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017年法定节假日是: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37:46
内容提要：本文对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进行了探讨，文章回顾了我国近百年来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并对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状况和现存的不足之处做了总结、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
国外对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研究，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国学术界将其引进并开展实证研究，也有近二十年的积累了。但是，对这项研究的理论源流和发展脉络，至今仍少有人细加梳理，以致一些文章中时见舛误。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做一点整理和分析，一是考察从现代化理论到人的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我国对人的现代化认识的历史过程，三是目前研究状况的总结和分析。
一．现代化理论的源与流
现代化问题属于发展研究的探讨对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殖民体系崩溃，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发展的条件，面临的是怎样利用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家发展的任务。因此，这些国家新的领导者们把国家发展列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联合国也曾制订过两个“发展十年”计划，以促进这些国家的进步。对于学术界来说，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于是发展研究应运而生。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在分析和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以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由多门学科集合而成，最初是探索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以后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等多门边缘交叉学科。发展研究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后非西方学者也投入了这项研究。
发展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发展是指人类社会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化的无限运动的过程，发展是绝对的；而现代化则指人类社会经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相对的阶段，可细分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以及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这样两个历史过程。现代化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革，目前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仍处于发展之中。
传播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其主要分析框架、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多来自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和发展研究交汇而成的发展社会学。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和过程等，是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学学科的演进历程看，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最早可溯至19世纪早期一些社会学奠基人有关社会变迁的思想和观点。例如，社会学创始人、法国的孔德(A. Comte)在其社会动力学说中，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结构演进所做的三阶段划分，就已初步描述了人类历史变革进步的特征和途径。从19世纪中期起到20世纪初，社会学对不同社会形态演进机制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化。英国斯宾塞(H. Spencer)的社会类型论和社会有机进化论中关于古代军事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的差异以及线性进化的观点，法国迪尔凯姆（E. Durkheim）的社会“机械组合”和“有机组合”说中有关信仰、情感在社会整合中作用的分析，德国韦伯（M. Weber）就理性主义对西方工业社会早期发展作用的论述等等，在当时就已经涉及发展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传统与现代之分的基本观点，以及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上述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后期，有着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似乎社会变迁只是单向地、渐进地由落后的传统社会走向发达的现代社会。到20世纪40～50年代，在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中，现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均衡论思想兴盛起来，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帕累托（V. Pareto）和美国的帕森斯（T. Parsons）。均衡理论运用系统论和结构功能学派的方法，把社会看作一个如同生物体那样的整体，认为各子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互均衡协调，才能保持社会正常运行。如果其中一个子系统失衡，这个子系统就会由于其他子系统的压力而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社会变迁从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发展。言下之意，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效仿和引进必须是全方位的。其中，帕森斯关于社会变迁分为原始、中间和现代三个演化阶段的观点，关于人或组织、机构在行动过程中五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模式变量理论等，直接成为发展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方法和方法论基础。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社会学与发展研究的关系。两者结合后形成的发展社会学，其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现代化理论（以下简称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三种。三种理论虽然先后问世，但由于各有长短，所以三者间并非后一种理论依次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大体上处于并立状态，只是影响有大有小而已。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基本定型，目前在学术界，包括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总体上看，“现代化理论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基于某种基本观点的一致的理论流派”[1]，国外主要代表人物有帕森斯、列维（M. Levy）、爱森斯塔德（S. Eisenstadt）、富永健一等，人数众多，是一门显学。广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对象，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的世界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狭义的研究对象，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把社会类型分作传统和现代两种，认定西方国家已进入现代社会，而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传统阶段。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传统社会的特征是保守的、封闭的，社会群体相似性强、分化度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要生产单位，以农牧业等初级产品为主，社会专业化分工不明显，交换媒介和市场不发达。政治上，传统社会是专制的，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自世系门第，价值观念向往的是过去，世界观是宿命的，缺乏改变现状、创新进取的精神动力。而现代社会则处处与之截然相反。现代化论者认为，现代文明是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表现形式包括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观念的理性化、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如果有人试图将传统的制度、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简单撮和在一起，那么，“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2]。因此他们认为，多数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全面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制度、文化乃至价值观念，就可以走上西方国家曾经成功的发展道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现代化理论一度曾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推广应用，但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国家即使经济实现增长，但也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盛行，政局动荡不宁。这一实践的结果给发展研究带来巨大冲击，随即，一是出现了对前述古典现代化理论修正的“新现代化研究”，二是催生了作为现代化理论对立面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新现代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框架更加完整、严密，它不再把传统看作现代的对立面，不再认为落后国家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才能走向现代化，它重视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方法上也从高度抽象的类型研究转为对具体国家的比较现代化个案研究，强调不同国家对待自身传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因而重新为现代化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依附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弗兰克（A.G.Frank）、阿明（S. Amin）、卡多佐（F. Cardoso）、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普雷毕什（R. Prebisch）等，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3]这两种理论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借鉴了一些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和扩张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侧重点是交换关系，特别是国际贸易分工体系，而不是马克思强调的生产关系。依附论的分析对象主要是60年代后的拉美国家，它用本土/西方的对立取代了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看作是核心与边陲（center-periphery）或中心与外围（metropolis-satellite，直译为“都会—卫星”，是弗兰克的修正提法）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扩张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是处于边陲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后者只要在经济上切断同前者的联系，不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跨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身在其中的本国“买办”，是依附论者深恶痛绝的对象。世界体系论则对依附论加以补充和修正，它把世界作为一个长时段的整体研究对象，在核心与边陲间增加了一个充当中间角色的半边陲（semi-periphery）概念，以解释核心与边陲国家地位的变动和转换。它认为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于核心、半边陲还是边陲的地位，而边陲国家地位的变更，必须打碎由这种依附链条构成的世界体系，特别是体现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这两种理论是媒介帝国主义论的母体，由于它们都排除了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本文关系不大，因此我们不再做更多介绍。
一个国家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要涉及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国内与国际等诸多极为复杂的因素，因此很难有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模式。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忽略了落后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改革的必要性，目前仍大体停留在空泛的号召上，感性的激愤成分多于理性的学术分析，只破不立，解决问题的方案可操作性很低，甚至可能导致以民族主义拒绝人类文明中一些伟大成果的危险。用这样的“外因决定论”，既不能解释东亚一些国家经济起飞的原因，也很难说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等国家何以能够发达，更何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第三世界的依赖。而现代化理论则可以说是一种“内因决定论”，它无视人们的社会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无视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不利影响，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隐含着西方中心论思想，似乎现代化就只有西方化这一条道路，摆脱传统、移植西方的东西就可以复制西方的成功。然而历史发展的道路并非单一的、线性的，不同国家和地区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途径。有的西方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乃至‘自力更生’等价值观，亦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4]。另一方面，这几种理论也各有其合理之处。例如，现代化理论高度重视人的观念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等内在素质的作用，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研究，即由现代化理论派生而来。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理论间的源流关系，大致可以图示如下（线条表示包含关系，箭头表示影响、派生关系）：[5]
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追
如何尽快使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百多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目标。自19世纪中期起，中华民族在探索中不断摸索前进方向。这种探索初期是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仿效对象，以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手段，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为目标的。然而整整一百年的实践终于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走西方道路所必需的时间和条件。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诸多必要条件，人的现代化也涉及许多方面。所谓人的现代化，指的是人的现代性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人的现代性内涵，目前还没有统一指标，研究者使用多种划分观念特征的标准，如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平等意识、科学意识等等，有数十种之多，但从根本上说，人的现代性就是个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一套基本素质，体现着人的现代化水平。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素质包括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前后相依的环节，传媒对这三个环节都可以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前两个环节，经过一定中介因素，作用更为明显。
在传统社会中要想利用大众传播促进人的现代化，使国家和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前提是需要认识到传媒对人的观念和行为变革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是在懂得了传媒的作用后，要将参照系定位于已先行一步的处于高位势的异域文明。有了目标和方法，第三步就是将其落在实处，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大力普及传播媒介，广泛介绍已先行一步的文明成果，用底层动员的方式使普通民众开阔眼界，造就现代人格，打下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长远基础。近代史上，在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转折点上，把传播媒介以及教育等视为启蒙手段而大力推广，最终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不乏先例。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基马尔革命、埃及纳赛尔革命乃至中国晚清时期，莫不如此。[6]所不同的，是西欧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自民间，经过数百年积淀从社会内部缓慢生长出来，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落后国家走的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动力或者说压力来自外部，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动员包括民众在内的所有国力。由于主题所限，这里我们主要从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方面，考察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认识和实践发展过程。
中国人认识到传媒可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大致起始于维新运动时期，有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之前，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国人学习西方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引进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没有意识到人在变革中的作用，加之报业影响范围很小，因此这方面的论述甚少。无论林则徐还是早期改良派人物，关心的主要是报纸“探访夷情”、“正内情于外”（对外宣传）以及“上下情通”、以资圣鉴等功能，像魏源的“医瞑眩”、何启的“长人见闻、生人思虑”之类涉及开通眼界、变革观念的看法，实属凤毛麟角。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人们不能不开始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相同条件下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1895年维新运动的兴起，就是这一反思的必然答案。“中体西用”这种物质层面的改革开始深入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人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传播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终于纳入了人们的视野。维新运动领军人物梁启超在他最早一篇新闻学专论中，就注意到了“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的关系。[7]虽然戊戌维新由于短命而没有留下多少有形的基础设施，但它在思想领域的建树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了宝贵财富。
诚然，清政府挟戊戌政变之威，可以喘息稍许，然而《辛丑条约》又给中华民族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1901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重新祭起了改革的大旗，推行“新政”。在第一道变法上谕中，清廷总算认识到此前学习西方“仅及皮毛、而非本源”的弊端，号召官员就改革国政朝章建言。[8]最早响应的是当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开篇虚文之后，便是申论“保邦致治、非人无由”[9]的重要性。十年“新政”，清政府采用法律手段促进报业发展，[10]并且身体力行，办起了一百多种官报，倡导民间开展阅报讲报活动。革命派虽重在利用报刊宣传灌输反清革命思想和理论，但也不忘读报与人的现代性关系，认为向民众普及“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就可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11]。改良派主张渐进变革，看重传媒启迪民智、作育人才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功能，有关论述也最多。这一时期还直接从国外引进了相关理论，如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译著、
短短十几年里，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报业高潮在晚清骤然兴起，国外各种学说理论、宪政制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纷至沓来。从认识了传播对现代性的塑造作用，到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普及传媒，普及知识，三个步骤几乎同时展开。大众媒介与其他手段，如新式教育、留学运动等结合起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新一代人“以孔孟为不足学，以经书为不必读”[14]，“恨不能尽举西洋文明移而植于中国”[15]，古代那种眼光放在过去，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传统文人逐渐消隐。
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不乏发蒙教化、改造人性的主张，目标指向却是内敛的、传统的，荀子《劝学》中所谓“始乎颂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把四书五经看作是“天地之间者毕矣”的包容一切知识的终极经典，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注解。而自维新到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和启蒙的目标却是外向的、现代的，参照系是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西方国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其中隐约可以看到后世现代化理论的影子。晚清以降的论说中，人们甚至可以惊讶地发现，许多有关传播对现代化影响的看法，竟然与勒纳、英格尔斯、施拉姆等不谋而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直到四十年代末，正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著作中有关传播与人的现代化问题不再成为阐述热点，重复以前认识的多，新的见解少。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逸出人们的视野，因为二三十年代知识界还曾有过一个小的讨论高潮，《大公报》、《晨报》副刊、《独立评论》等发表过一些有关国民现代人格的文章，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科学救国等讨论中也涉及不少人的现代化问题，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还特意出版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但总的来看，探讨重点已改在了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论战相比，关于人的现代化论述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毕竟后者需要滴水穿石的长期启蒙过程，在战乱频仍、外敌入侵，国家存亡悬于一线的情况下，这个任务只能留待后人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另一条国家现代化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仅仅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尽管有过种种挫折和失误，但是中华民族终于一洗百年耻辱，以繁荣富强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据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统计，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程度，已从1950年的26%上升到到2001年的78%；以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我国和世界平均值的差距也从1980年的19个百分点减少到15个百分点。[16]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国初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到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工业化上，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当时是迅速打下物质基础，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所必需的。第二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首次用“小康”概括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且提出了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目标。[17]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正式提出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目标不仅包括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具体数额指标，而且对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的素质也给予了更多关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从新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现代化目标第三阶段的开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以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形式，肯定了到本世纪中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全面的小康社会是更高水平的社会，是“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三阶段这种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目标，显然比上一阶段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视又前进一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8]，列宁也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写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在革命导师那里，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极大提高后的产物，而我们党则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新境界。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认识和实践过程，对于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研究来说，无疑是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三．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研究
研究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国外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展开，主要集中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勒纳（D. Lerner）根据对中东6个国家1600人的长期调查结果，出版了《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通过对调查对象媒介接触和态度改变的关系分析，他提出了传播具有移情（empathy）作用的概念。移情原本是人类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现象，勒纳此处是指大众媒介通过信息传播，使人在突破了历史和地理环境局限，了解了外部新事物后，能够“站在别人的地位来看自己”，由原有的某种角色转换为另一种新角色，成为有着现代人格的新人的过程。1964年，著名传播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施拉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利用教科文组织在亚非拉三大洲分别召开的三次专门会议的材料，出版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施拉姆在书中提出，大众媒介的作用在于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教育民众，传播新的知识和技能，将社会关注点集中到与发展相关的信息上，提高国民参与国家和社区事务的程度，提高人们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值。因此，“任何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本身必须改变……这正是现代传播对于经济发展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19]。美国的罗杰斯（E. Rogers）等在亚非拉分别选取印度、肯尼亚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进行了农村调查，1969年出版了《农民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一书。他们利用罗杰斯本人此前提出的“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理论，发现农民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自身因素与媒介接触频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媒介接触频度又与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得出了大众传播发挥着现代化催化剂作用的结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指的是新的观念、经验、技术等等的推广和实施，他同时也比较强调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手段的结合使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由于在农业科技、计划生育、扫盲、环保和卫生知识普及等方面有较高实用价值，因此应用较为广泛，十年后的1978年，相关论述已达2800篇（部），实证研究有一千多项。[20]
研究方法上，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英格尔斯（A. Inkeles）。对于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引进作为现代化标志的科学技术、制度结构和管理方法等等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21]。这里，人的现代化已经被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那么什么是人的现代性呢？英格尔斯认为具有现代人格的人应有能够接受新事物、顺应社会变革、主动获取新知识、乐于参与社会事务、不为传统所束缚、具有个人效能感等12个方面的特征，以后他又补充了相信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能力、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两项。[22]这14项特征的归纳中，不难看出从经典社会学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根据这些特征，英格尔斯设计了个人现代性量表，细分为多个测量题目，然后用数理统计方法，在亚、非、拉美6个国家，对不同阶层6000人的观念和行为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1974年结集为《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他在这项研究中发现，大众传播不仅与经济水平、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现代化，而且可以独立影响人的现代性。英格尔斯的研究与以往的发展研究不同，关注重点由经济、政治等方面转向了普通人，人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可以分解为个体的人的集合体，他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认为的人格在6岁以前发生、16岁以前定型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从而使得人格的现代性改变既有了可能性，也具备了可操作性。
国外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者很多，上面提到的只是影响较大的几位。勒纳和施拉姆等人的思想和观点，英格尔斯对现代性的特征归纳、量表、统计方法等，在国外得到广泛采用，也被我国学者借鉴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方法。从学科角度看，有人将这项研究归于发展传播学领域。同发展研究中其他边缘交叉学科相比，发展传播学的成熟度还不是很高，甚至发展传播学作为学科是否已经成型也有疑问。但即便如此，这些著名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调查研究，在传播学史上规模空前，权威性较高，对我国学者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23]
我国学术界开展这方面研究，始自20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孝荣、易行、陈昌国等从70年代起，开始调查研究传媒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问题。1982年，内地新闻传播学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受传者调查，初期的关注重点主要是受传者媒介接触特征和对传播内容的评价等，属于基础层面的研究。此后随着国内现代化研究热的兴起，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学术界和相关管理部门着手研究传播与人的现代化问题，十多年里，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论著。
出于理论源流和研究方法的缘故，正像国外首先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是社会学界那样，国内最早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是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张学洪等人。1985年，他们在本省不同地区选取了三个点调查农村新闻传播状况，除一般项目外，调查中有27个问题，如进取性、参与意识、迷信与否等，测试被调查者观念现代化程度与媒介接触的关系，研究手段以社会学方法为主。[24] “七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设立了重点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一些院校参与，研究新闻传播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课题组从1987年开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开展大规模全国性调查，1992年调查报告结集为《新闻事业与现代化》一书出版。这项研究中，传播对人的现代化是课题的子项目，研究方法上借鉴了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成果。研究者利用英格尔斯归纳的现代人诸特征，将其概括为认知取向的主体意识、行为取向的效益意识和发展取向的创新意识三类，同时还考察了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职业归属这三种中介变量对被调查者的影响。[25]课题中的另一个子项目，即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于1989年以内部出版物形式先于课题总报告出版，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对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变革研究。[26]
专门以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为对象的研究，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所陈崇山、孙五三等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当时称中华基金课题），课题组从1991年至1993年开展了全国调查和北京、浙江、厦门等地区性调查，并综合一些其他调研成果，于1997年出版了总报告。书中分析了受传者媒介接触的行为、偏好、观念及人际交往等中介因素的作用，并且就现代化理论对近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影响脉络进行了梳理，内容较为充实。[27]此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如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卜卫关于大众传播对儿童观念现代化的影响，[28]王怡红对农业新技术传播过程中农民观念变革的关系研究等。[29]另外，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与此相关的，尚有几项关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及苏南农村研究，多数仍在进行之中。[30]
上面提到的只是部分专项成果，九十年代一些概论性质的传播学著作中，也还可以散见不少这方面内容。至于新闻传播学界之外，有关人的现代化研究成果，数量还要多些。尽管后者不是从大众传播角度展开研究，但大量资料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仍然可资借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视野和研究水平。例如景怀斌等所撰写的研究报告《人的文化素质与现代化》[31]，根据全国11500个城镇居民有效样本，从五个方面测量人的现代性程度，其中就有不少有价值的数据和观点。
大体上看，现有成果多是将英格尔斯等提出的指标稍加变通后，与传播效果研究中受传者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嫁接而成的，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上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只能观察出受传者媒介接触状况与观念现代性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这一点以前已有论者指出。[32]相关关系只能说明媒介接触与观念现代性有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不能说明何为因何为果，也不能反映是否还有中介变量在起作用。观察因果关系，需要采用现场实验或实验室研究等控制实验方法，通过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相应变化，找出因果关系，从而提高研究的实用性。此外，实验研究还有助于观测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即被试所认为的应然与其实然间的差异。可是到目前为止，国内传播学界还没有尝试过实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其次，是受传者媒介接触状况的调查设计偏于笼统，细分不足。把传播内容大致分类，依受传者对某些类型的偏好判断其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仅此是不够的。某一大类之下可以有很大差别，同是纪实类节目，既有国内外新闻之分，也有时事、会议新闻之别，还有记录片之属；同是传统戏剧，有人偏好《哈姆雷特》，有人迷恋《苏三起解》，还有人热衷《思凡》之类前卫的小剧场实验演出。其间差异很大，笼统讲偏好纪实类者现代性程度高、偏好传统戏剧类现代性程度低，是难以得出准确结果的。第三，是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面不够宽。人的传统性或现代性，起初不在传播学基本理论框架之内，是传播学效果研究深化后衍生出来的，但有些学科建立之初就涵盖了这个方面，已有比较成熟的学术积累。以社会心理学为例，传统性和现代性作为人的心理特征，可归属于这门学科的态度研究范畴，而态度又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现代性和传统性也可以纳入社会化研究的对象。所以社会心理学对此的研究早已是驾轻就熟，有很多高水平的成果，值得传播学者借鉴。类似的学科还有很多，传播学界需要汲取更多的其他学科成果，使自身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
谈到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就不能不考虑怎样正确设立测量指标。近几年港台学者在开展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时，就已指出西方学者早期研究的缺陷：他们往往先从西方发达国家找出一些“现代性”高的人，归纳出这类人群的各种心理素质，然后制成量表，把得分高的视为“现代人”，再用以衡量落后国家，最后得出通过传播、教育等手段将这些素质转移到落后国家，就可以使之现代化的结论。而选取什么样的人做样本、从哪里选取、如何设定测试题目等等，又取决于研究者的定义方法和价值取向。[33]显然这是一种以西方国家为标杆的主观色彩浓厚的方式，不能完全照搬照用。
即就西方国家而言，“现代性”也不是装配线上统一的标准件，不可能从各个国家任意挑选一些零件就组装出“现代化”。由于各自传统的不同，现代性本身就不是一种模式。例如，新旧大陆之间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重大区别，读一下商务印书馆翻译的托克维尔19世纪的那两本名著就能够明白。对于我国研究者来说，应当在参考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入手，确定人的现代性指标，进而找出自己独有的与现代化目标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再设定指标进行测试。西方现代化论者早期研究中，对传统性的归纳主要来自非洲和拉美，与东方国家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研究者应当立足国情，从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出发，探究我们传统文化中还有哪些不为国外学者嘱意，却有可能影响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从这些问题入手，利用传媒促进人的现代化才能有针对性。比如，我国历史上虽有赞美徙木立信、一诺千金的传统，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缺少的诚实信用这一因素，在英格尔斯的现代性指标中却没有位置，这大约是西方国家的宗教背景使得这个问题不很突出的缘故。其他像公德意识、公民意识等等，也是如此。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绵延积淀的国家，设计测量指标时，不能不留意这些早已深深植入国民性之中，而对我国现代化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讨论了测量指标应当符合国情的问题后，接下来就需要从整体上考虑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多吸收一些“新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表现为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有些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但还有一些可以和现代化并存，甚至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研究思路的转换，港台学者走在了内地研究者的前边。从1990年代初起，古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港台学术界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港台许多实证研究都开始重新审视两者间的关系，有的已不再把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视为单向度量表的两级，而是分别设计出两套量表测试其间的关系，甚至得出它们是两组不同的心理特征，在总体上“仅呈中低程度负相关”的结论。[34]结论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这种思路的转换颇具启迪意义。
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学术性较强，关注的是观念和行为的远期改变，不是一项可以立竿见影出经济效益的活动。和日益火爆的传媒商业性调查相比，内地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有些趋冷。困难的确不少，但是这项研究毕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仍需我们不断努力推进。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一期）
[1] 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译本。
[3] 杨瑞明《从现代化到全球化》一文（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将弗兰克归入世界体系论者，这是不准确的。弗兰克是依附论的创始人，世界体系论的观点与之有不少契合之处，但两者毕竟有所不同。弗兰克的代表作《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和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国内都有译本，读一下就可以明白两者的区别。此文还说，“一般认为”依附论源于加拿大殷尼斯（H. Innis）等，是说不确。这似乎是台湾学者陈世敏在《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最早提出的，时见一些著述沿用。看法有相似之处不等于有渊源关系，这样的实例很多，况且陈氏在该书后面的附录中（P213）又推翻了前边的说法，认为依附论“不知道是沿袭殷尼斯还是巧合”。
[4]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第3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译本。
[5] 需要说明的是，两幅示意图主要服务于本文的文字叙述，所以只列出了与文章关系最为密切的方面，各种理论间的继承、影响和派生关系实际上远比示意图复杂、广泛，不完全表现为图示的线性走向，例如世界体系论就还有来自布罗代尔、汤因比的影响。因此，示意图中每个节点几乎都能够扩展成另一幅复杂的谱系图。
[6] 世界近代史上这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国情背景各有不同，其中和我国最为相似的是明治维新。明治时“文明开化”等政策对日本迅速崛起的影响，可参见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一书第一、二两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译本）。
[7]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一册，
[8] 《光绪朝东华录》第4601～460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9] 同上，第4728页。
[10] 清末新闻法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体系为蓝本的，参见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11]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
[12] 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1号。
[13] 陈独秀：《亡国篇》，载任建树等所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80-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 《正黄旗蒙古都统吕海寰密陈兴办学堂及征兵宜防隐患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0页，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
[15] 《论中国教育宜急图改良之法》，《大公报》
[16] 《我国第一次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光明日报》
[1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19] [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27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译本。
[20] [美]埃弗里特·罗杰斯等：《对创新推广的最新评论》，《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第283～2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 月译本。
[21] [美]阿力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编译本。
[22] 同上，第22～36页。英格尔斯是对现代人特征的归纳，并非人们常说的系统的“指标体系”。参见谢立中在《光明日报》
[23] 崔保国：《媒介变革与社会发展》第35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4] 张学洪：《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载陈崇山、弭秀玲所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第146～166页，沈阳出版社1989年6月版。张在此文中认为“农民对新闻传播的接触总的来说与他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程度无显著相关”，这与以后的多项调查结果有所不同，原因可能由于是早期研究，一是样本数量较小，二是缺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分析。张在1988年的另一项江苏调查中，已得出不同结论。
[25] 课题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第116～11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26] 王建刚：《广播电视与观念更新》，载中宣部、广电部联合调查组：《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报告汇编》第96～1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1月版。该项目1987年启动时是独立进行的，以后纳入了“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课题。
[27] 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孙五三还利用该课题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了人际传播和受传者媒介接触行为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参见孙五三《交往行为与观念现代化》和《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两文，分别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和第3期。
[28] 卜卫这方面研究数量很多，她曾承担了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
[29] 王怡红：《论农业新技术传播》，未刊稿。王是内地唯一一位尝试运用罗杰斯“创新扩散”论的传播学研究者。
[30] 如1996年项目“西部欠发达地区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兰州大学段京肃），1999年项目“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南京师大方晓红）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云南大学张宇丹），2002年项目“现代媒介传播行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调适”（新疆大学阿斯买·尼亚）等。
[31]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32] 陈崇山、孙五三前引书，第124～125页。
[33] 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第220～223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
[34]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载杨国枢：《中国人的价值观》第65～119页，（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