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书记选配方式:相互猜疑

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与其他东方城镇一样，中国居民住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现。外国人对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使一个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也并不容易。中国人会立刻认为，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住在一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相互猜疑。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型城市，它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防御。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些山区例外。那些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贼。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如果这个例外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么，它就恰恰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其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讨论不清其中的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订婚之后，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极细小、单纯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公认的社会真理。尽管中国妇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认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普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一一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中国表达对妇女看法的俗语也许被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随处都可以听到。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货色，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妒莫过于妇人。”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这种观念，有诗为证：
　　　　　　　　　　　　竹林蛇口
　　　　　　　　　　　　赤蜂尾上
　　　　　　　　　　　　狠毒莫若
　　　　　　　　　　　　妇人心肠
　　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文字中。作为客观的表现形式，它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笔者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十四个为褒义，如“好”、“娴”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
　　* 可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不过，事实与这段注释并不矛盾。
　　奸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
　　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　。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告诉他的？”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
　　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他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挽回“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
　　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中国人很难相信，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一个明智的外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一定是居心不良！”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小男孩的行为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况更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
　　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钱庄对顾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他们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非常精明；不愿做时，表现得更精明。顾客出于猜疑，总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这一点中外皆然。如果城里的商店建议等到第二天，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包罗万象，错综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银行票据了。但并不普遍，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中国的利润率很高，在24％一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钱本身的利润，而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无信不立”，根据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对纽约华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个荒谬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在纽约，他们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个中政领导。这些人把钱和中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大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而是用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每人只掌一把钥匙，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一位杰出的高级中政官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这件小事，的确是一扇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一一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不乏相互猜疑的例子。宦官是亚洲典型的现象，中国古亦有之。但在目前的这个王朝，满族人采用了卓有成效的办法，使这批危险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人民了。
　　满人在中国是征服者，汉人是被征服者，双方在政府中难免相互猜疑，产生龃龉。六部长官及副职由哪族人来担任必须妥善安排，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对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对；中国人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乃中国人的本性使然。上级害怕下级竞争，时刻提防下级；下级的宦海浮沉又随时会受上级影响，他们也在猜疑上级。而整个官僚阶层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意。中国有许多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它们已使整个帝国变得像一团马蜂窝。地方政府禁止节欲者团体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它只不过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打翻衙门里贪婪的“虎狼”的筵宴。他们并不企图谋反，可官府一直这样认为，他们也就只能如此。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包括三星会，这样猜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处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政府立即行动，把为首的抓住，或流放，或杀掉，恐惧就可缓解一阵子了。
　　强烈的猜疑使中国人变得十分保守。他们不了解人口调查，政府偶尔需要，也会因猜疑而不能实行，哪怕是名义上也不行，人们总是立刻怀疑调查是别有用心。笔者邻村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有兄弟二人，听说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便断定这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中国青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它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也因政府的猜疑而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听了铸造小银币之重要性的意见时，非常坦率地说：帝国的货币，永不可改革，“如果试图改变，百姓立即会认为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开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它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只要引起猜疑，就别想引进。已故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他每前进一步，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就可能早已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效益一旦得到确证，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调查养蚕和种茶对帝国的海关非常实际，可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能违背过去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促进生产或提高技术劳动的收益呢？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即便听说了，谁又会相信呢？古老的荷兰有句谚语可以形容中国人对这类事的态度：“狐狸跳进鹅毛笔管时，却说：‘各位早晨好’。”
　　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与外国人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在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时，还经常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最难办的事。假如一个外国人在某个他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国人就会认为他在察看风水；假如他凝视一条河，他就是在测定其中是否有金子。人们认为他能够看穿地表，发现最值得攫取的东西。如果他在赈济灾荒，人们就会认为他最终是想掠走大批当地人，到外国去做苦力。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外国人经常被禁止到城墙上去，他们的建筑物也必须严格控制，像帝国的边界线一样明确。中国人似乎缺乏自然一致性的观念。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句谚语：外长罂粟内藏煤。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无知的观念。帕普利教授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速度的情况下，把它作为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己故的政治家文祥，曾读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一书，当有人问起他的看法时，他回答，他准备接受该书科学的部分，但宗教部分，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则会令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完全超出了他们目前的承受能力。梵·瑞恰斯芬男爵骑马在乡间游历，在四川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行为，因此把他想像成一个亡命之徒。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会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后来才发现这些野蛮人原来也都挺不错。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告诫，她们一旦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外国人就会念动致命的咒语，使她们着魔。如果她们最终被引诱进去，她们千万不能踩门槛或照镜子，否则会不安全。
　　几年以前，从内地某省来的一位年轻学者一一该省对外国人其实一无所知一一经过笔者的努力，答应帮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汉语。他在那人家里住了几星期后，想起他的母亲需要他的照顾，就回家去了。临行前，与笔者约定，某日赶回，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回来。住在外国人家里的那段日子，这个聪明的孔门弟子，从未喝过一口茶或吃过一样东西，唯恐吃进了迷魂药。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很好。另一个老师就送给他个外国信封，并且还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就可以封口。他却急中生智，温和地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因为他对此不在行。
　　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同人印刷的汉语书，也是由这种观念导致的。人们普遍相信，书中放了迷魂药，油墨味就是它发出来的。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有时，还会听到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的传闻，据说有个小伙子对此不太相信，就读了一本小册子的开头，马上惊恐地把书扔掉，跑回家告诉他的朋友，假如谁读了那个书后，说了谎言，将来就会下地狱。小贩子也经常发现，这些书送都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书中不为人知的内容受到敌视，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以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当普遍。
　　如果外国人不慎重，试图记下一些孩子的名字，就会引起一片恐慌，而且也确曾使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解散了。中国文字的罗马拼音体系一开始引入，就遭到了怀疑与排斥。为什么外国人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的朋友读不懂的文字？世界上任何解释都不能消除中国老一辈人的疑心，他们认为，汉字一直很完美，对下一代也有好处。外国人连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是谁，和他们的发明相比，中国人的汉字不知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的一切建议都会受到普遍的排斥。其原因很明显，就因为是外国人的建议。这种“顺而不从”的性格使你的中国朋友，以最温和而又最明确无误的方式让你确信，你的建议非常令人敬佩，不过，也非常荒谬。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可它完全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国人对待中国人决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个外国人对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恶痛绝，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当他得知这个用来说他的词的意思时，说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清朝的高级官员曾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泽文的版本，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仆人一模一样。不过，其中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不能不令他们想到背后隐晦的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所有的版本。
　　对外国人最顽固的不信任的例子可以在遍布大部分中国的医院和诊所里发现。在人数众多的患者中，许多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表现出不言而喻的诚意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仍相信荒谬的谎言，说外国人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做药，外科医生有将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除了小心探问，这些人的感情我们一般了解得很少。一、两年之后，这些机构的广泛成功可望能够像大风吹散尘土一样，驱散所有的这些无稽之谈。不过，它们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地蔓延，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
　　虽然在中外关系史上，外国人存在着严重失误，但整个历史是中国人怀疑与搪塞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厌倦的回忆，其间的教训完全是由徒劳无功的交往者造成的。但在中国，私人常常被迫充当外交家，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一个外国人提出要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当地官员则提出种种借口加以搪塞，在一次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带着纸和笔，到了见面地点。初步交谈之后，他慢慢地取出文具，摆好纸，拧开笔，检查一下墨水，神情严肃专注。中国官员怀着强烈的兴趣看他做完这一切，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记下你的答复。”这位官员急忙向外国客人保证，住所一定会解决，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可他下次再听到这个神秘的记录时，怎么能保证承认，其中的内容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它们经常使人心中充满恐惧。几年前，新加坡的中国人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在那里会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帝国可能永远也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对于有关的人，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一样真切。无节制的轻信和相互猜疑是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它们与外国人有关时，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可掉以轻心，在它们刚一产生时，就应该查清。如果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进行制止，任其漫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整个中国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时间就应像地质新纪元一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以勿容置疑的实例，使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四海之内皆兄弟”将会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

缺乏诚信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
　　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
　　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
　　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
　　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