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卡燃烧机:张远山：裹着文学糖衣的哲学药丸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作者：燕舞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皇权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皇权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儒家弱智，道家狡智，墨家奇智，名家大智。　　儒家标榜仁义，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家批判仁义，绝圣弃智，却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猾的狡智。墨家非难儒、道两家，无私无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名家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绝响的大智。　　上述这些相当经典的概括，出自上海作家张远山新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的《寓言的密码》的代序。《寓言的密码》副题是“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该书是“以先秦诸子寓言为切入点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之最初思想成因的深入研究”。同期出版的张著《文化的迷宫》则是“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该书是“以文化元典、历史嬗变、思维原型、集体无意识为切入点，对后轴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进一步探究”。　　“我不是现代专业意义上的‘学者’”　　“轴心时代”是张远山两本著作的连接点。这个思想界的著名提法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现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相当于中国的先秦”。　　张远山告诉笔者，他在《寓言的密码》中试图描述的是，“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宗教，与之同时代的杰出中国人，在街头，在荒野——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说过些什么？他们的言说，对于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史有什么深远影响？他们的言说，对于两千年后的今日中国乃至世界还有什么崭新意义？”　　为了使枯燥艰深的诸子思想形象易解，张远山选取了诸子寓言作为进入这座灿烂宝库的方便法门。比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庄子·外篇·秋水》中道家庄子和名家惠子对话时的名句。张远山就把这则寓言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加以自己的评述。通过对这则寓言的现代辨析，张远山给读者一个惊人的发现：“一场本该极有意义的哲学和逻辑讨论，变成了艺术想象对科学思维的嘲弄，变成了偷换概念对逻辑萌芽的捉弄”，“所有缺乏逻辑头脑的传统中国人，都认为名学家惠施被玄学家庄子打败了。从此，所有的传统中国人，都永远不知道逻辑为何物，永远不知道科学为何物。甚至于，他们也永远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他们不能对世界提出一个有系统的完整看法，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玄学性直观。即便这种直观有时符合真实，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逻辑支持，因此任何人都将信将疑。”　　就是这样对庄子、韩非子以及诸子代表性寓言的一一解读，张远山发现“专注于真际的名、墨两家确实也较少从事寓言创作，因而先秦最杰出最多产的两位寓言巨匠——庄子和韩非，恰是专注于实际的一道一儒（法家只是儒家的同宗别派）”，“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名、墨两家中道而绝以后，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无不对驱逐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缘木求鱼地希望用这些劣币买到尘世幸福，甚至大量制造这些劣币的伪币，希望骗到尘世幸福。”　　这本《寓言的密码》199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后迅速于2001年重版，2002年被晨星出版公司引进到台湾，2005年8月再度重版，“不仅正文有重大修改，而且增加了一百多条、一万余字注释”。该书是张远山第一个写作十年（1995——2004）的第一部书，而《文化的迷宫》是其第十一部书，“在我已经完成的作品中，是最满意的一部”，“这两部拙著在时间经度上构成先后展开关系，在文化纬度上构成上下展开关系”。　　青年学者余世存高度评价《文化的迷宫》：“张远山有过多样的写作修辞、风格、种类，但最终他没有离开这个启蒙的历史，或说他从未放弃这个伟大的思想任务。他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这种从元典里‘认识自己’的过程是西人文艺复兴的历史，也是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的内容。”　　在《文化的迷宫》开篇，张远山开了一个“进入古典中国的五部经典”的书单：《红楼梦》是后轴心时代的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水浒传》是后轴心时代的江湖生存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是后轴心时代的庙堂权术的百科全书，《史记》是古典中国的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庄子》是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的集大成之作。　　《文化的迷宫》中收入的影响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是《告别五千年——中国历史五阶段论》和《文化五身段——对〈告别五千年〉的补充》，张远山极富创见地把中华文明史分成五个身段或时段：头脑时代（先秦）、胸膛时代（两汉至盛唐）、腹部时代（残唐五代两宋）、胯部时代（元明）、膝部时代（清代以降）。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里，女主武则天、禅宗和尚惠能、胡人安禄山这三个划时代的“非主流”人物，把唐代划开，也把中国历史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划开，更不妨说是剖腹或腰斩。　　《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语言的创世和哑巴的创世》和《公孙龙〈指物论〉奥义——沉埋两千年的哲学瑰宝》则是两篇相当规范的学术论文。用学者余世存的话说，“其问题意识和思想发明发现之功，置诸90年代以来的同类文献中，仍是罕见的；对比当下无数的学院垃圾，体制外生存的张远山的工作值得祝贺。”　　在《文化的迷宫》中的重要文章《“江湖”的词源——兼谈中国的文化圣经〈庄子〉》中，张远山不计繁复地考证出：“江湖”一词为庄子首创。《庄子》是中国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元典，是江湖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化圣经，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部优秀成果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　　悉心考证的张远山毫不掩饰自己“自负”的一面：“当代大陆学者的著作，我若非翻两页就看不下去，便是划上许多否定性杠杠，以备一旦需要撰文批评，查找证据方便。”谈到北大中文系一位著名教授对“江湖”词源考据有功的一部著作，张远山难得地表示赞赏：“我不仅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还划了不少肯定性杠杠”。但在批评这位教授的考据不彻底时，张远山又露出了“刻薄”的一面：“我非常奇怪作者为什么在找不到‘江湖’的词源时不查一查工具书。带着这样的疑惑，我翻开了《辞海》，结果大失所望。”　　这种“自负”或者说“刻薄”在张远山的作品里并不鲜见。在其诗论《汉语的奇迹》（2002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中，笔者也看到他不自觉地“显摆”：“我买的《管锥编》是1979年8月第1次印刷的，我的同龄人中很少有这个版本。”这极其容易让人联想起张远山的文友周泽雄在《书生意气》中也讲过他完整看过《管锥编》的“显摆”轶事。　　对此，张远山澄清：“那倒确实不是‘显摆’，而是我借此难得的机会向学兄张文江致敬和感谢。在我读书之初，他是引我入门之人。他目前声名不显，隐于学院，是对那些浪得虚名的学院派的极大讽刺。他现在以‘钱学专家’知名于小圈子，但那是天大的误会。”前不久，朋友周实读了张远山《间世异人资耀华》一文后建议他写一部专著《间世者》，“我想张文江就属于像资耀华一样不显山不露水的间世者”。　　张远山发自内心地敬佩“钱学家”张文江这样的他眼里的真学者，但对他认为浪得虚名的文人却表示出“一个都不饶恕”的绝决：“对于那些不合格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著名评论家，我的自负一目了然，我的傲慢也毫不掩饰。他们的智力、学养、阅读量、理解力、表达力、敬业精神实在太差，他们大多趋时媚俗，粗通西学，但国学（并非仅指儒学）素养之差属于我说的‘文化难民’之列”，“中国作家若不通晓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写出有中华气象的杰作。我这点缺乏童子功的可怜学养，已被许多媒体视为不宜算作家，只能算‘学者’了。写作现在成了门槛极低、没有准入资格的文化难民收容所。”　　“只有江湖派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纵观《文化的迷宫》全书和张远山其他作品，他所谈的题目切口似乎很大，而且在文中也比较喜欢自信地使用全称判断，与传统学院派往往终其一生治某一领域的学问形成鲜明反差。这是否是治学的大忌呢，笔者抛出了一直想“刁难”他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自己在文中的‘大’？”　　“我不是分工过细、壁垒森严的现代专业意义上的‘学者’。我并不治任何一门学者之学，我治的是无所不包的哲学。没有独特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创立有价值（起码有新意）的哲学”，张远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分解成了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布局阶段，所以比较宏观。第二个十年是中盘阶段，会更为精细地展开和深入。第三个十年是收官阶段，才会完整推出自己的哲学著作”，“我的新道家哲学，以先秦为源头，所以我用力最勤的是先秦诸子之学，尤以庄子和公孙龙被我视为两位思想先驱。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写作计划就是完成《庄子奥义》和《公孙龙子奥义》这两部哲学专著”，“我的从表层到深层、由宏观至微观的写作计划，可以确保拙著一部比一部精彩。欢迎读者持续关注我的思想探险，更要感谢读者长期追踪我的哲学远征。”　　张远山对中道而绝的名家和墨家特别是名家极为推崇，对于儒家在中国历史的观念市场上的一家独大，他甚至动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儒家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永远的学院派。道家、名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永远的非学院派。儒家劣币驱逐诸子良币，是两千年中国文化衰亡史的核心情节。”　　独立人格成为当下不少论者对知识分子最强烈的精神期待，但张远山并不看好这种泛泛的期待：“学院若不独立，怎么可能有独立的学院派？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依附于不独立的学院，怎么可能有众多独立的知识分子？不独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了保住饭碗，维护既得利益，当然要驱逐独立的非学院派知识分子。”　　张远山将儒家学院派称之为“庙堂派”，非儒家的非学院派则是“江湖派”，“中国现在太多庙堂派伪知识分子，而太少江湖派真知识分子。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艰难转型，必将导致庙堂派伪知识分子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也必将导致江湖派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只有江湖派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在文化的迷宫里复制汉唐盛世，而是超越汉唐盛世，走出文化的迷宫。只有杀死牛头怪，才能走出克里特迷宫；只有走出克里特迷宫，才能向雅典扬帆远航。”　　张远山郑重地宣告其终极目标，“就是找到走出克里特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我的写作计划不存在不可抗力”　　《文化的迷宫》是张远山第二个写作十年的第一部作品。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创作了哲学专著《寓言的密码》、长篇小说《通天塔》、动物寓言《人文动物园》、人文小品《人类素描》、文学评论《齐人物论》和诗集《独自打坐》等，新著《文化的迷宫》的“代跋”就是以独幕剧《抢椅子》代替的，可以说张远山是在诸多创作领域全面开花。这似乎透露出一种成为文艺复兴时代时期全才型作家的“野心”。可是张远山却告诉笔者，他的中小学时期贯穿着教育近乎空白的七十年代，“1980年高考前从理科改考文科、也就是决定毕生以写作为业时，我不仅没有如此“野心’，甚至连成为合格作家的信心都没有，这是我大学恶补四年加后来面壁十年的心理动因：心虚。”　　张远山认为写作是神圣而崇高的事业，“物质生产尚且要求严格的质量检验，精神创造岂能粗制滥造？炮制烂文，实为犯罪。”直到1995年开笔前，他才觉得自己有了从事写作的足够自信。之所以选择如此多的文体，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不允许自己重复。作家不仅不能重复别人，而且不能重复自己。二是各种文体他都有大量阅读，熟知基本要领和诸多技巧，或许还能有一点创新。三是丰富多采的文学糖衣，有利于推销其哲学药丸。　　张远山如此众多领域的全面开花，得益于他多年的苦读和思考。他自称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进大学后就开始按计划读书，根据大学四年（1980——1984年）的阅读进度，张远山毕业后又读了十年（1985——1994年）后再开笔，“1995年开笔时，我预定了用三个十年完成三十部著作的毕生写作计划。”面壁期间的1988年春，文学评论家朱大可邀请张远山撰写他主编的《中国先锋诗歌导读辞典》中120万字的三分之一，张远山婉言谢绝了，“我没有抵制过外界的喧嚣和诱惑，它们对我不存在。对我的写作计划而言，不存在不可抗力。推迟十年开笔，不过使前妻因失望而与我分手，这未尝不是好事。”　　“对我而言，从来不存在‘无法尖锐批评的文坛人事’”　　在张远山的第一个写作十年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世纪之初他与上海作家周泽雄、时任《书屋》主编的周实合著的文学评论集《齐人物论》。《齐人物论》中张远山对文坛名家直言不讳的批评今天还让我们记忆犹新：龙应台“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李辉“站在老人的肩上，可惜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何其芳“这种娇滴滴的伪浪漫主义，羞答答的小资情调，散文中的鸳鸯蝴蝶派，不由得令人感叹现代汉语写作确实已大大地进步了——甚至当代如恒河沙数的晚报体业余作家，也足以傲视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散文巨子。” 　　对自己喜欢的作家，张远山绝不吝啬其赞词。评价旅居美国而不太为一般读者熟悉的网络写手图雅，张远山拿他和自己引为同道的王小波作比：“如果说王小波是‘文坛外高手’，那么图雅就可称为‘纸媒外高手’。图雅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王小波。在杰作《第五维》里中，图雅认为思维是时空四维之外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五维，当真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对现居香港的诗人和翻译家黄灿然，张远山也赞誉有加：“每一个有抱负的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拜读（《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篇雄文，甚至置之座右，以便著作现世之后，自我膨胀之时，用此文提供的世界级度量衡，清醒地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斤两。”而刘小枫在张远山眼里，虽然“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　　对于难以简单臧否的作家，张远山也有“同情的理解”。谈到老作家舒芜的《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时，其评价令人深思，“舒芜是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坚持更久，舒芜也自觉地以周作人这一方面的后继者自命”，“也许并非巧合，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视为‘大节’有亏，而吾国士人对妇女大都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且均自视为‘小节’。周、舒的‘大节’是政治性的，士人的‘小节’是文化性的。或许在周、舒二人的视界中，小大之辨恰与流俗的意见相反，孰是孰非，似乎确有反思的必要。”　　上述这些精彩迭现的论断使《齐人物论》出版后入选为《南方周末》“2001年中国十大好书”，作家陈村盛赞该书是“出色的捣鬼文章。那文章读来，让人幸灾乐祸。那些文坛人物有头有脸，每每被铅字讴歌，如今终于有人将他们煮汤了。那文字是好的，或经学，或俏皮，或诡异，或傲气，或尖刻，或柔媚，还绝不重样。”历史学家朱正则以短短八字表达了首肯，“好恶热烈，是非分明”。　　然而，张远山本人对这本赢得巨大赞誉的合著却评价不高，他甚至在回顾自己第一个写作十年的时候把《齐人物论》排除在外，“其实批评在我的写作中所占比例很低，但批评总是容易引起关注，所以不少媒体喜欢封我为‘批评家’。《齐人物论》是计划外的意外产物，并非长期积累、反复推敲、逻辑自洽的文本，这违背了我的写作戒律。”　　对于一个严格自律的批评家来说，将影响不小的合著排除在自己的创作量统计之外是值得尊重的，但实事求是不讲情面的批评在充斥着人情的中国文坛显得如此稀缺和珍贵，所以笔者还是忍不住地追问：“您认为您一直以来直言不讳地批评的‘资本’是什么？仅仅因为您有直接而细致的文本阅读，而且您是‘没有执照的作家’？在这样一个人情无所不在的熟人社会，您是不是偶尔也有无法尖锐批评的文坛人和事？”　　张远山承认“批评家都眼高，而且通常手低，因此常被反唇相讥为没有批评的‘资本’，尽管这种反唇相讥并不合法”，但他坚持认为“批评的神圣权利不因手低而丧失”，“所以我的批评‘资本’并非手不低，而是从不粗制滥造，同时欢迎任何批评。”让张远山自豪的是，他的尖锐批评从未遭到反唇相讥，“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点名批评从无任何回应，这是批评史上较为少见、发人深省的现象。对我而言，从来不存在‘无法尖锐批评的文坛人事’，只有不值得批评的文坛人事。”　　张远山也深知自己的尖锐批评在人情无处不在的中国社会里“不会带来好处，只会带来坏处”，但他“没想得到写作本身以外的任何好处，所以我永远直言不讳”，“写作本身的愉悦，是命运对我的最高奖赏。而我愿意把这种愉悦转化为阅读的愉悦，与读者分享。或许读者的愉悦比我的愉悦更纯粹，因为写作还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和难以逾越的困难。”　　张远山的尖锐和独立，用比较了解他的前《书屋》主编周实的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这人是一个在思想上和文字上都极有抱负的人，虽然他自己不会这样说，但他的文字，也就是他所有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喷发出这种气息”，“这样的人对同行是严酷的，对自己自然也挑剔，至于这严酷和挑剔是否准确，同行是否能够认可和接受，我想他就不会考虑或者说考虑不多了。他只会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去认识去表达。”　　“连我的母校也不承认我”　　《文化的迷宫》中当然不乏洞见的篇章，但《与时代拔河——我的忏悔和赎罪之旅》一文却是比较特殊的一篇。按年龄推算没有“资格”谈论“文革”的张远山经常因为“文革”后期的一段“政治童工”经历而反思自己，以致不止一位长者问他：“‘文革’结束时，你才几岁？”　　1976年，14岁的初二学生张远山担任了上海市卢湾区红卫兵代表大会宣传干事。更早些时候，小学时代的张远山就画过不少校园政治漫画：“批林批孔”时画林彪、孔子，“评《水浒》批宋江”时画宋江、晁盖，“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画邓小平、刘少奇，“批判师道尊严回潮”时画张铁生、黄帅……　　“童年生活与同龄人缺乏共性”的张远山却让笔者感到特别亲切，因为笔者也常常在精神上更认同1980年代的大学生，而与我身处的世纪之交的大学校园格格不入。　　张远山对身为“政治童工”的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我当时就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童工。尽管我没有任何‘生得伟大’的迹象，然而我确实向往‘死得光荣’，很有‘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傻劲”，“幸亏我年龄小，如果早生五年十年，我不知道自己将陷得多深！幸亏历史及时转向，如果时代列车晚点五年十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全身而退！”　　1980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的张远山，“‘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第一条路线是顺风顺水的多年老路”，“第二条路线是逆水行舟的自新之路”。20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显然对张远山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就读的大学中文系，当年风气格外活跃，堪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相比”。　　“华东师大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于1980年代在“丽娃河畔”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风云际会的时代：“钱学家”、《巴别塔中的智者——钱锺书传》作者张文江和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分别是高张远山两级和一级的师兄；上海作家周泽雄与张远山同级；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人面桃花》作者格非低张远山一级；远赴美国的文学批评家李劼和英年早逝的文学批评家胡河清，“都是在别处读的本科，在我毕业后才考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我妻子与李劼是钱谷融先生的同一届研究生。”　　2003年，《好书》杂志在上海宴请作者，席间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问起张远山母校，得知同是校友时，陈子善教授惊问：“那为什么没把你列入‘华东师大作家群’？”　　“这大概是我不属于学院派的经典细节了，连我的母校也不承认我”，张远山对这些文坛座次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从1995年离职回家写作开始甚至更早，他就主动选择了做“一个没有执照的作家”。2003年出版的《上海作家散文名作百人百篇》没有收录张远山，以致有人非常惊诧：“一百位上海作家中居然会没你？”在张远山看来，这类问题不过是“没弄清庙堂派和江湖派的糊涂问题”。　　张远山虽然自觉和“华东师大作家群”划清界限，但“依然对美丽的母校充满感激”，大学期间他因为旷课被处分两次，“但我认为校方没开除我的学籍已经很仁慈，使我的读书计划没有在刚开始时就遭遇更大的困难”。张远山在校时的系主任是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名家徐中玉先生，“由于我的缘故他挨过校长批评，为此我毕业后曾写信致歉”。2004年，张远山所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80级毕业20周年聚会，到场的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都高兴地对张远山说，经常在《书屋》上看到他的文章。张远山心存感激：“我不知徐先生是否知道，我就是那个给他添过许多麻烦又写信致歉的学生，因为‘张远山’是我的笔名。”　　张远山如此耿直，其言论思想的独立与经济独立也不无关系。在《寓言的密码·代跋》中他说：“我既没有职业，也无须为稿费奋斗，因为我妻子免费供我食宿，当然我也免费让她读我的文章，所以她认为可以算作两清。”这样的表述带有玩笑成分，“是我在首部著作问世时对妻子无条件支持的感谢。其实因读者支持，拙著没有一部滞销，没有一家出版社赔钱，甚至上过畅销榜。我的稿费版税收入比我当教员时的薪水高得多。”　　大学毕业后的张远山曾被分配到一所职业中专担任语文教员，11年里他经历的14任校长无一例外地向他允诺他应得的房子：“只要你能为学校争光，分房的事包在我身上”，但直到离职前一个月——1995年6月才终于分到一间六点八平米的亭子间。那时的张远山彻底领悟了谚语“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穿鞋者只能给想穿鞋的人穿小鞋，但不能给打赤脚的人穿小鞋。打赤脚的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了。”　　2001年，《羊城晚报》做过一个版的“自由作家”专题，编辑要求三位作者在各自的自述中如实报告自己的经济状况。张远山如实写出，没想到编辑后来致电抱歉：“原本想为你们哭哭穷，争取社会关心和读者支持，把你放在头条，没想到你的写作收入高得超乎想像（同一版的两位作家不及张远山收入的十分之一），只好把你的收入部分删了，也不放头条了。”写作带来的高收入在张远山看来“是托读者之福的意外之喜，不在写作目标之内”，他坚定地表示：“即使写作完全没有经济利益，我也会写作，并用其他方式挣钱养活自己。这对我不会成为问题。”　　当笔者以“自由撰稿人”相称时，张远山拒绝了这一称呼：“我从不认可别人所加的‘自由撰稿人’，因为自由撰稿人常常按订单写作，我不接受任何订单。有些编辑误以为我出名以后才不再接受命题作文，其实我开笔之初就如此，无论稿费多高，多牛的大报名刊，从未破例。”　　职业作家张远山如今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和写作着，他的生活状态用其斋号“三朴堂”概括最为贴切：淳朴其心，简朴其用，素朴其文。毕业二十多年来，还是保持着大学时代的生活习惯，深夜两三点睡觉，睡六七个小时，上午九十点起来，不吃早饭，只吃午、晚两顿。“天天在家已经十年。每天起来先开机，洗漱后上网收发邮件，浏览新闻。下午写作。晚饭后散步，购物，娱乐，阅读。阅读时间还是多于写作时间。”　　十年来，张远山在《书屋》、《东方》、《名作欣赏》、《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东方早报》、《青年参考》等几十家报刊开过专栏，《青岛晚报》、《杂文选刊》等报刊还长年转载其著作中的旧文。许多报刊以最高稿酬邀请张远山开专栏，他都谢绝了，目前只在北京《时代人物周报》和长沙《三湘都市报》开有专栏。《书屋》仍然是张远山最重要的言论平台之一，“新《书屋》像老《书屋》一样，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我，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新《书屋》去年评了最后一届《书屋》奖，拙文第四次获奖——当然这要感谢投票的读者。对我而言，她依然是‘书香的华屋，思想的广厦’。”　　前《书屋》主编周实先生的预测也许可以代表很多人对张远山的期望与祝福：“在我的感觉中，要谈这个人，真是不好限量的，他最后会怎么样，只能看他发挥了。还是拭目以待吧。”　　2005年9月22日　　（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期）(XYS20060125)◇◇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