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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思考

作者 ：
俞正樑
发表杂志：
《国际观察》
出版时间：
2011年第6期
内容简介：         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了特殊机遇快速崛起，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在继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战略挑战期，2010年是标志年。纵观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崛起大国像中国那样，同时存在着统一、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长期处在安全瓶颈之中，同时还遇到激增的全球性问题的炙烤。这一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全球性问题的双重挑战构成中国第一个巨大的压力。第二个更大的压力叠加是内外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和联动。这些叠加的矛盾和挑战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并将使中国长期处于战略敏感期、紧张期和摩擦期。要应对好这些战略挑战，就要有全局观和忧患意识，把深化国内改革、重新定位与稳定周边、重新审视对美战略确定为三个战略重点。         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了特殊机遇快速崛起。全球语言研究所排出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是头号新闻。美国《时代》周刊主编扎卡里亚也说21世纪头十年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崛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国庆60周年及其阅兵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崛起的主要标志，中国连续三年集中展示了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中国长期以来属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目标是向全球性强国转型。快速提升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根本保障，历史大趋势无疑是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牢固基础，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中国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能否快速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准确研判与把握内外形势，处理好内部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将开创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世界强国的攻坚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外的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和新定位。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对因国内外形势和条件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全面崛起而出现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前被掩盖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这种风险挑战空前绝后，它是由中国崛起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也是特定大国成长中的特殊烦恼和阵痛，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想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正面临着历史上崛起大国从未碰到过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既要增强机遇意识，更要增强忧患意识，对这种战略风险与挑战进行充分的评估和保持足够的重视，在战略大格局中予以应对，化危为机，可持续崛起。新挑战和新机遇是相伴而生的，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一、中国进入了战略挑战期
2010年作为战略挑战之年的到来绝非偶然，国内外矛盾激化，面临巨大的战略压力，这开启了中国的战略挑战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也正在成为各国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甚至常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被采取反制手段，这种情况前所未有，遽然增加了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转眼间中国外交局势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巨变态势。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心在亚洲，当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到亚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其中心之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出现了重合趋势，而且，中国在国际权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都会给其外交构成巨大压力和更直接挑战。[1]
巴里·布赞断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未来30年将遇到比过去30年大得多的困难。[2] 在中国这一战略关键期，我们不仅要重视战略机遇期，更要重视战略挑战期，只有顺利化解战略挑战期，才能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化挑战为机遇，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战略挑战期，就会失去战略机遇期。
未来中国之路是继社会制度成功转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大转型，是一次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生态等所有方面的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也是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转型，其难度之高前所未有，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复制。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在包括内外两个大局的“全局”中所存在的重大矛盾和战略挑战及其多层叠加和密切联动，用国家建设大理论和大思路来主动驾驭和指导全局，应对大挑战。
（一）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全球性问题的叠加
这是中国面对的第一个巨大的压力叠加。综观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崛起大国像中国这样，同时存在统一、领土、领海等一系列主权问题，深陷传统“安全困境”，中国将长期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
且不说“藏独”、“疆独”蓄谋分裂国家的活动有增无减，由于“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动和美国的持续干预，台湾至今孤悬海外，仍处于正反两大力量反复拉扯之中，两岸关系的深化遇到了难以化解的结构性障碍，眼前这场台湾领导人选举清楚表明，台湾未来政治走向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统一之争未有穷期。台湾是中国自由进出太平洋之门的战略枢纽，是中国海洋安全的关键和核心，她迟迟未能回到祖国怀抱，对于国家主权、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而言，不啻是切肤之痛，尤其是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真正的战略任务。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认为，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国是个有着尚未解决核心利益的大国”。[3] 中国国家统一主要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威胁。
2010年中国周边形势激化，海洋争议问题凸显，海洋冲突集中爆发，敲响了战略挑战的警钟，这是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主要标志之一。朝鲜半岛从天安舰事件到延坪岛事件，形势急剧恶化。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力图在中国成为海洋强国之前，以国内法管辖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其潜在的后果是中国不仅将丢失大量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战略空间也必将遭到挤压。钓鱼岛事件不仅使中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而且正在导致日本对华民族主义的转型，这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非常不利。中国本希望通过宣示核心利益来警告外国不要轻易触动南海问题，结果却贻人筹码。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惮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忧虑日益加深，加紧布局南海，加强对所占岛礁的实际控制和主权宣示，加强对海底资源的排华性开发，并主动邀请美国等域内外大国介入，以求平衡中国的力量。按理说，经济上的优势会带来政治、安全和战略上的优势，但周边国家越是享受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成果，中国受到的战略压力反而越大，周边战略环境反而趋于恶化。这与英美崛起时经济优势会带来政治、安全和战略优势不同。这就给中国的大战略选择造成了困局。
美国也对中国有忧虑感和危机感，中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处于亚太范围，美国抓住时机，全方位“重返亚洲”，它从调整亚太战略切入，使之成为新战略重点，在热点问题尤其是海洋问题上高调介入，采取明显偏袒的干预立场，扮演了搅局者的角色，推波助澜，乘机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同盟与准同盟关系，大搞军事演习，以“海空一体战”聚焦中国军力，靠前部署，同时把宝押在替代中国的势力中心的崛起上，凸显制约、防范、威慑、围堵中国的新战略支点，中国几乎被封堵在近海范围。美国对华全方位战略威胁是造成中国周边安全困境的主要因素。美国韬略中国海提出了中国如何处理与海权大国关系的严峻问题，而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是难以退让的。现今美国正在调整战略，从全球反恐战争中脱身，把战略重心移向当今美国传统安全的中心——西太平洋地区，一旦战略转移到位，再加上日、印、澳战略调整聚焦亚太，中国会立即感受到军事遏制态势和巨大的战略压力。因此，舆论所谓2010年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迫年”不无道理。
在这种战略大背景下，在中国周边几乎所有问题上，域内外大国纷纷卷入，加大战略投入，呈现出大国政治化的趋向，中国面临与周边国家利益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双重碰撞，地区战略格局加速演变，战略态势尤其是海洋战略态势出现了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倾斜，极大地增加了解决海洋争端的难度，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剧增。中国要迈向强国之路，必须要用海洋战略大思路来解读眼前这一片深蓝，深刻认识到由于自身海上力量薄弱，缺乏整体的海洋战略及其部署，使得美日甚至一些中小国家敢于且能够以非常小的代价就对中国造成很大打击，造成中国海防四面楚歌，南海、东海、黄海已进入多事之秋，中国的海洋地缘态势恶化，向海洋突围步履艰难。
中国的崛起遭遇了严重的传统“安全困境”，又恰逢全球性问题激化的时代，遇到激增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气候问题的炙烤，中国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中国的发展将从实现自身发展延伸到实现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这一双重战略挑战构成第一个巨大的压力叠加。恰恰在此时，中国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责任论”的压力又骤然而至。中国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之为“近代史上最孤独的崛起中大国”。
（二）第二个更巨大的压力叠加是内外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和联动
现今国际形势不再是单纯的外部环境，中国自身的因素已经融入其中，两者密不可分。对世界来说，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中国的一举一动令人关注。在国力的国际比较中，GDP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这一规模的质量取决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则决定经济竞争力，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弱点，而中国的人均GDP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市场、汇率及资源等方面的冲突却趋于白热化，在世界各地遭遇保护主义的层层拦截，原有的发展思路已不可持续，要缓和冲突，唯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内需，而要在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贫富差距悬殊、通货膨胀上升、物价指数上扬、消费严重不足、群体事件不断、维稳形势严峻、社会心态失衡、社会张力巨大的情形之下，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内进行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具有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国内外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和联动的压力和挑战如此之大，如此尖锐，如此紧迫，史无前例。
（三）中国内外重大矛盾和战略挑战的多层叠加、密切联动呈现出显著特点
一是表现为深层次的、多样性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性挑战。无论是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被视为挑战者的中国与霸权国美国的较量，无一不是如此。结构性和战略性矛盾冲突强度高，长期存在，处理不当，后果严重。二是这些结构性、战略性矛盾集中性爆发极大地增加了应对的难度。三是具有全局性影响。它不仅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而且使两个大局密切联动，浑然一体，互相牵动，互相影响。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大局观，更要有全局观，能够总揽国内外全局，防止顾此失彼，防止总体战略失误，防止战略空间遭挤压。
二、中国的战略重点
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内忧外患的叠加使中国长期处于战略敏感期、紧张期和摩擦期，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如重重关山，内部压力剧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全世界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外部压力也必然骤增。面对战略挑战期，中国唯有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少一点“盛世心态”，多一点韬光养晦，少一点无谓张扬，多一点积极作为，少一点全球出击，多一点周边行动，化解内外矛盾，集中力量于战略重点，保证在国内、周边和对美三个方向上的重点突破，夯实基础，为向世界强国冲刺创造机遇和条件。
（一）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点在国内，最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目前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要集中力量，调整社会结构，取得重大社会突破和变革，安然度过社会矛盾凸显期，达到长期维持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转向内需社会是一项战略任务，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应对国内外战略挑战的关键，而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驱动的基础上，构建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和包容性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尽快打造福利共享、民富国强的和谐社会，才能积蓄能量，一致对外，去争取世界强国地位。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打败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打败自己。因此，总体战略的重中之重应放在国内，这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二）重新定位周边。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地缘政治中心也会转移到亚洲，中国处于亚洲的中心，自然要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周边，以稳住自己的“后院”。在未来的中短期内，周边的“首要”之义必须“落地”。所谓“首要”，是指“摆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战略重点，周边外交到了该真正摆放到首位的时候了。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周边的妥协和搁置政策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很少有实质性进展，对周边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以及战略预测都未到位，其外交动作的规模和力度甚至远远比不上对非洲的外交，中国外交一直忙于大国外交和资源外交。事实证明，大国外交或对美外交并非是一把万能鈅匙，能解决掉周边外交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在亚洲，没有直面现实把亚洲当做地缘政治经济核心，周边一定要出问题。目前，周边出现了严峻形势，在主客观方面都有某种必然性。中国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其外部环境主要在周边地区，它是国家核心利益特别是最重要的国防利益之所在。如果处理不好周边关系，外交局面就很难稳定。中国应尽快制定总体战略下的周边战略，第一，通过深化经济合作和提升共同利益来扩大和深化相互关系，形成“睦邻友好带”，第二，引导优先议程设置来指引行动方向，聚焦务实合作，第三，优先配置资源，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形成命运共同体，其中，外交资源的整合与统一运用，尤为重要。中国必须解决经济和战略走出去的平衡问题。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是封闭或半封闭海。中国要以“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家”为起点去追求成为海洋大国。[4]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大力加强海防力量，二是防备美国深度介入，三是敢于采取实际行动，控制海洋边界线，四是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在每一个时期，只可重点打击一个挑战中国底线的国家。中国应显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目前宜以南海为重点，全面、均衡执行邓小平制定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尽快制定海洋战略，并保持战略清晰。维权维稳，要以维权为本，在此原则和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维权问题要靠自身实力，要对我领土、领海及其专属经济区加强行政管辖和实际控制，对来犯者一警告，二驱赶，三对于敢动武者坚决予以歼灭，要把军事威慑作为稳定周边的重要手段。对与我有无南海主权争议的两类不同的东盟国家及性质不同的问题，予以分类处理，区别对待。面对挑战中国底线的行为，要敢于采取断然措施，打掉一些国家企图篡改“主权归我”原则的幻想。针对越南、菲律宾等国采用政经分离政策，既想依靠美国等域内外大国的支持，继续非法占有中国的领土、领海及其海底资源，又想继续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政经捆绑，有条件地给予经济好处，以换取政治让步。中国可主动发起与南海争端国的五方会谈，以“小多边”打掉“大多边”。同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下，主动引导南海各方将重点转入务实合作。中国应将南海问题中的“主权争议”与“海上航道”区别开来，根据国际海洋法的精神，在确保南海的自由航行和无害通过问题上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共识和合作。中国亟待确定参与马六甲海峡安全机制的具体方案，并逐步成为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重要一员。油气、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共同开发，海洋研究及环保，航行安全与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可采取多边主义战略，纳入本地区利益相关者的多边平台予以解决，中国应多做贡献。在达成合作开发前，中国应抓紧南海开发从而维持争议，保持存在，促成合作。
东海争端问题特别吊诡，须谨慎处理，目前宜以维持现状为主，加强实际控制，防止日本单方面发起政治上、法律上重大挑衅，并迫使美国深度介入。
（三）超越恶性的地缘政治较量和军事竞争，解除被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的魔咒，用新思路、新战略维护好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在21世纪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竞争什么，竞争趋势是什么，怎么向和平、合作的方向加以引导，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核心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美国决策层清楚美国真正的危机来自中国创新能力的迅速赶超。中国已经制定并开始实施全面的创新战略及其宏伟计划，成效显著，近期中国高科技和军事现代化成果迭出，充分展现了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2011年2月18日美国专家发布新的研究称，美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失去科研领域的主导地位。两天后总统科学顾问公开警告说“中国将彻底击败我们”。美方的忧虑和危机意识可见一斑。
奥巴马总统在国会发表的2011年国情咨文中四提中国，涵盖中国的教育、高科技、基础设施等创新能力及其基础。他指出，美国当今面临一个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意指中国技术创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越来越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和印度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呼吁“激励创新”，“发展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实现“再造自我”的“美国梦”，美国政府也会有针对性地注入新的资金给予支持。他就此提出了战略目标，即赢得未来，保持美国在创新能力、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竞争力。白宫旋于2月4日发表《美国创新战略》报告，阐述这一具体构想，并提出5项新计划：发展高速无线网络、改革专利审批制度、发展清洁能源、实施教育改革、实施《启动美国伙伴关系》计划。近来，频频出现在奥巴马讲话中的关键词是“赢得未来”、“创新能力”、“竞争力”等词。这反映了奥巴马的核心思想，也很可能成为其谋求连任的竞选关键词。
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围绕着创新这一核心竞争主题，启动了新一轮全面竞赛，全力展开着眼于未来的深层次竞争与合作。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点和焦点还是清洁能源合作，共同开发，技术共享。这种创新竞争将会是和平的，至少可以避免恶性冲突，也可能会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逐步具有合作性，我们已经看到在开发新一代创新型航空生物燃料、煤炭洁净燃烧、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扎下根来，一旦两国最有才智的头脑在突破性技术上展开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实现技术共享和精诚协作，其结果可能是一系列遍布世界的技术领先、富有成效、造福于人类的合资企业。这也是一个信任机制建立的过程。这应当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或正确轨道，也是两国悄然迈向G2的切入点、路径和方向。这既有利于中国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也有利于美国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这是时代条件使然，也是领导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使然。
领导国与崛起国的竞争史证明，并非所有的大国间权力转移都伴随着战争，而且，今天的世界也不太可能再通过大规模战争来实现世界权力的转移。今后世界权力的转移路径可能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国际危机引发世界权力转移，另一条是大国间进行创新竞争，其结果不仅权力转移有可能是和平的，而且，权力转移时期往往是它们创新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往往催生重大技术突破和变迁，使之大规模应用及扩散到全世界，用以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因此，中国要把握大国竞争的规律，主动创造战略机遇，一方面善用国际危机，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尽力利用奥巴马主义的新空间。奥巴马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至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奥巴马表示，美国“有条件”接受并欢迎中国崛起。中国要以一种透明和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战略走出去和军事现代化，要善用中美间的创新竞争与合作，引导美国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促使重大技术突破成为两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重要合作基础，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极力避免地缘政治恶性竞争和军事挑战。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陷入经济困境，在这种情势下和中国竞争，美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其非常强势的军事力量。如果双方因误读或误判而采取全面对抗的措施，就会把对方塑造成自己的敌人，两国关系就会蜕变为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十有八九会发生争霸战争。战略机遇期在中国一边。我们只有在创新竞争中取得整体优势，才能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三、美国崛起历史的启示
中美两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地缘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但是，美国崛起的历史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美国从建国到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历时一个多世纪。在这一时期，它对内着力强国富民，对外主要经营周边，避开英国霸权的锋芒，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
（一）建国初期，美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改进和各利益集团间矛盾的调整上，同时开疆拓土，反对外来干涉。美国的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商业资本加速向工业资本过渡，南北战争和西进运动又给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准备了条件，一度出现所谓“和谐时期”与“镀金时代”,形成了“发展、增殖、繁荣”的局面。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十分推崇19世纪美国的“多数人利益应当优于少数人利益”的广泛民主。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出现过经济垄断，贫富悬殊，严重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尖锐问题。美国以制度建设来应对当时的经济社会问题，让政府变得透明和受民众监督，国家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国家和社会、市场的关系趋于均衡，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之和。但它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却远远落后于欧洲列强。美国把它首屈一指的经济力量转化为世界头号强国，又花了半个多世纪，其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机遇。
在这方面日本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一靠教育的特殊定位和优先投入，二靠富庶的农村带来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不断发展，三靠均质社会的构筑，让大多数国民基本上平等地享受到发展的好处。
（二）美国从开国到经济崛起之前，国力有限，在对外关系上力图从国际中心舞台——欧洲错综复杂的纷争中脱出身来，执行维护国家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防止欧洲列强干涉美国内政及其周边地区。它主要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门罗主义，一脉相承。所谓“美洲人的美洲”，说白了是“美国人的美洲”，即周边是美国外交的首要和重点，美国既无力干预欧洲事务，也不让欧洲干涉美洲事务。美国变消极的战略防御为积极的战略进攻，变周边为自己的利益范围。这可以为一些大国提供一个先例。在经过这些大国自身的需要、利益、地缘政治环境、历史和传统的过滤后，可被用来帮助其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
（三）美国的崛起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使霸权国愿意接受现实。独立后的美国处于以海洋强权为主要特征的英国霸权时代，英国舰船游弋在广阔的海洋上，控制着海上通道和战略要地。美国与英国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也存在着战争的潜在威胁。美国在与英国的长期互动中，极力加强战略合作，强化彼此间安全认同，增信释疑，实现和解，避免对抗。美国承认英国既得海权利益，选择太平洋方向拓展海权，避开了英国的锋芒，在竭力不与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为美国崛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顺利完成全面崛起，最终实现了世界权力的和平转移。
（四）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就开始为世界提供具有美国特色的普适性理念和价值观，还提出了国际治理及其制度创新，并开始提供公共产品。
美国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需要，总体上推行低调外交，重点经营周边，学会了把英式商贸移植到自己广阔的空间，适时利用有利的战略机遇，推进自己的全球利益。直到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后，美国才开始推行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向全球强势出击。
美国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第二经济大国转变为第一经济强国甚至综合性强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在21世纪的进程中，中国要充分利用战略机遇，着力化解战略挑战，重点经营好自己和周边，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一条走向最后成功之路。
注释：
[1] 参阅郑永年：“中国外交局势呼吁强势外交战线”，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9月1日。
[2] 巴里·布赞：“中国能和平崛起吗？”，《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0页。
[3]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Vol.74，No.1，Jan/Feb 2000，P.56.
[4] 傅琨成：“寻找中国在海洋中的定位”，《文汇报》2010年2月26日。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其他专著：
全球性问题与国家 （2011年第4期）
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 （2010 NO.6）
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 （2010年第2期）
《试论全球性议题与全球政治的新发展》 （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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