联络九卿上折支持康有为上书，但九卿中无一人敢联名，李端棻最后决然一人上折，大言维新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递交总理衙门后，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动”。而此时原本策划荐举康有为的帝师翁同稣发生了动摇，对于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变法主张，翁同稣表示极其反感，并最终放弃了保举。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绪皇帝手中，谕令议决，但最终被奕勖等守旧大臣否决。不开制度局，维新派就不能掌握变法的领导权，新政则难以推行，变法将会层层受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作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中央大员，李端棻毅然坚持对康有为的荐举，条陈具体变法事宜，这对于平衡当时变法的形势，改善康有为等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李端棻的此举增强了光绪帝重用维新派将变法进行
到底的决心。李端棻始终如一地荐举康有为，其原因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时刻关心变法的荣辱成败。
开懋勤殿、删改则例——推行变法
尽管李端棻知道变法的道路艰难，前途难料，但他仍不畏惧、灰心，仍然抓住时机，凭借自己所处的官职和地位，向光绪屡屡上书谏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该折内容有：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开懋勤殿，选通人人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日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此折其实是一份政治改革的纲领。而这时正是维新派开制度局受阻，康有为被守旧派围攻驱逐之时。李端棻依据其“君民共主”的思想，提出“开懋勤殿”、“改定六部之则例”变法策略，实质比康有为所提出的“制度局”更胜一筹。其所言的“懋勤殿”相当于西方的议院，所言的“通才”不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而是由臣民推选的维新人士，既有权制定法律，又能监督朝廷施行。选通人人懋勤殿即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
李端棻曾在刑部任侍郎，深知几千年来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流传下来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规矩的不合理性，且对于清代法律的弊端感同身受，因此要求议定新的法律。但如果一旦修改了旧法，必将动摇清廷枢臣后党的现实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康有为曾在被光绪召见时请删裁则例，因李鸿章、荣禄的反对未能付诸实现。而今李端菜具折极言旧则例的积弊，请求删定，受到光绪帝的重视。对于康有为开制度局的陈请，光绪皇帝的处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议；对于李端棻开懋勤殿的陈请，光绪皇帝最后“决意欲开懋勤殿”，打破交由部议的定例，直接向慈禧摊牌。光绪皇帝还亲自拟定人值懋勤殿顾问官名单，由李端棻担任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以议制度。由此，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自然无庸置疑了。
8月27日，光绪帝下诏令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修改，并于9月1、2日两次诏谕吏部、户部迅速删定各衙门例案，令将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伴随修改则例之举的是裁减冗员。清廷机构庞杂、官员繁多是腐败的温床。李端菜曾任仓场总督，对漕员的闲置深知弊害，曾奏请裁撤，并自行辞职以示决心救治腐败。光绪深受感动，不顾旧官僚的阻遏，毅然接受裁撤之谏，将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闲置衙门裁汰，遂将变法维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鉴于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卓越表现，光绪对其特别器重，9月3日，光绪擢升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今教育部长)，负责掌管全国的教育行政，同时提拔支持变法的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锡蕃为左右侍郎。自此礼部皆有喜言新政的官员主持，从而言路大开，变法得以畅行。9月5日，在李端棻的力荐下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李端棻到职尚书视事之后，就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将其兴学育才的思想从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由京师遍及各省州府县，立学堂取代科举，以普及教育，将全国的教育变革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到光绪皇帝任命礼部新堂官、军机四卿；从李端棻提出开懋勤殿，到光绪皇帝决意开懋勤殿并亲自拟定入值顾问官名单，作为济难瑰伟之才的李端棻，受命于危难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然而，就在变法渐入高潮之时，慈禧太后9月21日公开出面训政，废除新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李端棻因密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当其冲，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十月四日，慈禧向内阁下达懿旨：“李端棻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未减，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但今天人们在大赞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功绩，歌颂戊戌六君子为革命献身的高尚气节之时，却少有人提到起到核心作用的功臣李端棻。
历史不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戊戌变法虽然以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光绪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终，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道路上，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不得不接过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1906年，被迫进行宪政。戊戌维新的罪臣终归是历史的功臣。《清史稿》中有明证：“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剧起，激成政变。”
整个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有为是倡导者，真正谋划策略的则是李端棻，其是两者联系的桥梁，对变法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是领袖层的核心。李端菜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进入清廷中央权力层，以后又转任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百日维新中的礼部尚书。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对于清廷的重要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倘若没有李端菜的牵线搭桥，呕心沥血地努力争取，变法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李端菜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戊戌变法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有人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那么如果没有李端棻，戊戌变法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北大的历史也将会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