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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行草书《追寻帖》拓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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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行草书《追寻帖》南京大学藏翁方纲宋拓本

               王羲之行草书《追寻帖》快雪堂法帖

      王羲之行草书《追寻帖》材官本

    王羲之行草书《追寻帖》安思远藏本

    《追寻帖》拓本，11行，103字。
    《右军书记》著录此帖全文。在王羲之尺牍中，字数逾百，所陈事状、心绪如此详备，属少见之例。第七行“哭”字，有作“失”字者，《快雪堂帖》则刻为“尖”字，第十行“酸塞”之“酸”字，有释为“毁”。
    王羲之于帖中流露出“垂尽之年”的浓重伤感，“吾昨频哀感” 、“哭之”、“酸塞”等语均能显现出这种心态。其中谈到：早上起床後又服食行散，感到更加顿乏。可知王羲之晚年身体衰弱，但仍然保持服食的习惯。服食后须往户外行走散发，然体力难支，故更加顿乏，无益于身体。长期如此恶性循环，对身体自然是一种摧残。王羲之执迷于服食，毁及身体，造就是他个人的悲剧。若无此习，其年寿何止五十九岁。帖首言“追寻伤悼”，清王澍认为是羲之因长子玄之夭折而发。米芾认为此帖乃献之代笔，黄伯思则认为其字势圆紧，非出自献之笔下。笔者以为，帖中“顿”字的写法殊不类王羲之通常的笔顺习惯。《大观帖》、《快雪堂帖》亦收刻此帖。

释文：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卻，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

　　王羲之大约从五六岁学文习字，到五十九岁去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研究。青少年时期师从名家，临池不辍；成年后博采众长，变古制今，自成一家，终至“化境”。

    王羲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至唐初褚遂良奉命整理宫内图书时，撰《右军书目》，载有：正书五卷十四帖，草(行)书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晚唐时，书画鉴赏家张彦远著《右军书记》，载有四百余帖。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的《宣和书谱》，仅载有王羲之书帖二百四十三帖。此后，王羲之存世书帖与年递减，至元代就真迹无存了。现传世书迹，均是后人摹本、刻帖等。早在唐时，由于“书圣”地位的确立，“王书”已是朝野上下争藏的墨宝，通过临摹等手段，制作了不少“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此后临摹传拓历代不绝。尽管不见真迹，我们仍然可以在前人考证、整理“王书”的基础上，将那些流传有绪，而且较为真实地保留着“王书”面目的勾摹本、刻帖，作为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根据。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其当世已有定评。其壮年时期的作品，已被当时与他齐名的庾翼赞为“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羲之 “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其书法是‘古今莫二’。这里说到的“草”，是章草和今草；“隶”是真书，或叫正书、楷书。唐人张怀灌在其《书议》中排列书家名次时，分‘真书’、“行书”、“章草”、“草书”四门，每门所列书家，皆见王羲之。《书断》中的“神品二十五人”及“妙品九十八人”条目中，“飞白”、“八分”二门也列有王羲之。所以，张怀灌说：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书断》)。其他书体，如金文、秦篆等，不能说他没有触及，但不是其长。甲骨文，王羲之可能没有见到。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延伸阅读
“故宫第一大盗”溥仪：如何将王羲之墨宝等偷运出宫？

    溥仪

    清逊帝溥仪4岁即皇帝位，在位仅3年，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但溥仪却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因此，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这15年的宣统时期，溥仪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满怀复兴帝业的“壮志”，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
    流失宫外的珍宝古物，至今还没有一份翔实的统计，估计数目惊人，其价值也无法估量。
    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
    “赏赐”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从溥仪这一方来说，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赏赐是指溥仪有意为之的，赏赐的是皇亲，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溥仪曾以“赐赏”的名义赏赐两位伴读，即皇弟溥杰、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画书籍。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携带”出宫的宫廷古物，各种情形都有，数目无法统计。
    溥仪主动“赏赐”溥杰、溥佳珍宝古物，实际上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活动。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仪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这座皇宫，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的费用怎么办?这样，宫中珍宝古物便成为逊帝盗卖的目标。盗运出宫的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古版书以宋版为主，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这批盗运出宫的书籍、字画，颇费了溥仪的一番心血，也历尽了周折。
    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都由专人保管看护，有账册登录在溥仪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载明物件名称、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还要到(内务府)司房登记，开具条子才能出宫。溥仪便想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溥佳，让他们每天下学出宫时带出宫廷。
    溥仪、溥杰、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讨，认为宫里不能居住时，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后，北京正受战火威胁，溥佳的父亲恭亲王载涛就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购买了一所楼房以备溥仪不时之需。
    溥仪这样写道: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
    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溥仪既赐赏溥杰，也赐赏溥佳。1922年起，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后就带一包赏赐物出宫。溥佳曾这样回忆:
    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赏溥杰单”，公之于世，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陆续变卖了几十件——购买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价购得如此珍贵的宫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
    伪满皇宫也是仿照中国历代宫廷的样式，宫殿建造得像模像样，坐北朝南的宫殿，呈庭院式结构。皇宫向南，有两座大门，但正殿同德殿前的大门一直关闭着，只开西边的大门，然后再从西面的兴运门入院，门左侧便是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
    中和门是伪满皇宫的内外分界点，以北为办公区，称为外廷；以南是溥仪的生活区，称为内廷。勤民楼在外廷，缉熙楼在内廷，后盖的同德殿在外廷，这些都是极重要的宫殿建筑——勤民楼是溥仪办公和接见客人的地方，同德殿是溥仪生活、学习和会见客人的场所，伪满的藏书楼就坐落在这里。
    溥仪对于学习一直不很用心，也不大入门，但他对古版书籍和古董文物珍宝却有偏好，甚至有时很入迷。伪满初年，在皇宫西花园内专用三间大瓦房装贮珍贵的古物和书籍，满满当当的，人在屋内很难转身。同德殿修成后，在后院增建了两层水泥楼，专贮书籍珍宝——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所有书籍、古物统统运到这里，这里便称之为藏书楼。
    据溥仪的远房侄子、曾在宫内府学习并陪伴溥仪的毓嵣回忆，从宫内带到天津再转运到伪满皇宫藏书楼的许多宋版、元版、明版、清版古书从运来入藏以后，溥仪很少有时间来此阅读。伪满垮台、日本溃败后，溥仪一行逃往大栗子沟时，匆忙中也没有携带这些古书，损失了不少。国民党占领长春时，张嘉璈任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委员，曾接收伪宫宋版书13箱，后转交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保存，到1949年以后由东北大学接管，现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是馆中最珍贵的善本。
    溥仪闲来无事时，喜欢看藏书楼收贮的字、画手卷或珍宝古玩。携带出宫的手卷古玩太多了，如晋王羲之《曹娥碑》拓片，是历代宫廷奇珍，上有乾隆皇帝的印玺；王献之《二谢帖》，系墨迹本，是罕见的珍迹；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乾隆曾认定为神品，上面钤盖有许多收藏章、鉴赏章；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真迹，称为二赋，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还有元、明、清历代名人的题跋，乾隆皇帝曾先后题跋三次，墨迹淋漓。还有马远、夏珪、马麟等人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花鸟画，以及钟繇、僧怀素等人的手迹。这些作品，经历代皇帝、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上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禄琳琅”印，系清宫所藏真品。
    毓嵣说，这批古物、古书，溥仪处有目录，由严桐江掌管，溥仪指定要看什么，看管人员立即去取，看完后归还原处。逃跑前，古书太多无法携带，就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都是现钉的白木板箱子，每箱长一米余，高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全部运往大栗子沟，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矿长住宅西头的两间房内；溥仪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珍宝，放在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包括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以及黄金、白银制品和钻石、珍珠、宝石之类的古物珍宝。
    溥仪说，这批古书、古物，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据《最后的紫禁城》文/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