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新闻联播:芦笛在凯迪-风暴终于来到

风暴终于来到

随着形势的发展，“社教”运动开始了，首次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中央向大学派出了许多工作组，其中有一个也派到了我们这个超级重点中学来。

从一开始，派到我校的工作组就进行了非常积极的“消极抵抗”，可惜这并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么光荣，因为他们的“抵抗”策略是把打击矛头从党官僚转移到普通百姓头上去。在他们的指导下，学生们绞尽脑汁地仔细回忆教师们在课堂上说过的每一句话，反复筛选并找出任何可疑的、能够上纲上线的材料，然后写大字报揭发。

以一个痴迷狂信徒的所有狂热，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尽管我们已经考完毕业考，升学考就差两个多月了，我却从来没去看过一眼教科书。我写了两份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揭发两位老师。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揭发挨整，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错，又是党员，所以幸免于难。

运动不久就来了个急转弯。1966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谴责彭和几个高级官员，正式宣布在全国发动文革。但公众此时对幕后的权力斗争一无所知，只看到报纸上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和社论，攻击彭手下的三个官员组成的所谓“三家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含混不清地号召人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因为从未明确界定“牛鬼蛇神”，老干部们便以牺牲部下来应对这一招，把党的各级意识形态总管当成抛出去喂狼的臭肉，把他们和著名的作家、导演和别的艺术家们一道统统揪了出来。他们以为这样便能“丢卒保车”，保住自己的那张皮。

1966年7 月下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它转抄了毛写给“红卫兵”的信，毛在他的回信中赞扬了他们，并表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将他们美称为“革命小将”。

毛的信公布后，全国各地立刻成立了大批红卫兵组织。这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完全由高干子弟领导，受老干部的严密操纵。我校因为是个贵族学校，贵族学生们便在这个组织中担任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职务。

红卫兵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重新命名所有的商店、影剧院、企事业单位和街道。这叫作“破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有段时间，所有的人都在查字典，想把自己的名字改得更革命些，就连商品都得改名。

可惜“革命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久有人就得后悔他们的轻举妄动。在街上，我看到一张大字报质问一家香烟厂的罪恶动机，该厂刚把一种香烟改名为“东方红”。“好大的狗胆！”大字报质问道，“你们竟然把烟头发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光亮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相提并论！香烟吸一枝少一枝，吸一口短一截，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们如此丧心病狂，是何狼子野心？！”类似地，“工农兵鲜肉店”被控为妄图谋杀新中国的领导阶级，而“抗大废品收购站”被控为诬蔑那所在30年代由林彪将军作校长的著名大学。

但“破四旧”运动制造出来的不是笑话而是恐怖气氛。这“四旧”似乎无所不包，涵盖了一切东西。在街上，红卫兵会把稍微注意点打扮的姑娘拦下来，把一个空酒瓶塞到她的裤腿里去，看它是否能在里面运动自如。如果那可怜的姑娘没通过检查，红卫兵就会用剪子在裤脚两边各剪一刀，然后如同卖布的售货员那样麻利地嗤啦两声，把两条裤腿撕开，一直撕到髋部那儿。于是那可怜的姑娘的两条玉腿以及一部份为一票友浴血死守的内裤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比穿超短裙暴露的还多。那姑娘照例是面红如血，在大众耻笑声中用两手死死捏住四下飘荡的布片，飞一样地逃走。类似地，任何一位头发长过一英寸的男士都会在街上给截下来，由红卫兵用推子在他的头发正中深深地犁出一条沟来。

与此同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八月里的一个早晨，工作组突然离开了我们的学校，把管理学校的全部权力交给了由高干子弟控制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刘少奇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在其中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还说：“有时你没犯错误，人家说你犯了，你也就犯了”，云云。
 
我们谁都不明白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那其实是刘的“自我批评”。党中央那时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最终在那会上和刘摊了牌。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控刘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刘被击败，失去了党的第一副主席职务。党改成了两主席制，副主席由毛最坚定的盟友林彪元帅担任。

由于党的机密性质，公众根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虽然地方党官僚完全知道这一切，但他们仍然决定继续使用红卫兵来进行抵抗，在风暴中保住自己。但毛的大字报很快就泄露了出去。于是一些消息灵通的学生便形成了另一个组织，称为“造反派”。与红卫兵不同，造反派成员主要来自普通家庭，他们和后者的卫队红卫兵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不明真相的大众则给困在了他们的交叉火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