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酒店198元会员卡:屠基达回忆录：在文革中艰难前进的歼7改型

2011年02月17日  来源：航空世界

歼-7I战斗机（资料图）

一、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想想妻子，想想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装备中国空军的歼-7I战斗机（资料图）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6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机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副主任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34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这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灯。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138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二、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

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

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边，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歼-7II战斗机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中，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机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落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是与部队同志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他们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航。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笨一点，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科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部在北京召开十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海航的歼-7II战斗机飞行在台湾海峡上空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十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工型定型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以图-22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400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米～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1975年3月～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歼-7II战斗机（资料图）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大成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活动。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这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人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