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充电器烧坏:文献的载体

——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

说起文献，不少人想到的是线装书。不错，文献中不少是线装书，但文献不一定都是线装书，线装书也不都是文献。所谓“文献”，概括而言，就是指古代的典籍或古代的文字记载。它不仅指古代书写或刊印在纸张上装订成本册的线装书。凡是古代的文字记录，都属于文献的范围，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文献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不同的书写形式和不同的书写材料。

就所知的史料来讲，商代以前还不好说。商代的文献，主要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周代的文献，主要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战国秦汉的文献，主要是写在竹木片上和绢帛上的。魏晋以后的文献才主要是书写或刊印在纸张上的。所以，讲中国的文献，应包括甲骨、金文和简牍帛书等在内，只讲线装书是不全面的。线装书只是传世文献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晚的一种文献；甲骨、金文和竹帛之书是不传世的文献，是比线装书早的文献。但这些比线装书早的早期文献又恰恰是晚出的，故我们把这部分文献称为“晚出的早期文献”，是没有用纸的古代典籍。

记录古代文献的物质材料，按时代先后有甲骨、青铜器、玉石、简牍、缣帛、纸（卷轴、册叶、线装书）。东汉，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纸，此后两千余年间，纸作为主导的文献载体，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

纵观文献载体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的文献载体大致可归为四类：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和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甲骨与金石这两类刻铸型文献载体的一些基本知识。青铜器和玉石作为书写材料，源于殷商，盛于西周。郑樵《通志·金石略》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主要的文献载体

兽骨和龟甲，主要是商和周初时期的书写材料。

一、甲骨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使用的文字，它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直到清朝末年才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因此也称殷墟文字。

我国商代用甲骨刻记占卜文字为世界所独有。其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迄今发现的10余万片殷墟甲骨文中，记事年代从盘庚到纣王末期（前1300～1028年）。

但凡殷人要祭祀祖先、征伐、狩猎等，必事先占卜，以定吉凶。占卜时，先在龟甲或卜骨上凿穴，凿而不透，接着放在火上烤，看上面的裂纹以定吉凶。“卜”字就是裂纹之状。然后在裂纹附近刻上卜辞，包括时间、事件、占卜人、占卜结果。事后，还要记上灵验与否，叫验词。

甲骨文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纪年、帝王世系、祭祀、战争、狩猎、农业、畜牧业、疾病、灾害、天象、方国等，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商代历史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因为甲骨文是象形文字，从而又保留了我国早期的象形文字，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

甲骨文最先在光绪二十五（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被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的甲骨上竟然刻有古文字，遂四处搜求，得1500片。后刘鹗选择其收集甲骨中字迹完好者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次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这是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开始。

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性论著已超过1400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一大批重要成果相继发表。与此同时，继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甲骨后，又陆续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发现了周代甲骨文，尤其是1977年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17000片，其中共有单字600多个，不仅为我们研究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使人们改变了只有商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周公庙遗址2003年12月14日，北大教授徐天进在岐山县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经辨识共有55字。后来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一批重大考古发现。其中包括22座西周时期最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和760多片西周卜甲的出土。经过对有刻辞的86片及拼对缀合后有刻辞的99片卜甲的初步辨识，共有文字近500字。

二、金石

金石文献的主要载体：

1、金文献的载体：礼器、乐器、兵器、农器、度量衡、钱币、符玺、日用器。

2、石文献的载体：碣、摩崖、碑。

金石，是青铜器与刻石的总称。金石文是商周时代使用的文字，因为它铸或刻在钟鼎等金属器具上，所以又称钟鼎文、吉金文、金文。同时期的文字也有记载在石鼓上、玉石上（盟书）的，两者合称金石文。金文盛行的时代为商周秦汉，其中以周代为最多。青铜器为铜和锡的合金。

金文内容主要是祭祀典礼、征伐战功、训告等。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实物藏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毛公鼎记载的文字最多，铭文497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几乎多三倍。青铜器皿种类繁多，名称和种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鼎：烹饪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2、鬲（lì）：烹饪器：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3、甗（yǎn）：烹饪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4、角：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5、斝（jiǎ）：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6、觚（gū）：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

7、觯（zhì）：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8、兕觥（sìgōng）：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9、尊：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10、卣（yǒu）：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鴟鴞形或虎食人形。

11、盉（hé）：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12、方彝：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13、勺：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14、罍：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15、壶：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16、盘：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17、匜（y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盛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正像“匜”的俯视形，有的带盖。

18、盂：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19、簋（guǐ）：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20、簠（fǚ）：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21、盨（xū）：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22、敦（duì）：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23、豆：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24、爵：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

25、车马器：銮、軎（wèi）、镳、衔、当卢、马冠等。

26、兵器：戈、戟、矛、铍（pī）、剑、刀、殳、钺、镞、盾饰、胄等。

27、度量器：尺、量、权、衡杆等。

28、工具：斧、锛、凿、削、锯、臿（chā）、镢、镰、鎒等。

29、乐器：钟、镈、铙、鼓、淳（chūn）于等。

30、水器：盘、匜（yí）、缶、鉴等。

31、杂器：镜、带钩、灯、建筑饰件、棺椁饰件等。常见的有铜镜、铜灯。铜镜出土的以汉代为多，背后嵌有铭文。其中不少铭文表达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周代也有铜镜，但没有铭文。

石刻文字起源也比较早，由于在铜器上刻铸文字较在石器上刻铸要难，所以自秦代以后，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为三种：碣、碑、摩崖。

1、碣。《说文》：“碣，特立之石。”李贤曰：“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后汉书·窦宪传》注）碣就是高石柱子，上小下大，形在方圆之间。现存较早的是石鼓文，字体是秦统一文字之前的大篆，属于秦统一之前的刻石，具体年代有争议，出土于唐代初年天兴（今陕西宝鸡）。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刻石。

2、摩崖。刻于崖壁，天然之石。秦刻石中的碣石，刻于碣石门，可能是摩崖。汉代著名的《石门颂》（全名《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记杨孟文修理石门道事，汉建和二年（148）十一月刻，王升撰，隶书。在陕西褒城县，唐代《纪太山铭》，在泰山东岳庙后石崖，开元十四年（726）玄宗撰文，亲以隶书书之，汉以来石刻之雄壮未有及此者。摩崖刻石因为简易速成，所以名山崖壁随处可见。泰山石经峪《金刚经》，属于大摩崖石刻，富盛名，书法隶楷兼半。潜山县天柱山麓山谷流泉、枞阳县浮山中学境内的摩崖石刻。

3、碑。西汉开始有碑刻文字，但极少。东汉则忽然勃兴，现在说的汉碑，一般指东汉碑。碑的主体碑身部分是长方体的石块，所以又称“碑板”，上有碑首（东汉时与碑身连在一块），下有碑座。最高的明永乐皇帝为洪武皇帝凿刻的纪功碑（阳山碑材），碑身49.4米，全长近90米。碑正面叫阳，背面叫阴，左右叫侧，首叫额，座叫趺。唐刘禹锡《刘梦得集·奚公神道碑》：“螭首龟趺，德辉是纪。”（螭，传说中的无角龙）说的是较华美的碑。碑额刻标题，碑阳刻碑文，碑阴、碑侧刻题名。这是通例。也有阴阳各刻一文的，有阳面刻不完接到阴面的。枞阳县城明大学士何如宠的碑刻。

墓碑立在墓前，又叫神道碑，是供人们瞻仰的。曲阜孔林随处可见。东汉时产生了墓志铭，记生卒年月、姓名、事迹，并系以铭，内容与碑文相似，但埋在墓圹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屡次禁碑，原因是立碑刻文多虚美，且浪费钱财。禁碑刺激了墓志铭的发展，所以出土的六朝墓志铭特别多，这一时期墓志铭也极发达。

碑除了大量用于丧葬外，还用于纪功纪事，表彰功德。从唐代开始，还有进士题名碑。

东汉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还往往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称为“石经”。我国最早的石经出现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唐文宗太和七年至开成二年间，用楷书刻了12部儒家经典，称为“开成石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石经丛书。《乾隆石经》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经丛书。西安碑林还保存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历史地图——《禹迹图》和《华夷图》。

  熹平石经

《后汉书·蔡邕传》称：“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三体石经

三国时期魏政权正始二年（241年）刻石，今存文11行110字，古篆、小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刻同文。三体石经于史籍中原称“三字石经”，后称“魏石经”或“正始三体石经”，是以《尚书》、《春秋》、《左传》为内容的石刻。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此块刻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三体石经遗存的文字与其书体至今仍是研究文字与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

  开成石经（国宝级文物）

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约用了七年时间刻成的一部石经。

开成石经，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中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开成石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除儒经外，也有佛经、道经等。

三、简牍

竹简和木牍，是中国三四世纪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古人用以写书的竹片，称为“简”，也称“策”；用以写书的木板，称为“方”，也称“牍”。《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礼记正义》卷52）“方策”，犹言书籍。

简牍是竹木简和木牍的合称，为古代重要的文献载体。将竹劈成长而窄的竹片，叫竹简；木之劈成长而窄的木片者，叫木简，做成较宽的木板者，叫木牍。将竹简、木简及木牍作为书写材料起源很早。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册”就是把竹木简编连成册的象形文字。典是把册放在杌子上，是会意字，表示典藏之义，也表示被典藏的物体，即典册。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至今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的。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简的长度是有讲究的，据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汉代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规格（汉尺一尺约为23.3厘米）。古时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一尺二寸之简一般用来写传，八寸简短小易于携带，多用于一般记事。六寸之简多用来作符信，即通行证。

每片竹简上的字数也不一致。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

木牍主要用来上奏，《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至公车上书，用三千奏牍。”其中的奏牍指的就是板牍。写信也用板牍，一般一尺长，故称“尺牍”，后成为信的代称。简牍的编连，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

  杀青

古代制竹简程序之一。将竹火炙去汗后，刮去青色表皮，以便书写和防蠹。《太平御览》卷六○六引汉·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后汉书·吴佑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蠧，谓之杀青，亦谓汗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韦编三绝

编连简片的材料是丝和革。晋代荀勖《穆天子使序》中曾说“皆竹简、素丝纶”。“素丝纶”即用白丝编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通常认为“韦编”即用熟牛皮编的。

补：“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读《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简策的编绳翻断了多次。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对“韦编”的“韦”如何理解？

新版《辞海》的解释是：“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皮绳编缀，故曰“韦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一，今之形声字古每书作假借字，汉代文献中此例不胜枚举。汉代许慎《说文》有“经，织从丝也”。许慎所用的“从”字，即今之形声字“纵”字的假借字。我们既知纵字在汉代实写作从，那么我们把汉人（司马迁）写的韦编读作纬编是合乎汉人用字常理的。纬编即编联简策的纬绳，因为古人常把纵横称作经纬，所以《说文》又称“纬，织衡丝也”。简书的竹简是纵向排列的，犹如织布帛的经线，编联简册的组绳则是横向编联的，犹如织布帛的纬线。据此，把横向编联简册的组绳称作“纬绳”“纬编”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古代简书并非全都是用皮绳编缀的。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写道：“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字或作绳或作编。荀勖《穆天子传》谓汲郡魏家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毫无疑义，所谓“素丝编”“青丝编”都是指的丝绳。出土简册，则木简仅见用麻绳。除了“韦编三绝”的“韦”被释为皮绳外，尚不见任何关于用皮绳编联简册的记载和实物。

  刀笔吏

“笔则笔，削则削”和文不加点。书写出错后就用刀刮去重写。“刀”和“笔”配合使用，于是有了“刀笔”一词。

古代简牍早在汉代已有发现。近代，自1899年至1949年，共计出土竹木简牍一万多枚。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影响最大。

四、缣帛

缣帛以丝织成，用于书写，大约始于春秋时代，与竹简同时流行，是纸张发明前的一种比较重要的书写材料。目前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早期的帛书，共约12万字。

春秋战国时代的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

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取，易于流行。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代相当流行。帛书除用于书写文字外，还用于绘图。

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战国帛书——《缯书》。是目前已经发现我国最早的帛写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量帛书，其中图书约30种。订补《战国策》和《史记》的《战国纵横家书》。——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下文有时简称帛书），共27章，中有11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另外16章则未见著录。《战国纵横家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比较集中，且与《史记》、《国策》大相径庭。因而它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史记》、《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是否可信，一时成了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缣帛又叫“纸”，这是纸的本义。蔡伦发明纸之后，纸张并未马上取代简帛，双方并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东晋末，我国文献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纸的时代，至此纸才最后取代简策。

五、纸

　　1、莎草纸

又叫“纸草纸”、“埃及纸”。是古埃及人以尼罗河流域生长的一种纸草（英文papyrus，属莎草科，又称“埃及芦草”，现代意义的纸英文称paper，就是从papyrus来的）为原料制成。

草纸发明很早，考古发现，公元前3500年埃及木乃伊的陪葬品中已有莎草纸卷本，这要比目前已知我国甲骨文的出现早2000余年，或者说莎草纸被认为是最早的纸。后来流传到地中海沿岸诸国。莎草纸的长期广泛流传对世界文明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10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到埃及后，莎草纸才真正被废弃。

2、羊皮纸

羊皮纸英文parchment，源于意大利文pergamen。据说最初盛行于小亚细亚佩尔加蒙国。公元前2世纪，埃及禁止莎草纸运往佩尔加蒙。佩尔加蒙于是将兽皮制成光滑平展的兽皮纸，其中主要是羊皮纸。这种羊皮纸在公元4世纪以前成为欧洲最通行的书写材料。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国外尚有不少羊皮书被保存下来，包括《圣经》、《诗篇》及法律文书等。直到中世纪末中国的纸张传到欧洲，才逐步取代了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3、贝叶

贝叶是古代印度及其周边的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国使用的一种书写材料。《大唐西域记》中描述的长而宽的多罗树的叶子，又叫“贝多罗”，是梵文pattra或patra的音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贝叶。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叫贝叶经。在贝叶上书写，一般是用尖锐的笔刺写出清晰、深刻的线条，然后在线条上涂色。这种经目前仍有遗存，但时代都比较晚。

贝叶经的装订方式是将长条形散叶按顺序一叶一叶重叠整齐，上下穿眼，再用木板两块夹住，夹板亦相应穿两孔，再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捆好，即成一夹，因用梵文写成，故名梵夹。

直到中国造纸术传入，印度及南亚诸国才渐渐废弃了贝叶这种书写材料。

在汉代，纸原本是缣帛的别名，《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造纸术成功，时称“蔡侯纸”。其后纸写本开始出现。但直到东晋末永始二年（404）桓玄下令废简用纸以后，纸才成为最主要的文献载体材料。

1、纸的发明及其对简牍、帛书的取代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发明了纸，时称“蔡侯纸”。但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这一时间大概要上推至西汉时期。从三国到西晋时期，虽然缣帛、简牍和纸作为书写材料并行，但纸已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纸的优势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至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后，纸基本取代了简牍。

2、纸质文献的装潢

纸质文献的装潢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卷子

纸在早期就是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的。究其原因，盖因竹简木简是卷起来存放的。而且卷子画有竖格，显然是仿竹木简而画。卷子一般高约一尺，长度则未见定制。由一张一张的纸粘接而成，每张纸长约40～50公分，高约25～29公分。长卷子要多纸相接。卷子一头有轴，在文字结束的尾端，不读时就卷起来，所以卷子又叫“卷轴”。

卷轴装

卷子的开头部分，卷起来时在外面，为防止磨损，通常要接上一段丝织品或空白纸，以便在卷子卷起来时起保护作用，这段丝织品叫“裱”。裱上还可系一根带子，卷起来之后用来捆扎。所以，一个卷子应包括轴、卷、裱、带四个部分。卷子摆在架上，检索起来非常不易，于是人们在卷子的一头悬挂上标签，由于标签为牙制，故称牙签。而且经、史、子、集用红、绿、碧、白不同颜色加以区别。

卷子不便携带，特备袋子以装之，叫“帙”。帙其实就是书衣，近代“书衣”则用来指书册的外封皮。用来作帙的材料一般为丝织品，也有用别的。通行的做法，每十卷为一帙，不满十卷，也可自为一帙。卷与帙两相配合，称“卷帙”。

当时的纸张要用黄檗汁“染潢”，用以防虫，因此卷子色微黄，又称“黄卷”。一旦写错了字，一般用黄色颜料遮住重写，这种颜料叫“雌黄”。

卷轴装这种装订形式应用时间最久，它始于周，盛行于纸本书初期的隋唐，一直沿用至今。现今书籍虽均用册页装式，但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唐代出现印本书之后，仍沿用纸发明后的手抄本装式，如现存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现藏庆州博物馆）、咸通本《金刚经》（现藏大英博物馆）、五代吴越国刻印的佛经，以及北宋刻印的多达五千余卷的《开宝藏》，都是卷轴装式。

（2）经折装

经折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就是把卷子改成折叠式，叫折子。将纸按一定宽度一反一正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册子。这样，轴和裱都用不着了，只需要两块和折子大小一样的硬纸板或者薄木板，把折子夹起来。

经折装出现后，主要用于佛经装潢。自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后，历南宋、元、明、清各代，所刻《大藏经》基本上都是经折装。其中的经特指佛经。

经折装

（3）蝴蝶装

蝴蝶装由经折装演变而来。以版心中线为准向里对折，再一叶一叶重叠，在折线处对齐粘在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蝴蝶装无锁线，每页纸仅一面有字。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大约在北宋，它取代经折装，成为儒家经典及一般书籍的装订方式。蝴蝶装书是立着放的，背朝上，口朝下。自此，古典文献呈现出单叶装订成册的形态，与现代意义的图书册页制度十分接近。

蝴蝶装

（4）包背装

由于蝴蝶装书页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的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接，读完一面必须连翻两页，打开书时常遇上空白无字的背面，于是到南宋后期，人们把书页有字的一面折在外面，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再包上书衣，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

书籍装订发展到蝴蝶装，步入了中国书籍装订的“册页装”时期，随后进化到“包背装”。包背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籍装订形式已日益成熟。包背装之后出现的是“线装”。线装书为后世各代广泛使用，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现存古籍多为线装。只是到了近世，才在线装书的基础上（或受西方装订形式之影响），衍生出铁丝订、无线装订等多种方法，及精装、平装、骑马订……等多种形式。

包背装又称裹背装、裹后背。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装订形式。它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对折书页时字面朝外，背面相对，书页呈双页状。早期的包背装，其包背纸与书页的包裹、粘接方法与蝴蝶装相似，其区别仅在于与包背纸粘接的是订口，而不是中缝；后来的包背装则以纸捻穿订代替了先期的粘接，在订口一侧穿以纸捻，订成书册，然后再包粘包背纸。因其包背纸（封面）包背而不穿纸捻，故称为“包背装”。这种装订形式出现于元初，元末明初多用之。由于包背装用浆糊逐页粘连，十分费事，于是逐渐改用在边上打两个或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书订牢，再包上书衣。穿纸捻处称为“书脑”，包背装在元代和明代最为流行，明中叶后渐少，清代不多见。

包背装

（5）线装

线装是用线将书页连同前后书皮装订在一起的装订形式。这种装订形式产生于明朝中叶，是由包背装转化而来的。它与包背装的主要区别是：

  改纸捻穿孔订为线订。

  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

  改包背为露背。

线装书出现后，一直沿用至今。从工艺方法上，后来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均未超出线装范围。

总之，中国古代的装订形式，是随着古代书籍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它经历了简策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漫长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线装

包背装书背容易破损，于是后来改用两张和书页同样大小的书衣分置于书的前后，在书脑处打孔穿线订成。一般的书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订书的线一般用白色或米黄色丝线，双道。有时还在上下两个书角处用浅蓝、浅黄或棕色的绫包起来，叫“包角”。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页，有时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

明清时期还爱给线装书做“书套”，也称之为“函”，用硬纸衬里，外面裱糊蓝布。讲究的还用锦把书的四边包起来，用两枚骨签插紧。只空出书根和书头。还有的连书根、书头也包起来，叫“四合套”，更讲究的把包书根、书头的相接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还有的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把书册夹住扎牢。此外，珍贵的书还常做精致的木匣或小木箱装起来，匣面、箱面刻上书名、版本和册次。

线装书出现于明中期，很快就取代了包背装，成为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形式，因此，今天常把古籍称作线装书。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线装大约明中叶兴起，沿用至清末民国间，被洋装书取代。但至今古书仍用线装。线装之后就是今天流行的精装、平装，这是清代中后期从西方传入的。

3、古代名纸

（1）宣纸

名纸名，今天属于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唐以前开始制造，历代相沿，开始以檀树皮为原料，经过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过程才制成。宋元以后又用褚、桑、竹麻等十数种原料制作，质地绵韧，考理美观，洁白细密，墨韵层次清晰，搓折无损，易于书写绘画，有独特的渗透、润墨和一次吸附性能，落墨着色，能呈现出明显的书画虚实相间的独特风格。写字骨神兼备，作画墨韵生动，浓墨似漆发亮，淡墨层次分明，充分表现了水墨的特殊功能。另外，它还耐老化，防虫蛀，耐热耐光，长久不变，适合长期保存，有“千年美纸”、“纸中之王”的美称。

宣纸的品种有60多种，根据配料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特净类、棉料类、净皮类。每一大类又按尺码不同，分为四尺、五尺、六尺，还有八尺、丈匹、丈二、丈六的特大幅。根据加工与否又可分为生、熟两类。生宣纸指未经加工处理而直接从纸槽中抄出后烘干而成，吸水性能强，易于笔墨相发，最宜于写意画和行草书；熟宣纸是在生宣纸的基础上，经过加矾、砑光、拖浆、填粉、深色、洒金、加蜡、施胶等工序而制成，作书作画不易走墨晕染，最适宜于工整细致的工笔画和楷隶书，但是久藏会出现漏矾或脆裂，不宜作水墨写意画。唐朝写经的硬黄纸、五代北宋的名纸澄心堂纸都是熟宣纸，它一直是书画艺术不可缺少的珍品。明清以后，中国书画几乎专用宣纸。

（2）薛涛笺

唐末五代名纸。是一种加工染色纸，因为由薛涛创制，所以得名。薛涛，唐长安人，幼时随父亲宦居四川，后来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遂沦落风尘，成为乐妓。她善于作诗填词，常感到当时纸幅太大，不便于使用，于是亲自指导工人改制成小幅纸张，既便于书写，又不容易浪费，因为这种纸是取用薛涛宅旁的浣花溪水制成的深红色小彩笺，因而又称为“浣花笺”。相传薛涛曾把植物花瓣撤在纸面上，加工制成彩笺。这种纸色彩斑斓，五光十色，使用方便，精致玲珑，又称“松花笺”，在我国制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后历代均有仿制。

（3）谢公笺

这是一种经过加工的染色纸，为宋初谢景初（1019～1084）创制，因而得名。谢氏受薛涛造纸笺的启发，在益州设计制造出“十样蛮笺”，即十种色彩的书信专用纸，这种纸色彩艳丽新颖，雅致有趣，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种颜色，和薛涛笺齐名。

（4）澄心堂纸

古代名纸。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特意用自己读书批阅奏章的处所澄心堂来贮藏，供宫中长期使用，所以称“澄心堂纸”，为后世艺术瑰宝。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音楚）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音射）州。据说，这种纸是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明朝的书法家董其昌得澄心堂纸时，感慨地说：“此纸不敢书。”宋代著名的绘画家李公麟的传世之作《五马图》、欧阳修的起草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及拓印的《淳化阁帖》等，均取澄心堂纸作。澄心堂纸为“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音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也称棉纸，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课堂上要提及岳西县用于故宫大修的桑皮纸），质地平滑、细白，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纸印刷，是现存宋刻的珍品。

明清以来，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故称宣纸。这种纸洁白，质地绵细腻，且有韧性，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故印书、绘画广为采用。后来的“棉连纸”、“料半纸”、“玉版纸”，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

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见《常昭合志稿》）。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黄色，正面光洁，质地较脆，清乾隆以后的印本，多用毛边纸。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又称桃花纸，质地细白，有较强的韧性，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多用这种纸印刷。再如太史连纸，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质地则很相近，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

古代造纸，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技术不平衡，纸的质量亦各异，但大体掌握了麻纸、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5）毛边纸

一种竹纸。明末江西出产竹纸，纸质细嫩，托墨吸水性能好，既适宜于写字，又可用于印刷古籍，但纸边并不毛。因明代大藏书家毛晋嗜书如命，好用竹纸专刻书籍，所用纸张，极为讲究，用纸量大，常到江西订购稍厚实的竹纸，并在纸边盖上一个篆刻的“毛”字印章，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这种纸叫“毛边纸”，并沿用至今。

（6）连史纸

连史纸。又叫“连四纸”，“连泗纸”，纸质较厚者又称为“海月纸”。原产于福建省邵武，以及闽北地区和江西省铅山县一带。采用嫩竹做原料，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手工竹帘抄造。纸质薄而均匀，洁白如羊脂玉，书写图画均宜，多用来制作高级手工印刷品，如碑帖，信笺，扇面原纸等。相传是福建邵武连姓兄弟二人经过多年研制，精工抄造而成，因他们排行“老三”，“老四”而得名。

补充：宋刻本是古籍线装书中极品

历来的藏书家都把宋刻本（宋代雕版所印的书）视为极品，并且一旦收得一部宋版书，便把该书名“镶嵌”到自己的藏书楼楼名中去，以示镇库。○清代中叶著名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荛圃），因笃嗜收藏宋版书，乃以“佞宋主人”自号。他为获得了一部宋版《陶诗》，又名其书斋为《陶陶室》。○苏州潘承厚、潘承弼兄弟因得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20卷，而号其楼曰“宝山楼”。○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潘明训，从袁克文手中得宋版《礼记正义》时，正值其长乐路新居落成，遂名其居曰“宝礼堂”。○陈清华先生的藏书楼叫“荀斋”，是由于收得了宋版《荀子》。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共收得200部宋版书，故名其楼为“皕宋楼”。

宋刻本之所以弥足珍贵，首先是年代久远，内容接近旧本，不像后世诸多翻刻本，常常由于校勘不精而以讹传讹。同时，宋刻本用墨精良，做法严谨，纸质莹洁。

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开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宋刻本地就域而言，以杭州地区所刻为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福建建阳麻沙本）。

数百年来，借助宋版书保存了后代刻本所没有的资料；或用宋版书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在学术研究和历史的考证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流行最广，号称精审的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南齐书·本纪第一》有宋孝武帝的宗室刘遐犯罪的记载。原文是：“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出血，众疑行毒害。”读此文不禁怀疑，刘遐的嫡母殷氏，舌中出血，怎能就怀疑是被儿子毒害呢？再查阅明监本《南齐书》则作“殷言中出血”。这就更为荒谬了，言语中怎能出血？再校以宋版《南齐书》则为“殷亡，口中血出。”更以《宋书·列传·宗室》相校证，则有：“遐与嫡母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据此则情节与文字俱能吻合，可证宋本之佳。当然，宋版书不是精善无瑕的，有些校勘不精的书坊本，往往存在脱文讹字。读者如不讲求审定版本，就会发生错误，闹出笑话。

宋·朱彧《萍洲可談》：姚佑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佑买着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也见于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六、胶片与磁带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胶片与磁带逐渐在某些领域取代了纸张，成为新一代的文献载体。

凡见光能发生变化，经过暴光和一定的化学物理的加工处理后能得到固定影象的材料，称为感光材料，根据感光材料的性能规格和用途的不同，又可分为很多的类型和品种，胶片就是感光材料的总称。胶片的构造主要有片基和感光层两个部分，印刷业主要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磁带是涂有磁性材料的带子，通常是在塑料材料的薄带上涂敷一层粉状的磁性材料制成，在磁性录音、磁性录象或数字记录当中，磁带可用以记录声音、图象、数据或其他电信号，免去文字印刷和书写，它是一种贮存文献的较新的载体。

采用胶片和磁带作为载体，利用音响图像等方式记录知识的材料九称为视听材料。一般又可分为三种类型：视觉资料（也称无声录象资料）、听觉资料（也称录音资料）、声像资料（也称视听资料）。

文献阅读视听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原始型文献，包括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文献，以及雕刻在碑板上的石经和石刻文献，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牍文献，以及书写在缣帛上的帛书文献，等等。

2、刻写型文献，以纸为载体的我国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献和今天没有复印的手稿，即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古写本以及印刷发明之后的写本、抄本、稿本和文稿等。

3、印刷型文献，以纸为主要载体，然后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以及石印、铅印、影印等方法产生的文献，是传统文献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文献的主要形式。

4、缩微型文献，以感光材料作为载体，利用缩微照相技术设置产生的文献。

5、机读型文献，也就是计算机可读型的文献，一般以磁性材料作为载体，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信息变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

6、声像型文献，也称为直感资料或视听资料，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作为载体，借助一定的设备直接记录下声音或图象信息。

总结

文献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内容：

1、纸出现之前人们使用的一些文献在载体，大部分都是一些天然的或者是自然材料经过初步加工的事物。如甲骨，金石，竹简和木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2、纸的出现及其装潢。

3、胶片和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