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pie period:刘仰：伊斯兰文明崛起的影响

　　一般来说，更高程度的文明总是在排斥武力的基础上获得社会组织效率的提高，这才是文明的真正价值。当这一文明向外传播时，其他后进民族往往首先接受其组织效率提高的好处，排斥武力或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滞后。因此，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方式，往往首先与后进民族崇尚武力的习惯相结合，成为原始的军国主义，从而给后进民族迅速带来实际好处，使它能方便快捷地享受文明的成果。后进民族意识到这种方式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致都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们才能理解排斥武力方式的真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所谓先进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文明，那么，它的先进性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应该被否定。因为，它很难推广和长久。这就好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文明难以长久一样。

　　然而，先进文明未必一定排斥武力方式，但一定有所约束。这就是中国古人长期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虽然“师出有名”有时会变成某些人随意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包括每一个老百姓，实际上都已形成了对战争正义性的执着要求。因而，中国所面对的战争往往是被动的、被迫的。这种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在后进民族那里，至少在其崛起初期是普遍缺乏的，包括近五百年来的欧洲人。

　　宋朝在西部遭遇的情况与唐朝有显著的不同。唐朝玄奘西去时，西域还是佛教的天下，到了宋朝，伊斯兰文明已较大地取代了佛教原先在西域的地位。西域佛教与中原的一致性因伊斯兰文明的进入而受损，使得宋朝时的西域与中原产生较大的离心力。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古兰经》，从源头上说，《古兰经》源自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犹太人的祖先是亚洲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源头是一样的，这也形成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旧约》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例如，亚当和夏娃最初生了两个儿子，哥哥该隐和弟弟亚伯。有一次，兄弟俩给上帝献贡品，哥哥该隐献的是庄稼，弟弟亚伯献的是羊。《旧约》记载说，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羊，于是，哥哥该隐很生气，把弟弟亚伯杀了，上帝便罚该隐四处流浪。这个故事的实质就是人类早期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圣经》里经常出现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说明了它游牧文化的起源，还没有真正进入农耕文化。因此，在7世纪前后，脱胎于《旧约》的《古兰经》的形成能够很快适应游牧民族的需要，也在情理之中。

　　《古兰经》出现之前，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书籍，只有一些零散的故事、诗歌，而且大都是口头传诵。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去世时，《古兰经》依然没有成文，而是由不多的几个人全文背诵，背诵得是否准确和差异，成为后来争议和教派的源头。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人生、社会、自然等等。最早的时候，各种各样问题的解答出自不同的人，常常会互相矛盾。像《圣经》、《古兰经》这样的作品出现，可以说是把人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疑问、困惑，以及面对问题的解决方式，都系统化了。所谓系统化，就是消除互相矛盾的地方，对于各种事物有了统一的解释和统一的标准。与中国不同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形成文化上的统一，靠的都是宗教，而中国从来都不是。只要文化上有了统一，社会组织能力就会提高。因为，社会组织方式有了共同的标准，而不会混乱。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崛起，毫无疑问，与宗教对于文化的统一有着必然的关系。

　　伊斯兰教形成时，欧洲战乱不已，文化没能统一是关键。因此，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播基督教。进入1000年后，欧洲内部战乱相对减少，这与基督教全欧洲广泛传播有关，例如维京海盗后来大多接受了基督教，差异的消除，文化上的共同性提高，对抗自然减少。

　　伊斯兰教的出现，使得中亚地区原先如一盘散沙的各个民族，逐步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唐朝时期，伊斯兰文明已经进入欧洲。一方面，他们占据了现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地中海南岸向北岸推进。如今地中海中属于意大利或希腊的几个主要岛屿，当时都属于伊斯兰世界。欧洲教会那时大力向北推广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在南欧的压力也有关。

　　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壮大，除了宗教将文化统一之外，还有几个原因。首先，罗马帝国分裂后，一部分转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或者叫拜占庭，史称东罗马。拜占庭较多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然而，地处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原先的世俗政权被罗马教会取代。由于同根同源的罗马天主教会与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争夺宗教和世俗社会的统治权，罗马教会便排斥拜占庭的文化。因此，拜占庭所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未能在欧洲延续，反而被伊斯兰教吸收了很多。其次，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向东扩展，与唐朝的汉文化发生了接触，纸张等技术传入伊斯兰，使得伊斯兰文明的提高和传播更加迅速，其文明程度高出当时的欧洲，以至于多年以后，让遥远的宋朝也间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