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比克宝石:论毛泽东时代与当代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异同（17）

论毛泽东时代与当代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异同（17）

听婵释禅

“计划经济”这个概念，经过意识形态对几代人的灌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和骨髓里了，并成为了毛泽东时代的永远不可磨灭的符号和印记，再加上许多不学无术的所谓精英们对“计划经济”近乎洪水猛兽般的三十来年妖魔化的诋毁，其本来也不过就是一种“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特殊方式而已，如今却变成了在“管理层和一部分先富起来人的心中”类似瘟疫一样唯恐躲之不及的“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方式。其实，若稍微科学一点讲，把“计划经济”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可能更科学更接近毛泽东时代的具体经济济实践活动一些。

听婵释禅在以前的诸篇文章中已充分地论述和实证了“市场经济存在于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的论断。当然，毛泽东时代也不例外。只不过毛泽东时代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之商品“生产”的管理和调控更讲究计划规划性、更讲究科学效率性和事无巨细性；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讲究相对的公平公正、正义和经济民主性；对商品的“交换”更讲究秩序规范性；对商品的“消费”活动更讲究长远发展性和节约节俭性。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短缺特点来看，从宏观的视角上讲，其“主要”还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客观性约束。以建设水库电力工程为例，毛泽东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使采用现代科技“生产”手段的现代大型机器机械装备还没有出现，而只能采取人海战术来完成以往任何时代想都不敢想的大型水利电力工程等，而对于当代来讲，建设个水库，只要有钱并把现代化的大型机器机械装备开上去，用个一年半载的也就全搞定了。现代的农业商品“生产”，由于有了可以“杀灭”杂草的“农药”，而使现代的农民对被叫做可以铲除杂草并保护禾苗的“锄头”越来越陌生了，现在有的农家根本就已经没有了被叫做“锄头”的农具了，以前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如今也变的没有什么实际经济实践的依托了，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时代不同，商品“生产”的效率当然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就商品“生产”的效率而言，这即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错，更不是秦始皇时代的错。其从根本意义上讲，是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的发展水平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现代的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时代，才真正地使“商品的生产和产能”出现过剩成为可能并变成现实，这与生活和生产资料由谁所有的私有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从局部和个体而言，也有个工作干劲和劳动积极性和工作责任感等的问题，但从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的进步发展的历史上看，其还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一个再懒惰并没有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的操纵电钮的“现代劳动者”，总不致于懒惰的连按一下电钮的精神头也都没有吧。

至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和消费”活动，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当时商品的相对短缺，其商品的“交换”活动也就必须讲究“秩序规范性”，否则还不抢乱了套。当然，由于那时群众的收入还很有限并相对均等，因此，即使放开量地让人们去抢购，估计也多买不回来几棵葱。而就毛泽东时代的商品“消费”活动，则是以“个人或是家庭或是企业”为基本“消费”单位的，而这“家庭”，有史以来绝大多数时代都是以“生活或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经济形态出现的”，当然，这种商品的“消费”方式也是以“家庭私有制”的“各扫门前雪”方式来完成的。如果有人再说，毛泽东时代没有私有制，那将是极其无知的，那种“家庭私有制”经济形态又是什么？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的两个最基本的重要运行载体就是“企业和家庭”，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只是“企业和家庭”这两个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运行载体的管理和调控者及指导者。当然，还有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经济协调组织如各种行会、协会及世界经济组织等。虽然“家庭私有制”这种“市场经济的重要运行载体”历来被认为很正常平常并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和忽略不计，但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却是起着“主导”着生活资料“消费”的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消费”环节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其“家庭私有制”的“消费”回旋余地和空间也是相对充足的。也就是说，即使在毛泽东及以前那样的商品短缺时代和收入有限情况下，家庭还是有充分的权力支配自己的收入进行有选择性的“消费”的。当然，包括毛泽东时代在内的以前所有时代，都是处在商品“生产”的短缺时代并且商品也不是那样丰富多彩的。从总体意义上讲，其商品“交换和消费”受到限制和约束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当代，由于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的进步，才使商品“生产和产能”的过剩成为现实，特别是现代“交换”手段由以往的“车马行担”跨越式发展到今天的高速路、大飞机大港口、证券资本市场、卫星通信、互联网、商厦林立等的现代化“大交换”方式，也就推动了商品的“大消费”模式的形成。而其“大交换大消费”模式的形成，从根本意义上讲，还是科学技术推动“交换手段和消费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与是什么所有制的关系仍然不是很大。

而决定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个环节“能否进行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则是被听婵释禅总结的“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市场经济的“分配”这个关键环节。在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这个“分配”关键环节被毛泽东所牢牢地抓住了。这是他老人家总结了历朝历代“朝廷或是政府“更迭换班的历史经验教训所做出的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最明智最理性的历史性选择。

在毛泽东时代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分配方式”，以听婵释禅所划分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来看，毛泽东根据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思想理念，主要采用了“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这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而对其它的“按资分配和按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则采取了严格限制和批判的态度及实际经济实践操作。以商品“生产”企业的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方式，既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条件下实现了商品“生产”的相对高效率，也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公正分配”。因此，也就有效地推动了毛泽东时代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而毛泽东时代平均经济增长的“两位数”和“学有所教、病的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屋”等具仃经济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说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公正分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也是实行了多劳多得的有收入差别的八级工资分配制度。同时，农村不同生产核算集体，那时叫生产队的分配收入差别也是很大的，有的生产队的“工分价值”能达到几角钱，有的生产队却只有几分钱的“工分价值”，其社会财富在各个不同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分配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现在那些狗屁精英整天说毛泽东时代搞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除了显示其无知外，再就只能说是其别有用心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可以承受的社会贫富差距极限，现在的那些狗屁精英大批毛泽东时代的莫须有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为其本利益集团拿上成千上百万的工资或是年薪或是按资分配发大财找理论依据借口和舆论支持，你别说，这帮人的目的还真就达到了。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城市企业和农村生产队基本上都采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有制形式，大家都为国家、企业或是集体打工，因此，社会财富的“按劳分配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贯彻和实现。当然，“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也奠定了“家庭私有制”的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形式和方式。也就是说，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那样严格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形态中，也是允许“家庭私有制”这种经济形态或是经济载体以私有制所有制形式存在的。虽然也有过大食堂等的集体“消费”形式，但那必竟是一个不符实际的短暂插曲。其并不能丝毫掩盖那个时代的光辉和成功。

同时，在毛泽东时代，“按资分配方式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这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也是在很狭小的空间存在着，否则也就不着割什么“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和打击不正之风等的贪污腐败活动了。而实际上，市场经济中分配环节中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在人类的各个经济形态中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是“各有所侧重”罢了。这不仅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更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思想理念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市场经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无非就是自然而然地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的需要罢了，而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运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就会给“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描画成什么样的颜色，政府强调并用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驾护航“按资分配”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那这个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只能走向私有制，并且这个社会的财富也只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如果政府放任吏治，拿着不是当理说地为既得利益集团保驾护航，那么这个社会就只能大张旗鼓地把“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大旗高高举起地使“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集中和转移”；而如果象毛泽东政府那样做，“按劳分配方式”也是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

就“按公权力分配方式”来说，毛泽东时代运用的是最为到家的了。其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不仅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环节充分地运用公权力来指导当时的“市场经济运行”，而且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更是给予了完整完善的系统制度设计和政策法律法规等的规范、管理、监督、约束等。同时，更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完整无缺地全部有规划有计划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使当时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平公益公共等分配由国家财政和企业收入全面包揽分配，而且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和国防安全等也是尽全部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力去行使公权力进行分配并建设的。

很显然，这种把“公权力”渗透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运行全过程中的每个角落的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点，叫“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一点也不过份。而政府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指导的“力度”究竟多大为好，这也真是一个很难解的难题。美国政府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那是很有些轻描谈写的，因此，各利益集团也就不管不顾地张牙舞爪地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招来了。也就是说，“放任或是过于严格”地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指导，都不利于“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其都有不能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

当今时代，政府正是处在这种“公权力”如何运用的困惑期中，某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改革也确实对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大伤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那是市场经济中分配环节中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是样样齐全，势均力敌，并且“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方式”还越来越占上峰了。反倒“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却只能在不断地甘败下峰地走上了下坡路呢！很显然，一旦“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方式”在全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或是主导了全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分配，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也就不会很太平了。何去何从，只有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能够决定这个大局和未来。如果依着某些狗屁精英的性子和愿望来，那是迟早要出大问题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可是要提高警惕哟！

总之，“市场经济”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之中，而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科学指导，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进步经济形态在一些国家出现，而决定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命运和未来的却只能是那个“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市场经济四个环节中的“分配”关键环节。可以这样说，全社会的绝大多数矛盾、问题、纠纷、抗争、流血流泪，及至“朝廷或是政府”的更迭变更，都是因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没有处理好而惹的祸。其任何明智并理性的执政者都是不可不察的！200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