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安全宝:《自然的指印——遗传在性格中扮演的角色》(五)

 何谓“适当”？
　　我们质疑的，可能是“适当”（appropriate）一词的意义。
　　栽培孩子必须先了解，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付出代价，也都会留下痕迹。就像用炭笔画画一样，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因为每个线条都擦不掉，任何错误仿佛总会指向父母、教师、健康专业人员的无能或失职。这个假设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仅受父母与他人影响。
　　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也受到个人天性的驱使。大自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留下指印，使我们在不同处境下倾向于拥抱、容忍或断然拒绝。我们仅仅是经验的总和而已。
　　性心理阶段受到生物与环境的影响，除了弹性的范围之外，还有一套发展的内部计划，有一种内在的潜能不断前进着。适度地关爱孩子，指的必然是以适合每个孩子天生倾向的方式去栽培他们，意即给予孩子支持。孩子不是可供记录的空白帆布，而是有自己逐渐展开的生长模式。这观念绝不是“抹煞幼儿期的关键重要性”，相反地，它使我们更了解维持自然进步的最佳方式。自然进步正是发展的一部分。
　　一个6岁男孩对学校新老师的阅读课似乎毫无兴趣，这情形令该名老师颇为挂虑。于是，她就向较资深的教师询问这孩子的事情，才发现他的父母刚分居，于是便把他的行为归因于他正处于充满压力的情境。因此，新老师在班上就较少给他压力，从不叫他回答问题，或强迫他做困难的作业。
　　几个月后她得知，那孩子早在父母分居之前，在学校的发展就已经非常缓慢，倒是一对一的教法反应比较好。虽然他一直不是学习很快的孩子，但在每周一次的课后特别教学中，由于她的鼓励，使他在班上的参与度提高不少。她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更何况这男孩的其他科目也有进步。
　　了解某些区域较受制于遗传模式，某些区域则较有弹性，应该是孩童与自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父母、教师、医师与治疗师若是知道，从何处着手可以形成最大的影响，或是就遗传时间表而论，时时把大自然的计划牢记在心，将会受益不少。
　　然而，在认识个别的孩子时，我们是否应等待孩子从我们特别的指导中得到好处？或是尝试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反过来说，在孩子需要时—即使这需要似乎比其他孩子来得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伸出援手？或者总是要等到“平均”的时候？孩子的个人特质逐渐显现之际，我们是否能够干涉或阻挡？
　　待我们对大自然的生长设计图多加了解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解决冲突
　　虽然，在恋母情结时期与父母抗争的明确特性，也取决于家庭的变迁与发展，但观察同卵双胞胎共有的抗争可能性，也是很有趣的。前恋母时期、潜伏期与青春期等阶段，也是受到生物蓝图的设定，它影响了心理与生理组织的变化。
　　这个事实或许十分难以想像：一个由于父母被迫逃往他国而离开家园的小女孩，最深恶痛绝的不是失去住所或离开故乡，而是中断与同伴的关系。这种反应，在她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很具体的，那是该年龄看待各种关系的顺序，但三四岁的孩子就不至于如此。或者，我们再想想两岁小孩在自我控制（如大小便训练）的努力，这也是在这个年龄才会出现的现象，5岁孩子就不太常有这种情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处理。
　　其实，偏离发展路径也有时间表。换句话说，天生体质会影响神经官能症的发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过，特定的遗传疾病具有一对一的遗传关系。目前要讨论的并非遗传是否影响发展失序，而是遗传对发展失序有多少影响，意即倘若发展偏离了航道，是否回得来？
　　假如某个发展结果，因环境或遗传而加速或延缓，有机体是否能够弥补这偏差，并且回到偏差发生前的发展路径？或者是日后整个模式都因而变动？
　　弗洛伊德发现，每个发展与成熟阶段，都有一套对应的冲突，这些冲突若得到解决，便能导向新的阶段与新的冲突。健康并非意指没有冲突，就像脑部没有损伤并不表示健康。健康是得以解决童年的冲突，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解决每个人内心与环境的抗争；健康是尽管有这些冲突，仍然能够去爱与工作。
　　就这个意义来看，5岁孩子的恐惧、噩梦、对原始愿望的罪恶感、恋母挣扎等病症，都是健康发展可以预见的部分，并导向弗洛伊德所谓的婴儿期神经官能症（infantile neurosis）。对成人来说，这可能代表不正常，但对那年龄的孩子而言，则是正常成长中可预料的一部分。
　　正常与异常
　　我们其实可以说，弗洛伊德把神经官能症“正常化”了，至少把它的出现与消失，都看成健康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影响力将持续一辈子。孩子两三岁时仪式性的行为（如不断重复同样的游戏、上床时间要求同样的习惯动作，或是希望大人一字不变地说同样的故事……）似乎情不自禁，但对这个年纪的儿童来说是完全健康的。因为如此一来，孩子在持续性与规律性方面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而再大一点则不然了。
　　当然，发展方面真正的异常确实存在，但也可以视之为隐含在发展的过程里，而且并非单一的疾病实体。正如乐伯维奇（Serge Lebovici）与戴肯（René Diatkine）的看法：
　　认为孩子没有外显的病征就属正常，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忽略了内隐的病因……我们必须提出有关“正常”与“异常”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定义这些概念，并实际运用于医疗中。
　　如此有力的观点使我们了解到，冲突与异常也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一位精神病医师在回顾这趋势时表示：“‘疾病’（disease）出局,‘异常’（disorder）进场。”因为“异常”指的就是次序失常—这是成熟与发展在井然秩序中的一阵骚乱。
　　单单考虑异常的个别现象，会令人误入歧途，因为这些异常现象隐含在生长过程中，并受到体内基因与外在环境的指引。发展有正常、异常与间断等情形，旧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会随着成长而被新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取代。虽然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井然的顺序，但是，个人似乎较偏好走自己的路，制造出无数种健康与不健康的变化。无论这些阶段是多么明显预见，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时间表。若要标出确切的时期（几星期、几个月时某些能力会出现），等于是忘记了互动性与变异性，又把先天与后天的问题交回二分法了。
　　玛琳的需要
　　其实，错综复杂的偏离正轨与周期性的变动，是发展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倚赖基因与环境来发挥功能。有些孩子的发展阶段会互相重叠、速度迟缓，没有明显的区分与中断现象；有些孩子似乎固定在某种特定的运作方式，无法进展到下个阶段；还有些孩子同时出现几个阶段，远远把其他孩子甩在后面。有人发展得特别快速，有人则动作慢得令人心急。
　　玛琳是个聪明的27岁女郎，服务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她描述自己在社交接触上无止境的需要：
　　晚上下班后独自一人时，她会打电话和朋友聊上几小时，拼命想听别人的声音，也要别人听她说话，朋友询问她每天的生活与感觉时，她更是留意对方问得是否真诚，或者只是敷衍了事。
　　在工作方面，她对自己在同事间的地位也一样敏感。虽然有些男士被她吸引，其中一些人也跟她约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对她而言，男朋友总是供不应求。
　　玛琳有钱便大肆购物，钱花光时就伸手向父亲要，从来不太清楚自己每年究竟要花多少钱。出门时虽然很喜欢穿昂贵的衣服，但她形容自己的房间有如随时处于紧急状态下，需要极度警觉，因为随时有人会突如其来探访她。
　　就本质来说，她是什么人取决于别人如何对待她。她可以是个女皇，也可能是个清洁妇；可能天资聪颖，也可能是文
　　盲—一切都得看她觉得别人怎么看待她。她从来不确定对自己的感觉，她的独立意识与自我个性从来不曾生根。她为自己总是缺乏满足感而怪罪家庭，怪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也怪爸爸太过忙碌。或许他们对她的帮助确实不够，不足以帮她克服缺乏组织力的缺点，但她也渴望别人帮助她完成她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玛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的阶段同时存在。她原始的口腔期要求，以及执意证明自己的女性特质，都显示出她一直没有过渡到下一阶段。各阶段并没有阶级差异、划分界线或是不连贯的情形，即使玛琳已经自青春期进入成人期，每个阶段仍然与其他阶段共存。这个模式不同于其他较常见的模式，例如有些人停留于以口腔期为主且十分倚赖的阶段；有些人仍受限于肛门期的身体控制与强制性行为的约束。然而，发展的次序若是产生混乱，任何结果都可能发生，造成失序与不适。
　　共享发展模式
　　过去人们把神经官能症（neuroses）视为一个笼统的心理疾病名称，后来弗洛伊德把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病症和发展阶段的过程相联结，借此他所看到的是：生命周期的情境、生命的静止或变化、遗传的成长时间表和具有特殊弹性的关键期所导致的心智失常。既然发展次序提供了这个过程的基础，恐惧症、强制症与焦虑症的状态，都可以说是出于发展上的失序，和遗传设计图与天生性向有关，并受到来自环境的刺激。
　　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通常都享有相同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共有的这些变异，也不至于令人感到讶异。
　　彼得与帕利是荷兰的一对双胞胎，由不同的家庭抚养长大，直到22岁，两人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并见了第一次面。
　　两兄弟被形容为“在洞察力与情绪反应方面，相当拘泥于小节”，两人童年时期都很神经质，也都会咬指甲。帕利还会挖鼻子、尿床与口吃。彼得较大时，一担心考试就会乱拔眉毛。兄弟俩在青春期都心绪不安、紧张与烦恼，而且都选择一位较年长的男人为良师，以致彼得的母亲指责他有同性恋倾向。
　　帕利描述自青春期以来即有的一些模糊感觉，这种内心的纷扰感可以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之久，让他觉得自己“死了一部分”，而且喉头周围有疼痛感。他觉得当时的声音“不对劲”，老是咕哝着，话也说不清楚，却怎么也改不过来。
　　彼得也谈到，自青春期以来，他即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快“死掉”一样，这种感觉会维持好几天才消失。有时候，他觉得好像有东西在喉头附近，自己的声音在当时好像“调子不对”，但又无法抑制口齿不清。
　　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享有许多同样的情感失序，如畏惧、焦虑、异常的倚赖、吸吮大拇指、睡眠问题等。他们也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有趣的是，每对双胞胎恐惧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天生会害怕
　　小女孩在梦中看到的巫婆或仙女，只可能长得像她认得的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照顾她的人。这种经验仅属于她个人所有，而且只存在于她的环境中。她特殊的关系、梦想、恐惧或发展阶段，对她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些范畴内，这女孩与其同卵双胞胎之间类似的程度，并不比任何一对孩子来得多。为了解释这些恐惧所提出的理由，也是很个人化的：某个女孩为自己的恐夜症而怪母亲太强势；另一个女孩因自己害怕动物，怪父亲太过威严或总是不在家。
　　但是，无论害怕的对象是什么，“害怕”倒是孩子普遍都会的。布沙尔与同事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有三对生长于不同家庭的同卵双胞胎，都有同样的恐惧，或是都害怕几样东西—怕水、怕高、怕受牵制。环境的影响可能修正、拖延甚至消除这些恐惧与焦虑，然而，有些人天生的恐惧倾向会对引发新恐惧、唤醒旧恐惧有所准备，有些人则否。
　　彼得与帕利在这方面似乎十分脆弱，任何事物都无法让他们心绪安定，而错并不全在环境。倘若他们不是双胞胎，或许有人会以为是环境使然。两兄弟显然有相似的困扰，恐惧倾向比非双胞胎更厉害，而且自出生即存在于他们的发展模式中，终其一生，受其影响。
　　当然，因分离与恐惧而产生的焦虑等问题，总是隐身于重叠的关系中。因为这类问题只会在与父母、兄弟姊妹或同龄人互动的情境里出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发展的困难是因这些关系所致，或是只是表现在这些关系中。
　　思索存在意义
　　既然发展与冲突的时间表确实存在，过去视各种关系为形成冲突的惟一原因，现在可能要重新评估了。我们可以看出，亲子互动并不是所有情绪困扰的惟一成因，或许只算是最接近的原因。因为孩子进入生命中第一层关系时，体内已带着井然有序或茫然失序的倾向或易感性，绝不是父母某些做法所致。
　　我们的生活会取决于我们所记得的事件，以及外界迫使我们去应对的情境，例如：找一份工作、找个伴侣、找栋适当的住宅、找好医生、为子女找好学校、找较安全的水和够好的食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并不了解这些行为的内在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往往显得毫不相干，无关紧要。但这不仅是为人父母者的机会，身为哺乳类动物的我们更该借此去深思生存的目的，使生命的延展更有意义。
　　我们能熬过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运用特别的爱与关怀的能力，也依各人的特色而有所不同—不同的内在生长与存在计划，和互异的经验。
　　这么一来，我们面临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很有趣的议题：一座把个人“天赋”和“环境”相结合的多面向桥梁—也就是“适应”。
第6章 适应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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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采取行动，使环境适应人类的功能，然后人类再去适应（其次）他所协助创造的环境。
　　—心理分析学家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
　　生长遗传计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图，远比受日照雨淋的草莓与环境的关系复杂许多。人类不会被动地在出生时提出自己日后成长的需要与癖性。我们与环境之间，有一种逐渐发展的联结，使生命的每一天与众不同。这层关系的细微差异，显示出我们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也透露出人的天性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如何开展与适应。
　　本章要探讨的即是，联结自我与外在世界的精密桥梁—适应。
　　适应力指的就是人们为了在环境里正常运作而采取的心理调适。早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就有针对适应力的研究，但为了以下的讨论，我们姑且从1939年谈起。
　　当时，心理分析学家哈特曼在《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的论点是：“人类采取行动，使环境适应人类的功能，然后人类再去适应（其次）他所协助创造的环境。”在继续往下讨论的同时，应把这个想法牢记于心。
　　从前两章得知，成熟与发展，并非自生至死一直循着直线进行，而是有变化的。有人甚至把生长想像成一条刻有生物和环境记号的直线，就像火车铁轨因枕木而交错，以途中的车站为记号。
　　弹性与生俱来
　　每个人的成长史确实充满了大小事，生命历程中的变化更是形形色色。有些变化既是生理，也是心理的里程碑，如青春期或老化，或7个月大的婴儿对陌生人的突然反应。有些变化则由整套功能组成，如弗洛伊德的一系列性心理阶段，或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还有一些变化是由缓慢的微小调适到重大改变，如孩子的牙牙学语。
　　正如我们所见，许多成熟与发展的记号是天生设定，也可以预见，因为基因固定的顺序会启动体内实际的生化变化。清晰的生长意象必须为这些变化负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分子生物学家将正确解开这些变化的遗传密码。
　　不过，除了天生设定的生长特质之外，其他部分倒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基于对人类个别性和生物物种的考量，这样的弹性必须存在。它与环境也有某种程度的交互影响，这不仅是生活历程的结果，也是大自然的预期。虽然，把我们撞倒在街上的自行车是环境使然的例子，我们却很少如此被动。弹性是与生俱来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世界的适应力确实有遗传根据。
　　先想像一下，倘若弹性不是与生俱来，会发生什么事？
　　假如孩子的遗传设计是只吸吮亲生母亲的乳房，只对亲生母亲温暖的味道有反应，别人喂奶都不喝，甚至对用特殊味道处理过的温热塑胶奶嘴也没反应，那么，倘若母亲病得太重不能喂奶，或是难产而死，这孩子将拒绝所有的奶妈与奶瓶，甚至拒绝所有的滋养。除非硬灌，否则他必死无疑。
　　幸运的是，新生儿可以接受的乳房范围很广。
　　通过自然天择的进化，并没有进化出只喝亲娘乳汁的婴儿。如果进化史上曾有适应范围如此狭窄的宝宝，他们就无法生存得像我们这般昌盛，也无法成为更有弹性、适应力更强的人。我们之所以生存，是因为大部分的乳房都可以被我们接受；大部分的奶瓶我们都欢欢喜喜地喝光。虽说可能比较偏好妈妈的乳汁，但是对我们来说，适应各种不同的机会，是一种“自然的”优势，而人类是绝佳的适应者。
　　蜂鸟的命运
　　其实，跟其他许多动物比较起来，人类是颇有弹性的生物。
　　有些蜂鸟天生对某种红花有反应，因为它们的嘴已经进化成适合那种红花的形状，又尖又勾，恰好能伸进红花特别弯曲的开口，吸食足以维生的花蜜。如果那种红花绝种了，勾嘴的蜂鸟也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它们的适应力太过集中，已经无法再去适应其他的花。
　　所幸人并不是蜂鸟，虽然人人各有一套遗传的生长设计图，我们的人生倒不是完全忠于原著地演出。人类已经发展出可能的弹性范围，使我们得以适应世界，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属于个人的弹性范围。
　　有些人出生时适应力比其他人来得强；有些人则在某些方面的适应力较强；有些人则是在人生的某些时期较强，其他时期则否，这些情况以下都会提到。有些人甚至适应得太好，因而在形成自我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些个人适应力的范畴，也和任何其他特征一样，属于个人特质之一，必然也会影响其他特征。
　　个人的弹性范畴因人而异，也随着成长而有所改变。改变不只是因为环境创造了新的生活条件，也因为这些范畴就像它们所遵循的成长次序一样，也和遗传的设计图有关。
　　同化与适应
　　讨论下面两个不同弹性范畴的实例之前，我们应先看看几个适应理论。
　　与环境的沟通可以有许多阶层：分子阶层、细胞、物种。我们目前的焦点在有机体的层次，即个人的童年时期。
　　皮亚杰已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儿童发展过程图，图中是不断改变的儿童世界，述说着人们整个幼年期都不断在与环境打交道。我们提到他的理论，并不是因为其细节，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对此交换过程的注重。
　　他特别关切的是认知组织—亦即我们如何知道已经知道的一切。因此，他详细列出各发展阶段，从感觉运动期（出生到两岁）到正式的操作期（12~15岁），直到能够从事抽象、假设性推理的时期。当孩子过渡到下一阶段时，会在心中构建出代表外在世界的复杂象征。虽然这些心理的构造随时在变，孩子却不会静静等待改变：他可以顺应环境，但并不被动。
　　“为了了解物体，”皮亚杰认为，“人类必须要去操弄它，也就是想办法加以改变。”根据皮亚杰的说法，在认知上，孩子以两种特别的方式与环境互动：先借由同化作用（assimilation），把对环境中物体的了解，纳入原有的心智世界；然后借着适应作用（accommodation）修正心智世界，以便适合于那些物体。
　　在这个持续进行的关系中，两种过程鲜少分离。在孩子与所体验的物体之间，总是进行着交换—将物体纳入心智范围，并为了适合外在世界，修正对物体的了解。这活泼的施与受使孩子了解到，事实既是对事物的主观看法，也是事物确实为何物的客观意识。
　　同化与适应，就像孩子与环境之间一条永远活跃的斑马线。倘若一切顺利，每个人在十三四岁时，便会达到平衡状态，那正是适应环境最纯粹的表现。
　　投入与投射
　　安娜·弗洛伊德将父亲的成就发扬光大，也缔造出自己的见解。
　　她认为，内在与外在世界有一种类似的交互作用，其实是在同一个心灵内（intrapsychic）的层次。前面曾经提到自我的防卫机制，不但斡旋于内在冲动、愿望与恐惧之间，更斡旋于外界的要求与良知之间。从压抑到升华作用，这种防卫机制恐怕也有好几十种，为了因应我们的需要，所采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其实，分析如何建立自我的防卫机制，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发展期间，具体成形的防卫模式或许温和无害，但也可能变成阻碍，除非对它们有所了解，否则必然会妨碍我们享受生活。对自我发展特别感兴趣的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防卫机制之中的投入作用（introjection）与投射作用（projection），对于孩子与环境的永久联系，贡献良多。
　　投入作用使得一些好东西（人或人性的某些部分）能够并入我们的心灵，不愉快的事物则通过投射过程遭到驱逐，回到物质世界。正如皮亚杰的同化与适应作用一样，这两种过程是不断进行的，偶尔甚至同时发生。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当丈夫选择对妻子忠贞，而舍弃了心中意图出轨的念头时，他会激烈地责备太太，其实他是在“投入”她的责备，并且也“投射”出一部分的本我。
　　另一个情况是孩子投入妈妈的“良好”特质，也就是那些可以满足他自己需要的特质，并把自己无法容忍的“坏”特性赶走。这么做可以保护母亲的形象，使母亲永远令他满意。这两种防卫机制往往是健康的，也是自我功能必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就像皮亚杰的概念一样，反映出个人与环境之间恒久不歇的沟通。
　　选择的好处
　　心理分析学家哈特曼也和安娜·弗洛伊德一样，把传统潜意识过程的防卫目标—驱力，扩大成研究自我的防卫行为。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深感兴趣，并相信适应力本身即是一项生物设计。
　　哈特曼的观点是：适应的策略可以避免神经官能症，倘若回避某些经验，可以促进个体正常的运作，这种回避行为是有助于适应的。在学校避免与人正面冲突的孩子，可能是采取一种适应环境的健康策略，以免脆弱的特性暴露于危险的情况中（至少对他而言是危险的）。
　　当然，适应也可能导致比回避更好的其他行动。哈特曼认为，适应是“寻求一个较有利的环境与较有效的行动可能……如果一个人的生产力、享受生活的能力、心智的平衡状态没有受到扰乱，就表示他‘适应得很好’。”我们选择的环境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因为每个孩子对父母的反应皆不相同，为了适合孩子的需要，应重新塑造每个环境。
　　也就是说，倘若孩子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大人可供选择，对孩子就特别有利。这个观点使我们不禁为单亲家庭感到忧虑。现在单亲家庭的数量愈来愈多，可能无法提供孩子需要的各种机会。若孩子接触的人较少，他在成熟与发展期间的需求就很容易被忽略了。这样的孩子若碰到比较敏感的父母，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如果能够提供给他一个宽广的交际圈，其中有众多的家人、朋友与同学，他的需要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回应。
　　别忘了，父母也在寻找最适合他们的环境，但他们只看得见自己希望看见的孩子，并且试图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这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个人在适应环境与改变环境以配合自己需要上所做的调适。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真实的例子，看看这个令人着迷的互动是如何进行的。
　　三兄妹的困扰
　　如前所述，大部分与生俱来的弹性范围有其极限，这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例如在生物学上，如果周遭温度高达华氏200度或降至华氏零下200度，人类就无法存活。不过，舒适的范围倒不是人人皆同。一个人对舒适的看法，也不尽然会一辈子不变；范围会有所异动，弹性会增加或减少，适应力会随着个人或环境的改变或增或减。这些变化就像其他的变化一样，是人类装备的一部分，每个人具备的款式尽管类似，却仍然与其他人不同。下面的例子即凸显出不同年龄的不同适应力。
　　在暴力威胁下，拉丁美洲某国的一个富裕家庭被迫逃往美国。这一家的父母发现新生活没有死亡、失踪与酷刑的恐怖威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也轻松得多，心中感到如释重负。
　　为此，每个家庭成员必须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但并非所有人都应付得轻松自在：他们的长子在新学校里遇到困难；排行老二的女儿太怀念以前的朋友，心情难以平复；幼子似乎顺利度过失去朋友和女仆的改变，没听他抱怨什么—除了对新卧室不太满意，因为布置与家具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可能会带来压力，倘若是在激烈的威胁下迁移，压力就会更大。然而，为什么每个人的适应状况竟如此不同？
　　我们起初或许会以为，可能每个人对搬迁的体会各有差异，心理准备是否妥善，也可以部分解释适应的难易程度。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年纪增长，人便学到凡事要有所准备，这也能解释为何经验丰富的人处理问题，要比新手容易得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反应范围会因生命周期不同的需要而变更。
　　上例中，离乡背井的家庭由不同年龄的孩子组成，每个年龄自有其心理状态与冲突。对次女的年龄来说，难以忍受的是失去朋友，但对幼子而言，这顶多是次要的忧虑，以他的发展程度来看，并非相关的因素。而长子并没有受到换了一张床的困
　　扰—大大不同于弟弟对固定仪式遭到扰乱的焦虑，他的烦恼是成人期的要求，包括应付学校的功课和以后的谋职。在生命历程中，内在的需求与外在的情况会改变，两者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才能适应世界。
　　特别适应期
　　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出生后对他人倚赖的时间极久。由于初生的几年几乎是无助的，所以我们能够彻底融入家庭与文化中，并因此受惠良多。因为长期需要父母照顾，我们不断学着适应特定状况的发生、父母与文化的行为模式、别人给我们吃的食物等。经过这段时期，我们会习惯周遭的新世界，得以生存。
　　在许多情况下，动物的学习有其关键时期，其实这也适用于人类。灰雁雏鸟初生时，很可能会接受某个人类为母亲，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个人，并带着明显的孺慕之情；但是长大的灰雁会怕人，可能飞得无影无踪。人类的生命中也有关键时期，在那些时刻，我们的弹性会较大。
　　这些时刻不仅限于婴儿期。每个成长阶段都有特别适应的时期，这时，环境所赋予的好处，可能得到最精彩的发挥与表现。若试图教一名3个月大的孩子认字，他或许会从中得到些许经验，可能只是与爱他的大人之间快乐的互动感觉。可是，等孩子3岁至5岁时，同样的认字行为可能引起的兴奋结果：孩子会望着纸上的字母发出声音，从那些有声音的字、从字组成的句子里，孩子突然间可以自己读整本书了，而一年前的他既不可能念出字音，也看不懂句子。
　　虽说读书的潜能会一辈子跟着我们，但一个不识字的50岁成人第一次认字时，一定比4岁小孩面临更多的挣扎。学习外语、乐器与缔造物理学的重大发现也是如此。大部分突破性的发现都是在二三十岁，而非五十来岁时所缔造的，即使伟大科学家如伽利略（Galileo）也不例外。相反地，诗或散文的写作，则是受益于一生经验的结合。
　　双胞胎的挣扎
　　从婴儿期、成熟期至老年，再次套用埃里克森的话，每个成长阶段“都有特别优越的时刻”，适应性也是如此。在这些特别的时刻，适应的可能性最大、最广，但是在该时刻的前后则比较没有弹性。这种较有弹性的天生倾向，也是日后发展所倚赖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轻易地了解，一些人如何使世界符合他们的需要，并回应他们的呼唤；其他人无论如何努力，却总不能安于其位，或者与周遭环境融洽相处。心理健康使我们得以有这类改变。
　　两名自婴儿期即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在22岁那年因机缘巧合而首次碰面。他们坐下来谈着彼此的过去与现在，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人都因与失散的手足重逢而受到无比鼓舞，尤其是兄弟俩又长得如此相像—连发型也一模一样。事后，有人问其中一人，兄弟俩什么时候会再相聚？他却摇摇头。
　　“他烟抽得凶，酒也喝得凶，”他解释道，“我以前也是如此，甚至危及性命，一直到接受咨询，才终于设法戒掉。但是，我偶尔仍要按捺那股冲动。我哥哥说，他永远都不戒，所以我不想再见他了。你知道，我们两人体内都有那股冲动，但他不肯戒，我怎么受得了在旁边看呢？”
　　这例子有趣之处不只是两兄弟对烟、酒都有瘾头，其中一位设法控制，另一位则恰恰相反，而是戒除坏习惯的双胞胎弟弟，根本不想再看到嗜烟、酒如命的哥哥。自从戒掉烟、酒以来，他当然接触过抽烟与喝酒的人，有些他应付得不错，有些就没那么好。但是，看见一个跟自己那么相像的人—双胞胎哥哥，一样有点烟与倒酒的冲动，却没有控制那股冲动的能力，令他心中一片骚乱，根本无法与哥哥继续碰面。他应付这状况的方法就是回避。
　　哈特曼认为，这种做法不见得是限制或否定自我，这种适应方式或许不甚理想，但却可以接受，也是这位双胞胎弟弟认为必要的方法，因为过去的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烟瘾与酒瘾戒掉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方法太过极端。跟失散那么久的哥哥切断联系，当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法。不过，更糟的景况也不是没有：看到他的哥哥之后，他自己戒烟、戒酒的决心可能开始动摇，虽然当时他对自己的冲动，已经应付得比以前好。但是，假如让他上瘾的不是酒，而是海洛因（heroin）呢？
　　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决定倒是明智之举。我们不妨把《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魔术师对怯懦的狮子所说的一番话，改为类似的意思：“有人认为，逃避危险之人缺乏勇气，有人则说他们非常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