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全面提法应是：为什么影响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基本上，或绝大多数，都只发生在西方，更确切地说，都只发生在西欧和北美？

　　中国人喜欢谈历史，中国儒家的文人们一谈起中国历史来就眉飞色舞，然而，中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中国帝王将相们的历史，与全人类智慧文明的进步，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更与今天正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对智慧文明（民主的、科学的、自由的、智慧的、道德的、情感的、作为“人”的最终极的幸福的，等等）生活的向往又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难道大谈这些中国历史故事的先生们还想让这种与人类智慧文明基本无关，甚至还更有害的历史，再又重新返回到中国的当代甚至未来不成？或者，中国儒家的文人们的的确确已经贫乏、愚昧、无聊、无耻到只有中国古老发霉的历史可谈了？事实上，中国的儒家文人们谈论中国历史已两千多年了，他们究竟谈出了什么“道道”来没有？我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毫无价值”，也即是说，他们所谈论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无关，大部分都是应该永远诉诸高阁的文字和语言的垃圾。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们，中国的儒家文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与人类智慧的文明具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来，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如何控制、哄骗、欺压，甚至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他们本身之间的勾心斗角、狼狈为奸、互施计谋，甚至互相残杀等等。中国的历史，说穿了，基本上就只是这样一部以暴力为中心题材的权谋史、屠杀史、谎言史，其中的文字，基本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的历史，说白了，基本上与人类智慧文明发展的关系不大，或者说，基本上与如何发展和推进中国人的智慧无关。说得更确切一点，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智慧的发育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停滞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在今天的人类智慧的文明群体之中，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几千岁年龄的“老儿童”，甚至“老幼儿”而已。正是因此，今天如果想要回顾全人类的智慧史、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艺术史等等），我们就不能不严重地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所有与发展、推进人类的智慧、思想，也即与发展、推进人类智慧的文明密切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绝大多数都只集中发生在西欧和北美。这正是我的文章题目的初解。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对此进行最合理的解释呢？其实，对于上述问题能够作出最充分合理的解释的理论，并不是来自西方的哲学、科学，而应是来自我们伟大祖先的“易大象”的“天则”。令人非常痛苦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老子、墨子，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极具文明开创性的伟大的开头，而中间的两千多年我们却完全中断了，不仅没有继往开来，反而是被极权专制主义者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和意愿，利用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来滥竽充数，乃至充斥所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至生生阉割了历代中国人智慧的大脑，使之在漫长的时日之中，始终严重匮乏对理性、对自我智慧潜能的开发。用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即造成中国人在漫长的时日里，始终都处于等待启蒙，然而却又永远得不到启蒙的深深的蒙昧和智慧饥饿的状态之中，这其实就是中国人漫长的中世纪。用“易大象”的理论来说，长期以来，中国人在从“太极而阴阳”向“阴阳而三行”的“易”的（社会的、思维的）“天则”的变迁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永远都难以跨越的巨大的鸿沟，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故。然而完全相反，西方人近代的崛起，却恰恰是在从“太极而阴阳”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步骤上、法则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这活该让今天的中国人深深感到自己的悲哀：怀抱着伟大的金饭碗——“易大象”，却贫穷饥饿了两千多年，这种“贫穷”和“饥饿”，是中国人智慧的“贫穷”和大脑的“饥饿”。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西方人在近代，可以有条件从中世纪的“太极而阴阳”的观念层面突破，并进而跃迁到“阴阳而三行”的新的文明步骤和台阶，而中国人却永远也走不出“太极而阴阳”观念层面的智能的陷阱和沼泽？“易大象”是万事万物“易”（运动、变易）的法则，甚或“天则”。对于人类而言，它既是思维精神的法则，也是社会行为的法则和生命存在的法则。换言之，“易大象”不仅是人类的精神人的法则，也是人类的社会人的法则和自然人的法则。

　　运用“易大象”的法则来分析全人类的历史，这将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人类巨著，这部巨著应该由中国人的子孙来完成。今天，我仅以一篇小小的博客文章来涉及如此重大的课题，我将不得不只能从几个最突出的实例来作一点具体的分析。当然，我的分析必须是真正抓住理论要害的最关键的分析，因此，我决定从当前大家全都非常关心的“民主”和“科学”的问题着手。具体的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为什么只能首先在西方发生，而却从根本上与中国人无缘？现在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民主”与“科学”首先发生的问题，将与人类智能的运动如何首先从“太极而阴阳”的层面突破而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层面的问题挂起钩来？这也正是我下面论证的关键所在。

　　先谈“民主”的社会历史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仅以最简单的方式作出解答。之所以“民主”的社会历史首先在西方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西方首先发生了政治权力的三种相互独立形式的分化的过程，以问题的全面提法应是：为什么影响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基本上，或绝大多数，都只发生在西方，更确切地说，都只发生在西欧和北美？

　　中国人喜欢谈历史，中国儒家的文人们一谈起中国历史来就眉飞色舞，然而，中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中国帝王将相们的历史，与全人类智慧文明的进步，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更与今天正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对智慧文明（民主的、科学的、自由的、智慧的、道德的、情感的、作为“人”的最终极的幸福的，等等）生活的向往又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难道大谈这些中国历史故事的先生们还想让这种与人类智慧文明基本无关，甚至还更有害的历史，再又重新返回到中国的当代甚至未来不成？或者，中国儒家的文人们的的确确已经贫乏、愚昧、无聊、无耻到只有中国古老发霉的历史可谈了？事实上，中国的儒家文人们谈论中国历史已两千多年了，他们究竟谈出了什么“道道”来没有？我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毫无价值”，也即是说，他们所谈论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无关，大部分都是应该永远诉诸高阁的文字和语言的垃圾。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们，中国的儒家文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与人类智慧的文明具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来，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如何控制、哄骗、欺压，甚至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他们本身之间的勾心斗角、狼狈为奸、互施计谋，甚至互相残杀等等。中国的历史，说穿了，基本上就只是这样一部以暴力为中心题材的权谋史、屠杀史、谎言史，其中的文字，基本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的历史，说白了，基本上与人类智慧文明发展的关系不大，或者说，基本上与如何发展和推进中国人的智慧无关。说得更确切一点，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智慧的发育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停滞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在今天的人类智慧的文明群体之中，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几千岁年龄的“老儿童”，甚至“老幼儿”而已。正是因此，今天如果想要回顾全人类的智慧史、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艺术史等等），我们就不能不严重地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所有与发展、推进人类的智慧、思想，也即与发展、推进人类智慧的文明密切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绝大多数都只集中发生在西欧和北美。这正是我的文章题目的初解。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对此进行最合理的解释呢？其实，对于上述问题能够作出最充分合理的解释的理论，并不是来自西方的哲学、科学，而应是来自我们伟大祖先的“易大象”的“天则”。令人非常痛苦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老子、墨子，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极具文明开创性的伟大的开头，而中间的两千多年我们却完全中断了，不仅没有继往开来，反而是被极权专制主义者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和意愿，利用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来滥竽充数，乃至充斥所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至生生阉割了历代中国人智慧的大脑，使之在漫长的时日之中，始终严重匮乏对理性、对自我智慧潜能的开发。用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即造成中国人在漫长的时日里，始终都处于等待启蒙，然而却又永远得不到启蒙的深深的蒙昧和智慧饥饿的状态之中，这其实就是中国人漫长的中世纪。用“易大象”的理论来说，长期以来，中国人在从“太极而阴阳”向“阴阳而三行”的“易”的（社会的、思维的）“天则”的变迁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永远都难以跨越的巨大的鸿沟，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故。然而完全相反，西方人近代的崛起，却恰恰是在从“太极而阴阳”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步骤上、法则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这活该让今天的中国人深深感到自己的悲哀：怀抱着伟大的金饭碗——“易大象”，却贫穷饥饿了两千多年，这种“贫穷”和“饥饿”，是中国人智慧的“贫穷”和大脑的“饥饿”。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西方人在近代，可以有条件从中世纪的“太极而阴阳”的观念层面突破，并进而跃迁到“阴阳而三行”的新的文明步骤和台阶，而中国人却永远也走不出“太极而阴阳”观念层面的智能的陷阱和沼泽？“易大象”是万事万物“易”（运动、变易）的法则，甚或“天则”。对于人类而言，它既是思维精神的法则，也是社会行为的法则和生命存在的法则。换言之，“易大象”不仅是人类的精神人的法则，也是人类的社会人的法则和自然人的法则。

　　运用“易大象”的法则来分析全人类的历史，这将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人类巨著，这部巨著应该由中国人的子孙来完成。今天，我仅以一篇小小的博客文章来涉及如此重大的课题，我将不得不只能从几个最突出的实例来作一点具体的分析。当然，我的分析必须是真正抓住理论要害的最关键的分析，因此，我决定从当前大家全都非常关心的“民主”和“科学”的问题着手。具体的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为什么只能首先在西方发生，而却从根本上与中国人无缘？现在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民主”与“科学”首先发生的问题，将与人类智能的运动如何首先从“太极而阴阳”的层面突破而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层面的问题挂起钩来？这也正是我下面论证的关键所在。

　　先谈“民主”的社会历史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仅以最简单的方式作出解答。之所以“民主”的社会历史首先在西方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西方首先发生了政治权力的三种相互独立形式的分化的过程，以及首先形成了社会中三权鼎力的形势，这三种相互独立的权力形式为：教会与人们个体的宗教信仰的“精神的权力”；贵族以及第三等级的议会的“资本（财富）的权力”；传统世俗的国王或皇帝（政府）的“暴力的权力”。权力的大小，也即“阴阳”的撞击、斗争、运动，在上述的三个基本上相互独立的权力领域之间“三行”，事实上完全打破了任何不变的传统体制继续存在下去的顽固的定势，更加上同时，人们在精神思维领域的“阴阳”“三行”，终于造成了传统“专制”形势的根本性的“突变”，从而“民主”的社会历史也就开始了。具体地说，即是过去国王（皇帝）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从此将不能不转向议会、公民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质变的过程。

　　何为“民主”？对于公民来说，即定期按照宪法的规定，对国家的重要官员进行庄严的“选举”，并拥有合法的批评、议论国家政治的神圣的权利；对于议会来说，即确立国家大法——宪法，对重要的国家法律、决策进行投票确认，并随时依法执行对重要的国家官员的批评、监督；对于领袖和官员来说，即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政，并随时接受来自议会和公民社会的批评、监督。“民主”社会的“阴阳”即上面的行政与下面的批评、监督的反复；“民主”的“三行”，即公民“言论”（批评、议论、监督等）相对自由地进“行”，种种社会“行为”合法地进“行”和公民“思想”绝对自由地进“行”。正因为西方社会首先发生了上述社会“政治权力”的“阴阳”和“三行”，所以“民主”首先发生在西方。这是人类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按照“易大象”的法则“阴阳而三行”，现在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促使社会政治稳定，而且是使之具有发展活力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主”政治首先得以发生的社会的先决条件。

及首先形成了社会中三权鼎力的形势，这三种相互独立的权力形式为：教会与人们个体的宗教信仰的“精神的权力”；贵族以及第三等级的议会的“资本（财富）的权力”；传统世俗的国王或皇帝（政府）的“暴力的权力”。权力的大小，也即“阴阳”的撞击、斗争、运动，在上述的三个基本上相互独立的权力领域之间“三行”，事实上完全打破了任何不变的传统体制继续存在下去的顽固的定势，更加上同时，人们在精神思维领域的“阴阳”“三行”，终于造成了传统“专制”形势的根本性的“突变”，从而“民主”的社会历史也就开始了。具体地说，即是过去国王（皇帝）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从此将不能不转向议会、公民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质变的过程。

　　何为“民主”？对于公民来说，即定期按照宪法的规定，对国家的重要官员进行庄严的“选举”，并拥有合法的批评、议论国家政治的神圣的权利；对于议会来说，即确立国家大法——宪法，对重要的国家法律、决策进行投票确认，并随时依法执行对重要的国家官员的批评、监督；对于领袖和官员来说，即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政，并随时接受来自议会和公民社会的批评、监督。“民主”社会的“阴阳”即上面的行政与下面的批评、监督的反复；“民主”的“三行”，即公民“言论”（批评、议论、监督等）相对自由地进“行”，种种社会“行为”合法地进“行”和公民“思想”绝对自由地进“行”。正因为西方社会首先发生了上述社会“政治权力”的“阴阳”和“三行”，所以“民主”首先发生在西方。这是人类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按照“易大象”的法则“阴阳而三行”，现在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促使社会政治稳定，而且是使之具有发展活力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主”政治首先得以发生的社会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