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都县高级中学:自由与民主------写在辛亥革命100年之际

自由与民主------写在辛亥革命100年之际

     我好像很久没有写点纯文字的东西了，我的博客越来越成了图片介绍。我自知道，在我的读者群中，有很多是阅读文字的人群，我的不少政经议论文，点击数并不比图片博客少，评论亦更多。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别人分享，引起争鸣，这是很值得我欣慰的。

     辛亥革命马上就一百周年了吧，我最近一直在看关于她的书，期间有些想法，今天把它写出来，能不能用简单扼要的语言把想法写明白，是我要做的。

     如果将辛亥革命看作一场民主革命，则三民主义的核心应当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同盟会宣言）

     但孙中山理解的自由涵义过度狭隘，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尚不及严复。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他对自由作了根本性曲解：“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从当年中国被列强欺辱，所以孙首先强调国家自由与独立这个并没有错，但如果从现代的角度看，孙中山其实没有理解，没有保障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则国家独立只对权贵者有利，而对人民毫无意义，就像秦始皇治下的中国是独立的，但人民受到极度奴役以致揭竿而起。而当年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市民享有自由，所以几十年来只有大陆人冒险逃往香港，而没听说香港人逃往“民族独立”的大陆。而《天演论》译者严复一反近代西学东渐的信条“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张之洞)，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才真正看到了西方文化与政治的精髓：欧洲近代的一场场革命都围绕自由，为保障自由才选择民主形式。如果议会民主通过的法律有悖人权，该法律即为无效，这就是“人权高于民主”的宪法原则。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纳粹德国的惨痛教训，该原则又延伸到“人权超越主权”的现代国际法。

    正因为孙中山有这样观点，所以他觉得“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一定不来附合”。一场革命需要唤起民众，于是只剩下民族主义的杀手锏——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一场本当理性的政治变革最后进入了非理性革命。

     沿着同样思路，在具体施政方略中孙中山提出，鉴于中国人政治素质低下，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能立即施行宪政，而要经历军政、训政才能宪政。这就误解了民主的基础：民主不是一个书本理念，民主是现实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如果经过“军政”，某政党或个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几年后已经成为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独裁），还会主动将手中权力和利益归还给人民？

    至于训政就更无从讨论，毛泽东都笑话：“训政，谁训谁？”靠统治者来训政被统治者，只能训出更多的奴才，蒋介石就以“训政”为借口无期限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有为民请命的传统，而为民请命的心理基础是自命清高，扮演启蒙者，其心态本身就背离现代民主与人权理念。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不认为读书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会超过一个普通老农。甚至有人天真地向专制者及其奴仆作民主启蒙，其实现代专制者最了解民主，了解民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才会不惜镇压手段封杀任何初露的民主萌芽——政治角逐中的权力平衡。

     辛亥期间真正有民主意识的首推宋教仁。他主持《临时约法》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谢绝袁世凯任命他为政府总理，而坚持要通过全民大选来竞选总理。他改组同盟会而创建国民党，主持党务。1912年底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在众、参两院各获得45%的大胜，年仅三十的宋教仁将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首届民选总理。他计划当政后推动宪政，举行总统大选（袁只是临时总统）。但他的稳步策略与孙中山的激进政治产生冲突，对袁世凯的政局形成威胁，宋教仁不幸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杀还是袁杀成为历史悬案。黄兴等国民党多数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调查和惩办凶手，而孙中山却一口咬定袁是主谋，决意军事讨袁，发起“二次革命”。很快兵败，国民党核心人员逃亡日本。刚刚诞生的中国首届民选议会尚未运作，就已瘫痪，宋教仁的宪政理想顷刻云消，引来此后袁世凯称帝和几十年战乱——宋教仁怀端中国民主的残烛而呕心沥血至死，他的死却改写了中国历史，一场惊心动魄、刚有一线自由曙光的辛亥革命，又以回归专制而谢幕，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实现自由的历史。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个体放肆或为所欲为，而是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来思考、言论和行为，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法制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结晶。所以黑格尔一方面惊叹中国会有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巨著，但另一方面又论定中国没有历史。构成“历史”有三要素：变化、进步和新生。中国的改朝换代只是循环，没有发生社会变化和进步，留下了许多可资说书的故事，但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历史”。今日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上海市长或各省省长皆非民选，而由中央指定，是否可以称为北京政府驻上海或各省办事处主任（旧称巡抚）呢？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华夏民族提出了社会理想，但中国目前依旧是，党凌驾于国，国凌驾于民（此正是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并强调急需改革的）。所以值辛亥百年之际，炎黄子孙要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但要超越辛亥革命的理念。所要超越的只有一点：要在中国建立起人的尊严，任何制度都必须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