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魅影胡说树:调控的逻辑

调控的逻辑

 

调控无所作为，不会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监管严重缺位，最坏的情况一定出现

　　在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前，就有人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9.11”之后格林斯潘长期保持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银行钱太多，开始大量贷款给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购房需求增加，房价上涨，房产变成了自动提款机，购房人获得了原本没有的还款能力。但是，当利率上升时，循环被打破，违约大量出现。对于上述观点，一时应者云集，曾经作为美国经济繁荣象征的格林斯潘先生，成为美国和世界罪人。金融危机，似乎都是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调控惹的祸！
　　上述观点发展至今，更有代表华尔街的声音传来，美国的低利率都是因为中国的高储蓄，中国的低消费和高储蓄才是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之源。这就好比强盗们狂饮抢来的美酒大醉，反过来怪罪辛劳的酒匠酿的酒太美味，真是强权之下，什么逻辑都有！
　　也有人指出，都是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使他们忽视，甚至忘掉了风险，给那些缺乏还款能力的购房人大量放贷。其实，这只是华尔街银行家贪婪和愚蠢的表象。实际上，他们在放贷时，就没有打算让这些风险资产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内存在很久，而是趁着房价还在上涨，这些资产的风险没有显现的时候，把他们装扮成好资产打包给卖了。当然，也只有当这些资产被移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华尔街的银行家才能头枕《圣经》，依旧夜夜安眠。该赚的钱我来赚，风险全球承担！这就是华尔街的赚钱逻辑。打个比方，孙二娘的人肉包子，本来就不是自己吃的。
　　实际上，要想从美国金融危机中真正看到点什么，2004年是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年份。
　　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了投资银行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由投资银行根据自己复杂的风险模型对衍生品进行估值，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杠杆率限制。结果，加上表外负债后，商业银行的杠杆比率平均达到了40倍以上（2008年9月），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平均达到了88倍（2007年底）。数据表明，正是2005年-2007年，金融机构的衍生品进入疯狂的大规模扩张期。也就在200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结果真是匪夷所思，房价不仅没降，在金融衍生品的疯狂推动下，反而加速上涨，直到2006年7月才达到峰值。更令货币主义者难以理解的是，如此提前的加息，迎来的竟然是2007年通货膨胀，直到高盛在2008年6月吹响原油进军200美元号角后的次月，随着原油泡沫破裂，全球通胀的闹剧才缓缓收场。之后，人们才发现，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交易的不透明和无监管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那些指责格林斯潘的观众，只看了2004美联储开始加息之前的上半场，就对比赛下了结论。正确的结论是，金融危机并非源于2004年前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而是2004年以后美国证监会对投资银行监管的放纵，使调控徒劳无功。格林斯潘替监管者背了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的黑锅。
　　危机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克鲁格曼先生最近撰文《骗子的经济》，指责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欺骗性。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重塑美国核心价值，才是对金融危机的最好诠释。看看华尔街大公司每年向公关公司支付的巨额游说费用，再看看从华尔街直接进入白宫的保尔森先生在任期届满之前，为华尔街争取到的无需监督用途的巨额注资。美国的民主体制已经被缺乏责任伦理的权贵资本绑架，民主制度最引以为自豪的监督职能已形同虚设，美国的民主最终也没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
　　在国内，具有华尔街背景的中国精英，以及那些以西方为标准的自由市场论者，还是不太情愿让曾经辉煌的华尔街面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拷问，但事实必须被澄清。因为，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真理太容易被稀释，甚至被淹没，包括社会的精英分子们，也很容易被谬误所迷惑，格林斯潘遭到的不当指责，麦道夫的世纪之骗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警惕的是，当下世界各国政府被迫出手拯救金融体系，挽救经济的大气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集权体制的权力意志，增强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意愿，弱化体制的固有弱势——监管，使得我们仍然无法摆脱“一管（控）就死，一放就乱（热）”的困局。
　　拿货币政策来说，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而动是政策的核心内涵，但前提是对价格和经济走势的提前预判。因此，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必须建立一个反映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和参数体系。通常来看，当货币供应量（M2）和价格水平（CPI和PPI）这些事后指标的变化趋势被基本确认时，通货膨胀的上半场已经过半，不管此时对通胀的成因能否做出正确判断，政策的空间都已经很小。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面对社会和民生的压力，政府不愿被指无所作为，调控政策必然出手。
　　由于中国居民储蓄意愿高，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债券市场结构单一，规模小，导致利率政策传导机制效率较低。政策一旦出手，政府往往担心政策不能快速见效。为了向公众充分传递政府的信心和决心，可能形成惯性连续出重手，甚至不惜动用规模控制的行政管制手段。结果，企业因通货膨胀需要更多资金维持原有经营规模的血液不够了，被迫缩小经营规模，以消化库存应对；情况更加严重的，可能因失血而休克。宏观上，便是经济快速下滑。
　　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无外乎三种情况：最优的选择是，政府能够提前正确预判价格变化，政策逆势而动。次之，无法确定未来的变化趋势，让经济自然波动，政策无为。最坏的情况是，政府没能提前作出准确判断，政策顺周期而动。在目前没有建立有效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不具备良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市场条件下，我们渴望的第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只要政策出手，出现的往往是第三种情况。结论确实令决策者和主流学界非常沮丧，但这就是当前调控必须面对的正确逻辑。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经济起伏，每隔五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大的波动。每一轮的经济过热，都伴随着一拥而上，甚至大量的违规、违法行为。每一次遏制过热，往往发生政策顺周期而动，调控反而会加剧快速下滑。面对一次次“一管（控）就死，一放就乱（热）”的惨痛教训，决策者和主流学界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接受：政府可以作为的只能是监管，调控反而会加剧经济的波动。除非，通过跨部门的协调，建立起经济先行指标和参数体系。当然，这对于当前的行政体系可能很难。
　　调控无所作为，不会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监管严重缺位，最坏的情况一定出现。金融危机中，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典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调控无为而治是当前的无奈选择，监管才是“守夜人”的应有之责！■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调控无所作为，不会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监管严重缺位，最坏的情况一定出现。调控和监管从来都是孪生兄弟，调控是监管的一种体现，监管亦可以置身于调控之中。中国如何去规避这一问题，只能实行大部制，按不同的领域去设置部门。相同或相似的领域由一个单位承担。如银监会与人行的职责上，监管职责可以由一个单位承担，服务职责由另一个部门承担，避免交叉监管，互相攀比，互相指责，苦了的是银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