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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的历史定位
邓 辉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统战理论教研室，福建 厦门 361012）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的历史定位可表述为：他们是理论创新的开拓者、思想解放的先锋队、党的指导思想的完善者、党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思想论战的角斗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领头雁、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主力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承担者。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历史定位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684（2008）05-0056-06
［收稿日期］ 2008－09－09
［基金项目］ 2008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 邓辉(1978-),女,山东聊城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室讲师。
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了该群体的时代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的开拓者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理论精英的一项主要职责，在不同时代，马克思理论精英以其理论贡献充分显示了其开拓者的形象。不断地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不断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就已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李大钊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先锋，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新时期党建思想。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在思想路线上纠正了“两个凡是”，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原则，科学地总结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80年代，邓小平在考察中国国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邓小平坚决地反对资产阶段自由化思潮和动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总结90年代以来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推进，胡锦涛同志提出了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思想解放的先锋队
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推进改革理论深化、创新方面充分体现了其思想解放先锋队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们就通过发起“新启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思想文化界的复古现象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呼吁思想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１］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一些新启蒙者纷纷到达延安，把思想启蒙的成果直接融入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如新启蒙运动骨干艾思奇在延安整风时期还先后担任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务，发表了《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有的放矢”及其他》等重要著作，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的三次思想解放就是由理论精英推动而开展的。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发端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在哲学工作者的推动下，广大群众从“两个凡是”的“左”倾束缚中解放出来，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没有从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阐明真理标准问题，没有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转折的重大会议的胜利召开，就不可能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以及国内八九动乱的平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很猛烈的“左”倾思潮。有人利用八九动乱后党加强对人民的社会主义宣传的时机，一阵紧一阵地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面对这股逆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理论工作者担负着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任。1991年春，上海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从而揭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序幕。文章说：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是它却遭到了“左”倾理论家们的围攻，甚至有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势。然而许多有着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撰文支持皇甫平。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支持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反“左”呼声。1992年，全国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呼声形成一股浪潮。从3月中旬到4月份，北京的学术理论界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围绕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鸣锣开道。三次理论研讨会上理论家们播种的思想火花，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的热潮正在滚滚向前，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坚持公有制，但是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在当前中国情况下，单一公有制并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证明，其他经济形式也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有制真是越“公”越好吗？不少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努力从理论上实现突破。
迄今为止，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由理论工作者努力推动实现的。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落到了实处，使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化发展，不断地克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实现了理论的重大突破。
三、党的指导思想的完善者
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学风也凝聚着理论精英的成果。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是不可能提出的。而党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得到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和教科书，其中有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和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阅读《大众哲学》的笔记或批注，但是就思想内容来看，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与《大众哲学》有一定联系。“其中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在关于主客观及其统一和认识运动发展规律这两个方面的论述上”。在中国，“最早而又突出地阐述主客观关系及其在认识和实践中重要作用的是艾思奇”。有学者指出，艾思奇深刻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准备了条件”。［3］（P150） 毛泽东同党内外的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交往密切，他的哲学思想受到这些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影响。1937年9月，毛泽东写了约3000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并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摘录些请看是否有抄错的。”［4］（P112） 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十分重视，不仅看了十遍，还做了很多批注。该书与毛泽东的“两论”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关于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认识角度和理解的思路是一致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工作者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理论工作者率先发起的。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作者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来该文又经过中央党校孙长江、杨西光等几位同志的修改。在大讨论中，哲学工作者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场讨论由哲学领域演变为一场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广泛的干部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党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
理论精英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主要功能和使命不是直接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是承担精神财富的生产和传播任务。理论精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思想库”作用，是出思想的摇篮。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率先提出并进行了反复论证的。如1959年刘少奇去海南岛休养，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门请了王学文、薛暮桥两位老师同去，请他们讲课，共同研究。刘少奇在学习过程中，认真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正确论断。他和中共领导一起及时制定调整“八字方针”，在全党的齐心协力下，终于克服了严重的困难，使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策的出台就是理论精英“思想库”作用的典型例证。早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认为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仍然存在。1957年应成旺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有共通的一面，都把价值规律作为生产调节者，认为所谓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受到限制、排斥、消失等说法值得商榷。1957年3月，顾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要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企图用计划来规定一切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1962年10月，卓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商品经济》一文，指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的存在，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不会消灭商品，共产主义是商品经济。这些思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学者就这一问题继续展开研究。1979年3月，就有人撰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主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改革经济体制。［5］ 1986年8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学者们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要以市场为中心来组织社会经济运行，有的提出要变革现有的国家所有制关系，将国家所有制逐步改革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可参股的股份制。到1990年时，经济理论界占多数的人都一致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些思想为邓小平南方讲话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除了自发地进行研究之外，理论工作者还根据中央的安排和要求，自觉地进行课题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素材。如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学者们根据中央统一安排成立了课题组，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稿，得到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肯定，为党中央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做了理论准备。为了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学术界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包括中国现代化发展理论、人口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科教兴国理论、环境保护问题、中西部发展战略、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思路，并积极参与了国家、地区、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订。这些科研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很多政策建议被中央和有关部门采纳。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对中国经济形势、农村形势和国际形势进行年度分析与预测，并提出若干对策与政策建议，在国内外产生了社会影响。越来越多的省、市社会科学院也开展了当地经济社会形势的年度分析与预测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
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进程中，理论工作者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如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拿出了高质量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和思路，为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思想论战的角斗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破坏革命的反动思潮进行过许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是思想论战的主力军，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做理论武器，有力地打击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一次又一次雄辩地向中国人民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只有它才能实现中国人富强的梦想。每一次的论战，都是对广大群众一次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深刻教育，使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不断扩大。考察中国现代史，20世纪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战有很多次：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20年代批判戴季陶主义，30年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论战，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40年代与叶青之流的伪三民主义，战国策派的斗争，以及21世纪的今天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战和关于改革反思的论战。在这些论战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理论工作者参与人数最广泛的是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派认为封建残余势力已不占主要地位，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应是反帝反资产阶级。“托陈取消派”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主张取消一切革命行动。针对这些反动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当时创造社的刊物《新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对各种反动思想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批判。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断，批驳了托陈的谬论。《新思潮》编委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梓年等组织了一系列文章，如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发展及其前途》、潘东周的《中国经济性质》等。特别是张闻天发表署名为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研究》一文，对任曙、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推出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法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张闻天肯定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土地租佃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剥削。这些文章有力地批驳了“中国封建社会早已崩溃论”和“中国已走出前期或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等谬论。
瞿秋白在《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文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概念。随后，吕振羽、钱俊瑞、薛暮桥等在著文中更确切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经过大论战，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一重大结论，已被更多的人所承认了。
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必然延伸到对中国过去历史的重新探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驳斥种种谬论，就成为迫切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理论问题。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参加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李达、王亚南等，郭沫若和吕振羽作出了突出贡献。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又先后发表了《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一系列论著，第一次理出了中国历史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个阶段，第一次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普遍规律，从而极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吕振羽进一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做深入研究，于1934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重要著作。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史论战的深入，必然引出中国农村性质的争鸣。由陈翰笙发起，联络一些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王寅生、孙冶方、孙晓村等于1933年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以研究农村经济为目标，并针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争鸣。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进一步驳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播的“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彻底批判了那种认为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领头雁
宣传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十分重要。陈云曾说，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出问题也会翻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依靠理论精英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使之得以顺利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在时代潮流中充分彰显了其领头雁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向国民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各种形式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后，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更为艰难和复杂，阶级斗争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同时展开，革命越是艰难困苦，就越需要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成立了秘密出版机构，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社联”纲领规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工作者通过创办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出版马克思主义通俗书籍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国初期是我国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时期。理论工作者积极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和著作，如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等，都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推动了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的兴起，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者编写了大量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著作，为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工作者还肩负的一项重任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理论队伍中，党校和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者主要从事这项工作。党校主要进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论证和阐释；宣传文化部门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和文化传播工作。从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为全国人民所了解、认识，得以全面贯彻执行。这项工作更有着实际的意义，没有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是很难办到的。
七、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主力军
从建党初期，我党就十分重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理论精英们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创办党报党刊，加强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开办党校，编写教材，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如邓中夏的《列宁年谱》，任弼时的《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传播马列主义。这些文章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推动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土地革命时期理论工作者在各种训练班和马克思主义大学里，向学员们系统讲授马列理论，为党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苏区还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在延安时期，马列学院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联共党史等课程，艾思奇、王学文、杨松、吴亮平（吴黎平）分别主讲。马列学院的编译室也为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翻译了大批著作。学院教师还非常重视讲解和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例如，曾组织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深入学习和讨论。建国初轮训干部，培养和训练专职理论教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更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成为各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了邓小平理论学习的“三进”工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理论队伍构成中，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数是最多的，他们遍布全国的各个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在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工作下，一批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纷纷走上各条战线，为改革开放事业添砖加瓦。
八、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承担者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到发展，理论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已在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内建立和盛行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经济学有了很大发展。一是出版了一批著作，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范文澜还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中国经学，撰写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在史学家们的努力下，使史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最发达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1919到1940年，据粗略估计，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有2000多种，经济学杂志140多种，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十几种。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的展开，一系列经济著作发表了。有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观》，薛暮桥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费孝通用英文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郭大力1947年撰写的《生产建设论》，沈志远1934年出版的《新经济学大纲》，许涤新的《现代中国经济学教程》，王亚南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等等。
建国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迎来了繁荣时期。1955年《哲学研究》杂志在潘梓年的主持下创刊，通过办刊物，团结和联络哲学工作者并从中发现人才。在此基础上，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研究工作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化，产生了一批新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学科，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新兴学科的崛起，一些研究和教学机构也建立和发展起来。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社会主义思想教研室、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纷纷成立。全国各高校普遍把“三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文科大学生必修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理论工作者还组成了各种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定期召开学术年会、理论研讨会，有的还创办刊物，组织对重大课题的探讨和攻关等，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学科建设和理论队伍的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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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黄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