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 jam lab6:目击处决“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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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胡耀邦曾亲自过问王守信这起"通天大案",他主张先不要急于杀人,等调查清楚后再杀也不迟。但是,在总书记不知情的情况下,王守信被处决了
 
[李振盛目击系列之一]  
 目击处决王守信       
李振盛摄影并撰文     1980年2月28日,轰动海内外的“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主犯、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在哈尔滨伏法。    31年前,我作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参加采访了这一起“通天大案”,我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此案从公判大会到刑场处决的全过程。 当年《人民日报》的独家新闻     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独家新闻:黑龙江省破获了一起该省最大的贪污集团案件。这个以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为首的贪污集团,自 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6月止,共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507,702元。首犯王守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投机起家、钻进党内的坏分子,靠投机钻营,“造反”上台,当上宾县燃料公司经理,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不择手段地大量鲸吞国家财富。    1979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一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文章以描述当时被称之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堕落过程为线索,揭示了导致腐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公开披露了这起“通天大案”主犯王守信的犯罪事实:     她主要靠工业用煤的双轨价乃至多轨价截取货款,靠稀松的财经制度私立秘密黑金库。黑金库里崭新的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已经积累到四万多张,存储现金近五十万元,构成犯罪……她贪污的目的在于行贿:一九七○年,宾县一下子建造起好些家工厂,用煤量猛增,而产煤量没有上去,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    北方的冬天既漫长且又特别寒冷,老百姓越冬取暖用煤量也很大。煤建公司不打通关节就进不来煤,没有煤,工业开不了工,老百姓也得挨冻,连屋里的墙上都结冰挂霜……     王守信当年因“私立秘密黑金库,存储现金近50万元,构成犯罪”,而且“她贪污的目的在于行贿,为的是得到紧缺的物资——煤炭”。    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起诉,经过公判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1979年10月20日,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守信死刑。(见1979年10月21日《黑龙江日报》)    将王守信称为“贪官”,并无不可,但把这“官”字放到她头上,实在是抬举她了,一个县级燃料公司的经理,连个科级都不够,顶多算是股级干部,是中国行政级别中最低的那一级,乃至如今很多人不知道何为股级,不管官大官小,总算是摊上个“官”字,那她也就是“贪官”了。  这是1979年10月21日报道王守信被判处死刑的《黑龙江日报》版面。    公审大会高喊“我是为真理而死”     1980年2月28日,北国冰城哈尔滨,冰天雪地,寒风凛冽。轰动海内外的“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经过立案侦察,法庭审理,判处死刑。报经最高法院核准,在这一天公审宣判立即执行。    公开审判大会的会场,设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工人体育馆,5000个坐席早已坐满了各界群众代表。有一部分人在前一阶段时间参加过法庭审理,曾亲眼见过王守信其人;更多的人则是在新闻报道中知道王守信的一案,而没有机会得见其“尊容”。如今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识一下这位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公判大会开始。审判长高声宣布:“把大贪污犯王守信带上来!”    这时,我站在体育馆场地里,手端着相机正对准入场大门的开启处,等待着拍摄王守信被押解进入审判会场的镜头。首先听到从大门外侧走廊里传来沉重的铁镣撞击水泥地面的“叮当”声,遂见两名威武的女法警押解五花大绑、脚带重镣的王守信缓步走进场内(见图1)。    按照那个年月里的惯例,凡是公开审判罪犯,总是前先押解犯人绕场一周示众,宣判后押上刑车游街示众,直至到达刑场处决。这次公审大会的预定方案也是照此办理。    王守信被押进会场时,她先是定了定神,当看清楚体育馆内黑压压坐满了几千人,反倒来了精气神儿,她借绕场一周的机会当众示威,一边用力扭动着被捆绑在身后的双臂,一边向上蹿跳着高喊:“我是无罪的!你们才有罪!”还声嘶力竭狂呼:“我要为真理而斗争!”    王守信一面蹦跳,一面叫嚷,脚上的铁镣重重地撞击着坚硬的木质地板,发出沉闷的“咚,咚咚”响声。体育馆主任正站在我身旁,他看着地板上被脚镣砸的痕迹,十分心疼地对我说:“完了,完了,这一下可算是毁了!我的地板啊……”    王守信突如其来的这一招儿,令全场群众震惊不已,也让大会主席台的人一时措手不及。法警们迅速围拢上来,想制止她的狂呼乱叫。审判长临时决定放弃绕场一周,发出指令让法警直接把她押到审判台前听宣。    宣判开始了,审判长宣读长达数页的判决书。王守信被两名女法警押着站在那里,由于她自认为“我是无罪的”,预审时她还表白:“等审查结束,出去后要从零做起,继续革命嘛!”“组织让我到公社,一定带领大伙搞好农业学大寨。”“不管干啥都要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干部”。这时,她不相信四个月前的一审死刑判决会被核准执行,她坚信自己的上诉一定会有好结果,绝不会被枪毙的,所以她面色平和一动不动的在静听宣判(见图2)。    最后,审判长郑重宣布:“经最高法院核准,判处大贪污犯王守信死刑,立即执行!”    刹那间,王守信像触了电似的,立即又蹦又跳地高喊口号:“我是为真理而死!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我至死也不服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共产党会替我报仇的,总有一天会为我平反……”    她的顽强挣扎,引起会场上的一片哗然,许多群众发出嘘声。我们几位记者在一起议论:“这明明是共产党决定判处她的死刑,她却指望着共产党为她报仇。”    三名彪形大汉的法警疾步上前,强行制止她的喊叫,两个人在她身后把五花大绑的绳索勒得更紧,一人在前面用手抓住她的下巴向上一推就摘钩了,下巴脱环就再也不能动了,法警术语叫“锁喉”。就在前面那个法警刚刚端起她的下巴时,她喊出一句“共产党万岁”,那个“岁”字只吐出半个音就消声了,从此她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见图3)。    当时,我使用的是一台装有35毫米广角镜头的“莱卡M-3”相机,只有靠得很近才能拍到近景或特写镜头。当我靠近拍照时,能感觉到她的舌头好像还在嘴里摆动,还能听到她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一些微弱的听不清楚的声音。    宣判大会结束,立即把死刑犯王守信押上刑车,让她坐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后边的一条木椅上。此时,我想到刚才在室内用闪光灯拍的近景可能会因距离太近而曝光过度,便想拍一张她在冬日阳光下坐在刑车上的逆光照片,我迅速调整闪光灯作为补助光。王守信察觉我举起相机要为她拍照时,竟然先瞅一眼镜头,然后故意地把飘散在前额的头发用力甩到耳后,面色从容地在等待着照相,完全是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见图4)。    全副武装军警驾着三轮摩托车在前面开道,有两辆摩托在刑车后边押阵。为扩大游街示众的警示效果,刑车在市区主要街道上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见图5)。群众早就从新闻报道中知道今天是公审王守信的日子,似乎也预料到今天就是她的末日。主要街道的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都想看一眼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王老太太”究竟是个啥模样?她是长着三头六臂还是怎么的,“咋就能作这么大的妖儿”?    记者采访车是黑龙江日报社车队派给我的一辆吉普,张司机平日里常出车送我外出采访,这一回他很想看看大名鼎鼎的王守信,让我务必到总编室拿派车条子要他出车去采访公审大会。他没想到我在会后还要去刑场拍照片,可把他高兴坏了,说从来还没看过枪毙人,这一回可以开开眼了。另有三四位摄影同行一起挤上我的车后座上,我们或快或慢地跟随在刑车后边,由于游街示众的路线很长,为消磨时间我们就侃起大山来了,当时笑谈起王守信那一幅慷慨赴死的架势,有人说要是有一条红色长围巾一甩随风飘起来,准像是电影里的江姐,大家都有同感。我坐在前边副座上,一边参与调侃一边透过前车窗拍摄沿街夹道围观的场景(见图6)。 为抓拍临刑特写而声东击西     这一天,是临近春节的一个最寒冷的日子。由哈尔滨市区到刑场的路很远,临时充当刑车的敞篷大卡车开出市区在寒风中疾驶,法警们个个都戴着厚厚皮帽子和棉手套。我看到刑车上一名法警把本来系在王守信脖子上的方格围巾解下来,再给她围到头上,包裹住她冻得发红的双耳和脸颊,以抵御那刺骨的寒风,不知此时她还有没有冷温的感觉了(见图7)。不管怎么说,看到对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也照样讲人道关怀的善良之举,我的心为之一动。    在此之前,我曾有过到刑场采访的经历,见过一些死刑犯人还没到达刑场以前,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甚至全身瘫软,有的犯人竟被吓得屎尿屙了一裤裆。当打开卡车后厢板时,早已人事不省的死刑犯扑腾一声就摔到地上,没有几个人能自己行走的,完全靠法警连拖带拽硬拉到行刑点上。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例外。车到刑场时,王守信神志清醒,行动自如。法警打开卡车的后厢板,她静静地看着法警在雪地上放好一个方凳,她起身艰难迈步踏上板凳,她挣扎着要摆脱法警的搀扶,想迈动带着重镣的双脚下车(见图8)。    下车之后,她还不忘把飘散在前额的一绺头发使劲甩到脸旁,然后神态自若地对着围满人群的刑场环视一番(见图9)。随后她便踏着黑土地上皑皑白雪,拖着沉重的脚镣,甩开法警的搀扶自己迈开大步走向处决点。两名法警看见我举起相机要拍照时,他们赶紧靠上前手扶王守信的胳臂作押解状(见图10)。    这次执行枪决的刑场设在哈尔滨郊区公路旁一片坑洼不平的土地上,这里原先是修公路时取土的地方,离公路不到100米。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早就引起广大百姓对这一大案的关注,今天远道赶来刑场观看处决实况的群众特别多。    王守信被押到行刑点,法警长命令她面朝一个黑土高坡跪下,她扭动身体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就是不肯屈膝下跪。一名法警从她身后上去照腿弯就是一脚,她被迫就势跪到地上,另一名法警正抬脚还要动作,被法警长挥手挡住了(见图11)。    王守信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此案乃“通天大案”。有关方面自然是高度重视,调动了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执勤,把刑场团团围住,处于严密警戒状态(见图12)。我看着这森严的场景,拍了一张远景是黑压压的军警与众多的围观群众,前景是验明正身的王守信在等待处决的画面。这是一幅颇有刑场气氛的大场面(见图13)。    一名法警将她包在头上的方格围巾解开,散乱地披在她的肩头。王守信面朝黑土高坡,默默地跪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枪响的那一时刻。    这时,我想拍一张王守信临刑前最后一刻的情景,征得法警长的同意,便端着相机迅速走到王守信与黑土高坡之间的一条狭窄地带。我极想拍一张她跪地的正面特写画面,无奈我的相机仅装一支35毫米广角镜头,我拍照的构图习惯是尽可能充满底片画面,后期不用剪裁,只有在一米左右的距离才能拍到跪地特写。在如此近的距离上,拍摄她临死前的照片,如果她想发泄心中的愤怒,只要吐一口唾沫,完全在“射程之内”,准能吐到我的脸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这个时候要是被临死的人吐一口,那该多晦气呀。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照片,就得想办法。    于是,我巧用三十六计中的声东击西术:先是从王守信面前一米远的地方若无其事地横向走过去,边走边调好相机的焦点距离。走过去之后,再转过身来以同样的步伐往回走,当走到她面前的那一刻,突然蹲下来,迅速取景,按动快门,这一切动作都是在瞬间之内完成的。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时,我已抓拍了一张王守信木然地跪在那里,眼睛无神地看着相机镜头的特写画面(见图14)。    刑场上一片寂静,人们都屏住气息,等待行刑时刻的到来。远处公路上来往行驶的汽车也都停车熄火,司机和乘客都在远远地张望。刑场边上只有少数几名摄影记者,执勤军警人员整齐地站在警戒线上,大量的围观群众一律被远远地阻挡在警戒线之外。 弹穿脑壳头冒热气倒地     行刑时刻到了。法警长站在将被处决人犯的后方,向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挥了挥手,这是向行刑法警发出指令。一名行刑法警从容地从汽车里走下来,持枪走到指定的射击位置。法警长在现场向他发放了一粒子弹,他立即装入枪膛(见图15)。    法警长举起发令旗,行刑法警迅速举枪向跪在15米开外的王守信瞄准。我抢先抢拍一张法警长举旗发令、法警持枪瞄准、王守信背对枪口的“三点成一线”的画面(见图16)。    当我赶紧卷过胶片想拍第二张时,法警长用力向下摆动发令旗,在发令旗抖动的响声中,法警扣动了扳机,子弹飞出枪膛,直接射中王守信的后脑壳。在枪响的一刹那,我按快门时被枪声震得微微抖动,拍到这样一个瞬间画面:王守信的脑袋被枪弹穿透,脑浆迸裂,冒出来的热气与寒冷空气相接触,立即在她头顶上方化作一片白色气雾,这一团白雾被黑色土坡衬托得清晰可见。王守信在枪弹击中的巨大推力下,身体倾斜着朝前方倒下去(见图17)。    我十分珍惜拍摄到的这三张连续画面,后来整理底片时也没舍得把这三张底片剪开,一直保存着它的原始状态(见图18)。这位“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倒下去了,彻底地倒下了。她再也不能呼喊口号,再也不能蹦跳了。这时,站在我对面的几位摄影记者也抢步上前,争相拍摄王守信被处决后的现场情景(见图19)。    法警长走上前来,拔出腰间佩带的手枪,认真观察是否需要“补枪”。按照刑场行刑的程序,如果行刑法警射击时虽击中却打偏了,死刑犯人尚未彻底毙命,就要由法警长补枪射击使其死亡。这次是一枪击穿透脑壳,当即毙命,法警长确认死亡,不需要补枪了(见图20)。    法警和法医都围拢上来,各司其职,一阵忙活。法警把王守信的脚镣凿开取下来,法医则对她头上的中弹部位进行检验(见图21)。    首先查验后脑壳上的“入弹孔”,拨开头发,找到还在流血的弹孔(见图22),在弹孔旁边放上一截比例尺标记,让法警摄影员拍照存档(见图23)。    接着,把尸体掀翻过来仰面朝天,查验她前额的“出弹孔”,在那个向外翻着口的出弹孔旁边也摆放一截比例尺拍照存档(见图24)。    至此,处决过程宣告结束。一声枪响结束了王守信53岁的人生,现在她直挺挺地仰面朝天躺在冰冷的雪地上,等待装车运往火葬场去火化(见图25)。    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火葬场派来的几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大口罩和白手套的女青年,手持一个硕大的盛装尸体的专用塑料袋,他们上来以极其熟练的专业动作,把个头不高的王守信尸体一下子就装了进去,扎上塑料袋的口儿,抬到一辆运尸专用汽车上。这时我相机里的胶片全部拍完了,眼看着运尸车在冬日的斜阳下,冒着白色的尾气,扬长而去…… 胡耀邦曾亲自过问王守信这起"通天大案"     1996年10月我应哈佛大学邀请到美国讲学,我和夫人曾执教的警官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莫妮卡在纽约工作,秋天的一个星期日,她驾车拉我们到新泽西州一位朋友家餐叙,这家女主人的父亲与我夫人原在北京同一家报社共事。    在那个落满红叶的小庭院里,巧遇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的一位阮先生,说起来他和我们夫妇及莫妮卡还多少有点渊缘呢,我夫人所在报社一位副总编与他是老朋友,他们俩当年都参与过胡耀邦倡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胡耀邦自1987年1月6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后,阮先生以学者身份应邀来美国讲学,也住在新泽西。我们一边交谈,他一边翻阅我的文革照片册,当看到其中两组照片时,他吃惊地发问:“原来这是你拍的呀?”这让我好生奇怪,当年他在红墙内,我在平民堆里,我们从未谋面,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照片呢?他指着这两组照片说起了其中之原委。    第一组照片,是与文革前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有关,他的儿子欧阳湘在文革中写信给黑龙江省革委会说他父亲不是反对毛主席的,竟被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后残酷批斗惨遭迫害,最后被推下楼摔死,上报中央说他自杀。其母在京反复写信给胡耀邦要求为儿子平反,中央几次下令调查,每次的结论都是自杀。    有一次,报社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说省委指示要我拍一组欧阳湘惨遭批斗的照片,那些照片中的欧阳湘英勇不屈高喊口号,被用脏布堵住嘴,吐出来照样喊,被打翻在地仍在挣扎……当时,我也不知道省委要这些照片干什么用,心里还担心会不会说我“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直到这一回在美国才听这位阮先生说,原来是欧阳湘的母亲听哈尔滨亲友说省报记者拍过她儿子被批斗的照片,便向胡耀邦反映这一情况,正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指示黑龙江省委调阅这组照片直送中央,这才有了报社领导突然找我要这组照片的事。    阮先生指着我的相册说:“当年,耀邦同志就是看了你这组照片才毅然决定为欧阳湘平反的,耀邦说欧阳湘一个年青人,如此坚强勇敢,怎么会自杀呢?他决定推翻原有的自杀结论,给予平反昭雪。”    阮先生还说:“当时,耀邦还让我电话通知黑龙江省委要给这个摄影记者记功,那时我们知道这是省报一记者拍的照片,并不知道具体是谁拍的。闹了半天原来就是你呀?”他问我当年给记功了吗?我笑曰:这是第一次听说胡耀邦总书记要为我记功,这算是迟到的“最高奖赏”吧!(此事先打住,网友如想看这组照片,日后可上贴)    另一组就是处决王守信的照片。阮先生说:“当年,王守信一案定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当然是全国的‘通天大案’,耀邦同志曾数次过问此案,他主张不要急于杀人,等调查清楚后再杀也不迟。”    这位阮先生说,最早是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破获这起贪污大案的消息,到初秋时节,好像是9月吧,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发表了,轰动一时,王守信一案成为海内外关注的正在审理的大案要案。过了不久宣判王守信死刑,黑龙江省委曾给耀邦办公室挂电话,请示是否可以执行死刑。胡耀邦亲自让这位身边工作人员分别给黑龙江及中央相关部门挂电话,说总书记认为王守信一案务必调查清楚后再说,先不要急于杀人。    接着,他谈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却又鲜为人知的“红墙秘事”。    阮先生回忆说:“记得王守信死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先后登过两次,第一次我看到报纸时,就拿给耀邦同志看(本文作者注:我猜想大概是1979年10月20日一审判决王守信死刑的消息),耀邦马上抓起红机子与黑龙江省委一把手通话,问是把王守信杀了吗?对方回答是判处死刑,还没有杀。耀邦说先不要着急杀人,等调查清楚再说嘛。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报上又登出处决王守信的消息(本文作者注:我想应是1980年2月28日对王守信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一回是真的了,我马上告诉了耀邦,他说我不是说过先不要急于杀人嘛,他又抓起红机子问黑龙江省委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经请示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同志,已经执行死刑了。耀邦放下电话气得直拍桌子,他也没有话好说了,人已经死了。”    就这样,胡耀邦虽然几次打招呼说“先不要急于杀人”,但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王守信还是被处决了。第二天,即1980年2月29日,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啊。    说到这里,阮先生深深地感叹道:“唉,耀邦同志真是个好人啊,他这个总书记当的也挺不容易,难哪,有些人根本就不听他的……” 我的《红色新闻兵》用这组照片作尾声     处决王守信的新闻事件,按照上级的规定,各级报纸只许发表文字消息,不准发表刑场处决的照片。这组照片一直在箱底压了20多年。    罗伯特·普雷基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时,从我拍的王守信组照中选出10幅用在书后边,作为这本画册的尾声。但是,法警举枪射击之后一些惨烈的镜头一张都没用,他说这是国际出版的常规。    在编辑《红色新闻兵》的过程中,普雷基一再说:最适合为这本书写导言(国内称“序”)的是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他的中文名叫史景迁,“史”是他的治学方向,“景迁”的意思是他景仰中国史学家司马迁。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被国际学界公认为16世纪以来的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是在美国极少数能使专业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作者之一,在西方世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史景迁教授以《李振盛:动乱时代的摄影家》为题,为《红色新闻兵》画册撰写了4000多字的序言,在末尾用将近600字谈到了这一组处决王守信的照片:     1980年代初,李振盛开始在北京教授摄影,但开始这种新生活之前,他在黑龙江省又拍到一次奇特而又重大的时刻。自从文革的岁月过去以来,中国已发生变化,至少变化到以下这种程度:正朝着小规模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农民有更多的权利在包产到户的长期合同下种田,一些城市出现的个体企业家获得一小部分当地市场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时期的“四人帮”最终被捕,一种新型的“揭露新闻”开始出现,这种新闻报道以新的方式证明中国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报道涉及1978年公开的黑龙江一个案件,该案件涉及一个名叫王守信的女干部,她能够垄断采购煤炭的市场,通过各种关系、贪欲、胁迫和贿赂建立商业小王国。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但真相大白后,王守信已被枪决。    李振盛最后一次又拍摄到在黑龙江雪地上发生的悲惨而又少有的情形。当局希望通过处死王守信杀鸡儆猴。然而,李振盛的照片中有某种东西让我们思考事情是否如此简单。或许是王守信从将她带到刑场的军车后边凝视我们的脸,当时她的下巴被士兵打得脱臼,使她无法再高喊任何请求或辱骂;或许是她跪在冰冷的地上平静的神情。无论如何,李振盛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种模棱两可的内容,迫使我们不断质疑我们认为正看到内容的含义。这组照片作为李振盛拍摄到这个可怕时代的杰出照片的结尾是再合适不过了。 无为斋主写在后边的话     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腐败案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贪官职位越来越高。仅以当年曾发生“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黑龙江为例,前些年爆出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疯狂敛财2,385万元,马德一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卖官案,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省级官员7人,省机关厅局级干部30余人,市(县)处级干部一大批。    当年仅是股级干部的王守信,在“小金库”里存放近50万元,贿赂6.6万元,被定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而判处死刑。现今黑龙江省的韩桂芝是共和国历史上官场第一女巨贪,涉案金额702万元,仅被判死缓;原黑龙江省省长、后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田凤山,涉案金额498万元,仅判无期徒刑。不免让人纳闷:20多年前的王守信被枪毙了,如今的巨贪韩桂芝、田凤山就不该死?在这方面怎么就不与时俱进呢?    1998年12月,我到黑龙江追踪采访文革老照片《跳忠字舞的小女孩》主人公康文杰时,在哈尔滨与新闻界朋友一次餐叙中得知,王守信的儿子已成为一位民营企业家,据说他在秦皇岛开一家挺大的宾馆,他几次表示想与黑龙江新闻界的朋友们见见面,一再强调说没有别的事,就是想在一起聊聊。当时提供这一消息的朋友没有他的联络电话,这事一放又是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有哪位网友熟悉或知道王守信子女的情况,恳望留言知会我。只要他们不介意,我愿意与他们一起聊聊……                          ——2011年6月5日修订于纽约无为斋  说明:1、为方便读文看图,将文图分置。      2、以下这组图片应属"少儿不宜"。
目击处决王守信(25幅组照/李振盛摄影) [如看不图片请点击左上角小红叉,再点击"显示图片"] 图1. 脚带镣铐  押进会场

图2. 自认无罪  静听宣判

图3. 不服判决  狂喊乱叫

图4. 察觉照相  从容面对

图5. 摩托开道  游街示众

图6. 群众夹道  好奇围观

图7. 到达刑场  等候下车

图8. 脚踏板凳  抬腿落地

图9. 环视四周  迈步前行

图10. 脚拖重镣  走向刑场

图11. 不肯下跪  一脚搞定

图12. 军警林立  戒备森严

图13. 验明正身  等待处决

图14. 伏法前夕  最后一刻

图15. 发放子弹  推弹上膛

图16. 举旗发令  瞄准射击

图17. 击穿脑壳  前倾倒下
图18. 三底连续  原始构图图19. 记者趋前  抢拍镜头
图20. 警长检验  确认死亡
图21. 查验弹孔  摘取镣铐
图22. 拨开头发  验入弹孔
图23. 放比例尺  拍照存档
图24. 翻身朝天  验出弹孔
图25. 等待装车 运走火化附录:当年报道王守信一案的《黑龙江日报》部分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