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南宁法治最前线:1949年毛泽东神秘访苏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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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泽东神秘访苏内幕2010-10-10 00:06:36 来源: 作者: 【大 中 小】 评论:0条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访问苏联。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出访的回忆录、著作已不在少数，但对访问经过，甚至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还存在着许多出入，而且一些细节问题至今仍鲜为人知。本文择其二三，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的出访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1949年12月6日，正值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车站。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拒绝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柯瓦廖夫负责陪同毛泽东访苏，根据柯氏的建议，毛泽东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一些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众说纷纭。
为确保安全起见，到达莫斯科之前，毛泽东的整个行程都十分秘密。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12月9日，专列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对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派来的宽轨道火车，这是苏联领导人的专列。车内设有浴室、餐车等，相当豪华。此外，苏方还特地为毛泽东选配了餐饮大夫。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一行。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此后，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受到苏方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当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漫天雪地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致以良好祝愿，
专列驰进斯维尔德洛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到站台散步。因天气太冷，仅几分钟工夫，毛泽东就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额头上大汗淋漓。师哲连忙将毛泽东扶上列车，用冷毛巾敷头。数小时后，毛泽东逐渐恢复了正常。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下过火车，直到莫斯科。
当毛泽东抵达雅罗斯拉夫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已在那里等候，并一路陪同毛泽东。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打了12下。师哲说，这是苏方有意安排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有的译为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据中共中央新闻局通报，有人说，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亲自迎接过日本外交部长，却没有迎接毛泽东；有人抱怨，斯大林是导师，不会亲自迎接毛泽东；有人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不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就好像是被召到莫斯科。
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
毛泽东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谊与合作万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在站台上，有人说不是，只刊登在《真理报》上，没有当场发表讲话。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苏方向毛泽东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师哲在《自述》中说：毛泽东在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把书面讲话交给他们，就上车去住处。看来，作为当事人的师哲所言，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没有在站台上发表讲话。而12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抑或是为了保全面子。目前出版的一些书，还认为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演讲。但不管怎么说，苏联报纸在次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把毛泽东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尽管毛泽东对欢迎场面有所不悦，但对苏联媒体的所作所为则表示满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究竟去了何处，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莫洛托夫说，毛泽东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这是斯大林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经常居住的 ——栋别墅。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不在莫斯科城区内，距克里姆林宫约15至20分钟的车程。但是，汪东兴和师哲说，是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 “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而科瓦廖夫却说这个别墅在乌索沃，它也在莫斯科西南部，与姐妹河别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公里。毛泽东当时还邀请科瓦廖夫也住在这里，但柯氏没有接受。
人们到现在可能还弄不明白，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毕竟是要解决有关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他为什么没有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陪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工作的汪东兴，还有师哲(俄文名叫卡尔斯基)，其名义是顾问。此外，与毛泽东同行的苏方人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文翻译费德林，以及负责中长铁路修复工作的柯瓦廖夫，此人又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中方的随行人员，只有陈伯达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陈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其头衔是教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报刊上所提到的毛泽东随从人员也只有陈伯达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有12位政治局委员，却没有一个跟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相反，苏共中央有3 名政治局委员参与了同毛泽东的会谈。
柯瓦廖夫猜测，毛泽东之所以带少数几个人来莫斯科，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时，不希望有其他中国人在场。两年来，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种种托词拒绝了。因此，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柯瓦廖夫由此认为，毛泽东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
毛泽东在委托周恩来同罗申谈话时则说，由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繁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去莫斯科有些困难，请苏方考虑，周恩来能否不与毛泽东同行，晚些时候再去。
正因为毛泽东带的人少，因此毛泽东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就鲜为人知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根据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毛泽东的访问情况，而这往往又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回忆甚至不准确。
二、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谈真相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书籍对此已作了不少描述，但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只是对会谈气氛作了过多的描绘，有的则注重领导人的轶事。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其中一些问题就变得明朗了。
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整(莫斯科时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
关于参加这次会谈的苏共领导人有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有3种说法：一是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二是除了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三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没有其他苏共领导人参加。但是，有人在查阅俄罗斯档案后认为这3种说法都有误。实际上，出席这次会谈的苏方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就是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究竟是费德林慑于斯大林的威严而不敢记录，还是斯大林真的没有说这句话，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事实上，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俄罗斯档案作了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汁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经师哲翻译并解释后，苏联人仍然不知道那是何物，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又不旨明说。这样一来，条约问题似乎与会谈擦肩而过。可是，师哲在他的《自述》里除保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上述对话外，又明确地肯定双方谈到了条约问题，这就自相矛盾了。有些书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 “谜”，此后，斯大林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底”。总之，把会谈渲染得扑朔迷离，仿佛神秘面纱覆盖其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说这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提到此事。
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 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 “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自然是想签订新条约。访苏前夕，毛泽东又多次向苏联方面提起条约问题。直到12月16日前，毛泽东可能还不知道斯大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修改条约产生了顾虑。
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了斯大林的回答：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些地方当赌注。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路问题，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哪怕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也行。中国方面在讨论条约时，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刘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关于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满目疮痍，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柯瓦廖夫说，毛泽东最害怕斯大林拒绝贷款。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柯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贫困。有人说，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提及苏联在二战中所蒙受的损失，是想回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向苏联提出经济援助时，苏联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这种推测毫无根据。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说：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接着，毛泽东又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们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没有什么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中苏两党签订贷款协定，无论是在联共(布)党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属首次，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良好反映。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式非常严峻。经过商定，斯大林同意开辟一条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中航线。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考虑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提供援助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实际上，斯大林婉言谢绝了。会谈快结束时，斯大林表示想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金·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发泄了其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些话?因为当时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怀疑毛是“半个铁托”。尤金在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苏联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斯大林派尤氏来中国，显然是对毛泽东不信任的一种表示。
三、毛泽东此次出访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目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柯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即黑海疗养地休养。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说，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看来，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祝寿、签订条约、访问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疗养。这些目的，哪些达到了，哪些没有达到?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把访问时间从3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以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访问苏联，但都被斯大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这一次，毛泽东提出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总不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去。这是毛泽东去莫斯科最好的理由，而且斯大林也无法拒绝。
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品。在生日礼品的挑选上，江青成了“内当家”。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江青正好在苏联疗养。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也邀请了江青。在宴会上，江青还致了祝酒词，颂扬斯大林，这使得斯大林非常高兴。于是江青很得意，在挑选祝寿礼品时，她每每插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毛泽东带些能够代表中国国情的礼品，最好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在“第一夫人”的安排下，生日礼品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著名特产。山东的大白菜、大葱、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全都成了运往莫斯科的礼品。
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贺词，则是一片颂扬，如称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高挂在世界之上的太阳”、“天才的舵手”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贺电却是寥寥一句话，毫无阿谀奉承之意，苏联人称之为“官气十足”。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其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张照片刊登在22日的《真理报》头版上，后来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来莫斯科祝寿，但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避而不提此事。12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只提到了和平、条约、贷款、军事援助及毛选问题，没有涉及祝寿问题。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师哲在其《回忆录》和《自述》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说他来莫斯科是为了祝寿，这就令人费解了。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压根就不提条约问题。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闭门不出，索性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并冲着柯瓦廖夫发火，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斯大林不同意签约，毛泽东就拒绝参观。可见，签订新条约在毛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两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外国人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传说毛泽东被软禁了。这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击破谣传。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对有关中国利益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就告诉外界，毛泽东把处理中苏条约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对斯大林来说，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这就表明将讨论条约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11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由阴转晴。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看一看苏联”。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5日，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到达列宁格勒，并乘车来到芬兰湾。毛泽东信步走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此时，冰的厚度已达1米至1．5米。毛泽东极目远眺，颇有“千里冰封”之感。当毛泽东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耳边仿佛回荡着十月革命的炮声，正是这一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随后，毛泽东来到艺术馆参观，那里的人告诉他，本来有个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装修。毛泽东转过脸来藐视地对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皇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海参崴走到波罗的海，也没有从黑海走到北极圈，但毕竟到了不少地方。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22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除没有访问东欧国家和到黑海疗养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邢和明）
一、毛泽东的出访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1949年12月6日，正值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车站。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拒绝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柯瓦廖夫负责陪同毛泽东访苏，根据柯氏的建议，毛泽东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一些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众说纷纭。
为确保安全起见，到达莫斯科之前，毛泽东的整个行程都十分秘密。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12月9日，专列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对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派来的宽轨道火车，这是苏联领导人的专列。车内设有浴室、餐车等，相当豪华。此外，苏方还特地为毛泽东选配了餐饮大夫。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一行。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此后，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受到苏方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当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漫天雪地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致以良好祝愿，
专列驰进斯维尔德洛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到站台散步。因天气太冷，仅几分钟工夫，毛泽东就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额头上大汗淋漓。师哲连忙将毛泽东扶上列车，用冷毛巾敷头。数小时后，毛泽东逐渐恢复了正常。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下过火车，直到莫斯科。
当毛泽东抵达雅罗斯拉夫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已在那里等候，并一路陪同毛泽东。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打了12下。师哲说，这是苏方有意安排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有的译为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据中共中央新闻局通报，有人说，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亲自迎接过日本外交部长，却没有迎接毛泽东；有人抱怨，斯大林是导师，不会亲自迎接毛泽东；有人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不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就好像是被召到莫斯科。
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
毛泽东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谊与合作万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在站台上，有人说不是，只刊登在《真理报》上，没有当场发表讲话。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苏方向毛泽东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师哲在《自述》中说：毛泽东在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把书面讲话交给他们，就上车去住处。看来，作为当事人的师哲所言，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没有在站台上发表讲话。而12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抑或是为了保全面子。目前出版的一些书，还认为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演讲。但不管怎么说，苏联报纸在次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把毛泽东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尽管毛泽东对欢迎场面有所不悦，但对苏联媒体的所作所为则表示满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究竟去了何处，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莫洛托夫说，毛泽东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这是斯大林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经常居住的 ——栋别墅。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不在莫斯科城区内，距克里姆林宫约15至20分钟的车程。但是，汪东兴和师哲说，是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 “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而科瓦廖夫却说这个别墅在乌索沃，它也在莫斯科西南部，与姐妹河别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公里。毛泽东当时还邀请科瓦廖夫也住在这里，但柯氏没有接受。
人们到现在可能还弄不明白，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毕竟是要解决有关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他为什么没有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陪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工作的汪东兴，还有师哲(俄文名叫卡尔斯基)，其名义是顾问。此外，与毛泽东同行的苏方人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文翻译费德林，以及负责中长铁路修复工作的柯瓦廖夫，此人又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中方的随行人员，只有陈伯达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陈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其头衔是教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报刊上所提到的毛泽东随从人员也只有陈伯达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有12位政治局委员，却没有一个跟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相反，苏共中央有3 名政治局委员参与了同毛泽东的会谈。
柯瓦廖夫猜测，毛泽东之所以带少数几个人来莫斯科，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时，不希望有其他中国人在场。两年来，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种种托词拒绝了。因此，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柯瓦廖夫由此认为，毛泽东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
毛泽东在委托周恩来同罗申谈话时则说，由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繁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去莫斯科有些困难，请苏方考虑，周恩来能否不与毛泽东同行，晚些时候再去。
正因为毛泽东带的人少，因此毛泽东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就鲜为人知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根据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毛泽东的访问情况，而这往往又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回忆甚至不准确。
二、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谈真相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书籍对此已作了不少描述，但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只是对会谈气氛作了过多的描绘，有的则注重领导人的轶事。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其中一些问题就变得明朗了。
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整(莫斯科时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
关于参加这次会谈的苏共领导人有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有3种说法：一是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二是除了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三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没有其他苏共领导人参加。但是，有人在查阅俄罗斯档案后认为这3种说法都有误。实际上，出席这次会谈的苏方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就是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究竟是费德林慑于斯大林的威严而不敢记录，还是斯大林真的没有说这句话，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事实上，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俄罗斯档案作了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汁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经师哲翻译并解释后，苏联人仍然不知道那是何物，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又不旨明说。这样一来，条约问题似乎与会谈擦肩而过。可是，师哲在他的《自述》里除保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上述对话外，又明确地肯定双方谈到了条约问题，这就自相矛盾了。有些书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 “谜”，此后，斯大林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底”。总之，把会谈渲染得扑朔迷离，仿佛神秘面纱覆盖其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说这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提到此事。
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 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 “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自然是想签订新条约。访苏前夕，毛泽东又多次向苏联方面提起条约问题。直到12月16日前，毛泽东可能还不知道斯大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修改条约产生了顾虑。
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了斯大林的回答：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些地方当赌注。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路问题，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哪怕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也行。中国方面在讨论条约时，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刘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关于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满目疮痍，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柯瓦廖夫说，毛泽东最害怕斯大林拒绝贷款。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柯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贫困。有人说，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提及苏联在二战中所蒙受的损失，是想回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向苏联提出经济援助时，苏联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这种推测毫无根据。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说：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接着，毛泽东又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们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没有什么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中苏两党签订贷款协定，无论是在联共(布)党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属首次，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良好反映。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式非常严峻。经过商定，斯大林同意开辟一条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中航线。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考虑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提供援助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实际上，斯大林婉言谢绝了。会谈快结束时，斯大林表示想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金·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发泄了其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些话?因为当时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怀疑毛是“半个铁托”。尤金在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苏联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斯大林派尤氏来中国，显然是对毛泽东不信任的一种表示。
三、毛泽东此次出访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目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柯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即黑海疗养地休养。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说，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看来，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祝寿、签订条约、访问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疗养。这些目的，哪些达到了，哪些没有达到?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把访问时间从3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以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访问苏联，但都被斯大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这一次，毛泽东提出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总不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去。这是毛泽东去莫斯科最好的理由，而且斯大林也无法拒绝。
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品。在生日礼品的挑选上，江青成了“内当家”。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江青正好在苏联疗养。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也邀请了江青。在宴会上，江青还致了祝酒词，颂扬斯大林，这使得斯大林非常高兴。于是江青很得意，在挑选祝寿礼品时，她每每插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毛泽东带些能够代表中国国情的礼品，最好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在“第一夫人”的安排下，生日礼品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著名特产。山东的大白菜、大葱、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全都成了运往莫斯科的礼品。
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贺词，则是一片颂扬，如称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高挂在世界之上的太阳”、“天才的舵手”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贺电却是寥寥一句话，毫无阿谀奉承之意，苏联人称之为“官气十足”。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其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张照片刊登在22日的《真理报》头版上，后来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来莫斯科祝寿，但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避而不提此事。12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只提到了和平、条约、贷款、军事援助及毛选问题，没有涉及祝寿问题。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师哲在其《回忆录》和《自述》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说他来莫斯科是为了祝寿，这就令人费解了。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压根就不提条约问题。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闭门不出，索性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并冲着柯瓦廖夫发火，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斯大林不同意签约，毛泽东就拒绝参观。可见，签订新条约在毛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两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外国人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传说毛泽东被软禁了。这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击破谣传。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对有关中国利益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就告诉外界，毛泽东把处理中苏条约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对斯大林来说，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这就表明将讨论条约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11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由阴转晴。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看一看苏联”。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5日，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到达列宁格勒，并乘车来到芬兰湾。毛泽东信步走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此时，冰的厚度已达1米至1．5米。毛泽东极目远眺，颇有“千里冰封”之感。当毛泽东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耳边仿佛回荡着十月革命的炮声，正是这一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随后，毛泽东来到艺术馆参观，那里的人告诉他，本来有个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装修。毛泽东转过脸来藐视地对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皇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海参崴走到波罗的海，也没有从黑海走到北极圈，但毕竟到了不少地方。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22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除没有访问东欧国家和到黑海疗养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邢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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