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键盘sk 8815:唐诗&宋词

         唐诗发展概况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唐朝建立后，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开元、天宝之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当时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也在潜滋暗长。而唐玄宗却宠幸杨贵妃、高力士，日事宴乐游幸，将朝政交与李林甫、杨国忠两人处理，并骄纵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养痈遗患，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虽出现过“永贞改革”、“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不过昙花一现，作为中晚唐政治痼疾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相争（后演变为宦官、朝官之争，宦官、藩镇之争）却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懿宗乾符年间的黄巢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了，唐王朝不久也就灭亡了。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唐朝则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繁荣的时代。唐诗代表着唐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古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唐传奇脱胎于六朝志怪，而演变为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词和变文，则是唐代两种新兴的文体。      　　（一）唐朝的作家和作品      　　作家的特点、思想状况、文化素养，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风貌特征。      　　作家的特点。唐代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士族豪门成为作家的主体，使文学从宫庭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市井，这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建中元年（780）以后，又推行两税法。六朝盛行的庄园制经济在唐朝相对衰弱，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士族地主的势力受到削弱，而庶族地主的势力迅速崛起。      　　在政治上，唐太宗、高宗为抑制士族豪门并抬高自己的地位，几次下令依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重修氏族谱牒。又以科举制取士，明经之外，进士试诗赋。“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这就为庶族地主跻身政治舞台，为中下层文人踏上仕途创造了条件。      　　与六朝的宫庭文人相比，唐朝的中下层文人生活天地广阔得多，阅历丰富得多，对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了解也深刻得多。国家的强盛统一，中外交流的频繁，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许多人或应举或漫游，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名山大川。不少人数赴边塞，几参戎幕。他们在政治上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的还参与改革，自觉地用诗文揭露时弊，干预朝政。这就使唐代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大大超越前人。在文学艺术上，唐代文人互相酬赠唱和，切磋琢磨，取长补短，蔚然成风。如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李华、萧颖士、独孤及，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温筠庭、李商隐等，他们之间都有创作上的交流启发，对形成流派，繁荣唐代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作家的思想状况。唐朝政治比较开明，一些君主能任贤纳谏，广开言路。所以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文人思想开放，禁忌较少。他们敢于嘲讽皇帝，揭露时弊，而统治者一般也不以文字治罪：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洪迈《容斋续笔》卷2）      　　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在诗词、传奇中大胆表现男女爱情。      　　唐朝历代皇帝，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由于个人嗜好，曾左佛右道或左道右佛，但统观有唐一代，大体是儒道佛三教并举的。中唐以后，皇帝常亲自主持三教辩论，互相诘难，促进三教的合流与发展。受其影响，唐朝文人的思想信仰，虽各有所宗，却多带有出入三教的特点。      　　儒学在唐朝没有汉代、宋代那样尊显的地位，但仍是官学。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材和考试的内容，“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杜甫《行次昭陵》）儒学是文人入仕的必修课。唐朝文人既不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拘泥章句，也不像宋儒那样侈谈性理，而是专注事功，关心济世拯物。当然由于时迁世变，它们的表现内涵不尽相同。初盛唐文人有强烈的用世干世，建功立业的抱负，在诗文中抒发宏大的胸襟，表现激昂奋发的感情，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文；中唐文人力图重振王室，表现出深沉的忧世济世意向。诗文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可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为证；晚唐文人则在诗文中宣泄他们济世不能，而产生的愤世、遁世之情，皮日休、陆龟蒙的诗文既有愤世疾俗的批判，又有闲适自放的隐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儒家注重事功的文学批评理论：兴寄美刺说和明道辅时说，是唐代诗文革新的指导理论。      　　道教攀附李耳为始祖，李唐为抬高身世，也尊老子为先祖。有这一层政治关系，道教在唐朝被奉为国教。道家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教派，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们分别对唐朝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文人，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他们有的归隐躬耕，习周易老庄以自遣，如王绩；有的受庄子愤世疾俗的影响，蔑视礼教、粪土王侯、讥嘲孔丘，与现实相抗争，如李白；有的浪迹山林、修炼学仙，如顾况。道教大量的神仙故事传说，成为诗文、传奇的题材典故。道教的修炼斋醮，引发了诗文中许多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仙界幻境的想象与描述，如李贺、李商隐的诗。道家老庄崇尚自然淳朴，反对雕琢华艳的美学思想，庄子恣肆浪漫的风格，都深深地影响着唐代文学。      　　佛教在唐朝流布甚广，宗派林立，而对唐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禅宗。为僧寺写碑作铭，与僧徒交往酬唱成为时尚，排佛最甚的韩愈，也未能免俗，遑论其他。不少文人失意之后或在晚年，奉佛自释，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王维、白居易这种受佛教影响，随缘任运，与现实妥协的态度，在中晚唐失意文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文人甚至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所以唐朝的诗僧和僧诗，均称空前。佛教对唐代文人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借论张旭草书，驳斥浮屠淡泊清心之学，说明他洞悉佛理。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却能由“明心见性”的禅悟之理，申述诗歌创作的意境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院》）禅宗关于渐悟、顿悟的理论，启发诗人净心观照自然，以心会景，领略事物的诗情禅趣，创造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意境。      　　作家的文化修养。唐朝历代皇帝雅好文艺者不少。太宗能诗善书，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文人学士，留意儒学，酬唱诗歌。高宗武后，常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更是精通音律，善制新曲。文宗曾特设诗学士７２人。统治者的爱好、创作和奖励，对文人创作自然是提倡、诱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提倡中外交流，对唐朝文人的影响。唐朝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唐朝与西域、印度、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规模和频繁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外来影响，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教育、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文化艺术秦养的总体水平大大高于前人。      　　唐朝不少文人诗文、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因而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层出不穷。如杜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张旭的草书、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舞，都曾给予他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题画、论书，也能深中肯綮。王维兼工诗书画乐，他的山水诗在绘景状物、意境创造、布局谋篇等方面从绘画中多有借鉴，达到“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都是描绘音乐演奏的名作，它们是高超的演奏技艺和精湛的艺术鉴赏力相结合的产物。唐朝的文学与艺术互相影响，使诗歌与书画的题材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庭和宗教的题材，崇尚精工典丽的风格；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的诗画，从题材到风格，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趋势。这同样也与作家、艺术家有兼长并擅的文学艺术素养有关。      　　唐朝文人文学艺术素养水平的高深，还表现在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继承创新需要识、胆、才，唐朝文人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勇气，善于“别裁伪体”，能够“转益多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他们对诸如《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风骨，齐梁声律，史汉的传记叙事，六朝的志怪神异，辞赋的铺张扬厉，乐府的质朴白描，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骈文的精工俪对，均能广采博取。他们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敢于突破传统，推陈出新。如柳宗元作《非国语》，对《国语》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迷信邪说进行批驳，但正如胡应麟所说：“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少室山房笔丛》卷13）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正是由于唐朝文人敢于和善于“拿来”，才能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有“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特点和世俗化、通俗化的倾向。      　　唐朝文学是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朝文学长期占统治地位，它在艺术上精美华艳，但内容贫乏空虚。北朝文学，尤其是北朝民歌，内容较充实，风格刚劲粗犷，而艺术上却较质木朴拙。唐朝文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创造出唐朝文学“文质彬彬”的一代新风。      　　唐代因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学作品的文质彬彬，有气势恢宏，风骨刚劲的特点。就诗而言，从唐太宗的“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入潼关》），到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从四杰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到李白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唐诗的恢宏气势，刚健风骨，表现得十分充分。唐诗经过百余年的改革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表现出文质彬彬的特点。就散文言“唐之文章，无虑三变。武德以来，沿江左余风，则以章绘句为尚。开元好经术，则以崇雅黜浮为工。至于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周、汉，浑然为一王法者，独推大历，贞元间。”（严有翼《柳文序》。（引徐志钟语）唐代散文经过三百年的革新努力，至韩、柳而臻于极盛其间，陈子昂的文章“逸足骎骎，方将抟摇而凌太清，猎遗风而薄嵩岱。”（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柳宗元的文章也有“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气魄和技巧，同样反映出唐代文学气势恢宏、风骨刚劲的特点。      　　唐朝文学从六朝狭小的宫廷天地和少数君臣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被中下层文人掌握，这就决定了唐代文学内容世俗化、形式风格通俗化的变化趋向。但其间历时290年，世俗化、通俗化的内涵也有所变化。      　　就诗歌而言，初、盛唐诗歌在内容上，诸如从军生活、离别情怀、现实弊病、个人志向都成为吟咏的题材，而且大多表现出奋发进取的精神。慷慨高亢的情调，这是宫廷化、贵族化的齐梁文学所不可能具备的；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改造（歌行）、变革（乐府）、创新（律诗）；在审美理想上，也从以华丽雕琢为美，转变为以雄浑壮丽自然为美。中唐诗歌在反映现实、伤病民瘼、讽谏朝政、针砭时弊的深度广度方面，超过初盛唐，而且大量增加了表现男女爱情、商妇贾客生活和民风民俗的题材，出现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来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现象，以俗为美的元白诗派、以律调入七古的长庆体风靡朝野。晚唐诗歌在题材和审美情趣方面，似乎是六朝文学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但仍有所不同。晚唐文人绝望于国事时局，或隐逸山林，或纵情声色，生活圈子变得狭小，社会心态转向内省、感伤。“唐至大中间，国体伤变，气候改色。人多商声，亦愁思之感。”（余成教《石园诗话》卷2引徐献忠语）从杜牧的“刻意伤春又伤别”（李商隐《杜司勋》）到韦庄的“伤时伤事更伤心”（《长安旧里》）晚唐诗人可谓“眼前何事不伤神”（杜荀鹤《登城有作》）他们在诗词中大量表现男女之情，描写官能感受，有类六朝宫体，但其中往往溶入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追求和失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苦痛和感伤，审美情趣也变成以朦胧幽细婉约为美，与六朝宫体的狎昵猥亵、轻浮淫艳也不尽相同。      　　就散文而言，从讲究对仗用典、崇尚声律藻饰的骈文，变为单行散句，接近口语的“古文”，就是唐代散文文体通俗化的革新。而其表达的内容也远较骈文深广得多，世俗化得多。出现了《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徘谐刺时之文，还出现了一些虽旨在寄意喻理，却为城市贫民立传的人物传记，如柳宗元的梓人、宋清、郭橐驼，韩愈的王承福诸传，这在六朝骈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传奇而言，小说一向被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而到唐朝却风行一时。不少尊显知名的文人如元稹、牛僧孺等竞相创作。在内容上，唐传奇多表现市民阶层和中下层文人所喜闻乐见的男女爱情、侠义、历史传说等题材；在形式上，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或诗文相辅（如《长恨歌与传》），或诗文相间（如许尧佐《柳氏传》）；叙事写人，以散文为主，可以说是一种十分世俗化、通俗化的文学形式，在中唐臻于极盛。      　　与中唐相比，晚唐文学除文人词方兴未艾之外，其余诗文传奇世俗化、通俗化的势头减弱，唐代文学也随之衰微。      　　（二）唐朝文学的分体分期概况〔唐代诗歌〕      　　初唐（618—713）      　　初唐诗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开拓了题材，使之面向社会，贴近现实；逐步用刚健清新的文风取代六朝文风；确立律体。      　　初唐前50年，诗坛主盟者多为陈隋旧臣，主流仍是齐梁诗风唐太宗本人虽反对“释实求华”（《帝京篇》序），提倡“词理切直”（《贞观政要·文史》），也写过一些颇有气势的诗篇，但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他与群臣游宴唱和，开初唐诗歌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风。真正能在这一时期脱俗的是王绩，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和风格上接近阮籍、陶潜，对五言律诗的形成有所贡献。      　　初唐后50年，诗坛有两大潮流，一股以上官仪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文人为代表。他们总结了齐梁以来在诗歌声调、韵律、对仗方面积累的经验，明确了古近体的界限，对律诗的定型及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另一股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代表，他们的入主诗坛，标志着中下层文人打破了宫廷文人的一统天下。他们自觉地批判六朝文风，有意识地在拓展诗歌内容、开创新的风格上进行尝试。“四杰”批判风靡当时的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楼榭移向市井边塞，从歌功颂德变为言志抒怀，咏叹人生。他们的诗风，绮丽婉转，不脱六朝；刚健清新，启迪盛唐。在律诗、歌行等体裁的创新上，也有所贡献。      　　陈子昂不仅批判了当时“采丽竞繁”的文风，而且标举“风骨”、“兴寄”，并在创作实践上垂范。他的代表作《感遇》38首和《蓟丘览古》7首等，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思索人生，较之四杰，深广有加，风格雄浑高古，寄托遥深，洗尽六朝铅华，在理论和实践上廓情六朝文风，为盛唐诗歌繁荣奠定基础。但陈子昂的诗歌“复多变少”（然《诗式》），质朴有余，文采不足。开创有唐一代新文风的任务有待盛唐诗人来完成。      　　盛唐（713—765）      　　盛害诗人继初唐诗歌革新之后，将建安风骨融入六朝绮丽之中，开创出一代新风：雄健刚劲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天然去雕琢的自然美，这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成就之一。      　　盛唐诗歌，具有雄健刚劲的时代特征，已不同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和边塞诗派尤为典型。盛唐的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他们多有边塞从戎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诗描绘边塞苍茫壮阔、奇异瑰丽的景色，抒发他们立功疆场、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洋溢着激扬高亢的时代精神，风格慷慨雄壮。在七言歌行和绝句的运用上有所创新。      　　盛唐诗歌不仅有六朝的婉丽，而且情景交融，意象浑成，境界壮阔。王、孟山水诗派尤为典型。与六朝的模山范水不同，他们以清丽疏淡的笔墨，描绘题咏山水田园，重在领悟其中的诗情画意，创造意境，并借以抒情寄趣。形式上，他们多采用五言古体和律体。      　　盛唐诗人抒发感情，既不掩饰，也不节制，似行云流水，任其自然；创造意境，浑然一体，无迹可求；运用语言，质朴无华，情韵深长，因而盛唐诗歌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自然美，不同于六朝的镂金错采之美。      　　盛唐诗人在上述总体特征之外，还各有风格。风格的多样，流派的形成是盛唐诗歌成就斐然的又一重要标志。“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      　　盛唐诗歌成就的另一标志是在诗歌形式方面，“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3）不仅如此，几乎在各种体裁方面，他们都能变化创新。在乐府方面，或用古题写新意（如李白），或咏时事创新题（如杜甫）。在歌行体方面，破偶为奇，以参差的句式，恣肆的笔调，抒发慷慨跌宕的感情。（如李白、岑参），在律恃，特别是七律方面，以精严的格律或峭拗的变律、议论朝政，叙述战事，反映民生，抒发襟怀，大大丰富了律诗的表现力（如杜甫）。在绝句方面，用玲珑的意象、浑成含蓄的寓意，表达悠远的情韵（如王维、李白、王昌龄）。      　　代表唐朝，乃至我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是盛唐的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歌以澎湃雄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拯物济世的怀抱，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反映民生的苦难，蔑视权贵，反抗礼教，成为反映盛唐时代精神的风貌的一面镜子。而杜甫的诗歌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他忧国伤时，谴责战乱，哀恤民瘼，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反映现实，因而他的诗感情深沉，蕴涵深广，语言遒劲，笔法曲折，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成为一位既集前人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中唐（766—859）      　　这是继盛唐之后，诗歌的又一繁荣时期。不仅诗人和诗作的数量大大超过盛唐，而且流派繁多，也不逊盛唐。      　　中唐前期自大历至贞元中，唐诗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代表人物是韦应物、刘长卿、李益及“大历十才子”。他们大多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他们的诗对社会的疮痍，民生的调弊有所反映，但多客观冷静的描写、低沉感伤的哀叹，缺乏盛唐诗歌那种强烈浓厚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李益、卢纶的边塞诗能嗣响盛唐。韦应物、刘长卿的山水诗，高雅闲淡，于王维、孟浩然之外，自成一家。“大历十才子”多为权门清客，诗多流连光景酬和投献之作。正如皎然所述：“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而“诗道初丧，正在于此。”（《诗式》卷四）他们多工五律，意境淡泊，情致闲适，描写细腻精工。但雕琢过甚，有句无篇。另外还有元结、顾况等，用风格古朴的乐府古体，揭露时弊，反映百姓疾苦，成为介于杜甫与元稹白居易之间的一个现实主义流派。      　　中唐中期从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高潮。与盛唐相比，中唐诗歌有所变化：其一，内容上现实主义倾向有所加强，题材有所拓宽，如揭露商贾渔利，反映南国风情，描写男女爱情，总结历史教训的题材增多。其二，形式上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倡导、参与新乐府运动。他们有一套较系统明确的理论，主张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干预现实，对杜甫的现实主义有所继承和发展。艺术方面，他们的乐府歌行，发展了杜甫的叙事技巧。特别是元白的一些乐府融入了传奇小说的手法，首尾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风格平易纤徐。张籍王建乐府在精警凝炼上有别于元稹、白居易的委曲详尽。但他们都务求晓畅坦易，以俗为美，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流派。另一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有李贺、贾岛、姚合等人。他们的风格不尽相同，但都以奇崛险怪为美。韩（愈）孟（郊）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以怪奇怒张为美，追求惊世骇俗的审美情趣，形成奇崛险峭的风格。韩愈才雄，孟郊思深，都长于古体，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李贺的乐府，作意奇险，幽深秾丽。贾岛、姚合取法十才子，工于五律，冥思苦吟，抒寒苦之情，状幽僻之景，形成清苦奇僻的诗风。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恩集后》），风格近于陶渊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他的诗抒发幽债哀怨，深得楚骚精髓，则与韦应物不同。刘禹锡的诗长于咏史吊古，工于七言律绝，雄健苍劲，被誉为“诗豪”。柳（宗元）刘（禹锡）不入流派，而能标新立异。其三，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传，以律调人歌行，用传奇的手法叙事写人等。      　　中唐后期，自宝历至大中年间，是唐代诗歌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出现题材自社稷江山移向歌台舞倒，审美情趣转向深细幽曲赚眈的趋势。代表人物杜牧、李商隐、温庭药。他们都有过报国济世之志。才俊志高，却不获伸展。他们的诗歌或隐或显地陈世事、刺时弊，表达忧国伤时之情。在对时局失望和仕途失意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诗中写男女之情的题材增多。其中杜牧的古体恃，感怀时事，抒发襟袍，慷慨激昂。他的律恃，尤其是七律，俊爽不羁，时寓拗峭，以矫圆熟。咏史绝句，精警、婉曲、隽永。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伪诗感时伤事，沉郁顿挫，但气魄笔力，略逊杜甫一筹，而寓意砌深曲，思绪的绵密、用典的精工，则又过之，亦身危情苦所致。温庭筋诗成就逊于李商隐。温长于乐府，李深于七律，两人以诗风秾丽并称，他们的部分诗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对词的发展有所影响。      　　晚唐（860—907）      　　这是唐代诗歌衰微的时期。晚唐诗人客观上面临时代衰败，社会心理感伤、颓废和诗歌在盛唐、中唐一盛再盛之后难乎为继的局面，而主观上他们的才力心志俱不足以开宗立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无论出处穷达，对时局已不抱幻想，最后大多归隐田园，寄迹山林或放清声色；他们的诗无论何种题材，都充满感伤、悲愤的情调；无论风格有多大区别，都步人后尘，没有创新。晚唐诗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继承新乐府运动的传统，以古诗乐府（皮日休、聂夷中）或律诗（杜荀鹤）反映民生的疾苦，讽刺政治的黑暗（罗隐），幽愤怨恨之情多于谏诤规劝之意。另一类则是仕途通达，遭遇世乱时变，绝望于政事，退而隐居的文人，如韩偓、吴融、司空图等。他们的诗歌表现朝政紊乱、战乱频仍的史实，抒发忧伤哀痛，思归慕隐的心情。韩偓、吴融的诗风受李商隐影响。其余的诗人或学张籍，或学贾岛、姚合，总之是“依人作计终后人”。      　　唐代散文。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两者互为消长，又互相交融，而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作为官方诏制表状书判的应用文字，一直沿用，在晚唐古文衰微之时，又有复炽的趋势。与六朝相比，唐朝的骈文已有变化。一是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未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积弊。这一变化表现在魏征、陆贽等人的章奏疏议中。他们讥陈时病，谏诤朝政。“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四摩全书总目》卷150）另一是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而能在明白晓畅（陆贽）、气宏辞丽（四杰）和精致华赡（李商隐）上自成特色。唐代骈文总的变化趋势是散化，这未尝不是受古文影响所致。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体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的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唐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618—741）是古文运动的发轫期。武德、贞观间是骈文的一统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政治需要，提倡公文奏疏，实录切用。在一些史书和魏征、马周、傅奕等人的奏疏谏议中，已有以散间骈，化骈为散的变化。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骈文表现他们对时事朝政的褒贬批评、对功名事业的渴望，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内容较充实，风格气势宏大，有汉代辞赋的影响。词藻华丽，则仍是六朝积习。适应武周改制称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峤、宋之问等人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近于南朝文学侍从所作，而陈子昂的直言极谏则显得不合时宜。他为人任侠使气，又曾习纵横之术，所以他的论议奏疏，陈王霸之术，揭时政之弊，谠言直论，凌厉风发，行文也多采用散体，“以风雅革浮侈”，（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他被尊为古文运动的先导，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的道内涵不同，文风也有别，而且他的表、序、颂、祭之类仍沿徘俪旧习。      　　第二时期（742—805）就政治而言，这是唐朝盛极而衰的转变时期，就散文而言，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时期。涌现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后有梁肃和柳冕，其中元结的创作成就最高。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济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不满于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的斫雕返朴。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纲朝政的社会思潮的反映。但他们的儒道不纯，理论片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而忽视美感作用，忽视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作用，对古文的形式几无论及。而且，除元结外，其余几人创作成就平平，且未曾摆脱骈俪习气，所以未能开创散文创作的新局面元结的散文，多忧世、愤世的内容，风格危苦激切，在一些散文体裁上有所创新，如山水游记，寓言杂文。尽管由于文学创作理论的偏颇，而使他的文章有艰涩古奥、文采韵味不足的缺陷，但还是有“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的历史地位。      　　第三时期（805—859），其中永贞至长庆年间，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宝历至大中年间，则是古文运动由盛而衰的时期。永贞改革、元和中兴，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兴利除弊之心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古文运动，人才辈出，既有韩愈、柳宗元作领袖，又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吕温、白居易、元稹等一批参与者。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在理论建树方面，韩愈、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面向人生，干预现实，言志抒愤，大大丰富了古文的创作内容。他们还对古文的艺术形式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陈言务去”、“气盛言宣”、“文从字顺”、“意尽便止”等，对规范古文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们还有斐然的创作成就。在各种体裁的创作中几乎都有突破或创新，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风格，韩文雄浑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古文的楷模。李翱、皇甫湜分别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和“怪异奇崛”的特点。      　　宝历至大中年间，古文的作者人数和成就均不如前。这一时期古文作者的代表人物孙樵、刘悦，生活经历既不如韩愈、柳宗元那样丰富，才力更相去甚远，只能在怪奇险峭上着力，虽然也有些刺世嫉邪的好文章，但与皇甫湜相比，也已等而下之了。同时另有杜牧的散文，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剀切排奡，成就杰出。      　　第四时期（860—907）这是唐朝季世，出现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批穷愁之上，他们的小品文集《谗书》、《鹿门隐书》、《笠泽丛书》等远绍元结，近承韩柳，寓言杂文，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刻犀利。被誉为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唐代传奇。唐代传奇的出现，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他们的小说取材现实，艺术上追求“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运用想象和虚构，曲折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已全然不同于旨在证明神怪不诬、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其中的优秀作品如《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对后世的白话、文言小说及戏剧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五代词。词是隋唐之间新兴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体。所配的燕乐，杂“胡夷、里巷之曲”，而以北朝隋唐传人的大量西域音乐为主。它起源于民间。2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曲子词，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灵活多变。中唐以后文人仿作渐多，题材手法，多有模拟痕迹，在晚唐和偏安的西蜀，社会风气衰败，士大夫苟安于声色大马、酣歌醉舞之中，产生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它们的题材，不出花前月下、闺怨绮思，定下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手法上多客观描写，风格上尽管各有特点，但大致以刻红剪翠、香软浓艳为共同点。稍后的南唐词，产生的土壤与花间词略同，也是南唐君臣娱宾遣兴之作。而在艺术上多主观抒情，风格也较疏淡。花间集中的韦庄和南唐冯延已为其间的过渡人物。南唐词的真正显著变化产生于南唐亡国之后，李后主过着“以泪洗面”的阶下囚生活，词的内容表现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极深痛沉挚，在表现手法上也以白描口语见长。至此，词从宫廷佐酒助乐的工具，变成抒情适意的文艺形式，词的境界为之扩大，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唐代诗派概述
      (更新时间：2007-08-27 09:15:03  本章字数：14230)
      　　（一）、唐朝送别诗派概述      　　中国是诗的国度。的确，中国诗歌的兴盛和成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相比的，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歌，更是名家名作层出不穷，风格流派异彩纷呈。而唐代诗歌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在那里，闪耀着数不尽的颗颗明珠，供世人赏鉴把玩，世代流传。后人读诗，常从不同的角度，把唐诗分作很多类，在这里，我仅想就唐诗中的一类——“送别诗”，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和体会。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一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别虽一绪　事有万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是的，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唐人送别诗的一个特点就是：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还有也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送别，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以上都是送人离家的，唐诗中还有一类则是送人归家的，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温庭筠的《送人东归》等，就是送人回家的，而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韦庄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则是送友人回国的了。这类诗中还有一种，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送严士元》、王维的《送别》，虽然送的是出家人或隐士，却也可以算作是送人回家的，只是这个家有些抽象而已。      　　此外，唐人送别诗中还有一类，那就是无论是送人的还是被送的，都不是主人，如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杜牧的《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权德舆的《岭上逢久别者又别》等，这里的送者和行者，都是旅途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其送别的情绪则别有一翻味道，让人深思，耐人寻味了。      　　手法多样　情深意长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人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闪途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再如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话潭水身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友情之厚，深及千尺，借助潭水直抒胸臆，至于“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则更是把浓重的离愁别绪直吐出来而不假任何掩饰。      　　当然，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的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的色彩。唐人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人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人送别诗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      　　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再如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      　　里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苹。      　　友人远去，频频挥手，依依惜别，但诗人没有直抒心中所想，借送别处长江两岸的景物入诗，用一“望”字把眼前景和心中情融为一体，让烟水、青山、飞鸟来烘托自己惆怅的心情，“空”字不只点出被送友人远了，同时写出了此时诗人空虚寂寞之情，五六句写心随友人去了，直到目的地，最后又回到现场，久久不忍归去，无限愁思寄予白苹，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且首尾相应。而历来为人们所推重的薛涛的那首《送友人》则更是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开首两句直落别浦晚景，秋季相送格外难堪，眼前的景色令人凛然生寒，而且此处不尽写景，暗用蒹葭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去，思而不见的情绪，使诗的内含大为深厚，三句似宽慰的语调，与前句隐含的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着，末句美梦难得，一句之中层层曲折，将难堪之情推向高潮。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我以为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张说的《送梁六自洞庭山》就是这类诗歌较为典范的例子：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在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诗中，诗人便深深地掩藏了自己的心事，只含蓄地借助景物透露给我们些许信息：眼见友人离去，秋波浩渺中征帆渐远，直入朝廷去了，而自己却谪居岳州，遥无归期，一个“孤”字语带双关，失落与孤寂的情绪便渐上心头了，而一个“浮”字又顿生扑朔迷离之感，峰浮于水，人浮于世，飘泊之愁便更浓了，第三句明写传说中的神仙“不可接”，实是友人“不可接”，友人远去的地方——朝廷“不可接”，于是一片凄婉的心事就在这简淡的秋景中浮现，随着悠悠的湖水荡漾起伏，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在评价唐诗时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以此来评价这类诗歌当不为过。      　　再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      　　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融情入景的写法，还有一类是诗人使用了比喻，将心情托负于物象，比如同样是刘长卿的诗《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      　　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末一句写友人远去，一叶孤舟顺水而去，实则上更写友人身为逐臣，飘泊无定，正如孤舟，同是逐臣，此情更堪伤怀，读来令人黯然神伤。而王维的那首《送沈子福之江东》中的名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更把相思之情比喻成无边春色，直送友人到天涯海角去了。      　　以上俱是在送别时，借身边之景来抒离别之情，在唐人的送别诗中，还有一种则是写别后之景，抒离别之情的。      　　如王勃的《江亭月夜送别二首》其二：      　　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      　　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写送别，而不写分别时的情境，却写别后之情，写别后之情，我们也不能明白地看到，我们只能见到别后之景、别后之境：寒烟渐渐升起，月华慢慢逝去，夜色深沉冷寂，江亭人去亭空。友人去后，诗人顾望留连之状跃然浮现纸上，凄凉寂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可谓深得借景抒情、融情入景之妙。而许浑在他的《谢亭送别》中写到：“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也是同类的手法，因送别而醉，醒来时暮色苍茫暗淡，风雨迷蒙凄清，于是心情也更加怅惘空虚，凄暗孤寂。更有妙者如王维的《山中相送》：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明年春草绿，王孙归不归？      　　不写送别，只把道别作暗场，而写别后的寂寞之感、怅惘之情。离愁往往在别后当日的日暮而更浓重、更稠密，但诗人却只用“掩柴扉”这一生活中极为平凡的动作来表达，把浓厚深挚的情感，掩藏在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之中，味外有味，令人神远。至于“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船风”　则是想象别后远的友人的处境而别有一翻味道了。      　　伤感旷放　各有千秋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人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王勃的《别薛华》）不重惜别之情，而写悲切的身世之感，政治上挫折，迢迢千里唯失意相伴，哀伤情绪是很浓厚的。      　　再如卢纶的《送李端》：      　　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      　　全诗以一个“悲”字贯穿全篇，首联写送别的环境，从衰草笔，大大加重了离愁别绪，给全诗定下了深沉感受伤的基调，次联写送别的情景，仍是紧扣悲字，融入浓重的依依难舍的惜别之情，颈联感叹身世，仍是紧扣悲字，感情沉郁，将惜别、感世与伤怀合在一起，心境更显悲凉。      　　再如贾至的《巴陵夜别王八员外》：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      　　世情已随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诗人是怀着被贬的失意离开故乡的，开首两句情景交融，既点明季节地点，又渲染气氛，给人一种人生飘乎，离合无常之感。三句“浮云”的比喻，更加深了难遣的离情，结尾一个“空”字表达了一种依依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境。唐诗中写迁谪之苦，离别之恨者居多，此诗以迁谪之人又送迁谪之人，情形倍加难堪，读来沉郁苍凉，余味不尽。      　　但是友人分别也并非全都是伤感的，如“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同样是王勃的送别诗，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句子，与《别薛华》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勿使燕然上，唯留汉将功”。陈子昂在他这首《送魏大从军》中写送友人去远征，丝毫不落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从大处着眼，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感情豪放激昂，英气逼人，气壮山河。至于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行军》和《武威送刘判官碛西行军》两首，则更是化惆怅为豪放的经典之作，“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在惜别中重书祝捷之意，来壮僚友之行色，在送别诗中可谓独具一格。“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中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字里行间激情荡漾而气贯长虹，珍重的送别之意暗含其中。      　　这些诗句以豪情叙别，不作儿女之态，正是以深情作铺垫，写出了知已之情，是以豪放见佳之笔。同样的，有一些诗人，在与好友分别之时，虽不是如此豪放，却也是以旷达出之，表现了唐人独具的开阔胸襟。      　　如王昌龄的《送柴侍御》：      　　流水通波接五冈，送君不没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友人远去，两地相隔，不免要产生感伤，但是诗人却宽慰友人说，两地流水相通，青山一道，云雨相同，明月共睹，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分开，这里诗人巧妙地化两地为一乡，宽慰友人的离伤，语意新颖而情思旷达。      　　再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有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又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造句精审　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权德舆的《岭上逢久别者又别》：      　　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      　　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      　　全诗用朴素的语言，写久别重逢后的离别，通篇淡着笔，不事雕琢，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永的情味，朴素中自有天然的风韵。前两句诗交待一别一逢整整十年岁月，虽不写沧桑而沧桑之感在平淡的叙述中油然而生，别具情致。三四句是一幅深山夕阳中悄然作别的素描，有一种令人神远的意境，千峰无语立斜阳，寂静而略带荒凉的境界中，使人不禁产生人生离合的感慨，别逢是那样偶然，匆匆，难以逆料，一种浓重的情味涌上心头。造句精审，言浅情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再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逝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柳宗元的这首《重别梦得》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这是与友人相见时的问候语，语出天然毫无修饰，但相思之情自在言外，悲喜交集之态尽在其中。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所以，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唐代的送别诗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深入地研究。      　　（二）、唐代山水诗派概述      　　山水诗初兴于六朝的晋宋之际，脱胎于借助自然美色体悟自然之道的玄学思潮。谢灵运是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诗的重要诗人，经过齐梁的演变，山水诗题材不断扩大，风格日趋多样，直接促使了唐代山水诗创作的繁荣兴盛和山水诗派的形成。      　　入唐之初，由于宫廷诗风的影响，山水诗题材基本上局限于宫廷池苑的范围内，诗人具体描写的是台阁山池之类人造山水或以之互相酬唱。自号称“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发起针对宫廷诗风的文学革命，山水题材方走向真正的自然山水，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四杰将宫廷诗“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走出宫苑园亭的游览宴集，四杰在漫长的行役中置身于广袤的山川，他们的山水诗也就脱离了宫廷池苑，而成为对大自然雄奇秀丽之美的惊喜发现与醉心沉迷。这种以行役写山水的途径，无疑扩大了山水诗的描绘视野。当然，四杰山水诗风格技巧并未完全脱出齐梁以迄唐初窠臼，如多有花鸟鱼蝶、草树涧泉等细景闲趣以及清浅鲜丽的色彩风调，然而，由于胸中蕴蓄着宏大的抱负与郁抑的意气，四杰山水诗在写景中往往注入强烈的情感意绪，这就不仅体现为对唐初宫廷山水诗的超越，而且实际上将晋宋山水诗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紧接四杰之后，对山水诗作出新的贡献的是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他们大多有过贬谪的经历，在羁旅途中写下许多纪行诗，在蛮荒贬所写下许多纪实诗，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优秀的山水诗。同时，在外在表现方面，他们从古体和近体两方面都对山水诗的体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方面，针对唐初山水诗沿袭齐梁，他们极力倡导谢灵运的五古体，以复兴山水古调；另一方面，亦使近体诗格律更加规范严整，改变唐初近体诗粗糙的现象，使山水之体更为凝练，山水之咏更富余韵。从而为盛唐山水诗的更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盛唐山水诗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的还有张说和张九龄。张说在被贬谪岳州(今湖南岳阳)时写作了大量山水诗，《新唐书》本传就称其在岳州时作品“得江山之助”。同时在他周围还聚集了一批同时迁谪的文人，形成一个文人群体，在湖湘一带兴起吟咏山水之风气。张九龄的山水诗则善于以宏大的气魄描绘山川形胜，同时寓含深沉的历史思索，被称为“寓神俊于庄严之内”。由于二张先后在开元年间拜相，是公认的一代时哲文宗，他们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优秀篇章，而且以“天然壮丽”的审美理想引导文风，实际上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是经他们提拔而走上文坛的，因此，二张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为直接。明代人胡应麟《诗薮》说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正描画出唐代山水诗派发展的大体脉络。      　　在盛唐时期，山水诗实际上是一极普遍的题材，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李颀等无不大量涉足山水诗的创作。但是，文学史上习惯地把所谓的“王孟诗派”视作山水诗派，而通常只将储光羲、祖咏、卢象、常建等几个诗人划归入这一诗派。山水诗在盛唐时期达到文学史上的极盛，自有其内在的原因。第一，唐代富庶的社会经济为士人提供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形成山庄别业化的生活环境，到盛唐时，别业进而普及到下层士人，其构筑多依山傍水，使得山水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背景因素；第二，为了适应太平盛世的氛围，玄宗热衷于招纳隐士高人，造成一种普遍的隐居风尚，积极仕进的文人往往通过“终南捷径”博取功名，已登仕途者则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罢官或致仕后更是“归山买薄田”，由此促使广大文人始终保持着从容幽雅心境以欣赏山水自然之趣，形成无论仕隐都加入山水诗创作行列的繁盛景观；第三，在盛唐时期强盛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广大士人既充满建功立业的热情与理想，又努力保持高尚超俗的道德人格建构，形成一种通达的处世原则与人生观念，因此，尽管遭遇挫折，亦绝无幽愤郁结，而是恰恰诱发出对山水自然之美的发现与追求。可见，在山水题材创作的兴盛中，有着多重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因此造成山水创作环境的广袤性及其内质的多重性。从创作环境看，大多写于著名的风光优美之地，如终南山、嵩山、庐山以及吴越、齐鲁、巴蜀等，几乎遍及当时除边疆塞外及蛮荒之域的所有地区。从内质构成看，文人形成宽阔化与通达化的心理涵量与特征，不仅促使诗人摆脱俗套与功利的束缚，得以真正进入自然之美的境界，而且以旷放的精神与行止突破具体别业范围，将山水诗的自然与社会背景推向无限广阔，成为追求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的重要象征。      　　在盛唐时期山水诗的极为广泛的创作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孟浩然与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生活情调，其代表作如《夜归鹿门山歌》、《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秋登兰山寄张五》、《山中逢道士云公》等，无论是高士形象的塑造、山中登览的意趣，还是乡村风光的勾勒、偕隐过从的情谊，都既见淡远清旷、超然脱俗的诗境，又不失朴素真诚、生动活泼的生机。王维的山水诗则主要体现为画家的取景方式，并经艺术的提炼与纯化，构成一幅幅既清新明净又悠淡静谧的水墨画卷，其代表作如《终南山》、《山居即事》、《山居秋暝》、《山中》、《汉江临眺》等，皆在人与自然的依恋、沟通乃至溶合之中展现出气韵生动的绘画美与诗境美，将这一题材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继王维、孟浩然将山水诗艺术表现发展到极致之后，这一题材在中唐时期仍有较为广泛的创作。大历时期，以钱起为代表的“十才子”以及以刘长卿为代表的江南诗人群都以王、孟为楷范，大量写作山水诗，并形成清雅空灵的艺术风格。稍后，山水诗创作成就较著的是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山水诗大多写于游赏行旅场合，柳宗元的山水诗则大多写于长期贬放之地，由于时代氛围与主体心态的差异，王、孟诗中优美清淡的意境到韦、柳诗中已变成萧散孤寂，并且愈益与禅境结合起来，使山水诗愈趋空泠。前人评论唐代山水诗，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可以说，韦、柳诗既与王、孟诗一起构成山水题材创作的整体，同时也标志着整个唐代山水诗派的终结。      　　（三）、唐代边塞诗派概述      　　边塞诗是以写边疆地区自然风光和边地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它与军旅、战争题材的诗作有联系却又不能划等号。唐代是我国边塞诗创作最为繁荣的时代，如今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      　　其实，边塞诗的产生是伴随着我国疆域的相对不稳定而产生的。东汉以后，战争频繁，反映征人思妇之作，反映边地战争艰苦之作渐渐多了起来，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这些乐府诗中的名篇杰作均以边塞为题材。又如蔡琰(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以及后世的徐陵《关山月》、王褒《渡河北》、庾信《咏怀》诗中的部分作品，也都为边塞诗史留下了辉煌的篇章。隋代历史短暂，诗歌数量不多，也无一流的大家，但其对外战争却几乎从未间断，故边塞诗作特别发达。卢思道《从军行》、明余庆《从军行》、何妥《入塞》、杨广《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纪辽东》，杨素《出塞二首》、薛道衡《出塞二首》、王胄《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虞世基《出塞二首》……，不仅均以边塞为题材，而且创作水准都很高，出现了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显然，这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边塞诗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唐代最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四百多年战乱和不安定的局面，国家的疆域也大大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出现崭新的局面。唐代建立初年，高祖李渊不得不经常贿赂最大的外部威胁——东突厥，尽管如此，东突厥人仍屡犯太原及京城长安，高祖甚至考虑迁都。后来，唐王朝与周边外族政权——不论其是否是唐王朝的保护国——先后发生过许多次战争，如与吐蕃、东西突厥、奚、契丹的多次战争，成了唐代边塞诗反映的内容，许多诗人或从军边塞、参预军幕，或去边塞(如幽蓟一带)旅行，诗中有一定边塞生活的切身体验，也有的则是依据道听途说或间接资料，或只是翻用乐府旧题。……然而无论何种途径，却使唐代边塞诗创作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唐代边塞诗在一些由隋入唐的诗人及初唐诗人的笔下便已较多出现。初唐四杰的骆宾王是较多写作边塞诗的作家。他有过数度从军的经历，高宗咸亨年间还从军塞上，从而写下较多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如《边庭落日》、《从军行》、《早秋出塞》、《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宿温城望军营》、《在军登城楼》、《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除了盛唐的少数边塞诗大家外，骆宾王的边塞诗是写得比较多，质量也算比较好的了，诗中不仅写到边塞风光，也写出从军将士生活的艰辛和不安定，如：“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风旗翻翼影，霜剑卷龙文”，“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阵去金河冷，书归玉塞寒”……。诗中还抒发了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报负和京国之思以及思乡怀归之意。其笔触所及，已大致能涵盖盛唐边塞诗鼎盛时期的大多领域，题材开阔，而且格调高亢。与此同时，初唐的其他著名作家如杨炯、沈佺期、陈子昂、郭元振、李峤、崔融、杜审言等均写下一些边塞诗作，诗人向往边塞的军旅生活，希望立功边塞、报效国家，如杨炯《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审言之《旅寓安南》则把殊方的气候、物产写得新颖别致：“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一些未必到过边塞的诗人也都纷纷仿效写作边塞诗，一时蔚为风气。读这一时期的诗作，边塞诗的成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初唐诗作中成就较突出的部分，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过著名的边塞诗派，可以直接归入这一诗派的作家并不多，创作过边塞诗的盛唐作家则是一个颇为庞大的群体，其作家人数之广、作品数量之多，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一些精妙绝伦的边塞诗作，而成为其代表作的一个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战城南》、《北风行》、《幽州胡马客歌》、《塞下曲》六首……，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高都护骢马行》，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盛唐一些诗人如陶翰、刘长卿、常建、储光羲、祖咏、刘湾、王之涣等，也都写过一定数量的边塞之作。这些作品塑造了边庭将士英勇杀敌、保卫边疆的英雄形象，写出了边地艰苦、将士报国献身的精神。而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家则为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及王昌龄。其中王维、高适、岑参都有过较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高适开元十九年(731)至次年曾送兵北上蓟门，并曾出卢龙塞；天宝九载(750)又曾送兵蓟北，北使归来，也曾经燕赵之境；天宝十一年(752)曾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亲见次年哥舒翰收河西九曲，天宝十五年(756)，从哥舒翰守潼关，同年底任淮南节度使，后任彭州、蜀州刺使，又任剑南节度使……，这些经历，使他有较丰富的军旅和对外战争的经验……。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曾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为监察御使兼节度判官。岑参在边塞生活的经历更为丰富，他从天宝八载(749)冬至十载夏，他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僚属；天宝十三载(754)夏到至德元载(756)，岑参被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辟为节度判官，第二次出塞；至德元年(756)，又出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这次在北庭历时三年，足迹几遍整个西北地区……。他们的从军、出塞生活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边塞的壮丽风光，边疆的地理、交通、民俗、民族交往，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在他们诗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等绝唱，显然是以厚实的相关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他们的诗作中有些气势磅礴、雄奇高亢、充满爱国激情且词彩飞扬的篇章，同时怀念家乡及边地将士生活的艰辛在其诗作中也有较深刻的反映。李颀、王昌龄虽无从军与边塞生活的经历，却以乐府旧题写出新意，把盛唐气象融汇到其边塞诗作中去。这些诗作，令人鼓舞、振奋，千载之下，仍虎虎有生气，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的强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验。      　　习惯认为，盛唐的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创作的顶点，也是其终点。其实，边塞诗的创作是继续贯穿到中晚唐时期的。中晚唐时期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边塞诗派，但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并不少于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如卢纶、李益、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张籍、王建都写过许多边塞诗，而写过一些边塞诗(尤其是边塞题材乐府诗)的诗人则更多，其中如郎士元、柳中庸、戎昱、司空曙、刘商、杨巨源、张仲素、施肩吾、鲍溶、许浑、赵嘏、马戴，刘驾、于濆、翁绶、许棠、司空图、罗隐、周朴、卢汝弼、韦庄、张　、沈彬、陈陶、金昌绪等等。有些诗人，传世之作不多，却有一些边塞诗脍炙人口(如陈陶、金昌绪、许棠等)。董乃斌先生甚至发现，《全唐诗》中“凡是存诗一卷以上的中晚唐作家，无不多少写过一些直接或间接与边疆生活有关的作品。”      　　中晚唐时期，以内忧外患深重为特点。尽管此时战争更多的是朝廷与各割据的藩镇之间，以及各藩镇之间。这时期对外战争也较多。安史乱后，唐王朝国力日衰，中央渐渐失去对边远地区的节制，如吐蕃大举东进，陇右、河湟等地相继沦丧，鄯、秦、成、洮等十多州均先后失去。昔日岑参生活过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属地区更是为吐蕃所有。因而反映收复失地的要求，反映汉人被迫改从蕃俗，反映故人没蕃的作品显著增加。如杜牧《早雁》、《河湟》，白居易《西凉伎》、张籍《陇头行》等作即如此，这些诗作颇似南宋的爱国诗，以沉郁悲凉为基调，他们直面冷酷的现实，表达拯国家和沦陷区人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而紧紧围绕国家领土完整、边塞安危的主题，这与南宋也有相似之处。      　　中晚唐边塞诗的题材较之盛唐也有开拓之处，如反映南方边地的生活，如施肩吾《岛夷行》、王建的《海人谣》、李商隐的《异俗》等等，比之盛唐边塞诗仅限于东北和西北有所拓展。此外反映军中官兵苦乐不均、朝廷赏罚不明、反映和蕃的太和公主从回纥返回长安等主题。刘商《胡笳十八拍》中就明确写道：“汉室将衰兮四夷不宾，动干戈兮征战频”，“一朝胡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诗中写没蕃人的痛苦经历。又如司空图《河湟有感》中：“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诗中所反映的情境在初盛唐的边塞诗中是决计不会有的，这使人想起陈亮《贺新郎》中“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些沦陷区出生的后代因年代久远，已没有原来的民族意识，他们已没有回归故国的要求，这是诗人所最担心的。诗中的议论说理也充满忧伤而感愤。      　　中晚唐没有出现王、李、高、岑和王昌龄那样的边塞诗大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时期边塞诗不但在思想的尖锐和深刻方面有所加强，而且反映的题材也有所拓展，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的边塞诗是纵贯初、盛、中、晚整个过程的。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从亲历的见闻和经验来进行边塞诗创作，另一些诗人则利用间接的材料，用一些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这类乐府诗题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也各不相同，显然，后者的作家人数众多，数量也多得多，而且出现过李白、杜甫及高适《燕歌行》之类的杰作，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前者的那类诗作中更贴近边塞生活，更能准确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特色也更为鲜明。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前期尚有其余响，而中唐后期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终唐之世，边塞诗始终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        宋词详解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广义来说，词本属诗之一体，然逐渐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经宋代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近代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方。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里比较诗词体制的短长，也是对唐宋之诗与词进行比较，抓住关键，颇具特识，当然也不可能将两者特征全部概括。下面拟就词体的特殊性与审美价值、宋词的基本风貌作浮光掠影的介绍，附述一些有关词的常识，以供读者参考。      　　一、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      　　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句式保留较多五、七言诗体痕迹。      　　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      　　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      　　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二、词体的格律与自由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      　　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三、词境的有限与无限      　　词体也有其局限性。一般说来，词的篇幅不长。《词谱》所载，最短的单调《竹枝》为14字，最长的《莺啼序》为　240字，不比诗歌行数可以无限增多。王国维所谓词“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并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言下之意，词的境界比诗狭窄。词的篇幅短小，是对词境及其表现能力的一种严酷限制。      　　然而，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艺术作品欲于有限篇幅内涵蕴阔远意境，关键在于写出所描绘形象的磅礴气势。诗中最短小的是五绝，尤宜注意于此。词的篇幅亦不足盈尺，但宋代许多杰出词人挥洒其传神妙笔，成功地在这画框里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些词的意境，即“长”而“阔”。      　　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这是宋代词人创造的艺术辩证法。例如秦观《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诸句，概括天上人间的悲喜剧，歌颂地久天长的爱情，由一变到无数，在刹那中见永恒，欢乐中有悲哀，悲哀中也有欢乐。苏轼《送参寥》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王夫之《薑斋诗话》云：“以乐境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鹊桥仙》个中滋味，是哀？是乐？难以分辨，读来但觉意味深长，咀嚼不尽，在时间、空间、情意方面都是无限的。      　　晚清谭献《复堂词话》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此论旨趣颇有与近代西方接受美学思想相通之处。宋代许多作者努力加深和扩大词境的创作，为这种理论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四、词为“小道”与“别是一家”      　　诗余之名，一说是由于唐人乐府七言绝句之衍变为长短句；一说是指诗降为词，词是诗之余绪，这里反映出对词的轻视。当初民间新曲主要是通过歌女们的曼低唱传到文人手中的。这些文人大都生活比较浪漫，在对酒当歌之际，为了佐欢遣兴，销愁解闷，漫笔偶成，付诸歌喉。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歌词，自然多属描写男女情爱、留连光景之作，而词也就被视为“小道”“艳科”，不登大雅之堂。作者们对于这具有许多优越性的新兴诗体，既非常喜爱，又当作一种游戏笔墨。正如南宋初年胡寅《酒边词序》所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这使当时有些流传之词常常作者难明，更有大量佚失。南宋大诗人陆游也因存在轻视词体观念而抑制自己这方面的创作。其《长短句自序》云：“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并表示“今绝笔已数年”，不再犯此“过失”了。可见这观念给词坛造成多大的损失。      　　词之被轻视虽是其不幸，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其大幸。因为作者们于此卸下在作传统诗歌时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得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蕴蓄的哀感顽艳之情，形式上也解除峨冠博带的束缚，只求赏心悦耳，随意采用新鲜活泼的语言、“里巷”“胡夷”的曲调，使作品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重视。《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被如此尊崇，诗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的不朽之作。到了宋代，在诗中说理、博学的成份越积越重，文学之士不能自己的一往深情、万种闲愁便习惯倾吐于“诗余”“小道”。宋诗自有巨大成就，但或谓整个南北宋可称道的言情之诗，只数陆游《沈园》两首七绝，这也可说是其时诗坛的遗憾了。      　　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兼擅古文诗词的大文学家。他论诗主张“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他在词中则大谈其儿女私情，不讲什么“美刺”。其　《玉楼春》　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大胆揭示“情”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表示了对爱情的热烈、执着追求。这里反映出某种新意识的萌芽，具有反封建礼教性质。宋代词人多倡言“多情”。豪放如苏轼，王保珍　《东坡词研究》　中列举其“重复使用‘多情’一辞”达十八处之多。“痴亦绝人”“疏于顾忌”的晏几道《点绛唇》公然宣称“天与多情”，谓其有情出于天所赋与，殆为人性之觉醒。此类观念实为明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等论点的先导。      　　正式宣布词的独立地位的是李清照的《词论》。她挂出词“别是一家”的招牌，总结词的特殊创作规律，把那些“学际天人”的大学问家、诗人、文章家视为门外汉，而睥睨一切，大有惟我独尊的豪概。李清照倾注其主要精力于词。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从其论的侧面可以看到李清照词的调度艺术成就及其词中的反传统精神。      　　从清新之笔抒写多情善感是初期歌词的特色，也是当时词人的开辟与新探；对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解放；但仅以如此写法为词的“本色”，也会成为限止词体发展的框套，故北宋中期苏轼等“以诗为词”，赋予词体以诗歌的多种职能，大幅度地丰富了“小词”的表现能力与范围，实为词之再解放。      　　五、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禎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      　　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六、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幹、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悽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摘自巴蜀书社出版的《宋词精华》　作者：顾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