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都国际写字楼: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选)等近代史上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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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选)
(1945年4月24日)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
我们的具体纲领
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第三人民的自由……
    第四人民的统一……
    第五人民的军队……
    第六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第七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选自毛泽东飞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
                                             第1029、1052—1053、1066—1080页。
注：《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正确分析了抗战胜利前夕国内外环境，指出了抗战中存在着两条抗战路线以及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的选择，并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带领人民争取光明前途，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从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 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节选)(2005年9月3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法西斯侵略者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空前浩劫。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太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了惨重破坏，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 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 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多亿美元。战争胜利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战争的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必然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世界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再一次充分证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成果是不容破坏的!人类和平进步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一切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纪念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胜利!
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中日两国2000多年的交往史上，中日友好是主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策划和制造侵略战争的只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战后，日本各界很多人敢于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的历史事实，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不少当年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真诚忏悔战争罪行，以实际行动推进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应该得到高度赞赏。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始终坚持中日友好方针，并为中日友好作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同日本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一起，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多年来，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人员交往日益密切，反映了两国人民谋求和平友好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这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共同耕耘的结果，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精心维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并为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甲级战犯扬幡招魂。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
                                      ——《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第2版)
   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其正义性不容挑战!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制造了深重灾难，但中日友好是主流，即使日本国内有关化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势力，但我们仍然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维护中日友好和亚洲稳定发展的大局。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节选)
(1945年8月13日)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
    ……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选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注：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认为抗战胜利后将是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争取建立什么样国家的斗争，共产党的方针和策略就是要防止内战，自力更生，做好与蒋介石反动派做战斗的准备，争取建立一个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9月13日)    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土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侏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丈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侏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己)汉*、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末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选自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    黑龙江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13页。
注：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有关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开展，使得共产党更加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群众基础。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节选)
(1948年1月19日)    一、本盟为求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实现而奋斗，此一目标，始终不变。惟因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转变，为何方能达到这一目标，则今天与二中全会时显已不同，过去本盟主张以“和平”求民主，以“公开”争合法。但在今天，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既已关闭和平之门，且不复容许任何不同意一党专政的反对党存在，则欲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我们今后必须发动，领导中国人民积极从事此项斗争。我们过去一贯的主张是反对内战，恢复和平，今日也依然如此。但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进行的反人民的内战，我们所要求的是真正的永久的民主的和平。
    二、对于卖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我们要反对的不只是独裁者个人，而是那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封建的整个集团。为了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国人民就得彻底消除这一反动统治所寄托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在消极方面可以铲除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使之无所凭借，在积极方面也可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道路，因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农民，如果得不到真正的解放，都市之商业就谈不到繁荣，实现民主政治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三、对于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反动派在中国所执行的援蒋政策，本盟不能不加以严重的指责。自从去年魏德迈来华调查之后，美国的对华侵略政策非但没有丝毫的转变，反而以各种各样直接间接的方式加强援助国民党反动独裁势力。在美国政府中，援蒋虽有所谓急进缓进之分，但在基本上同样支持中国的反动独裁力量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民主势力，这一点却是极清楚的。本盟认为美国目前的这种对华政策，决不足以代表爱好和平民主的美国人民，不过是执行着少数金融寡头独占资本家的意志，而这种对华政策执行的结果，业已使中国的战火扩大，使中国人民的痛苦加深。本盟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坚决地反对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反对美国反动派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本盟并且愿意唤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与中国人民为敌。
四、为了反对独裁卖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本盟愿伸出手来，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
    以上各项，为本盟最近对时局的态度与主张。最后，我们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指出：今日中国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即民主力量已占着绝对的优势。尽管国民党反动独裁派如何穷凶极恶，倒行逆施，但这并不是他力量的强大，反而证明了他的日暮途穷。在今天，我们对于民主的胜利，有绝对坚定的信心，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之实现，为期已经不远。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决不是孤军奋斗。南京的反动独裁集团，有美国反动派替它撑腰，但我们也有全世界的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民主力量给我们支援。自然，这决不是民主前途已经没有曲折或者没有困难。但这种困难，只要我们对内加强团结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对外与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及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实现全世界的民主和平而奋斗，这些困难便绝对可以克服，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世界的和平，就一定可以实现。让我们高呼：
    一、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
    二、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人身之完全自由!
四、彻底清除封建残余的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
五、保障民族工商业家的营业自由及合法利润!
六、废除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经济统制及一切苛捐杂税
七、没收豪门资本的财产，整理币制，救济难胞!
八、改善工人生活，保障每一公民的就业权利。
九、保障学术教学的完全自由，增加教育经费。
    ——选自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378页。
    注：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于1947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之后，于1948年1月5日在香港复会时发表的宣言。该宣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及其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愿意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合作。此宣言表明民主同盟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搏斗中，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势力合作的道路。这是民主同盟的伟大进步，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节选)
(1949年9月29日通过)序    言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务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女]女的封建制度。女]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时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入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五条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四章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第二十七条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第二十九条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三十五条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
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七条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
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第三十八条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选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1945—194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561页。
注：这是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有七章，涉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制度方面的准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6日）（节选）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２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２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２９）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３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　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⑷⑸）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３１）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一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
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
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
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
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
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一九八○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三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四
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
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
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
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ＡＢ团，打ＡＢ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ＡＢ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
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
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
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胡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六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
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七
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那个决策是英明的），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x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八
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
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九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另外有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搞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
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节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大家都记得，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中国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党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农村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标志着我们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新时期的前进方向。一九八七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胜利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四大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在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一九九七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一九九八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经受住了一场经济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同时，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夺取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又经受住了一场来自自然界的风险的严峻考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
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我们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我们发展经济和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十二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要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
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我们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历史性的胜利。严格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澳门将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发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我们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设，依靠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国防总体实力和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我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我们党提高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积累了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重要经验。党的自身建设得到改善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进展顺利。我们党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二十年的伟大成就，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
二十年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在妥善处理国内和对外关系中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确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十年的伟大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在各条战线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干部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祖国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努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与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表示亲切的问候！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回顾二十年辉煌历程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中，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改革和建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并集中全党包括他的战友们的集体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伟大贡献。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实践的发展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十一个方面。
（一）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贯穿于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和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当今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从而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有符合这个实际，才能取得胜利。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把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坚决纠正过来，并从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用实践来检验、丰富、完善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既要防止和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又要防止和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些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坚持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二）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二十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地上，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并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觉调整生产关系。要善于抓住一切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发展，必须是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必须是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之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判断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些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说明的在发展生产力中应该掌握的重要原则。
（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同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相结合，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因为这样，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
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五）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我们努力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存在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能只强调前者而不讲后者，也不能只强调后者而不讲前者，否则都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大政策。它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
实践已经证明，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变化，体现竞争原则，又要努力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改革成果，多年来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
（六）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些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只有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民主总是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民主就由什么样的法制来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的。我们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的统一，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摸索，我们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必将愈来愈充分地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七）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我们党明确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就是为了既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完整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要求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突出的地位。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坚持在全社会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且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丰富的创造力。
（八）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因此，要始终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实践证明，我们党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要始终遵循这个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统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要善于审视新情况新变化，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力加强和改进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积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及时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必须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和危害社会安定的各种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九）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国际形势，恰当处理对外关系，以利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加快国内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邻国之间的关系，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始终把发展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同大国的关系，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互利合作。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我们一贯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促进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疏远和对抗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政党的关系。坚持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方针处理国际事务，以利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进步与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外工作坚持的重要方针政策，也是我们对外工作的重要经验。实践已经证明都是正确的。
（十）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二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各项工作，都是努力按照这个根本原则去做的，并且创造了新鲜的经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十一）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二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学习和提高，善于改进和加强领导。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用改革的精神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体现时代要求。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干部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党的建设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二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历程说明，面对新时期的艰巨任务和可能遇到的风险，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广大干部在新的形势下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必须努力造就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教育文化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特别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必须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充满活力、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各级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各类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优秀人才层出不穷，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蔚然成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航船就能不断乘风破浪地驶向前方。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十年的历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全党同志一定要十分珍惜。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这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经受住一切风险考验的最可靠的保证。
二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还不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也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同志们：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光辉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指明了赢得自身解放的伟大道路。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确定的崇高理想依然激励着亿万人民去改造世界、争取自己的美好生活。这一百五十多年间，中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建立和建设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今天，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严重挫折，但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雄姿勃勃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很快、很深刻，许多变化还没有最后定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这种形势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们在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乘胜前进，不断进取，直至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彼岸，是我们党崇高的历史责任。
全党同志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没有未来的全部答案。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快发展，都面临着一些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全党同志要继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今时代，是要求人们必须终生学习的时代。不实现知识的不断更新，就必定要落后。我们应该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和自己的实践，坚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知识，学习做好工作所必需的一切知识。要在全党养成勤奋学习的风气，并把这种风气大力推广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去。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任务。
全党同志要继续坚韧不拔，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我们应该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应该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始终保持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大无畏精神；应该志趣高尚，正气凛然，敢于同一切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带领广大群众为祖国富强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团结就是力量。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让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努力奋斗！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一百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着封建压迫和列强侵略的深重苦难，中国的志士仁人正在黑暗中寻找救国救亡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他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再度恢复工作后，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紧密联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
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邓小平同志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等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为我们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同志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同志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还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同志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的诺言。邓小平同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邓小平同志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立场，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充分反映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崇尚实干、英勇果敢，始终扎扎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他强调，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同志总是勇挑重担、顽强拼搏，奋力打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从领导百色起义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率领一二九师转战太行山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领导淮海战役到指挥渡江战役，从率军进军大西南到参加领导和平解放西藏，从率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到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从全面整顿到拨乱反正，从推动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到推动形成全国范围对外开放的格局，从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到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从制定新的国际战略到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邓小平同志都表现出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非凡胆识和大智大勇。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支持我们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把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置于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的科学分析之上。他强调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他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际局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坚定不移地主张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他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他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鲜明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始终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热情支持他们的发展，并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他们发展。他说：“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国际大势的深刻洞察，不仅为我们制定内外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赋予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的内容，而且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世界伟人的深邃战略眼光和恢宏政治气魄。
邓小平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着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邓小平同志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邓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在被错误地打倒和蒙受冤屈时，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总是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愈加激起探索真理的勇气，更加深入地思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不顾个人荣辱，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全面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的峥峥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尽管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陷入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然毅然决然地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总是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同志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伟大品格和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他无私无畏的品德、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将永远鼓舞我们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
邓小平同志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们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中国共产党为拥有邓小平同志这样优秀的党员，中国各族人民为拥有邓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和无比自豪。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同志，永远敬仰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同志们、朋友们！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年半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他为我们擘画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第一步、第二步发展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们正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信心百倍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他生前念兹在兹的祖国统一大业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并保持着繁荣稳定，我们正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而努力；他带领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把这一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善于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概括，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我们要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发展势头，理顺发展思路，加强薄弱环节，切实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各方面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正确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继续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要继续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大力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两岸经济合作的新局面。要广泛团结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要继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切实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推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同志们、朋友们！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在实践中探索和认识这三大规律，并坚持用取得的成果指导实践，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实践发展，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不懈地探索、认识、运用这三大规律，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明历史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我们伟大的党是一个勇于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开辟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和共同愿望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业绩，谱写了动人心魄的壮丽诗篇。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的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的前程光明而美好。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奋勇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2006年6月30日）
胡锦涛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总结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表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受表彰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全党要认真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　　85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长期以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甘于奉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此时此刻，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　　总结我们党85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85年来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创造性实践，为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依据发展变化的实际，明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不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指明前进方向。20世纪上半叶，面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我们党紧紧把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举起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面对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紧紧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　　第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现在，我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任务，同样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历史表明，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　　第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保证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关乎党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必须与时俱进地研究、提出、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些正确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及时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人民愿望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等等。历史表明，只有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保证党始终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先进，要放到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我们党始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来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并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建设。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心任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锋、民族解放的先锋、联系群众的先锋，在顽强斗争、浴血奋战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成为解放思想的模范、落实第一要务的模范、求真务实的模范、开拓创新的模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历史表明，只有始终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互促进，在不断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中体现党的先进性。　　第五，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证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拥有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7000多万名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把党的建设确立为“三大法宝”之一，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环境，我们党又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总是首先动员和组织党自身的力量，进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历史表明，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我们党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立严密稳固的组织体系和科学有效的领导制度，形成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最广大的载体和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这些宝贵经验来之不易，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长期指导作用，必须十分珍视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二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这就决定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基于对这个重大课题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对不断解决好这个重大课题的战略思考。　　回顾《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深刻教训。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坚持把实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坚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把最广大人民作为根本力量源泉等主要方面。这种先进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靠坚持不懈地开展自身建设来保持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更加紧迫地提到全党面前。　　现在，我们党是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带领人民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给党员队伍和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使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考验，又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我们党只有不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全面把握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的总体状况，扎扎实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同志都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和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思想观点和时代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要更加鲜明地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更加深入地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更加全面地认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更加突出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从而使党的建设的努力方向和检验标准更加鲜明，使我们能够更好、更全面、更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根据党的十六大的部署，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历时一年半，现已基本结束。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周密部署，各级党组织精心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按照关键是要取得实效、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的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我们党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习贯彻党章为重点，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二是着眼于取得实效和群众满意，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上狠下功夫。三是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实行开门搞教育，广泛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四是实行试点先行、分批推进、分类指导，既有统一要求，又鼓励从各自实际出发进行创新，形式灵活多样。五是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到先进性教育活动和生产、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六是强调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在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为基层和党员作出表率。七是注重宣传引导，加强先进典型报道，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形成正确导向。八是把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结合起来，坚持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一起抓，实现整体推动、相互促进。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的显著成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素质能力，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一些软弱涣散和不够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党的工作覆盖面明显扩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加巩固。三是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行动更加自觉，党员干部的作风进一步改进，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点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四是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努力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主要问题，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五是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抓基层党的建设工作责任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务实管用的新制度，推动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建设。六是各级党组织认真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功实践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党的先进性建设规律，丰富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巩固和充分运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的重要成果，继续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上进行努力，抓好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提高的后续工作，把集中教育和经常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经常性工作，抓好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积累新经验。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通过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必须始终抓住党员队伍这个主体，充分依靠全党同志共同努力。　　第一，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增强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意识，激发其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增强广大党员的自觉性、主动性、责任感上，推动广大党员增强先进性意识，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剖析自己、提高自己，为保持先进性而不懈努力。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从学习培训到分析评议再到整改提高，从正面宣讲到典型示范再到警示教育，都注意把工作重点放在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上。实践证明，抓住了党员主体这个根本，促使党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党员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有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二，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重点在于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整体的先进性。我们党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宏大队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一些党员身上也出现了这样那样不容忽视的问题。党员生活在社会之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教育和帮助党员勇于正视、认真纠正存在的问题，在党内不断弘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认真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发动党员对照具体要求查找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深入的党性分析，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着力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受到群众好评。实践证明，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下决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员和评判党员，是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的有效途径。
第三，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先进性是多方面要素共同构成的，包括指导思想、路线纲领、奋斗目标、方针政策，也包括组织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干部能力、党员素质，等等。要长期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使党的先进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激励广大党员自觉遵守党章和党规党纪，自觉实践党的先进性基本要求。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把党的先进性基本要求同广大党员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明确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有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使党的先进性要求切实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才能使广大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
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加强先进性建设，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为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内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先进性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不重视不行，不抓紧不行，不下大气力也不行，否则就会影响党的先进性的充分发挥。全党同志都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第一，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办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是党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体的体现，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衡量标准。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能力，抓住发展机遇，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推动全国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市场机制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自主创新和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要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体制机制，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机制。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党的建设的重要标准，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对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努力使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的检验。　　第二，要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把全体人民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把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成效体现党的先进性。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完善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动社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积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充分激发各方面的创造活力。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营造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要组织和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做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工作。　　第三，要紧密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要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好地体现在执政实践中。要全面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和程序，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要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要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服务党员队伍的长效机制，引导广大党员牢记历史使命，增强宗旨意识，在各自岗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进一步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强战斗堡垒。要认真贯彻“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要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特别是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方面的案件，决不能手软。
第四，要紧密结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坚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努力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我们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同志们！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的85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我们党也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继续奋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⑵。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⑶。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⑷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⑸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注　　释
〔1〕见本卷《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2〕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等率部四万余人起义。起义部队自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之下进行整编，至四月十日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
〔3〕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4〕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5〕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从而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     第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杜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杜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但这个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中义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这个革命之所以采取从上而下的形式，是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劳动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随即创设条件，采取步骤，逐步地建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即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时期。我国第一阶段的革命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个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就不能不同时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国营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或半社会主义的（目前的一般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另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条件下也带有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经济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阶级；我国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甚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居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由于社会主义因素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加上苏联的援助和整个有利的国际形势，这就决定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横着有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含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过渡’这字又是甚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中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或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又说，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基本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共产主义”，“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我国目前时期的现实，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历史一样，证明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四）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劳动者，消灭任何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较为长久的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方面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根本改变生活一切部门是需要时间的，第三方面因为惯于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经营，按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那种巨大习惯势力，是只有经过长期坚忍斗争，才能克服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斯大林说：“不应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是转瞬即逝的时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个历史时代……这一个历史时代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要创造那些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并且是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个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井改造小资产阶层。”（《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
    （五）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要内容已有规定。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中央、省、县、区、乡的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二中全会决议又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的条文中也有相适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统一全中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增产节约、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其它各种民主改革运动等工作的巨大胜利，都是正确执行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结果。在过渡时期的头三年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它的领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了如下的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杜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杜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杜会主义改造，而听其自流，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根本目
    的，当然更无法达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
    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1]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
    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
    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伟大的光荣的任务。
    第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一）我国虽然已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但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我国经济上
    的这种落后，使我即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工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左右。我国旧有的工业是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即是说主要的是一些轻工业，即有某些重工业，也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经济上不能独立。我国原来的钢铁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没有现代的国防工业。在我国现代化工业中资本主义工业占很大比重；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私营工业则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此外，合作社经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工业约共占百分之三）。这就是过渡时期开始时我国的工业情况。经过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这三年的恢复时期，我国的经济前进了一步：在一九五二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二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约占百分之五十一，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此外，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共约占百分之九）。这就是说，现代化工业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它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仍不及十分之三；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已占居优势，但资本主义工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以上数字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初步计算）。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还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在一九五二年，我国钢的年产量平均每人约二点四公斤，苏联平均每人约一百五十余公斤；我国棉布的年产量平均每人可得约九公尺，苏联每人可得约二十三公尺。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斯大林说：“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内）的主脑，工业是一个钥匙，在这个钥匙的帮助之下，才能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论联合政府》）由于帝国主义正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由于我国被打倒的反革命的阶级和党派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复辟，推翻人民革命政权，由于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还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必须用一定的速度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斯大林说：“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冶金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也不发展：在广大的国土上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火车头不能自制，钢轨也大部从外国输入；汽车公路通车的在解放前只有七万五千多公里，货运客运汽车为数很少，而且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内河航运和海运都不发展，内河只有很少的古老的轮船，几乎完全没有远洋的运输；完全没有自己的航空业。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的运输业还会停留在现在破旧的状态上。轻工业虽然有一些，但是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因为我国没有重工业，许多轻工业的机器，尤其是精密的机器不能制造；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卫国战争中，能够击败德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工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二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的有力的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当然，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这些事业的相应发展，不但人民的生活不能够改善，人民的许多需要不能够满足，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斯大林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甚么工业化。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化，乃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的优势愈益提高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能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人经营部分即战胜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方面就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工厂、新矿山等），另一方面就要改进和办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扩建和改建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改进现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状况，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我国正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工业绝大多数是为我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工业，它们是以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并且规模巨大，它们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一定要建立新工业才能从技术上改造我国的经济，使我国的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技术基础上面。因此必须在建厂时把基本建设的工作做好，真正要做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做到“又好又省又快又安全”。必须把强的干部调到新建的大企业中去，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政治工作，推广基本建设中的先进经验，按期完成和先期完成基本建设计划。另一方面，改建、办好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对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有的同志不安心于在现有工厂工作，埋怨他那里没有建立新工厂，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我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发掘，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可以大大提高，如果把这些社会主义工业加以改进，就是对国家工业化作了伟大的贡献。必须改善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加强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以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增加产量，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现有的工厂和工业基地不但要在相当时期内负工业生产的主要责任，而且要对新工厂和新工业基地负帮助建设的责任，这就是供给新工厂、新矿山以机器和各种装备，供给新工厂新矿山以干部和技术工人，并且积累发展新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现有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目前的生产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很大的责任，目前这些企业中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很低，资金的浪费很大，必须认真地在这些企业中实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材，积累资金。而为着这个目的，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只有在完成了现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四）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将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大大迈进一步。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初步计算，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倍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中国营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将增加约一倍半，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将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粮食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棉花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将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电力站、煤矿、炼油厂、母机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化学厂等。这些工厂将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内分别开始生产。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初步计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一九五七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将达到如下的规模：生铁四百六十万吨，钢四百五十万吨，钢材三百十五万吨，煤九千三百万吨，石油一百六十五万吨，电力一百六十亿度，氮肥五十一万吨，棉纱一百零五万吨，棉布七十三亿公尺。其他各种工业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新建和改建的一百四十一项巨大企业全部建成并开工后，就设计的生产能力来说，我国钢的年产量将增至五百二十万到五百八十万吨，载重汽车的年产量为九万辆，拖拉机的年产量为一万五千台，煤的年产量将增至近一亿吨，各种机器除最重型的和最精密的以外都自己能制造。那时我国的工业化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按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来说，到一九五之年我国工业将大约相当于一九三二年苏联的水平或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水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施工的工厂建设工作的完成，可以打下工业化的稳固的基础。大约经过十五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左左，当我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时，我国的面貌、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强大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分和现代化国防工业，将有自己制造的大量的汽车、飞机、火车头、轮船和农业机器，将有更好的更发展的轻工业和现代化的运输业，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将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技术水平。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强大而繁荣，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都将比今天大为提高。
    （五）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中国有五亿以上的人民，他们富有革命传统，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期地盼望摆脱落后和贫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一个不可计量的力量。我国工人的爱国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在这几年的恢复经济和增产节约运动中已经惊人地高涨。我国有坚固的工农联盟，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有几万万农民的努力支援。我国有丰富的资源。我国有广大的干部已经转入工业或正在转入工业去学习掌握和管理工业。我国不但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而且直接得到苏联的装备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这些都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源不清，资金不足，工业干部缺少，同时在国民经济中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还是汪洋大海，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比重，人民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这些都是困难。并且，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但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等思想。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批判那种认为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要求不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要求百废俱兴，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盲目冒进的思想。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苏联的经验表明，这主要地不能够依靠旁的来源，而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斯大林说：“为了工业而自己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这条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指出过，乃是我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的政策》）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既然要依靠全国人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贯彻经济核算制，以便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加以生产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和农业还不能在短期间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它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它的速度必须较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苏联人民在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时期“甘愿担受牺牲，在各方面实行极端节省，节省饮食，节省教育经费，节省布匹，以求积累创立工业所必要的资金”（斯大林：《在克列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苏联人民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必须继承并发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劳动人民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普援朝斗争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亲密团结、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优良传统，来建设我国的工业。
    第三、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已经从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获得解放。但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农具还是古老的，耕耘靠人力和畜力，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制度，收获量低，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我国的粮食产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虽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但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五百多市斤的粮食，而同年苏联平均每人每年却有一千三百多市斤。小农经济对天灾无力抵抗；目前我国每年仍然有二千万到四千万的农民受到轻重不同的自然灾害。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许多农民由于生产不足而不能自给，鳏寡孤独和失去劳动力的农户的困难也不能完全得到解决；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农村中一般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需要帮助。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在农业中采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采用化学肥料和科学耕作法，采用机器来进行灌溉和发展水利事业，扩大耕地面积，并在人口稀少、土地辽阔的地区进行移民垦荒，这样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保证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保证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并使农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地提高。斯大林说：“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杜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以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是在农业里培植资本主义，使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结果是使农民陷于贫困，而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反对这条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是与苏维埃经济不能相容的。另外一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是在农业里培植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结果是使小农户联合成为用技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巨大集体农庄，而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里排挤出去。我们是主张走这第二条道路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同样，杜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这就是要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起来，把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杜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全国各地举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时间不久，但已显示出它具有许多优越性和重要作用；如能够解决互助组中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效地逐步地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能够有计划地和国家经济相结合，能够成为农民受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校等等。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适当形式。除了农业生产要合作以外，供销也要合作。农民买的东西，卖的东西，要逐步做到都经过合作社，不经过私商。这样就可以使农民与资产阶级割断联系，就可以使农民不受私商的剥削，农民自己也可以不变成剥削旁人的私商。同时国家还要用银行贷款和发展信用合作的方法领导农民向农村中的高利贷作斗争，逐步消灭高利贷。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限制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限制富农的发展的。在目前时期，党在农村对富农的政策还是限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因此应当进行各种工作来和富农的剥削作斗争，既不是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也不是在实际工作上听其自由发展。发展农业合作化是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和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巩固贫农和中农的联合，坚持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企图用简单的号召或强迫命令的办法来推行合作化是错误的。对暂时不愿意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单干的劳动农民，必须采取热情的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的态度，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积极性，给以必要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感到互助合作的好处，并从事实上认识到互助合作优于单干，因而逐步地加入到互助组和合作社来。强迫命令的办法和剥夺农民的办法，不仅不能推动合作化事业的前进，而且是破坏工农联盟的罪恶行为。列宁说：“要想用某种急速办法，某种命令来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加以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思想。我们明白懂得，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逐渐的谨慎的办法，只能用实际模范例子来表明，因为农民非常讲求实际，又与旧式农业联结得非常坚固，要使他们作某种严重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办，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谬。”（《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但是，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农村的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所以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目前全国参加临时和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那时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三）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国家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工人和城市人口增加了，原料作物区扩大了，商品粮食以及蔬菜、油类、肉类、糖类等副食品的需要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但由于我国农业基础是小农经济，商品粮食及其他商品作物的增长极慢，加上自由市场的存在，投机商人的捣乱，就影响到农民贮存观望，妨碍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实行对粮食一类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就能够保证国家的需要和对人民的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建设；就能够打击投机*商和囤积居奇的剥削者；就能够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农民的目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既然基本上取缔了粮食的自由市场，就能够削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联系和影响，加强农民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之上。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甚么简单的联盟。这种联盟，乃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两者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二）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三）消灭阶级和消灭阶级社会。”（《在粮食战线上》）这在我国也是适用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因此必须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否则，工业的迅速增长就要受影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业，除了应该从逐步采用新的劳动组织和逐步改变旧的所有制为新的所有制着手，还要逐步供给农业以进步的技术。特别是为了帮助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根本摧毁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阵地，就必须用新的技术把农业武装起来。因此，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出产新式农具和其他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彻底胜利。所以，发展工业，以便进一步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农业，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的基础。我国农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和今后将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都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是我国农民的主要的、基本的一面。但由于农民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上面的，所以农民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农民落后的一面。目前我国农村中的这种自发倾向的发展，就表现为农村中贫富分化开始有某些发展，投机买卖、高利贷剥削有某些发展；就表现为农村中有些富裕农民不愿参加互助合作运动，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公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的阵地削弱下去。列宁说：“农民既然是劳动者，他就趋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既然是粮食出卖者，他就趋向于资产阶级，趋向于自由贸易，即退转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又说，农民经济“有非常广阔、而且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是不免要同共产主义进行极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经过投机小贩和*商活动来反对国家采办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必须进行耐心的艰苦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来克服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斯大林说：“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教育他们，使他们靠近我国革命的领袖棗工人阶级，这样，我们就公使农民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更坚定的更可靠的同盟者。”（《论工人阶级同盟者农民》）毛泽东同志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作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由于资本主义的道路带给农民的是少数人变为剥削者而大多数人贫困破产的痛苦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大道，农民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就会趋向社会主义而拒绝资本主义。
    （五）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计算，一九五二年手工业（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约占百分之十三左右，达一百多万亿元（如将农民手工业副业的产值计算在内，手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上），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约为一千余万人。目前我国手工业供应居民以许多种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各种金属制品和木器（其中主要是农具）、棉毛织品、服装等。在我国农民目前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手工业产品占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国目前还不能大量发展现代化的轻工业，而人民的购买力和对于各种日用品的需要却日益提高，所以我国的手工业虽有一部分已经为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其很大一部分还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即在杜会主义制度下，手工业也仍然是机器工业的, 不可缺少的助手。但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的生产是十分落后的，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在生产和销售中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且会受到私商的剥削。同时，个体手工业是小商品经济，它也是不稳固的，如果听其自发地发展，也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破产的痛苦的道路。因此，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杜会主义的道路。在过渡时期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因而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手工业者逐渐组织到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生产供销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中去，是国家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唯一的道路。根据合作总社的计算和计划，一九五三年底我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约有三十万人，产品总值约五万余亿元，而到一九五四年底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人数即将增至九十一万余人，产品总值将增至十万余亿元。我国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对比，已经表现出它的明显的优越性。手工业者一方面虽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因此，必须经过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国营商业和各地供销合作社必须和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成品，从供销方面帮助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第四、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对于国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和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一九五二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内还有约三百八十万职工，资本主义工业产值还占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四十左右。由于我国经济现在还很落后，社会主义工商业还不能很快地代替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积极性，借以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税收和公积金），扩大商品的流转，维持劳动者的就业，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限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必然对国计民生发生破坏的作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我国已经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一方面它的力量比较软弱，另方面由于它一贯地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限制或压迫，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常常采取中立态度，它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某些时机还参加了相当的革命斗争，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形见绌，不合理，对国计民生的不利方面，已经一步一步地表现了出来，使全国广大人民，首先是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纷纷要求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并使许多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人士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也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一定的步骤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最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
    （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牛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是依国家的性质而定的。列宁对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曾作如下的论断：“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关联着的，而这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同样，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用各种方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为所欲为地唯利是图。当然，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赢利中只不过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赢利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棗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一个小的成分）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一部分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我国国家资本主义按照它们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及受国家和工人阶级监督的程度，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经销、代购、代销等其他各类形式。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优于其他各类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一切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优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说来，乃是一个进步。……全部问题棗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棗就是要找到正当的方法，应该怎样把资本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内和某种期限内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这必须赖有一些甚么条件，怎样保证在不远将来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论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在苏联过渡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但在我国的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却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并有计划地稳步地使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前进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间的联系的缩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就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三）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在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过程中，应当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按照国家计划发展生产的进步分子的团结，继续保持对资产阶级中一切爱国守法分子的联合，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政策的教育，同时必须克服资本家所必然会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的“租让制也是一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另一形式底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论粮食税》）列宁又指出：“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当做到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棗方面要无情地惩治不文明的资本家，即惩治那班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去设想作任何妥协，只是用投机业和收买贫民等手段来继续破坏苏维埃设施的资本家；另一方面要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班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行这种资本主义，能以真正用生产品供给千百万人之大企业的聪明练达组织者资格出现，能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左”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我们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若干年内这些企业内的工人阶级还要为资产阶级生产许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利润，这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赎买。
    （四）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经济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政府应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逐步地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一方面应当按照国家的政策，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扩大积累，并按照需要和可能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应当监督资本家遵守国家法令，遵守公私合同和劳资合同，遵守国家财政纪律，防止不法资本家收买、腐化和进攻工人阶级，防止和检举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以及逃避资金和浪费资金的行为。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督促和教育资本家使其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政策。必须向他们宣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O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第五、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一）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胜利的保证。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全党应为此而努力。毛泽东同志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指示。必须吸收在建设事业中表现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来壮大党的组织力量。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必须教育党员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对一切违反总路线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反对党员放债、雇工、买进土地、出租土地、经商、参加商业投机等行为。由于小生产者出身的成分在党内所占比重很大，随着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展，必须克服党内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对于党的总路线的不了解和动摇的现象。因此，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就特别重要。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发扬党内民主，必须健全党委制，充分发挥各级党的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克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分散主义。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的最高组织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必须在全体党员中加强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的教育，并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必须号召全党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提高业务、文化水平。一切在工业建设岗位上的党员千部必须钻研生产业务，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他们的走狗以及国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让我国经济建设顺利地进行，相反地，他们正在企图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以大力加强国防力量。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必须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陆海空军而努力，必须保卫祖国的安全使它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侵犯。必须加强人民公安部队和公安机关，提高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国家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组织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克服官僚主义的习气，克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每个工作人员必须联系实际，深入下层，倾听群众呼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必须培养和提拔工农积极分子，并吸引工农群众参加政权的建设和管理。
    （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照耀着全国人民的前进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极端复杂而繁重的，要实现这一任务，没有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对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负有特殊重大的责任。它通过自己的政党棗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全国人民，并以自己的英勇劳动和革命觉悟，以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的模范作用，来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前进。工人阶级在生产建设战线上应当继续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努力增产节约，加强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以更多更好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来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来加强和巩固城乡的结合，来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人应当努力协助国家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工人阶级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觉悟，克服工人队伍内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积钱买地、参加商业投机、开小作坊和片面强调提高工资福利等错误行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准。农民应当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供给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所需要的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按国家需要踊跃地把余粮和其它农产品卖给国家。农民应当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应当加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并为国家培养干部，发展祖国的经济和文化，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合国的青年必须努力锻炼身体，学习科学知识，提高政治觉悟，准备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全国的妇女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必须提高政治觉悟，踊跃参加生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全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应当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遵守政府的法令，在政府领导下积极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把眼光放远些，接受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合作杜、工商业联合会及其他群众团体，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组织，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来团结和教育全体成员和广大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继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不断地提高统一战线全体成员的觉悟水平，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并且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帮助各少数民族稳步前进，使他们共同参加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必须继续加强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必须积极支援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和平运动，支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继续执行国际和平政策及发展与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政策，必须教育全国人民了解，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援助、整个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大团结以及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胜利发展，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我们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注释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这一段文宇是毛泽东审阅这个提纲时增写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刘少奇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我们的国家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人民在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制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所有这些变化，不但唤起了中国六亿人民的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世界生活中，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剥削的人民中，不能不发生伟大的吸引力。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我们的大会对于这一切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将促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十一年前，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任务，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实现了。
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想错了。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个总路线是在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很明显，如果我们党接受这些意见的任何一种，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六月的统计，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一亿一千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输业和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工业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货源，逐步地实现了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须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骤，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经济，使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步骤呢？现在，我们就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雇农群众。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很容易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他们不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约等于五分之一公顷)，南方许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在继续个体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们党的号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组织。由于互助比“单干”优越，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四年又增加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一种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底还只有三百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组织优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户。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杜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随后，初级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组成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
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对于下中农以至贫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地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们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当然也不让中农损害贫农的利益，占贫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本上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购七十亿斤粮食的错误，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购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成为一百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它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如前面所说，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有矛盾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几年来，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本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0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一九五0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经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在一九五四年，这种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到一九五五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四分之一)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购买的办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允许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经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在资本家中举行讲演会，座谈会，开办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中间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我们的面前还摆着许多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政策，争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那些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但是我们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许有任何的强迫命令。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保证现有的一百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领导几十户、几百户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经验，党必须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经验。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为了有效地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现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绝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谨慎地担负起社员群众所委托给他们的重大领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员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员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们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不要轻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损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并执行自己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结教育资方人员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方人员，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说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继续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不长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三社会主义建设
第-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又八个半月。到明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编制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种成就了。
我们大力发展了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已经扩建了东北钢铁工业基地，开始了内蒙古、华中两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的电站、煤矿、油井，一系列的有色金属厂矿、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一系列的机器制造厂，一系列的轻工业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施工六百九十四个，完工四百五十五个。实际上，施工的项目将达到八百个左右，而可以完工的项目则将接近五百个。在计划规定的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七亿元中，前三年所完成的和今年计划完成的已经达到三百五十五亿元，占计划数百分之八十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这个规定将超额完成。今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而钢、钢材、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汽车轮胎、棉纱、棉市、纸张等项，今年的计划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千瓦至一万二千千瓦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一九五七年将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可以自给。
我国的农业，在总产值方面和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可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都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增长很少，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八。今年我国虽然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但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产量还是可能达到原计划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在水利方面，我国过去三年内，在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和其他许多河流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行了施工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此外，各地农村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
在运输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建设铁路新线四千余公里，公路干线一万公里，今年都将超额完成。
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迅速的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预计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职工文教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四年总计约四十四亿元。国家在过去三年中修建的和今年计划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公尺。
应当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个别的指标，例如石油原油、食用植物油、卷烟的产量，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将不能完成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
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和工程项目，虽然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为了完成某些重大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计划，却还必须适当地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作紧张的努力。对于其他限额以上的工程，也要争取尽量地完成预定计划。
各个重工业部门虽然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为了保证基本建设计划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钢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必须相应地增多煤、电、石油，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等等的生产。同时，还应当相应地解决运输和城市建设等问题。
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粮食、棉花必须力求继续增产。油料作物、猪和其他牲畜、有些副业产品在过去几年中增产不快，有的甚至一度下降，必须由农业和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它们的尽速增产，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将紧接着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讨论和通过我们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专门的报告。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呢？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这个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来，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般地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第二个五年内，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上述薄弱的和缺少的项目，争取在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包括部分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我们必须逐步改善这种情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来发现种类更多和数量更多的地下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在第二个五年内，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除继续建设东北、华中、内蒙古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外，将在三门峡周围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很多的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电站、煤矿、石油企业、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将拥有现代先进技术的装备。
重工业各部门的生产需要大大提高。在一九六二年，需要把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四百一十二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由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电的产量由一百五十九亿度增加到四百至四百三十亿度。
轻工业也需要有比较快的发展。在一九六二年，要求棉纱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五百万件增加到八百至九百万件，食用植物油由一百七十九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至三百二十万吨，糖由一百一十万吨增加到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万吨，机制纸由六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万吨。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且应当力争超过这两个指标。大豆、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也必须积极发展；副业中的养猪业，特别需要努力发展。
铁路，公路、水运等项运输事业以及电讯事业都需要继续发展，对于原有线路应当逐步地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继续合理地组织运输，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现在的铁路运输已经在某些地方呈现紧张情况，必须积极改善。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新建铁路八千至九千公里，把兰新铁路修到中苏边境，把西北、西南各省用铁路干线联接起来。
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
按照初步的计算，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除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五年内，职工人数将增加六百万人至七百万人左右；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农民的全部收入也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粮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应，都将有所增长。
从以上所说的简单轮廓可以看出，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按照这个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更大的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也随着有了改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一九五0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努力节减军政费用，但是，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六。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军政费用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也必须适当地集中使用资金。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十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同时，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我们的一部分消费物资必须出口，以便换来工业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装备。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以下，我们将就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当前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
工业
在工业方面，这里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职工生活问题，企业领导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在一九五二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约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这个比例将有可能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办。
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们想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第一，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出现商品不足的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以稳定的合理的价格去交换农产品，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建设的时间比较短，资金的周转比较快，所以资金的积累也比较快，而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资金正可以用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对于建设重工业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
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工业区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内，除开充分利用东北和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发展工业上的作用。
在第二个五年内，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业。
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得不够，以致地方工业不能够合理地发挥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机关也曾经不顾全国生产设备是否有余，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因而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这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
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无论地方国营企业或者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样，为了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工业，运输业以及其他一切部门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努力提高工程的质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我们已经生产了许多质量优良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建成了许多质量优良的工程。但是由于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不高，一部分企业缺乏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制度，特别是一部分企业的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地重视保证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只是片面地重视保证数量和进度，所以有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是不好的，某些产品不合规格，成为次货。商业方面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曾经一度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也降低了许多轻工业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责任心，甚至造成了许多产品质量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些情况已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扭转。一切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技术，并且逐步地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一切企业都要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不合标准的产品和不合规格的工程应当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应当积极地改善原料、材料的质量和原料、材料的供应工作。对于轻工业产品，应当严格地执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并且在一部分产品中逐步地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必须在一切有关的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关于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思想教育，彻底地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职工群众有许多困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职工群众说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其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组织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
处理职工生活问题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一切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工作是不是健全。企业的健全的领导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关的努力。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需要减弱。恰恰相反，许多上级机关并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它们对于企业的领导往往是不及和不具体的，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

农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应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呢？
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机耕面积，预计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计划增加的耕地面积，同第一个五年一样，只能达到几千万亩，即近于全国原有耕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化学肥料的产量，到一九六二年，每亩播种面积平均还摊不到三斤。因此，在第二个五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应当看到，依靠这些措施，实现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水利方面，现有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其余三分之二的耕地中，有许多是可以找到水源灌溉的。在肥料方面，人畜粪尿和绿肥等自然肥料，来源很丰富，肥效也高，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是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肥源的。我国农村有丰富的人力，而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只要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上述措施，完成建议中的第二个五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在第二十五年内，保证粮食和棉花的增产，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保证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产品的增产，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统计，除去自给性的副业不计外，各种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中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甚至超过粮食所占的比重，因而对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对于轻工业、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贸易的供应，又有极大的意义。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数一亿三千八百万只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因此，各个地方的党组织、政府和它的农业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领导。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在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上，应当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的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合作社比较忽视甚至不合理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格政策，一般地是适当的，是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在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几年来，某些经济作物、养猪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不快或者减产，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些偏低。这些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当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
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不但需要国家有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合作社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商业
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按今年的计划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在对外贸易方面，今年的进出口总值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可分之六十五。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生活资料为主的；一九五0年以来，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对设备和器材的需要，并且发展了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按照初步的估算，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二年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基本上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形成，杜会主义商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产品中的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部分，都要经过社会主义商业分配给工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的消费群众。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民对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需要的增长，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要求出口的物资愈来愈多，今后我国商业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人民群众和对外出口的需要，通过价格政策和采购措施来推动工业和农业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网，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对于工业品、农产品的采购和供应，并且使商业网的安排，适应于商品采购的需要和群众购买的方便。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要求在目前认真地改进购销关系，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和适当地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
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们的国营商业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农产品，除粮食、棉花、油料由国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或者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管理，统一议定商品价格，并且限制了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这就是前面说的，一部分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经过了十二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常波动。解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是说，不管当时某些物价是否合理，首先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在稳定以后，再对某些十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是成功的，它对我国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商业部门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续执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拟出一套适合于目前具体情况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比较完整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方案。收购价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有利于增产的目的，这是我们物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在收购和销售两方面，都必须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对于当地收购、当地销售的商品，收销差价过大的，应当适当地缩小；而对于低值的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适当地扩大。此外，还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国家的物价政策而寻求不应有的商业利润的行为。
商业工作的巨大的任务，要求全国的商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会做生意。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国商业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商业工作的干部和专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提到更高的水平。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拿一九四九年同今年计划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几万人。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十万零六千张增加到今年的三十三万九千张。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有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每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
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内根本改变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原故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原故吗？
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韵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国家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由于民主改革依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负起这种领导责任呢？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和大公无私的领导，就是贫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说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了。我国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那末，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视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过高地估计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和滥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比较分散，我们过去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比较薄弱。现在他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杜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
诚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是我国社会上除开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但是不论在过去和现在，这个阶级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尽。
由此可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工作就是完全健全的了。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常常脱离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不是发挥了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祥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三千五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经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近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今后，在尚待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给他们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认为少数民族一无长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视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单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观点，都必须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全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一九五0年领导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给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五、国际关系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根本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但苏联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欧亚两洲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九亿多人口，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大家庭。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合作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友好的关系。我国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友好的来往。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正动员国内人民的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工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的政策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力量都会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声望日益增长，对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堡垒。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在亚洲和非洲，摆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内，共有六亿几千万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在执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五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又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既符合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这一些伟大的历史变化，是同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美国垄断资本利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首先是控制德日等战败国，夺取英法等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它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美帝既主义把它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但是，谎话究竟不能掩盖事实。社会主义同侵略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消灭了依靠侵略发财、依靠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发财的阶级，也就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世界人民看得很清楚：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主张和平共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并且带头裁减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削减了自己的军费。相反，美帝国主义却仍然在扩张军备，反对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害怕和平共处好像害怕世界末日一样；它的武装力量至今还在远离自己的国界几千公里以外霸占着我国的台湾，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西欧各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把“防共”和“反共”的口号当作烟幕来掩盖一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早已流行过了。帝国主义者当然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也知道，强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碰不倒的。因此，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假借“反共”之名，以便压制本国的人民，尽可能地控制和干涉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反抗，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固有的矛盾。现在，受过和正在受着殖民主义灾害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愈来愈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当前最大、最贪婪的殖民主义者。在亚非地区，愈来愈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有力地限制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识破了美国扩张政策对它们危害的真相，而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赞成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趋势，也已经日益发展。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两国，曾经企图凭借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事实上，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只是为美国势力的入侵开辟了道路，而沉重的军费负担日益严重地妨碍着它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的主要盟国对于美国的垄断和控制的不满和反抗，特别是加深了英美之间的矛盾。同时，西方各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展开广泛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美国人民也已经逐渐地体会到这种政策为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战争的危险。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英法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正处在矛盾和混乱之中。英法两国在目前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下，虽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它们由于企图保持殖民主义的特权，对于民族独立运动却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政策。这种状况，在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以后的发展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英法政府想用武力干涉的方法，破坏埃及的神圣主权，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美国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企图乘机夺取它们在中东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反侵略运动之间的斗争，在中东正在尖锐化。全世界的最广泛的同情是在埃及方面，全世界最广泛的舆论都主张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英法如果不遵循和平解决的途径，而实行武力干涉，那就不但会受到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而且必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亚非两洲、拉丁美洲以及西方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将引起英法两国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世界是要走向和平的；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武力干涉政策只能招致彻底的失败。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岳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必然还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就终将取得胜利。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不久，就同伟大的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伟大的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巨大的援助，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也给了种种的援助。兄弟国家的这种同志式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援助，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中国身受过殖民主义的灾害，而且中国的领土台湾到现在还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不论它出现在亚洲、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平的力量。
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处境和愿望。我们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首先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要求。中国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体现了这些共同要求。我们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我们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同我们的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我们同这些国家有深厚的传统友谊，而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在我们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这种情况来破坏和阻挠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邻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解决。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我国同欧洲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常关系。
我国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立这种关系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美国一贯地敌视我国，侵占我国的台湾，派监特务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我国实行禁运，并且竭力在国际事务中排斥我国，蛮横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虽然如此，我国政府仍然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我们曾经一再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解决和缓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我国的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侵略。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人民对于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价的。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态度至今还远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结果怎样呢？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一切罪恶的手段来破坏我国，企图孤立我国，但是，伟大的新中国在世界上屹立着。正义是在我们方面，世界的广大的同情是在我们方面。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并不是我国，而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愿继续失败下去，它的出路，只能是对于我国采取现实的合理的态度。这种情况，对于美国人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来往。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中积极地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活动，并且积极地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了同各国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社会人士的交往。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是愈来愈多。事实证明，铁幕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六党的领导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壮大了。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受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的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也有极少数同志曾经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们则可以独断专行。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党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事实所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担负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务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了，并不是不会犯错误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都犯过暂时的、局部的错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也不是毫无缺点和错误的。因此，党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从而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
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我国原来是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的情绪经常影响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压力，资产阶级也经常从各方面来影响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但是我们的错误不但有杜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一个入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因此，为了避免犯错误，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
鉴于目前我们的党员十分之九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党的历史上正确的路线怎样有效地克服错误路线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
党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
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同时，加入我们党的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辩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而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则要特别着重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三，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我们应当迅速地集中必要的党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从事当前国际问题的研究，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使这一系列研究适合于当前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适合于向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前面说过的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 。
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在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受到了充分的注意。对于这个草案，邓小平同志将作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需要多说。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权利和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草案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在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权利。草案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党章草案还规定，县一级以上各级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所有这些，必将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当然，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只是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纠正了王明，博古等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后，也彻底地改变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
在党内斗争中，党首先严格地区别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
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了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在我们的队伍中确是混入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我们已经清洗了一些，以后也还要继续注意防范和清洗。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过去我们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群众斗争，以后又粉碎了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高饶反党联盟。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但是，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对于在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虽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予恰当的纪律处分，或者适当地调动工作，但是仍然必须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总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就必须让他留在党内改正，并且不应当滥用组织权力，给以不适当的处分。反之，如果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去纠正思想性质的错误，那末，不但思想问题不会解决，错误还会重犯，而且必然伤害党内应有的和睦，甚至会把普通的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组织的分裂。
党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加强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于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这样，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必然日益巩固。而党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不但是我们党本身的利益，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党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我们要巩固地团结全党，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地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
我国最广大的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的纽带，除开前面已经说过的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以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国工会组织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会员，它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工会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方面，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吸引工人群众，，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另一方面，还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忽视这两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纠正。
已经拥有二千万团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近即将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团在过去几年的有成效的努力，在我国生气勃勃的青年职工、青年农民、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中，正源源不绝地生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并且向党输送着大批的新党员。青年团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在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某些团组织不注意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不用说服教育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点。
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作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妇女群众现在在工农业劳动中和其他许多社会职业部门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如同我们党在国内依靠着我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在国际上，我们依靠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依靠着各国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兄弟团结，必须继续向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对待任何兄弟党，都必须采取热情的和谦虚的态度，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大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
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成就里面，包含着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奋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此谨向各国兄弟党，并且经过他们向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并且保证同他们永远团结一致。
让我们全党同志永远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同全国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永远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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