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机关党的思想建设:“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势力——陶短房的博客

“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势力

2011-11-30 1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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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势力

法国《世界报》10月29日刊出著名作家希尔威.考夫曼的文章，称“阿拉伯之春”正一点点变成“欧美之秋”，最初带有些盲目色彩的“阿拉伯世界终于现代化民主化”的狂喜，如今已被一种失控的感觉所替代。之所以如此，核心问题就在于，外部社会突然发现，阿拉伯的这轮新变革，其实并非按照它们的意图在演绎，而它们对于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崛起并迅速把握“阿拉伯之春”的方向权、话语权，感到不知所措。

初期：看似隐形 实则无处不在

“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以经济诉求的形势在西亚、北非各伊斯兰国家蔓延，并随着突尼斯小贩巴济济之死，而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
最初的形势发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流亡海外；2月21日，执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到2月底，“阿拉伯之春”已在西起摩洛哥、东到阿曼的广大中东地区遍地开花。
突如其来的“春风”令许多外界观察家欢呼“民主终于光临伊斯兰世界”。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是群众性、自发性，甚至民主性的：示威者用互联网和手机短讯串联，示威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资深自由派人物、海外流亡分子和城市贫民，喊出的口号则是“打倒独裁”和“人民做主”。在突尼斯，新生的各派政治势力再三承诺，不会改变这个国家世俗化的面貌；在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手拉着手走上解放广场，向全世界展示“不分教派的埃及人民大团结”；在利比亚，班加西“全国过渡委员会”最初的班底，充斥着网民、自由派异议者和“海归”；在也门，人们的焦点集中在萨那大学，集中在那些面对政府军枪口血流成河的青年学生，或多少也看到倒戈部落武装首领阿赫马尔或第一装甲师师长穆赫辛“我们支持民主”的表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也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叙利亚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什么比号召推翻世袭到第二代的阿萨德王朝，更符合“民主斗争”定义的么？
与之相应的，是原教旨组织的低调、甚至隐形。
突尼斯的革命几乎成功于瞬息之间，资深原教旨组织——突尼斯复兴党未即发力，其领导人拉希德.格鲁希流亡英国20年，事变蔓延后匆忙发表“愿为祖国担负重大责任”却已缓不应急，赶回国时“革命”业已结束；埃及势力庞大、根基深厚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尼罗河革命”中表现沉稳，既积极参加解放广场和全国的示威、“逼宫”，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穆巴拉克所召集的对话，在最后阶段，他们则一直在踩“刹车”而非油门，不断向埃及内外的“观众”表明，他们不想搞原教旨主义，不会破坏世俗和民主政治，甚至“哪怕科普特基督徒当总统也没关系”；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是代表利比亚各阶层、各部落人民的组织，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力量，“阵营内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是“卡扎菲势力的诽谤”；在叙利亚，反对派的网站竭力淡化所谓“逊尼铁三角”的概念，力图向世人证明，这是一场“全民倒阿萨德”的斗争，而不是如以往一样的穆斯林教派争斗。
但看似隐形的背后，却是宗教势力的无处不在。
原本由“四月六日运动”等组织挑头发起的街头运动，声势始终不大，但兄弟会支持者借周五晚祷大规模卷入后，便迅速成为声势浩大的“逼宫”；叙利亚海外反对派在土耳其连着开了几十天的大会徒劳无功，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哈马、霍姆斯等“铁三角”地区的铁杆逊尼派反对派，而其背后，则是和埃及兄弟会同源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利比亚，班加西方面的武装得到西方大量支持、援助，但最终显示出战斗力，并一举“解决问题”的，却是由原教旨派别掌握的西部反卡扎菲武装；甚至在革命过程中最少宗教色彩的突尼斯，革命后迅速到位的突尼斯复兴党也通过几次倒阁，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不论埃及、叙利亚的兄弟会或突尼斯复兴党，都可追溯到兄弟会源流，并带有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色彩，尽管涂抹上现代色彩，但其背后的属性却很难掩饰。
更值得关注的是传媒和传播途径。
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热潮”，往往通过这几家媒体的渲染鼓动，变成更大的浪潮。如今回头审视，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对“阿拉伯之春”最初态势的报道错讹很多，这本不奇怪，事实上大多数传媒因形势混乱和当事国的媒体封锁，都存在大量错误，但这些海湾媒体的错误，几乎清一色对抗争者有利，并在事实上给国际干预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的重大转折点，是阿盟对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放行和参与，其背后的推手是卡塔尔；叙利亚问题的重大转折点，则是阿盟通过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的决议，其背后的推手又是卡塔尔。
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六国都是君主国，这些国家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虚应故事，是全球范围内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它们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这六国的当权者，正是掌握着逊尼派宗教话语权和麦加圣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海湾媒体发声，各国兄弟会掌舵，“隐形”的背后，宗教势力其实早已无孔不入。
将这二者串联起来的，则是清真寺。
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推特、脸书等新颖的互联网工具，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对阿拉伯民主化推动。这固然是事实，但更应看到，互联网的作用有其局限性，在大多数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其传播范围局限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中，信息轰动性和国际影响力有余，而对社会主体结构的穿透力却不足。与之相比，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却严密、周到、国际化，它们无所不在，即便边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也会在阿訇的引导下参与变革运动，甚至许多被普遍认为是知识青年的学生，他们的基础教育也同样来源于清真寺体系，就更不用说后者对中东大专院校的渗透了。
以逊尼派正统自居的瓦哈比教派，本身就凭借“圣地在握”、“金钱在手”两大优势，控制着清真寺体系的话语权，如果说，工团派和自由派让街头出现了抗争者，让专制政体出现了挑战者，那么清真寺体系的庞大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便足以让原本单薄的挑战和抗争，在寻日之间变成一股足以吞噬旧体系的洪流。
即便网络普及率极高、世俗色彩最淡的突尼斯，经过大半年“拉力赛”，人们也无奈地看到，和七嘴八舌的自由派及传统反对派政党相比，原本在“革命”中并没多少功劳的原教旨派也可以后来居上，在大选中稳稳获胜组阁，教派的动员力和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宗教势力：变革之舵

如果说对西方人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有失控之嫌，那么在宗教势力看来恰相反：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对变革方向的掌控也逐步加强。
如果说，宗教势力在突尼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埃及也只是赶了个晚集，那么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揽权，争夺变革的舵杆。
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力推，1973号决议绝难出台；没有卡塔尔、阿联酋两个“海合会”阿拉伯国家派兵参战，联军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干预便师出无名；而没有“海合会”六国对班加西当局不遗余力的“输血”，即便有北约的空中保护伞，最初尚显稚嫩的过渡委，能否顶住烂船还有三斤铁的卡扎菲“三板斧”尚不好说。
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积极活动，阿盟11月13日的暂停叙利亚会员国资格决议即便出台，也绝不可能是18:4的压倒性优势，而倘没有阿盟这一鲜明立场，许多遵循“主流主义”立场的局外国家，就仍然会在谴责、制裁等问题上保持沉默，巴沙尔也不至于孤独到环顾四周，只剩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等寥寥几个同情者。
鉴于阿拉伯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局外国家对直接干预往往顾虑重重，阿盟给不给“大义名分”，几乎可以成为外界能否大胆干预的试金石。正所谓“秤砣虽小压千斤”，这独特的地位，让看似在国际大舞台上实力平平、本国的安全尚需他国保护的“海合会”六国，占据了“阿拉伯之舵”的形胜之地。
依靠这种舵手的有利地位，宗教力量便能在“阿拉伯之春”中连消带打，让运动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仔细“复盘”不难看出，迄今实现政权更迭的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被阿拉伯社会复兴运动所掀起的上一轮“阿拉伯革命”所推翻了世袭王朝的世俗非君主制国家，而在另一些仍保持君主制的国家，如摩洛哥、阿曼、约旦等，“革命”都浅尝辄止，有惊无险。
不仅如此，“变革之舵”在涉及教派利益时，这种“上下之手”的作用便更加明显：同样是要求民选、变革和自由的群众运动，巴林和阿曼就明显受到“海合会”和海湾传媒冷遇，前者甚至直接遭到海合会武装的镇压。个中奥秘，便在于在这些国家，起来“革命”的是什叶派，巴林甚至是后者人数居多，倘“一人一票”，逊尼派瓦哈比教派执政的巴林王室便会被架空，这显然是同为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海合会”诸国君主所绝不乐见的。同是对本国示威者大开杀戒，也门的萨利赫能从利雅得去而复返，直至其交权都未受到实质性的孤立和制裁，他虽号称“交权”，但仍保留荣誉总统称号至大选，且其本部人马实际上仍服从自己号令，自己和家属也豁免于镇压责任之外；与之相比，属于什叶派阿拉维特教派的巴哈尔就没那么幸运，倘叙利亚不是拥有“前线国家”这个敏感身份，且巴以矛盾又不合时宜地因巴勒斯坦入联问题而凸显，或许不用等到11月13日，阿盟的大棒便已落下。
在中东，最大的矛盾是阿拉伯-以色列，其次是以海合会为核心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再往下，则是君主制与世袭制，以及部落与部落（如在利比亚），甚至部落内部（如在也门）的矛盾，这些矛盾每隔几十年便会间歇性引发中东政治地震，只是往往都会包裹上时尚的外衣，如一战时的“反对土耳其”和“民族自决”，上世纪60-7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和此次的“民主自由”。“宗教之舵”在起事之时，会有意无意地借“普世价值”的风帆，达到“得道多助”的目的，但一旦占据主动，便会适当“收舵”，以免把舵柄拱手让人。利比亚政权易手后，新政权并未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教法治国”、“一夫多妻”等杂音，和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赛义夫等“杂音”；埃及兄弟会所组成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尽管依旧态度稳重谨慎，但“科普特人没资格当总统”、“女人不能参选”之类原教旨色彩浓厚的论调，却不时从某些兄弟会系政客口中飘出。
即便在自由派力量最强大的突尼斯，曾是运动中坚的他们，如今也只能屈居第三：“冠亚军”分别为温和原教旨的突尼斯复兴党，和本.阿里时代就合法存在的前“御用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在埃及，自由派希望推迟公决，结果公决照常举行，希望推迟立法选举，结果立法选举也将一切如常，他们既不能左右军方和兄弟会，也无力控制“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不论是曾风头强劲的穆萨，还是如今的“头牌须生”巴拉迪，都难以触及埃及政治变革的舵柄，示威人数的多与寡，立法选举的是否推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兄弟会和军方之间的博弈；而在叙利亚，正如一些中东问题观察家所坦言，许多非逊尼派叙利亚人之所以仍不愿明确站在反阿萨德一边，所顾虑的便是逊尼派一旦夺权后的“教派独裁”，因为阿萨德时代虽然政治上专制，但出身小教派的他们对宗教上的“异端”尚能宽容。

宗教势力之春？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在地缘政治复杂、社会结构极其特殊的中东，宗教势力在变革中发挥巨大影响力本身，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
尽管并非“茉莉花革命”的“起义元勋”，但突尼斯复兴党在后本.阿里时代的积极参政，以及他们对世俗政治的一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稳定乱后人心的作用；影响力巨大、群众基础雄厚的埃及兄弟会的左右逢源和善于妥协，固然有政治投机之嫌，客观上也让千疮百孔的政治改革进程一步步向前推进。不论是广场派或自由派，他们中很多人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尚未学会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种特殊时刻，传统的清真寺系统和宗教体系，还是可以起到安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而这种体系和网络、传媒等现代载体的结合，就具有更大威力。
在突尼斯、埃及乃至利比亚，原教旨派系或已经、即将赢得政治主导权，或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作用，威权专制消失所带来的政治真空，自然而然地被群众基础最好的他们所填补，而新生的自由派，或根基浅薄的工团主义者，一时都无法与之较量，埃及“广场派”之所以屡屡发出“我们上街，别人上台”的不平之鸣，奥妙也正在于此。
然而在一些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地区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宗教势力往往也束手无策，如在也门，非但南与北、都市与农村、当权派与革新派、此部落与彼部落间冲突不已，萨利赫所在的阿赫马尔部落内部、甚至他的兄弟子侄之间也仇杀不已，这又岂是宗教的力量所能调和的？
历史看似在轮回，但实际上却是螺旋向上、盘旋发展的，一轮变革后，社会不会回到几十年前的社会，所谓的“宗教势力之春”也不会是回到昔日的一套。“阿拉伯之春”让一系列威权体系崩溃，在释放宗教原教旨活力的同时，也给阿拉伯社会带来了又一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期，其对当地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怕要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