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威地产:“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舒英

　　日元升值的历史，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但对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影响深远的则是“广场协议”，以至在探讨近10多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时，人们还不时提到该协议。那么，“广场协议”究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广场协议”与日元大幅度升值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决定5国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这项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

　　为了防止美元贬值过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了7国财长会议，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的水平。但是，日元升值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末，进入1989年才开始有所回落。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国际收支的影响

　　“广场协议”前，日本对外收支盈余急剧增加。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68.5亿、208.0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分别为69.0亿、205.3亿和336.1亿美元。日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美国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势，促进日本扩大进口，纠正两国间的收支不平衡。但是，这种期待却落了空。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并未减弱。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84年的263.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亿、2000年的3616.4亿美元。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5551亿美元。

　　统计数据表明，日元升值并未起到纠正日本对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贸易结构。

　　在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出口商品的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加速向知识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一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会因日元升值而大幅度减少。

　　在进口贸易方面，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原材料占日本进口总额的70%以上。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初级加工品和劳动集约型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但原材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仍占50%左右。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原材料消耗呈相对减少之势。尽管日元升值使进口变得便宜，但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不会因此而增加。

　　但是，并不是说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没有什么影响。

　　三、“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副作用

　　首先，日元升值全面抬高了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过去曾以物美价廉驰骋世界市场的日本产品，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商品世界中的“贵族”。虽说日元升值对那些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影响不大，但是，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日元升值会抑制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从而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造成打击。这种打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其他产业，甚至有可能形成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全面抑制。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担心的“日元升值萧条”。

　　第二，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的进口价格。这固然可以使资源短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廉价的外国制成品也同时涌入日本，冲击着日本原有的产业结构。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日元大幅度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此后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和日本股市的动荡，都有国际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关系

　　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然而，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在“土地拜物教”、收益预期的驱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于是，地价爆涨，股价扶摇直上。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日本内部。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五、“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积极作用

　　受日本舆论的影响，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的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其实，即使是对于日本而言，“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快速发展→进口资源增多→触及国际收支天花板→采取紧缩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率→进口减少→国际收支恢复平衡……。这种循环反复出现的根源在于资源的制约。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其经济发展建立在进口资源的基础上。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以进口足够的资源，加之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三，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146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第四，日元升值有助于提高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本的GDP在OECD中的比重由1984年11.6%上升为1988年的26.5%。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总面积不足中国云南省的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学习时报》2003年11月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