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禾：利益诉求与社会管理

作者：  时间：2011-07-21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八十七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利益诉求与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这两个词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词汇，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热词。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高度关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问题。今年2月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研讨会上，9个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被称为有关党和国家问题的最高级别的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我总结一下：
　　一、要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
　　二、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要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已经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放在了与树立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样重要的位置。或者说科学发展转变方式、社会建设、人们幸福很可能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或者十八大前后最重要的四个观念。
　　今天蔡禾教授将告诉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群众性事件不断增多，信访规模居高不下，劳动纠纷逐步升级，人们的利益诉求呈现着不同的表现。面对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表达，我们应当恰当地认识当前的利益矛盾。不但要恰当的认识，而且要打好社会的基础，来保证社会管理的实现与创新。
　　蔡禾教授是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主席，教育部社会学科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成员。蔡禾教授的学术路子叫做从冥想，也就是书房走进田野，理论结合实际。我把他总结为四点，第一扎实，第二严谨，第三端正，第四是在学术上非常富有激情。所以他的学生在网上写道：严重推荐蔡禾老师的家庭社会学，不是一般好。有请蔡禾教授！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1978年党和国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战略，三十年来的发展战略，其内涵实际是在变化的。1982年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了物质和精神文明；2002年提出政治文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2005年中央在六中全会上，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形成了“四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战略。前段时间胡锦涛同志在领导干部的研讨班上，专门讲了要扎扎实实的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从1978年到现在大概经历了30年，我们提出了社会建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目标的表现。之所以现在提出来，我以为是跟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有关。国际上有学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以后，社会矛盾会出现一个凸显期，这在统计学上可以明显看到。但是不是说这是必然的呢？或者说只是和GDP相关呢？我想可能在不同国家，这种社会矛盾的凸显，与不同国家体制的安排、制度的安排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谈谈自己对中国当前社会现象的一些考虑。
　　一、当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矛盾凸显时期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各种经济的发展非常快，经历过文化革命时代的人，都会知道当年的日子跟今天是没法比的，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当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矛盾也在滋生。这并不是说过去没有矛盾，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有矛盾，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关系的调整就一定会有矛盾。但我以为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社会矛盾在表现形式上有趋于激烈的特征、趋势，有以下三个特点：
　　1．群体性事件频发。
　　有一类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别频繁，我们将其称作泄愤性的群体事件。所谓泄愤性的群体事件，就是卷入这个群体事件的人，他们本身与这个事件根本没有关系。就以最近增城的事件来看，事由是一个孕妇与一个保安之间的冲突，肢体的冲突引起的，但卷入这个冲突的人绝大部分跟当事人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连他们的亲戚都不是。这种事件最大的特点，事件本身的卷入者跟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而且这种事件的瞬间的人群集聚性强、规模大、严重的无序且破坏性强，而且他们直接冲突的目标往往是国家机关。
　　贵州的瓮安事件，是一个14岁的女孩溺水死亡，验尸是公开进行的，验了三次，但仍然没有化解群众的疑虑。最后这个事件发展到2万多人围观，导致整个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和县财政局被毁。
　　湖北的石首事件，是一个厨师非正常死亡。事件最后导致数万群众围堵道路，酒楼被焚烧，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
　　安徽的池州事件，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的结果是整个超市被哄抢，警车、消防车被烧，警察受伤。
　　我们把这类事件叫做“泄愤性的群体事件”。为什么我们国家经营了60年，人们的教育水平、法制观念在提高，经济在高速的发展，人们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却仍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且那么多事件的利益无相关者为什么要卷入其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2．信访规模居高不下
　　信访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救助体系，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在50年代中央政府设计信访制度是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听取广大群众意见，为发展国家建言献策；一个是反映群众的利益需求。然而信访制度发展到今天，第一个功能基本消失，只是一个利益诉求的基本渠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说市场经济要法制化，因为信访是行政诉求的渠道，但市场经济需要法律诉求的渠道。事实上在法律日益健全的今天，信访仍然作为一个主渠道还在发挥作用，而且信访规模一直居高不下。最近中央信访局从北京城迁了出去，信访量有所下降，奥运和亚运之后国家也采取了大量的办法来解决信访问题，目前在规模的增长上有所控制，但是整个规模还是居高不下。我们来看几组数字，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登记接待的进京来访总量达67000余人次，比2008年上升24.8%，2007年最多的一天来访群众多达近2000人。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趋势，一项调查显示，国家信访局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最高，省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其次，地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第三，而县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则下降，信访呈现越级向上的趋势。其次，人们对信访的信任度，也是越往上信任度越高。但是，如果是到过北京信访的，信任度就往下走了，没到过北京的，对中央信访的信任度也最高。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很多国家假如出现劳资纠纷，劳方一般是把工厂围起来，但在中国劳方是去堵政府的大门。因此信访对于各级政府的压力来讲是巨大的，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基层工作者本身工作就很辛苦，而且又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因此各个地方不得不采取一些方法去对付信访者。（PPT）这是一条标语；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判刑。我是站在一个很无奈的角度来理解基层政府的。这也提出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法律体制，尽管不敢说已经很完善，但毕竟是建立了。我们有“问官”的行政诉讼，“问民”的民事诉讼，“问罪”的刑事诉讼，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信“访”不信“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利益诉求和社会管理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3．劳动纠纷升级
　　以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为标志。其实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尤其劳资纠纷的诉讼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把利益诉求分为底线型利益诉求和增长型利益诉求。“底线型”利益诉求是指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方面为达到国家法规明文确定的标准而展开的利益诉求。
　　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节日加班和正常的加班工资也不一样，工商保险、劳动环境保护等等，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达到。在21世纪以前，应该说大部分的劳动纠纷都是围绕着底线利益的，比如老板欠薪、工商赔偿、加班工资。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一个变化，增长型利益诉求增加了。“增长型”利益诉求则是指劳动者不满足底线利益的获取，要求自身利益的增长与企业利益增长或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以本田工人的例子来看，去年他们罢工的时候工资是1144元，而佛山最低工资是990元。假如不去考虑加班费以及实习工（本田工厂有很多实习工，实习工的待遇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法律的盲点）的待遇，本田工人的工资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但是工人提出要增长，他们认为本田产业、本田汽车的利润这么高，但是工人的工资这么多年来没有增长。工人诉求背后，就是希望个人的利益增长跟企业利益增长同步。
　　几年之前，深圳盐田港的门吊工人罢工，当时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有3000多了。但是工人们算了了一下账，盐田港建港10多年里来，港口收益有多少，但工人收益又有多少，他们要求增长工资。本田工人罢工以后，后来在珠三角引起了罢工潮，《南方都市报》在不到一个月内报道了40起罢工事件。记者去采访罢工工人，问他们希望达到什么标准？这些工人并不是说自己的工厂盈利了多少多少，而是说本田工厂的工人涨了500元工资，那么我们至少也要涨500元。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在发展，劳动力的价格在增长，那么他们也应该涨工资，他们是把一个社会发展的尺度放进去了。这给我们提出了第三个问题，今天的利益诉求已不再是停留在底线型的利益诉求上了，已经向增长型的利益诉求转变，在这种条件下，一个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特征是什么？社会管理或者说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又该怎么建立？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