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级工会:自由谈：中国人欠方舟子三个答复

第510期
2011.12.01

导语：面对方舟子咄咄逼人的质疑，李开复终于回应，澄清事实，表示歉意，并承诺修正。舆论一片赞许，因为这是公众围观方舟子多年打假生涯以来罕见的正面回应。事件可能因此告一段落，但还是留下了3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等待所有关注方舟子的中国人来回答。[网友评论][自由谈：一个方舟子，太少]
[科技专题：打假“狂”人方舟子][雪夜漫谈：方舟子——我是另类中国人]

打假不会永远停留在精神胜利上，唐骏“学历门”最大的警醒是，个人与社会的不诚信行为终须买单。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可为何这位战士始终一路独行，你我为什么做不到相同的事迹？打假为何总得劳烦他？

“我是另类中国人”：都放不下中庸当然解决不了问题

方舟子在做客凤凰网时曾谈到，“我一直觉得我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中国人。很关键的一点，我对科学的理解，知道怎么做科研，那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在科大主要是读书，对科学的训练还是比较少。但是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环境，因为你在那边做科研，他整个的这种科学的这种环境，它是鼓励你去怀疑。”

而反观中国的社会，造假者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被揭露了也经常没人管。这样的机制下，社会如何能诚信得起来呢？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在一个中庸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想要解决诚信问题真的是难上加难。[详细]

“我一个都不宽恕”：都混圈子怎么能求真？

鲁迅临终曾决绝的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方舟子对这句话颇为推崇。但是，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关系”乃是生存之本。“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规则不仅在流氓团伙，就是在知识圈，商界也是个美德。在这个意义上，方舟子不要朋友，或没有朋友，就足以证明他是如何不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了。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多都有靠得住的朋友，但是出门却买不到一包靠得住的奶粉。方舟子十年打假，如今只能靠稿费度日，乃至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官司缠身不说，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不管与他有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现在都应该好好想想：没有方舟子，中国学术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对真相和真理的追求不能掺杂任何的杂质。[详细]

“虽千万人吾往矣”：有科学的头脑没斗士的决绝成不了事

方舟子说自己并不是“科学主义者”：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把科学方法用于人类所有知识领域，首先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很多问题无法通过科学来解决，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虽然我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但是没必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在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太多了。我们在需要用到科学的地方，就要讲科学。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必须讲科学的地方，他不讲科学，你跟他讲科学，讲道理，他就指责你是科学主义。

在谈到打假10年的过往和辛酸时，方舟子说：“离开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法治的机制，个人打假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这可能是我性格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吧。另外，我还是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和新语丝的存在，对于一些想造假的人，还是一种威慑。我不认为个人打假是最好方式，因为个人的能力、资源有限，缺乏权威性，也没处罚权，并不规范。但当前，中国缺乏值得信赖的处理学术造假的正规渠道，所以个人打假起到了正面作用。”[详细]

打掉了被众多名人吹捧的“道士”李一，是方舟子打假历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

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个人式的斗争往往难以为继，问题是谁能接替他？这位孤独侠客的终点又在哪里？

有效制度，去伪祛魅的社会机制得给力

身在外国的方舟子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坚持打假？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没有那么多假给他打，所以他只好出口转内销。外国所以没有这么多假，源于他们司法制度和新闻监督。

有健全的法制，造价的成本就会很高。以美国食品安全为例，美国有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与之相配套的是涵盖食品产业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法律及产业标准，既有类似《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样的综合性法律，也有《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这样的具体法规。一旦被查出食品安全有问题，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详细]

有专门的学术监督机构，学术造假有人管。比如在美国，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学术造假进行调查，一旦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会指名道姓地公布结果，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处理，如降级、开除等，政府部门会禁止其几年内申请政府资金或在政府委员会任职。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2005年，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获得290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他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被判入狱1年零1天。最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在7月7日宣布，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授JuanLuis Contreras的7篇论文伪造实验结果，禁止其在3年内申请政府科研资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任职。[详细]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立有科学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研究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和对社会义务的关系，他们重视对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

另外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新闻监督。在西方社会中，大众媒介可以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监督，使之沿着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运行。[详细]

方舟子也坦言：“由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精力和资源有限，不够权威，不是规范的做法，是制度缺失时的无奈之举。”[详细]

而西方正是靠了法律和新闻的力量，将造假成本提到最高，危害降至最低，因而也不需要个人来做罗宾汉，做打假英雄；而中国，却因为这些方面的缺失，不能不依靠弊端极大的个人打假方式来做原本应该是由社会自身靠制度来做的事。[详细]

坚强人格，质疑强者需要更多坚强的人

陈丹青曾经说过：反右运动是一次性格惩罚。性格上多年来的惩罚、筛选，铸成了今天中国人的特征：胆小怕事，弃绝公开批评，尤其不敢指名道姓。多年来，高度同质化的主流有深入骨髓，中国人性格上丧失了多样性。然而，方舟子却让人眼前一亮。

有人说方舟子的言论伤害了很多人。然而，一个无职无权者的言论是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其一，它很难有直接的建设性，仅可促进多样性的文化空间。其二，也很难有较大的破坏性，对国家姑且不论，对个人怎么个伤害方式？他说了算数吗？他说你抄袭你就是抄袭，说你伪科学就是伪科学？如果说的太离谱，非但伤害不了他人，反倒使自己沦为笑柄。

说到底，他出卖的是言论，他没有审理的权力。对言论我们没有畏惧的道理。如果说方舟子的言论显得作用大，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太少了，稀缺成就了强音。越是在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言论的破坏性越小，它成为多个观点中的一支，他要迎接很多对手。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挥别了在压抑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普遍的软弱扭曲人格。[详细]

普遍诚信，都把公信这个原则放在心里

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方舟子说：“其实，在打假的案例中，很多都是这种最终不了了之的。因为，不认错比认错的代价小太多了。只要脸皮够厚，只要邀请他的人‘品味’有问题。可见，在我们目前这个社会里，诚信真的不被看重，很多人痛恨的不是不诚信，而是没有用不诚信获益的机会。”

方舟子打假，目的是建立公信。公信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互益纽带。按理说，这种普遍的互益纽带未必一定和私人间的个别互益纽带冲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公共观念的社会，为了公益而牺牲私益几乎是必须的。而这需要有勇气的人去带头。方舟子不是“网络的牺牲品”，而是中国“是非观念”匮乏的牺牲品。如果中国有着正常的“是非观念”的话，现在就会有人出来支持方舟子，为他募捐，加入他，支持他继续打假，而不是围绕着与他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而议论不休。[详细]

方舟子就像是孤胆侠客，一直在与造假作战。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如果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他，那么社会就成功了。只是，他的终点又在哪里？

回应方舟子，是一个社会健康和自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