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为什么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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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富豪为什么要移民

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让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民谚云。

10月胡润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之前的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两者的潜台词似乎都在说——在中国，60%以上的富豪正在琢磨移民这个事情。

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

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让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作为移出地的中国，正在面临资金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流失。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

富豪移民潮，并非一种传说

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虽然对于白皮书中出示的数据，社会各界普遍持保留态度，认为此调查的采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个人)进行调查，和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并不足以说明国内企业家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也有专家结合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财富报告)发表观点，认为白皮书中的数据，与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相近，其中在有关移民问题上，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4%。

移民背后的考量

根据胡润介绍，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谈到对投资移民的看法时提出，此次移民潮与前二次相比，在主观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遵照自己意愿的移民行为。

在夏学銮看来，前二次移民潮的出现，皆有社会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是出于海外寻亲目的选择移民，这种选择是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够一家团聚。同时在整个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现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于感情因素。而现今的富豪投资移民，则没有上述二次移民的不得已情节，实属个人意愿下的选择，是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

夏学銮表示：“作为一个曾访问过多国的学者，我可以说，国内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实则是一种围城效应。”夏学銮指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则移民美国的人更应该担忧。同时，美国的治安在全球发达国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后，作为首都的华盛顿时常有枪击事件发生，严重者甚至演变为一场枪战。一些企业家认为外国的月亮必定比中国圆，是一种未经过调查的极为盲目的判断。

通过对一些移居海外个案的采访，记者发现，大多数35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后都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语言优势的弱化。一般情况下，即使英语基础较好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也依然会在语言沟通上成为弱势群体。并且长期身处在使用外语的环境中，也会导致大脑思维疲劳，从而排斥和人进行语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圈子的变化，也是导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因为有政策规定必须五年内在澳洲住满两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政策被很多人称为“移民监”，甚至出现过为拿身份坐“移民监”而身患抑郁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移民监”政策，而最终选择放弃永久居留权。

部分接受采访的移民企业家明确向记者表示，偶尔去移民国消遣一下，感受异国情调尚可，长期的国外生活则很让人崩溃。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无法在移民国融入主流社会，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这种情况下，移民身份只是一个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从出国热到移民潮

抛开白皮书与财富报告中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出国热与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出国热，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国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直系亲属及配偶因历史原因长居海外，使其选择寻亲移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评价这一时期的出国特点时讲到：“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不能称之为移民，这种以留学为理由出国的人，在办理签证时，一旦被接受国相关机构发现其有移民倾向，是要被拒签的。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出留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则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

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市场的庞大缺口，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生活质量高、就业机会多所致。据了解，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大批的技术移民导致中国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顾骏认为，当时知识文化精英大量技术移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他们能够施展发挥所学的土壤。而夏学銮教授则表示：“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术精英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却恰巧与富豪投资移民的时间点重合。”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市场疲软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放宽移民条件，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带动本国经济。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促使中国企业家移民的条件。据夏学銮回顾，中国企业家移民趋势最早开始于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比例开始逐渐递增。

201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他们去哪里？

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主要倾向于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

上海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告诉记者，依据外联集团多年来为私人办理出国签证的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企业家们的投资移民更倾向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主要是基于接受国的移民政策和企业家自身条件两重原因考虑。如一些接受国家在投资项目上，更倾向于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对于做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家则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对于企业家本身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相对华人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对于澳大利亚更倾向于投资开办具体企业的创业模式来说，美、加等国鼓励企业家将钱投资到政府制定的创设项目，则更得到富豪的认可。

陈伟琪告诉记者，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门槛是投入50万美元到一个政府指定项目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的企业家。同时，移民新政还放宽了对移民申请人的其他条件限制，如规定申请人无年龄、教育程度、英语能力及商业背景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赠予或继承皆可；申请人、配偶及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子女，可同时申请。

在美国的投资移民新政颁布之前，作为投资移民国，更多企业家选择加拿大。而近年来，随着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对于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也是水涨船高。陈伟琪告诉记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资要求为，一次性投资4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或一次性投资1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财产属于无偿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用于加国内的各项建设，申请人不参与任何利润分红。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这两个投资档位分别被调高至80万加币和22万加币。”

外界猜测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去年以来，陆续颁布了投资移民新标准，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资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颁布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中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提高到250万新元。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投资与移民之间的权衡

对于目前国内富豪的投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看法不一，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胡润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企业家将其资产从国内的实体经济，转向国际范围的投资项目，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胡润表示，参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家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主的盈利模式，实为企业家成长的初级形态。企业家们将自己涉足的领域从本土转向全球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势必开始向投资类行业转型，就像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涉及全球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形式也多是以基金、股票等形式居多，并且倾向于短期回报的项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资金在全球宏观范围上的大循环。

至于投资后的移民行为，很多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拿到国外身份后，便可以在国外享受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更利于其海外业务的顺利进行。资料显示，所谓投资移民，国内大部分做此选择的企业家只是取得了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并未放弃中国的公民身份，而这部分人中的85%，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中国。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也表示，根据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办理的大部分委托申请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出国后保留其中国护照，只在移民国享受永久居留权，并且大部分企业家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还是在国内生活，但在涉及到出国事宜的时候，有了国外身份就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陈伟琪也向记者透露，国内很多富豪选择投资移民，其更倾向于移民而非投资，相当一部分富豪将移民国设定的投资资金最低门槛，当作购买国外身份的成本。以加拿大为例，不论是选择一次性投资8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还是一次性投资2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投资都没有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直接的盈利，只是为其换得了加拿大的常住身份。至于申请人拿到常住身份后，是否在加拿大国内参与其他基金、股票类投资，则另当别论。很多企业家认为，拿到国外绿卡，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今后在居住地上多一个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移民的中国富豪们，有了更多的对于他们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考量。他们中的每个人，诠释的都是自己富于个性的移民新篇章。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20年前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从肯尼迪机场下机伊始，为了谋生，姜文饰演的男主角大提琴家王启明就进了餐馆打工，而他的妻子郭燕进了工厂干活。自由女神神情冷傲地注视着像他们这样从世界各地涌入纽约的淘金寻梦者。

而现在，历史改写。移民的中国富豪们，有了更多的对于他们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考量。他们中的每个人，诠释的都是自己富于个性的移民新篇章。

一个富豪的移民样本

上世纪末，陈适之(化名)的母亲在江苏省创办了当地一家颇有盛名的服装生产企业。2000年，这位打理这家近500人家族企业的女性，果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将宝贝儿子陈适之送去新西兰留学。

而那个时候，18岁的陈适之甫从江苏一所重点中学毕业，对未来的想法，还是懵懂一片。

这个戴着眼镜，性格慢热的青年，当时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熟读中国史。多少感觉命运被安排的陈适之，最终还是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妥协，他服从了母亲的意愿。那年夏天，他考上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并选择了与商业相关的专业。

身为一名企业家的后代，陈适之的留学生涯，并不是在酒精、美女和跑车的刺激下度过的。他过得有点寡淡和刻板，常常是默默地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奥克兰大学北岸的校区上课，在图书馆做笔记，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

到了2005年，陈适之从奥克兰大学毕业后，当时他周边的不少同学和朋友都在想尽办法移民定居新西兰，他看在眼里，而他自己的年龄、学历、工作等综合评分，恰好都达到了当时新西兰移民的标准，于是在次年，他顺理成章地申请了新西兰的绿卡，选择定居在他的第二故乡——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两年后，在陈的家族支持下，陈适之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从国内进口商品和服装到新西兰去销售。他也逐渐在奥克兰购置了几处房产，“自住加投资”。他这么介绍，这些房产中，有位于奥克兰市中心CBD 的办公楼，也有市区的公寓，在郊区，他还拥有独立带花园的房子。

他对本刊记者解释，相对而言，新西兰的投资移民政策一直要求十分严格，“甚至是不近情理的”，这体现在，新西兰对于申请移民的人的资金要求比较高，比如说，在金融危机前，其一度要求全球投资人的资金达到2000万新西兰元(约为9560万元人民币)，所以新西兰较少受到移民人群的关注，“现在中国国内的千万、亿万富豪们，更倾向于移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接下来他们大多也会考虑新加坡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些投资移民新西兰的，除非他们有崇尚自然的特殊嗜好了。”他这么调侃。

在陈适之看来，相比他自己移民的新西兰，上述发达国度，才是移民的热门目标国，“因为上述这些国家对于申请人的资金、学历、英语、背景等标准的设置，都显得较为合理。这么说吧，我们移民在新西兰，感觉上它还是处于地球边缘的一个小国，经济上只是差强人意。”

但是，他是能够感觉到移民新西兰的好处的。用他的话说是，跟上述三个发达国家相比，他感觉，“美国太乱，加拿大太冷，澳大利亚太热”，“从居住环境上来讲，新西兰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奥克兰在全球各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的排名中总是跻身前10名，有时甚至跻身到前5名，这里气候宜人，冬天平均气温不低于10度，夏天最高低温不高于30度，人口密度小，工业比较少，污染几乎没有，所以号称‘百分百纯天然’。”

此外，在陈适之看来，新西兰的移民监制度，也可以说是目前移民国家中比较宽松的——它只要求你在取得绿卡两年内每年在新西兰居住半年以上，而后就可以自由往返中新两国，不再有移民监的限制——这也为像陈适之这种年轻人回中国创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从2009年开始，27岁的陈适之开始频繁往返于新西兰和中国之间。他将新西兰公司的日常业务交给同事发展，而回到国内后，他开始协助他的家族服装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直到后来，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服装品牌公司。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是他的感觉。

“在国外做生意钉是钉，铆是铆，操作模式和客户关系都比较简单，生活也比较安逸，周末基本不上班。而回到国内，工作节奏加快，产生了不小的压力，比如说，新公司招募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想法各异，人力资源的管理也是一项挑战。另外，公司初创阶段，事情要多和家中长辈商量，共同决策，不像在新西兰，那里是我自己的‘小王国’，独自决策就好了。而且现在我的事业还处在革新转型阶段，事事都要自己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班时间的他，那段时间，常常感觉身心疲惫。

并且，国内的环境和食品安全，也让在新西兰生活了8年多的陈适之感觉到忧虑与相当不适应。

“新西兰的空气是最清新的，跟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在新西兰空气可以‘洗肺’。”他这么说。

至于食品，他时常听到关于地沟油的报道，这让他感觉到“防不胜防”。尽管他会尽量选择好点的餐馆吃饭，“自求多福吧。”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幸运的是，去年，陈适之在上海邂逅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并在今年年初步入了婚姻殿堂。在下个月，他即将晋升为父亲了。跟亲朋报告这个喜讯的时候，他有着战战兢兢的喜悦。

关于未来，他已经计划妥帖。早在今年6月份，到新西兰蜜月旅游期间，陈适之与他的太太就决定让宝宝在新西兰出生。于是，4个月后，陈适之带着大腹便便的太太，抵达奥克兰，守候孩子的降临。

“我的想法很简单，从当留学生开始，到后来工作、创办公司，都为新西兰这个第二故乡做了不少贡献，我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享受到新西兰的福利政策。”他解释，因为自己持有新西兰的绿卡，所以他暂时可以担保他的太太获得工签，将来也就可以移民了。

在奥克兰，陈适之夫妇居住的公寓就在市中心，距离奥克兰的地标、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328米高的天空塔走路仅五分钟，到Downtown (市中心)步行也就大约一刻钟。

那里的生活，如此平静而琐细。有时候，陈适之会陪着太太漫步去海边的Downtown Shopping Mall (市中心商场)购物。虽然他们的公寓自带车位，但是实际上他们平常在奥克兰市区活动，基本是不需要开车的。等宝宝出生后，他们计划搬到奥克兰郊区的房子去居住，那边空气清新，空间也更为宽敞。

在他看来，尽管新西兰是个小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但是它的免费医疗和教育体系仍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这里更是老年人退休养老的天堂，因为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国家。”陈适之如数家珍。

当下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太太获得了定期免费的孕检，助产士和其他孕婴机构的工作都很细心、尽责。而根据新西兰当地的制度，他们的宝宝在出生后就会成为新西兰公民，新西兰也会给予他们这样的有新生儿出生的家庭以经济补助，除了一次性补贴之外，还有相当于奶粉钱的周补贴。

“当然，新西兰的奶粉也是世界上最优质的了。我们希望孩子做Kiwi，希望他在这边能够轻松愉快，身心健康地成长，而不像我们当年甚至现在的国内的孩子那样，面临许多同龄人的竞争压力，感觉到心灵被压抑。”

陈适之所说的Kiwi，是那些在新西兰出生的国民的自称。他的孩子以后也将成为Kiwi中的一员。

此外，在新西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免费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请学生贷款，以后再免息偿还，“即便一个孩子读到博士，他也可以领取不低于正常工薪阶层的薪资，就是说他即使是依靠读书深造，都能养活自己。”陈适之踌躇满志，对于未来的看法，颇为乐观。

故乡，异乡

跟陈适之一样，张岩邦(化名)并不喜欢“富家子弟”这个称谓，尽管现在在浙江从事制造业的他的家族企业，已经坐拥几亿元的资产。

“我的父辈们是创业的一代，而我们，则是守业的一代。”张岩邦归纳，创业难，守业更难，相对于父辈们早期奋斗的艰苦而言，而今张岩邦面对着家族企业的产业升级瓶颈，更让他感觉如履薄冰。

作为他的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张岩邦的大学本科选择的是外语专业。而他的移民，初衷有两点：

其一，近年来，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的浙江制造业，其粗放型经济模式，已让许多问题初现端倪，也让这家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家族企业走到了一个必须改革的关口，家里的很多长辈都希望年轻的张岩邦“到国外去看一看”；其次，其家族企业的资本累积到一定阶段，一些海外的投资活动势在必行，张岩邦的长辈的想法是，如果他拿到了投资目标国的移民身份，这将对家族事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值得一提的是，张岩邦的家族企业，此前就曾与很多国家有过贸易往来。所以，最终，在2007年，张岩邦在这些国家中，将加拿大锁定为他的移民目标国。

初到加拿大的张岩邦先是在温哥华买了一套房产，这不仅是小范围的试探性投资，而且也使得身在异乡的他有了一处安心生活的落脚点。首选购房置业，这也是华人富豪做出移民选项的保留曲目。

而后，随着对加拿大经济形势的逐步了解，张岩邦开始动员他的家族企业拿出部分资金，在加拿大尝试涉足基金、股票类的一些投资行业。

温哥华，这座深秋季节红枫摇曳的城市，被称为是富豪们的人间伊甸园。“如果把建筑物全部去掉，巴黎不过是塞纳河两边的一片丘陵，加上河中间几个小岛屿而已。但是，如果把温哥华的建筑全部去掉，那可还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漂亮地方”，作家辛恩·罗西特(Sean Rossiter)曾经这样诗意地描述。

这是一个能让生活节奏变得慢下来的城市。许多名流政要都对温哥华情有独钟，比如，李泽楷出海首选耶鲁镇码头，克林顿和普京每次来，都要在街头散步或慢跑。当然，这样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是需要坚实的财富打底的。

而年轻的张岩邦，是在对他的异乡生活的细微体察中，慢慢了解这个陌生的地方，并对它产生感情的。

刚到加拿大时，张岩邦就买了一辆车。有一次，等他去商场购完物出来以后，发现开着的车灯已经耗尽了车的全部电量。此前，他并不知道加拿大的车灯是即便在熄火后也会一直开着的。无助的他，站在街边，不知所措。在他感觉孤立无援时，有好几位开车经过的车主都主动停车下试图帮忙，但因为他的车需要的是电缆线，这些好心人也无能为力。最后，是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帮助了他，其实她的车上也没有电缆线，但这位孕妇考虑到张岩邦是个“外国人”，与人沟通多有不便，就站在路边帮他拦下一辆又一辆路过的汽车以求助，最终，他们借到了一根电缆线。

还有一次，张岩邦去图书馆还书，不小心将几千元现金夹在书里一并归还。几小时以后，图书馆管理人员通过借书记录，辗转联系到张岩邦，并且再三追问他，是否还有东西遗忘在了书里。

为了多一份选择

遥远的温哥华，也是50岁的王梦遥(化名)生活的地方，每年她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呆在那里。在那里，天空总是蓝蓝的，空气中没有沙尘，花草植被都好像水冲洗过一样，明艳新鲜。

王梦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具备王永庆式特质：出身寒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白手起家，非常勤劳。自改革开放以来，她从一名小小的纺织女工，变成一位专跑服装生意的个体老板，而后一跃成为国内某纺织工厂的总裁，生意订单来自世界各国。她就像是起于寒微的中国一代创业者的缩影。

对于王梦遥这样的一部分已经享有经济自由的人来说，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与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中国护照在出国签证上的受限问题，很多人选择用他国的PR来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

2007年，王梦遥委托一家移民机构为其办理了投资移民手续。两年以后，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靠着这张“枫叶卡”，王梦遥在温哥华购置了一处房产。

这张小小的“枫叶卡”于王梦遥而言，是她往返于中加两地的“便利通”。不仅如此，她还可以凭借这个身份，从加拿大出发，免签到多个国家，这极大地方便了她的生意与旅行。

温哥华的生活节奏是慢悠悠的，比较符合像王梦遥这个年纪的想过一段人生安宁时光的心理需要。她觉得，她也是时候，让自己稍微歇歇了。

在王梦遥看来，在国内忙忙碌碌一段时间，闲暇时就在温哥华生(博客)（微博）活几个星期，也是心情得到放松的休憩站。王梦遥至今很难熟练运用英语，仅仅靠着几句简单的口语和手势，性格外向的她在异国他乡依旧生活得如鱼得水。

“国内的公司如果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网络上跟员工们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解决。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都不是问题。”王梦遥说。

现任美国某著名化妆品牌的中国首席督导蒋紫韵(化名)，在2005年跟随丈夫一起移民澳大利亚。与很多投资移民的富豪不同，身家千万的蒋紫韵自称只在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存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存款”。

蒋紫韵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也没有要放弃国内事业的打算。实际上，这位职业女性将她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国内打拼。而她选择移民，只是未雨绸缪，“只是为了自己在老了的时候可以多一份选择而已”。

“中国是个适合工作的地方，但是并不适合生活。”这是蒋紫韵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这位姿态从容优雅的女性，思量的是，“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相当可观。但是，就生活而言，像澳大利亚、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可能更适合人类居住吧。”

蒋紫韵重视生活品质，也十分关心一座城市的空气质量。2008年的奥运期间，北京曾专门在户外安装了空气质量监测仪，几乎每次路过，蒋紫韵都要留意监测仪上面的数值变化。

在蒋紫韵的记忆中，澳大利亚的空气非常澄净，而夏威夷，“就更棒了”，“那里的天空到了夜晚，就像蓝丝绒一样纯净美丽，星星看上去也很清晰”，她记得的一个有趣片段是，在日光灿烂的夏威夷，那些挂着宝蓝色招牌的ABC STORE(连锁超市)里，甚至有罐装的夏威夷空气出售，2美元一罐。

国内的食品安全，也一直是蒋紫韵的一块心病，她先是听到了关于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新闻，而后，关于地沟油屡禁不止的新闻，反复滚动播报。所以目前只要是在国内的时间，她都是自己做饭，她常常会去城市超市采购一些国外进口的牛奶、橄榄油等食品。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带来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些商家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放弃了商业经营的道德底线，这很可怕。”她感喟。

为了下一代

跟蒋紫韵一样，商界女强人柳非婷(化名)做出移民的这个决定，也是慎重考虑的。她拿到海外移民身份已有几年时间了。现在中国工作的她，正在计划生一个宝宝。

提到移民的初衷，柳非婷不无感叹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

很多人以为父母移民，就是要让孩子真正走出国门，在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但像柳非婷这种准备让孩子获得国外的身份、未来却准备依旧生活在国内的，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柳非婷解释，对于一些长期在国内生活的父母而言，中国国内有很多由外国人开办的秉承西方教育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招收学生方面也对孩子的身份有诸多考量，比如说，目前很多开办在国内但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外籍学校，甚至不招收中国学生，而如若孩子有其他国家的身份，则会便利很多。

柳非婷亲身经历的是，她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中，就读于外籍学校与接受国内教育的孩子，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一位朋友就告诉柳非婷，她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曾经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教孩子们去感受“何为快乐，何为悲伤”，并要求家长协助老师，帮助孩子体会快乐与悲伤这两种感受。

柳非婷的童年，生活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每次到考试的时候，都似箭在弦上，如临大敌。而考分，早就将孩子们划分成了不同的三六九等。

“总的说来，外籍学校在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更注重对于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柳非婷认为，与传统的国内教育不同，西方式教育更倾向于把孩子教育成感情丰富，而且能够学会真实表达真实的个人，而并非一味强调某些功课的应试成绩，这种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她希望她的孩子今后可以去探寻到内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这是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能再将它延续到我的孩子身上。”这是柳非婷表示要坚守的底线。

这与刘清岩(化名)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去年10月，刘清岩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的城市是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刘清岩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

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回到他小时候那样子，自己上学放学，走过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用害怕，不用家长去接送，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与小孩，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

“就这么简单。”来自杭州的刘清岩说，“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人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目前，刘清岩的一半时间在中国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他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墨尔本的生活。他也开始逐步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

与一些拿了身份仍旧生活在国内的富豪相比，也有一部分曾在国内呼风唤雨受万众瞩目的企业家，选择了作别故土，远走他乡。

目前已放弃中国国籍，并在海外永久置业的企业家华博(化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华博也曾是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之一，曾被无数青年创业者视为心中的偶像。而今，他目前的大部分资产都已用于在美国洛杉矶置业，还有一部分资产，他自称在他出国之前就已捐赠了，“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回报国家和社会，也是我应该做的”。

华博现在回想自己当初做出离开中国的选择，主要还是基于社会大环境等一些因素的考虑。“

华博很能理解目前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的移民行为，“为了做成一笔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竞争秩序上劳心费神以外，还要另外动多少歪脑筋，才能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相关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保护企业家的切身利益，竞争机制更加透明，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未来几年内的经济发展，华博依然非常看好，他相信，“99%的可能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以平稳的态势逐年上升。不仅是我，身边的很多美国投资家也都这样认为，中国是一块前景无限的市场”。

对于企业家的责任感，华博有着自己的解读：“资本是逐利的，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势必会为自己的投资选择更广阔的市场，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再者，我曾为中国创造了上亿元的GDP，也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现在，我曾管理过的企业也依然在国内创造着价值，这就是我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这与张岩邦面对的情况不同，对他而言，与中国经济的深度捆绑，是一种坚定的现在进行时。目前，张岩邦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依然生活在中国，他的家族企业的主体也依然放在国内，“作为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企业家，我自己和家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张岩邦说。(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受访者使用了化名)

中国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而在公众眼中，这个被命名为“中国富豪”的群体形象，多少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掌握着财富的社会中坚阶层，究竟是怎么看待和解读海外移民的？

富豪群体的分化

在《新民周刊》记者所接触的这些中国富豪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其产业规模已逾亿元人民币。他们对外界保持审慎的距离，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倨傲。

对于投资移民，他们的态度，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描绘——

首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默默地获取了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多年。其中包括一些80后的企业家二代，他们获取PR的方式，可能是他们的家族给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也可能是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刚好拥抱了技术移民的政策，就顺势而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跟外人主动提及这个身份的变更。他们的财富累积，依然扎根于他们的出生地中国。这与他们在获得PR之前，并无改变。

唯一有所调整的只是，在他们所处的被称为“太空家庭”的家庭模式中，彼岸的“福利”正在或即将被让渡于他们的太太与孩子。国外的优质教育、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以及民众文明的教养，不乏吸引力——这些都是当初他们选择移民的初衷。

其次，还有一部分人，将投资移民作为未来人生的“几年规划”之一，跟记者交谈时，他们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对移民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已多次往返于中西两地，故而他们认为，“移出去，是早晚的事情”。那种理所当然的神情，写在脸上。

有趣的是，当记者询问这部分人，“优先考虑的移民地是哪里？”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市场经济高度繁盛的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其次是新加坡，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亦在考量范围之内。而他们的一部分亲朋，早已经在这些国度生活多年——这种依托血缘、乡缘纽带存续的社区模式，正是华裔社会的传统。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跳脱常轨，他们神情自得，坚定地对移民说“No”！在这部分人看来，经济上的自由度已经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领地，国外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度假、购物或探险的好去处。看上去很美而已。在他们的眼中，喧闹的奔腾的中国仿佛一条行走在康庄大道上，这里是国际化竞争中全球最大的市场，人群熙攘，生机无限，机会遍地，使人血脉贲张地去等待一场随时上演的好戏——“为什么要将自己家的地盘，拱手让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界称呼的所谓“富豪”，他们对这种笼统的“贴标签”的方式，持有本能的反感，他们不客气地直指那是“炒作”，并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直接说，“称呼我们为企业家，可能更为恰当一些。”——他们中的一位，这么告诉本刊记者，而他本人，穿着朴素，行使低调，目前正在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寝食难安。

你不得不承认，这种选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他们日益觉醒的个体色彩。就像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此外，一个值得观察与反思的现象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胡润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这一数据，秉持相当不确信，“比例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被调查的中国‘富豪’样本，是怎么选择的？对于所谓中国‘富豪’，究竟是如何定义的？”他们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这与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对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移民富豪数据也是不认同的，他敏锐地提出他的疑问，“他们得出的这种关于移民富豪的比率，分子、分母是什么？中国究竟有多少千万富豪？他们中间，已经移出去的人、正在申请移民的人，又有多少？”

海外移民的拐点

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就谈到，在乡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

这位以足迹丈量乡土中国的社会学泰斗，是如此解析中西方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巨大差异的——

“西方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特定的捆、扎、把”；中国的社会格局则与之大相径庭，“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华人社会的关联，正如这样一个个蔓延于池中的同心涟漪。这就很能解释各国的Chinatown(唐人街)随着华人移民的步履，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生机盎然。

而与乡土中国的迁徙流向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富豪移民潮，滋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的今日之中国。

这与历史故事中描绘的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卧月眠霜，是截然不同的。而现在，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走出国门的中国富豪们，已经将其作为一种自己可以决断的主动选择。

关于移民的这篇断代史，而今已经有了新的拐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有一部份中国富豪通过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了PR或国籍。

回头看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三次移民浪潮如何席卷了中国大陆的——

第一次移民浪潮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一批留学生与混迹偷渡客中的底层劳工远赴他乡，开始了在异国打拼生涯，那真正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一段漂泊岁月，甘苦自知。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批中国大陆优秀的中产阶级与专业人员，依赖技术移民的方式，在他乡改头换面，白手起家。

而自2000年左右，一些中国大陆的新富阶层用一种更为便利的投资移民的方式加入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这些人不会为了果腹的牛奶和面包而忧虑，他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寻求孩子的优质教育、更清净的环境、个体急需的安全感与个体价值的提升上，他们以空中飞人的方式获得家庭团聚的机会，并将其事业版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绑定。

为什么要移民？

而我们需要解读的是：这些所谓的中国富豪，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移民？

在他们眼中，在那个陌生国度，他们可以迅速获得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制环境，以及他们最需要的安全感，有些人或许还可能进行资产转移。他们不必为转型中的中国，再等待，再去支付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

30岁的董铭现在是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威力，是一家年销售额过亿的浙江省最大的民营冲压机企业。董铭的父亲，曾跻身于中国5万名亿万富翁之列，两年前，就已将这个自己一手创下的家族企业全权交给儿子董铭打理。

虽然现在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企业家还没有移民，但他语气笃定地告诉记者，“以后有机会，当然要去移民”。

董铭与他的太太有移民的想法，主要考虑到的是女儿的教育问题。国内的残酷竞争的教育体制，让他们感觉极为不放心，孩子们活在考分的阴影下，这种感觉，董铭亲身经历过，不想女儿再踏足同一条河流。虽然他的女儿现在才8个月大，但对孩子的教育选择，关乎未来，如果可以，他希望女儿从小学开始，就在国外度过。

而子女的教育选择，这也是许多人在移民的理由排行榜上，比较靠前的原因。

其次就是环境问题，地沟油、苏丹红的新闻常常飘来，董铭已经不敢去外面的饭店吃饭了。而在他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分布着几个药厂与垃圾厂，车行经过，“臭味很重”。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是他们主要需求之一。

前述招商银行的财富调查报告就显示，排名富人移民海外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养老做准备。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看来，尽管我们现在有了《物权法》，但是，不管是这些富豪，还有有权有势的官员，都没有一种真切的安全感，“至少，对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这种观点，在我们的采访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对于他们而言，选择投资移民，“不过是在自己的护照上加上一个小小的标记而已。”

“只是一条退路而已，不过是我每天需要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一位坐拥亿万资产的富豪神态自如，跟记者这么轻松地调侃。

对于财产安全的担忧，则是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投资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位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老总告诉记者，他们这些为民营企业打拼的企业家，在当地属于“弱势群体”，在跟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行事如履薄冰，“即便是一个税务科的科长到你的公司来了，地位都比你高，都比你要强势。你的企业再怎么强大，到那会儿都得像小丫鬟一样，人家说怎样就怎样。”

而雒小平不无感叹地告诉记者，他可能也会考虑移民，“这个都是缘分，时机成熟了，就移呗！”

雒小平是陕西茂源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创建于1993年的民营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2050万人民币。雒小平是咸阳当地名人，曾与潘石屹、王石等并列，被建设部和《中国房地产报》推介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卓越贡献100人”。

他坦言，在创立企业的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国内的法制环境。”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胡星斗（微博）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区分富豪移民与官员移民两个概念，“富豪移民和官员转移财富都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安全感。富豪移民，有些资金还会回流到中国投资；官员转移财富，恐怕他们早就想弃船而逃。”

梦想与现实

移民，可能会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梦想中的生活。

46岁的雒小平还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茂源号”——一架通体黑色、15米长的美国罗宾逊R44—II型直升机。曾经在一次练习海平面上的飞行中，雒小平追着一只海鸟飞了有20分钟，“它飞到哪我就跟到哪，结果把小鸟累得没劲儿，一头掉海里去了！”

这位中国富豪十分沉迷于飞行，并不掩饰，“我不在乎上《福布斯》”，在跟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有着西北口音的地产商，这么大大咧咧地说。

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受目前国内的基础设施跟空中的法律法规所限，雒小平的私人飞行梦难圆，那架崭新的罗宾逊，“飞也飞不成，在一个地方放着，就跟一个摆设似的”。

“如果移民了，飞行，倒是变得很容易了。”现在，他这么说。

审慎的低调，在中国，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必须的生活常识。像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富家子弟约翰·珀西那样，压低了嗓门儿悄悄地对他的同学说，“那根本不算什么。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卡尔顿饭店还大哩。”——这显然不会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项，因为这太不安全了。郭美美式的炫富，他们大多嗤之以鼻。

已经获得美国PR并已是一个小男孩母亲的顾曼笛(化名)觉得，在中国，如此的炫富，不仅对孩子的成长不宜，而且容易招致危险。曾经发生在深圳校园附近的儿童绑架案，让她一度感觉惶恐。

几个月前，顾曼笛回过一次国内，先生开车，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前方还是红灯的时候，后面的车辆就不耐烦地在滴滴滴地警示，这让她坐立不安，她感觉，“仿佛时时在赶赴一个生死盛宴”，是一件极其考验脑力的事情。生活的细节远比宏大叙事，能够撼动人心。移民，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如此。

中国，永远的橄榄树

“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有句夸张的话这么概括。

普通人都有感觉，自己周围有朋友在办理移民的。学者张鸣当然也有这种感觉，他有学生就是如此：自己在国内打拼，把太太和孩子放在加拿大。“这样的‘太空家庭’，现在有很多。”现在，张鸣也这么感叹。

但事实上，基于自由迁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富豪移民“设限”，被一些精英阶层认为是愚不可及的做法。而对于所谓的移民中国富豪群体规模的统计，难度可想而知。而这些如蚂蚁般忙碌，将太太和孩子送到国外的被观察者，已将移民视为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当然，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愿意站出来，好好谈谈他们的困惑。

鉴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情况，在投资移民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获得PR，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国籍，他们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做事业，显然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顾曼笛清楚地记得，作家三毛在《哭泣的骆驼》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一个美国背包客搭乘荷西的车，准备去荷西任职的西班牙公司的工地上看出矿砂时，那个凶巴巴的警卫挡了这个人一会儿，后来这个人把他的背包一举，说——我是美国人。他就这样进去了。荷西接着就去洗澡了，在冲水的声音下，三毛突然听见荷西怪声怪气的唱起英文歌来——“我要——做一个——美——国——人，我要——做一个——美国人。”

在顾曼笛看来，这只能说明，美国国籍或绿卡的确为公民去一些地方提供了便利，但她不会因此放弃中国国籍。跟她一样，已经在2006年获得新西兰PR的企业家二代陈适之(化名)也十分珍视自己的中国国籍。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个、120个、130个和122个。

所谓的PR，不过让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更为便利的出行而已。而中国，才是他们永远的橄榄树，永远的故乡与依恋。

而雒小平的身边，移民的朋友很多，“只要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基本上都移民了”，他这么感叹。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家庭大多保持“太空家庭”的生活模式，由先生们依然在国内打拼，但即便是移民了，他们也很少会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

但是，在主观意愿上，雒小平是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的，他也自认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在国外做“寓公”的生活，如果有一天移民了，在他看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到了别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像在家乡的那种感受；你不是他们那里的人，你就永远都不会有一种归属感。”

而所谓一切的社会责任感，在雒小平看来，都是以“首先保护好自己”为前提的，“有安全感了，才谈得上为人做点事；没有安全了，哪谈得上这些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移民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比如说，“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就不会将移民作为自己的人生选项。

这位生于80后的女性家族企业接班人，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在中国，我的这个房子已经都盖好了，我不住这个房子，而要再跑到美国、加拿大去盖一个房子，这完全没有必要。再说，我的这个房子在中国升值的可能性比美国、加拿大升值的可能性还要更大呢？”

许涛芳的大学，是在新加坡一家商学院读的，她选择的专业是工商管理。在大学毕业前后，她曾经有过一次拿新加坡PR的机会，但是，她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上海女孩当时的感觉就是，“新加坡短期去度度假，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必须要回到上海做事业，我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是在上海。”

回国创业的几年间，许涛芳一手创办的“添香”，开发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她本人也在去年入选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十大风云人物。

她也不断接到那些希望她办理移民的中介的电话或电邮，但是这些都无法撼动她的想法。她周围的人并不会过多讨论移民这个话题，因为这只是个人人生的选项之一，何况，在她的印象中，她周围的人，“该移的，应该都已经移了；该拿绿卡的，应该都已经拿了”，他们选择的移民目标国，多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

虽然许涛芳现在还没有做母亲，但她的想法是，即便是她以后有了小孩，也绝对不会把孩子单独放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从而让自己错失孩子成长中的每个环节，“这母亲对孩子的这种在日常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比单纯只看把孩子放在哪里接受教育，我觉得更有意义”。

目前，许涛芳也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与生活氛围，“作为企业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投资环境，哪里有机会这些因素。一般对于在中国的那些企业做得好的企业家，他们不可能完全脱产到完全呆到国外去，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有可能是把家人送到国外去，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扎根在国内经营事业的。比如说，他是在国内做房地产的，他现在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房地产呢？”

她常常出国，刚刚从尼泊尔和不丹旅行回来，在更早的今年7月份，她去了美国一个月，感觉曼哈顿跟陆家嘴，“看上去也差不多”。也并不认为，等签旅游签证有任何不方便之处。

在她看来，“选择不移民的企业家，是看好未来的中国的发展的。”

值得担心的是，作为移出地的中国，是否正在面临大量资金或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流失？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表达了此类忧虑。

该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张鸣还有一个担忧在于，富豪移民一旦成潮流，不但意味着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还可能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对社会其他阶层造成负面影响。(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部分受访者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