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专家谈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公共卫生

2011年06月30日 15:05
来源：凤凰网健康 作者：佚名http://health.ifeng.com/disease/healthchina/publichealth/

中美专家谈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公共卫生（资料图）

导语：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许多国家，都正在面临公共卫生重点从传染病负担到那些慢性病防治的这样一个转变。社会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不同公共健康项目支持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先次序?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网健康的本期《健康大视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王若涛，以及美国疾控中心专家Martin Meltzer，一起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卫生问题。首先让我们来先问一问马丁。

中美专家谈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公共卫生（资料图）

主持人：Martin 博士， 我知道您是的研究领域是传染病的影响以及公共卫生在控制传染病方面的作用，您能给我们讲讲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吗?

主持人：王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传染病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

王若涛教授：中国在20世纪是传染病肆虐的时代，那个时候世界上说中国是“东亚病夫”，主要的病就是传染病，传染病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传染病，比如说在40年代，50年代，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种传染病在中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霍乱，造成巨大的死亡。甚至于在二战停止以后，仍然有很多传染病在中国肆虐的非常严重，其中包括了性传播性疾病，就是性病，各式各样的性病都有，另外由于洪水造成了传染性感染的疾病，也会造成很大霍乱的流行，这都是肆虐在中国的大型传染病，这些就造成了年轻人、妇女、儿童大量的死亡，这个在20世纪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一直到20世纪末，这样的状况逐渐才被改善。

主持人：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持人：martin 博士，从全球的角度，公共卫生是怎样降低并控制传染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呢?

martin 博士：其实很多公共卫生在传染病控制方面最有成效的措施都是那些看起来极其简单的方法。清洁的水、良好的卫生都能极大地降低日常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比如宣传勤洗手就能帮助防止一些传染病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控制蚊子就能减少疟疾等疾病造成的负担，疟疾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当然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很多地方这都同样是个严重的问题。最简单的预防措施能够大幅度地减少死亡，例如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传染病的感染风险降低到了10%，这可是发生在50多年前，在很多疫苗和抗生素被广泛使用之前，这说明改进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可以是公共卫生对传染病控制的最大影响;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清洁安全的水，能够正常运转的污水系统对于降低传染病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看来一个健康的水源确实非常的重要，王教授，我们中国又做了哪些工作，来减轻传染病给我们生活造成的负担呢?

王教授：中国在过去的世纪里头，20世纪，从我来看公共卫生三大措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就是清洁水的供应和污水的控制，大家都能喝到清洁的水，污水得到了控制，这一点大大的消化掉了传染病;第二个就是进行了扩大疫苗这个项目，扩大性疫苗项目，解决了大量儿童的感染性疾病，比如像百日咳、白喉、白百破的使用，另外还有就是像猩红热，那时候很常见的，另外婴儿瘫、麻疹，像这样的一些疾病，在当时40年代、50年代很常见的疾病都得到了控制。再一点就是中国引入新的接生制度，就是妇育保健，中国在原来的时候在接生的方面，造成了大量的破伤风，婴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实行新法接生，在医院里接生，这样的活动大量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这几个措施再加上一般人的健康习惯改善，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是中国控制传染病的根本措施。

主持人：你能进一步解释一下监测系统吗?

Martin博士：监测系统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就是记录疾病和死亡的发生情况，方法有很多种。这样的系统在全世界在中国美国都存在，例如一个孩子出生了，系统会记录他的出生，当人死亡时，系统也有特定的方法记录死亡，一般情况下会记录死亡的原因。但是在生与死之间，系统也会希望了解你是否接种了疫苗;因此我们必须让这个监测系统与医生之间密切联系，医生会有一个记录，比如说有多数人来看流感性的疾病，是占到总就诊量的3%还是1%，总数量是多少，我们必须通过联系医生才能得到这些基本数据，在医院里，什么人去到医院看病?他们生的什么病?他们在医院花多少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到社区里去，那就意味着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要走到社区里去，去和人们谈话了解情况，询问人们的主要健康问题是什么。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断地和人们对话了解他们的问题。因此，监测系统不仅仅是纸张上的数据，它还是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和民众间的相互交流。

主持人：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现在中国系统内的状况?

王教授：中国是这样子，在上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50年代的时候，中国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我们叫做防疫系统，在中国叫防疫站，省里面有防疫站，一直到县都有防疫站，同时也建立了健康信息系统，一开始叫疾病监测系统，先选了一些点，主要来搜集健康的状况和疾病的状况。再加上全国出生和死亡登记状况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疾病监测和疾病信息的测量，这个测量是一样的，我们要报告什么人得了病，得了什么病，死于什么病，都有什么人死亡，这样也是要登记的，所以我们有死亡登记系统，死亡登记系统要报告死于什么病，其中有一个叫做直接死亡，死因叫根本性死因。根本性死因要按照疾病别，就是哪个疾病引起的死亡，还有疾病伴病系统，刚刚说了，咱们一直是关注传染病的，也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叫做防疫系统，实际上就是抗传染病系统。

主持人：王老师，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咱们是怎么样来确定传染病给中国造成的负担，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衡量标准?

王教授：中国测量疾病的负担，主要是从群体的角度来测量的，就这一点要测量这个疾病对整个群体的影响大小，对群体的影响大小，主要是从患病率、发病率、病死率来考虑的，所以要回答是哪些人，当然这是指群体的影响，另外一点要测量这个疾病对社会的影响，先是对整个人群的影响，接着要测量对社会的影响。包括了它是影响了哪些人群，影响孩子，影响劳动的人群，影响老年人、壮年人、男的、女的，作为不同人群的测量，同时还要测量一下，比如传染病和非传染病不一样，因为传染病的不但对他个人有影响，个人的家庭有影响，而且还会传染他人，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中国的测量既包括对个人的负担，家庭的负担，也要测量群体的严重性，刚才我谈了，像患病率、发病率、病死率，还要测量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明显经济影响和社会传染影响，传染密度的大小，疾病的毒性大小，要这样来测量疾病。

主持人：王老师，之后我们应该在中国怎么做一些行动，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继续成功的控制传染病在中国的蔓延?

王教授：中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是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我们叫做双重负担，双重负担来自于两面，第一个就是传染病，因为传染病在中国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我们大家都清醒的记得2003年SARS的爆发，SARS的爆发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呢?中国虽然从上个世纪末，中国的传染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非传染病占了死因的绝大部分，我们大概来看的话，几乎是95%的人死亡，都是由非传染病疾病引起的。但是SARS的到来，给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警惕，传染病会再来，而且它一来就会造成社会巨大的恐慌，造成社会巨大的负担，这是第一个警告。

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就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生，还有中国发生了猪的感染，造成人的死亡和相应的社会恐慌，像这样都提示我们传染病会再来，而且是传统的传染病再来。除此以外现在也出现新型的传染病，原来不是很严重的但是会再来，会出现，比如说中国新型的传染病，也不完全是新型。结核，就是很大的，过去中国结核是很肆虐的，有过一段时间得到控制，但是现在结核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死亡原因和发病的状况。

除结核以外，我们还看到新型的艾滋病，艾滋病的传播和性病的恢复，性病有过一段时间得到了控制，但是又重新死灰复燃，尤其是最近几年来，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在中国是所有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当中的第一位，目前还在上升，每年死亡人数还在增加，这提示我们新型重新出现的传染病，也是不能忽视的，这是传染病的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为什么说双重负担呢，还有非传染病慢性病，非传染病慢性病已经造成我国死因的95%以上，95%以上的死亡都是来自于非传染病疾病，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胖孩子越来越多，肥胖是个大问题，吸烟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控制，所以吸烟造成的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包括了心血管性疾病、脑血管性疾病，发病率是很高的。

主持人：您对确保对传染病的控制有什么建议?

martin 博士：我完全同意王教授所说的双重疾病负担的观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控制传染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继续加大对控制传染病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比如对监测系统的投资，对儿童计划免疫的投资-这是一个最成功的单个传染病控制方面的投资。另外，我们还要继续保证每个人都有清洁的水和良好的卫生环境。但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公众了解风险。当今，我们还是面临很多来自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艾滋病;还有如果你没有为你的孩子进行正确的预防接种，比如你没有正确地清洁或烹制食物，都会导致感染上传染病的风险。你没有在大街上见到传染病不意味着就没有传染病。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淡忘传染病的危害和负担，我们要通过监测、教育和持续的实践来减少传染病的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投资的方向。

主持人：我们知道以前中国有很多的人是死于传染病的，但是现在很多死亡是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这是不是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非传染性疾病了呢?

martin 博士：确实向王教授所说的，中国面临着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问题，比如肥胖、糖尿病、吸烟导致的疾病等。但是不要轻易忘记我们通过儿童计划免疫得到的好处，我们一直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很多投资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作为一个家长，你打开家门，向外面的大街上看一看，哪些在街上的孩子得了麻疹?答案应该是没有任何孩子得了麻疹。事实上，现在年轻一代的医生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麻疹病人，这是一个成功点，但是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停止对儿童的免疫接种，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孩子，麻疹疫情甚至爆发出现的风险就会急剧升高。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欧洲见到了这样的情况，麻疹疫苗在部分儿童中的接种率下降了，所以那里就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麻疹爆发疫情。因此，我们希望能加大对防控非传染性疾病的投入，但是那不应该是以减少对传染病控制的投入为代价的。所以，总的来说，公共卫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就像王教授说的，我们面临着双重疾病负担。

王教授：

我们一直在谈公共卫生的转移，从传染病到非传染病的转移，我个人觉得，这个提法对中国不大妥当，我还愿意用原来的提法，中国面临着双重负担，双重挑战，我非常支持刚才的说法，中国不能忽略传染病疾病的控制，其实有几个重要关键是不能忽略的，而且现在有这个危险：第一个就是刚才同意的监测系统，加强监测系统，不但要加强监测系统，尤其要加强对监测系统数据的应用，把这个转换成为群众的知识，转换成为群众的健康素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传统上取得的成绩。

另外一个，原来取得的成绩，比如说计划免疫，计划免疫不能放松，可是中国现在面临着有许多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当中有不少的孩子，他们接受计划免疫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计划免疫率就有下降的趋势，一旦这个被放松的话，许多原来已经被消灭的疾病，我们会重新见到，包括了麻疹、婴儿瘫，像这样一类的疾病都会发生，所以这个不能放弃。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安全水，还有垃圾的处理，这个是保障消灭传染病的重要措施，这些是绝对不能够放松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面临双重负担，我们要保证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得到有效的管制，这一点是不能放松的，包括转移，不能说是转移，而只能谈到这一部分要加强，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公共卫生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新型传染病的挑战，还有一个就是慢性传染病的挑战。

当我们说是新型传染病就已艾滋病为例，它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是和许多私人的行为相关，私人的隐私行为，包括性行为、吸毒行为、就医行为，这几个行为都是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单靠政府是不可能解决的，还要整个社会行为的变化，整个社会要求从教育入手，在这类问题上要加强教育，教育必须从年轻人开始，中国一定要把性教育和健康生活行为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教育放在初中，而不能放在初中以后，也就是说，我们叫做素质教育，也就是国家保证的基本教育，不能放在高中或者高中以上教育，必须放在普通教育上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面对双重负担，所以我个人不同意把公共卫生的重点进行转移，而提中国公共卫生必须认真对待双重负担，所以用这样的提法，我个人觉得更好。

王老师：

现在中国光明行系统，前几年我们举行过一次叫做“健康中国2020”的活动，我们大概预测一下，在2020年健康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个基本上面是双重挑战的应对，公共卫生一定要面对这样的挑战，这里面会怎么办，第一个是公共卫生系统加强，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落实在及岑，就是从上边一直到基层，让更多的人享受公共卫生的服务，要改善公共卫生系统平等接受服务的状态，同时要把这个活动纳入到整个医改当中去，要把疾病的预防工作，控制工作作为基本工作卫生，作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必须享受到的基本服务当中去，这是第一个大的变化。

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加强公共卫应对传统的传染病复活，就像刚才我说的，要强化检测系统，要强化计划免疫系统，要改善饮水供应、食品安全，这样的一些活动，同时也要应对新可能出现的各种传染病，像大型的呼吸道传染病爆发，还有和艾滋病相关的，性传播性疾病，血液传播疾病的爆发，这个是第二个变化，就是要加强血液安全，加强性教育。在这一切里面都归结与一个词，教育，加强教育，加强健康教育，要提高人民健康素质，这是第二个。

主持人：Martin博士你同意王教授的观点吗?

Martin博士：当然，我想王教授的观点是非常清晰、正确的。从卫生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今后的10-20年间，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在三个方面需要加强投入。第一方面，就像王教授说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和进行诸如计划免疫接种的干预措施需要更多的投入。第二方面是控制传染病的新方法，这可以是一种新型的疫苗，也可以是对公众进行更有效的教育的新方法。王教授明确地指出了，最根本的需求是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告诉他们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例如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向。我们也不要忘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员投资。上周我们就在中国疾控中心做了一个培训，那里有很多优秀好学有天赋的年轻人。我们研究在6个月到14周岁的儿童中进行流感疫苗接种的影响，如何能够通过增加狗的疫苗接种来减低狂犬病的风险，如何通过让人们尽早进行HIV检测来发现感染者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治疗从而延长他们的生命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然也能够控制其传播。中国疾控中心有很多优秀的好学的年轻人，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鼓励你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接受培训，把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公共卫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的一个重要方法。

主持人：王教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中美专家谈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公共卫生（资料图）

上说组织领导，就是政府起一个带头作用，包括从法律、政策各个方面，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第二个是需要各个部门广泛参与，因为它不是一个部门，单独卫生部门能解决的，需要多部门合作;第三个需要广大社会的参与，全社会的参与，也包括了许多公民社会当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因为只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战胜生存负担，真正把中国公共卫生的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Martin博士：很多人都认为卫生经济学者只关注美元数字，但是事实上，如果要确定疾病的负担，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谁病了?他们是怎么病的?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是一个5岁的孩子因为患麻疹而住院了?还是一个25岁的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感染了艾滋病从而肯定要变得短寿?所有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干预方法，我么需要首先考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清洁水源?是洗手问题还是麻疹疫苗?卫生经济学家依靠现有的系统来做判断，通过收集信息来了解什么人生病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过早死亡问题，因为无论是因为没有打疫苗而死于麻疹的5岁儿童还是由于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25岁大学毕业生都代表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代表了潜在的投入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考虑并确保我们的监测系统健全并能够持续地正常运转。当今传染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我能想到的例子就是非典，在2003年，非典不知从哪里就出现了，你不可能有时间建立一个新的监测系统来应对一个全新的疾病，你必须保证你现有的系统运转正常，以便于来判断疾病的影响，如果你希望你采取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你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监测系统。我们了解疾病负担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知道有多少人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