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豪定速巡航怎么用:老钱：美国往事——重建南方（III）

　　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格兰特在华盛顿就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退役总统约翰逊拒绝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他在格兰特到达前离开了白宫。美国人对新总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把格兰特看作是一位强有力的战士，一位能率领人民在血腥的内战中获胜的领导人。但没有人注意到格兰特的另一面，战前很长时间里，他是一个失败者。在西点军校，格兰特成绩很差，还不喜欢承担责任。美墨战争后，格兰特经常酗酒，因此部队辞退了他。此后的八年中，格兰特尝试过不同的职业，但都以失败告终。是内战，给了他成功的机会。

　　长期的贫穷和失败，使格兰特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缺乏自信，这影响了他入主白宫后的作为。作为总统，格兰特对政治和政府管理缺乏知识，他又不向专家求教。为了寻求帮助，格兰特依赖于一些他最亲近的朋友。格兰特一直很穷，他喜欢钱，他非常尊重有钱人，那些人成了他的朋友。

　　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上的弱点，在他的内阁人选中暴露无遗。人们抱怨格兰特任人唯亲。格兰特任命其妻子的亲戚为官，其它的职务，也为其前军队同僚所据有。格兰特喜欢有进取心的有钱人。格兰特在知识分子面前很尴尬，有时还粗暴无礼，但是这些人很快组成了促使政府廉洁和效率的改革运动的先锋。有人这样批评总统的内阁提名：“从来没有一届政府，象这一届那样是在充满希望而又缺乏能力的情况开始运作的。”

　　格兰特内阁中最优秀的人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John Rawlings）。罗林斯有着很高的声誉，他在格兰特内阁中最有才华，当他认为格兰特会犯错误时，他会归劝格兰特。但是，罗林斯的健康很差。一八六九年秋，罗林斯去逝了。罗林斯的去逝大大地伤害了格兰特，但是，缺乏诚信和能力的白宫给美国带来的伤害更大。

　　格兰特任期内，两个臭名远扬的投机商人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吉姆·菲克斯（James Fisk）不择手段地要控制黄金市场。他们的手段是贿赂官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格兰特的内兄，科尔宾（AbelCorbin）。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尽管格兰特未受牵连，但他和古尔德和菲斯克的密切关系，损坏了政府的形象。

　　格兰特在竞选时就没有提出新的国家发展计划，作为总统，他也没有什么新政策。格兰特与国会也就没有什么冲突。格兰特的任期内，美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他很少直接卷入，但只要是他直接介入的事件，他就会有麻烦。

　　“政党分肥制”，竞选获胜者将公职授与本党的工作者的制度，是从安德鲁?杰克逊开始的惯例。当官的希望是在该党不执政时保持该党忠诚一致的动力。该党执政时，政府工资开支中的百分之二就能使该党党员们满意。但是在一八六零年代，越来越多的改革者抨击该制度既浪费又腐败。他们说，政府官员的任命应根据能力而不是对党的忠诚。为此，罗得岛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Thomas Jakes）在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每次国会开会期间都会提交一项议案，建议设立文官制委员会，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来任命官员。尽管詹克斯的提案未曾获通过，但是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一八七零年代，改革文官制度已经成了最强大的改革运动之一了。

　　格兰特当政之初，改革者对这位超越政治的总统寄予希望。格兰特似乎也想就文官制进行改革。格兰特和所有白宫的新主人一样，对讨官者大为烦恼。格兰特曾经说过，“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总统职务的祸根，在这个国冢里，没有一个人比总统更渴望进行文官制度的改革。”但是格兰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好坏参半，他让财政部长鲍特韦尔（George S Boutwell），内政部长考克斯（Jacob DCox）和司法部长霍尔（Ebenezer RHoar）在各自的部里实行公平考试来确定某些职务的提升和任命；在一八七零年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里，格兰特敦促制定改革立法，两院作出了联合决定，授权总统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文官制定新规则。格兰特任命了《哈泼周刊》编辑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领导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推荐各类竞争性考试作为取得各级文官职务的必要条件，并敦促取消政党对工资的核定。格兰特下令于一八七二年起实行这些规则。但国会拒绝拨给足够经费，使该委员会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规则。只有少数一些政府部门采用了某些规定，在格兰特的任期内分赃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

　　格兰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南方叛乱诸州政治地位的问题。内战结束后，南方诸州都由激进的共和党人把持。他们支持给予自由民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一八六零年代后期，激进的共和党人在南方开始失势，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民主党人所击败。但民主党人根本就不想给予自由民任何权利。

　　激进共和党人在南方最早失势的是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弗吉尼亚州的变化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他各州就不是这样了，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人用威胁和暴力手段赢得选举。这些选举通常由三K党人领导。三K党是一个由白人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三K党人认为白人优于黑人，他们身穿蒙面衣，破坏共和党人的会场，威胁、殴打和杀害黑人，迫使黑人远离政治，他们对那些帮助黑人的白人也采取恐怖行动。

　　内战结束后不久，三K党在南方诸州相继出现。一八七一年，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制定法律取缔三K党。一个以共和党人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调查三K党在南方诸州的行为。他们听取了大量有关三K党的恐怖行为，三K党的这些行为为起草一部控制三K党的法案提供了帮助。几经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该法案。这部法案授予总统在南方各州实行军管的权力。民主党人指责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共和党在南方的权力。格兰特根据该法案，很快行动了，他宣布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军管，数千人被捕，他们将在联邦法院受审，陪审团主要由自由民和激进共和党人组成。

　　一八七二年大选

　　一八七二年，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格兰特主义”。它代表了改革派认为内战后美国出现的所有错事：政府的分赃制和腐败；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识论；办事不诚实；以及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小说《镀金时代》中所讽刺的那种无止境的实用主义和一夜暴富的贪欲，人们称这一时期为镀金时代。

　　这一切不都是格兰特的责任。格兰特为人正直，真心实意地希望改革，他在任期内的成就应该受到称赞。但和腐败相比，那些成就现得微不足道了。一八五九年，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在纽约成立的“特威德集团”，营私结党，侵吞巨额公款，被《纽约时报》揭发，被捕判刑，死于狱中。而标准石油公司除了不能使宾州议会变得廉洁之外，对它什么都能做得到。战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及一八六七年衰退后经济爆炸性的增长，加强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使全社会的道德标准下降。战时政府机构的扩张和契约的增多，为一些不择手段的人开辟了道路。这一切激起了坚持改革的共和党人起来造反。最初，他们希望能控制该党，清除那些腐败分子，并提名支持改革的人取代格兰特竞选一八七二年总统。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改革者们脱离了共和党，组建了自由共和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内精英为之骄傲的”政府。这些人有着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即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自由贸易。他们反对关税保护，支持改革行政机构，对格兰特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深感望。他们主张实行大赦，结束对南方的军管。当自由共和党把注意力投向南方时，他们发现一些最“杰出”的人物竟然是前邦联分子，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资格担任公职。

　　自由共和党提名《纽约论坛报》老板贺瑞斯·格莱利（Horace Greeley）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在一八七二年的总统中支持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他们也提名格莱利为总统候选人。格莱利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性格，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格莱利支持了各种各样不受欢迎、争论很大的观点和立场。一八六一年，格莱利在对南方十一个州和平脱离联邦保持了短时间的沉默后，又在鼓吹全面战争和通过谈判和解之间摇摆不定。战后，格莱利支持强硬的重建政策，又要求宽恕反叛者。格莱利给人以思想混乱的印象，他还长期攻击民主党人，这使他无法与民主党实现真正的联盟。

　　自由共和党的另外两个名候选人是外交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亚当斯严肃公正，有新英格兰人和原则性强的改革者们的支持。职业政治家们倾向于戴维斯。但两个人的竞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这为格莱利争取到戴维斯的拥护者铺平了道路。提名格莱利，让亚当斯的支持者们中的一些人退了党，一些人转向格兰特，还有人退出了竞选。

　　激进的共和党仍然提名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格兰特在竞选期间没有发表过一次演说，整个夏天他都在大西洋边度假。但格兰特的支持者没有保持沉默，他们称格莱利是叛国者，他们认为格莱利不是一名严肃的候选人。格莱利和格兰特可不一样，他对总统竞选非常用心，但他因为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和缺乏有效的组织而被动。

　　在一八七二年的总统选举，格兰特取得了巨大胜利，三十七个州中，他赢得了三十一个州的胜利。格莱利在选举结束三周后就去逝了，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也与他一起死亡了。格兰特和他的激进共和党将继续执掌四年美国政府。

　　重建南方的社会和经济

　　重建时期最让人骄傲的成就就是在南方建立了黑白同校的公立学校。它受到暴力、贪污腐化、纳税人的反抗和民主党人的反对活动的猛烈冲击。但是，它没有夭折，它成长了起来，给自由民带来文化，并把现代教育体系带到了南方。

　　自由民一直渴望受到教育。除了拥有土地，自由民把受教育看作人生的最大希望。一八六九年，一位密西西比自由民发誓说：“我活着即使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也要给我的孩子们去上学，我知道，受教育是仅次于获得自由的最好的事情。”

　　自由民受教育使许多南方白人不高兴，他们怕这样做会危及白人的权威。而有远见的南方人则知道，让自由民受教育会使他们对自己获得的自由产生责任感。但他们害怕北方来的教师会把“错误的平等观念”灌输给自由民，于是，他们攻击北方教师。到了一八七零年，北方教师在数量上的优势已下降到不及半数了。这一年的统计表明，有半数的学校教师是黑人，小部分是南方白人教师。一八七零年，南方有四千所自由民学校，九千名教师和二十多万名学生；百分之十二的自由民适龄儿童中入了学，南方白人儿童的入学比例并不高多少。

　　腐败的第二届格兰特政府和北方的工业革命

　　和他的第一届政府一样，格兰特的第二届政府更为腐败。尽管格兰特本人没有直接卷入，因为他与那些丑闻人士关系密切，联邦政府因此遭受到选民的谴责。先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用股票贿赂政府官员甚至是国会领导人和副总统，以换得联邦政府的补助。没多久，格兰特的一个好朋友，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乔伊·库克（Jay Cooke），集资修建西部铁路案，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十天，大量工厂关门，数以千计的工人失去工作。据调查，倒闭的银行大多数违犯了银行法。这些银行法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是因为许多银行向共和党提供大量的资金。其他丑闻也接踵而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威士忌案（the Whiskey Ring）。该案是一群威士忌酒制造商与政府高官勾结，而这些高官都是格兰特的朋友，他们官商勾结，偷税漏税。格兰特一位最亲密的顾问是该案的核心人物，但陪审团判他无罪。但数百名威士忌制造商和政府官员被判有罪。威士忌案使选民对总统和联邦政府失去了信心。

　　内战后到美西战争之前，是美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这些发展主要在北方。钢铁工业里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对美国的钢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大大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他在美国国家经济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石油行业也是如此。以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为首的铁路运输业，在内战之后，修建了遍布全国的铁路网。尽管范德比尔特没能控制整个铁路行业，但他和卡内基及洛克菲勒一样在美国国家经济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这些当时的美国超级富豪，大多数都有过贿赂政府官员的记录。这些人常常吹嘘他们如何勾结政府官员为己某利。这些富豪和政官员的行为，使联邦政府失去了诚信，导致共和党失去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格兰特成了众矢之的。

　　种族隔离和歧视

　　一八七零年代，关于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一八六五年，很多学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些自由民管理局办的学校，坚持废奴传统，欢迎黑人和白人同校学习。美国自由民联合会在一八六六年宣布，消除种族隔离在“根本上是正确的”，联合会不会“因为肤色而把孩子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争论和动乱，以及四年内战使美国懂得了‘自由’和‘平等’的含义。

　　但是，在南方没有多少白人选择上这样的学校。直到一八七零年，进入自由民管理局办的学校的白人学生只有百分之一。只有一所大学，肯塔基的贝累阿学院，黑人和白人学生各占一半。一八六六年后，这个学院就开始招收黑人学生，直到一九零四年肯塔基州议会恢复种族隔离为止。

　　重建时期，北方有些州也开始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从一八六六年起，罗得岛、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就在公立学校实废除了族隔离。以后十几年内，密歇根、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堪萨斯等州决定采取相同措施。

　　南方则不同。只有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Florida）在法律上规定保护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然而，即使在这三个州，这些法令并没有在大部分地区执行。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原因是新奥尔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有各种肤色的人种，很难分清“黑人”和“白人”的区别。但是，在新奥尔良市消除种族隔离也造成了紧张和暴乱。几千名白人儿童转到了私人学校学习，或者干脆退学。一八七七年，民主党控制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议会，结束了南方在公共教育中废除种族隔离的可能性。

　　一八七零年，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amner）参议员提出一项议案，禁止在美国的学校、陪审团、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各地的人民被动员起来试图“擦去这个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的最后一个污点”。每次国会开会，萨姆纳都提出该议案，直到一八七四年去世为止。但是很多人认为该议案违宪，因为第十四条修正案只是取缔了由各州政府的种族歧视，并不禁止个人或公司的歧视行为。公立学校属于州立机构的范围，但是修正案是否适用于非公立学校并不清楚。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of Columbia）建立了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系统。很多激进的共和党人同情萨姆纳的愿望，但是，他们担心该议案会毁掉南方学校。参院于一八七四年五月通过了萨姆纳议案。一八七五年二月，众院在把有关学校的条款删去后，通过了该议案。该法令的内容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大多数投票赞成的国会议员并不相信该议案会战胜对其违宪的挑战，或者会被执行。司法部没有实施这项法律。法令通过后，美国的一些铁路线、市区有轨电车线、饭馆和剧院开始向黑人提供服务，但南方大多数地区没有这样做。低级法院的几起种族歧视案件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一八八三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一八七五年法令违宪法（关于陪审团的条款除外）。理由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法令反对各州的种族歧视，但是无权制定反对个人歧视行为的法令。

　　一八七六年的选举

　　美国人民对格兰特感到非常失望，他是内战中的英雄，他领导北军在内战中战胜了南军。然而，在格兰特的总统任职期间，他的声望大大下降，格兰特不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他无力控制他身边的人。美国人民也担心国家的经济形势，在格兰特的第二任总统期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人们纷纷指责共和党的统治。一八七四年的各州及议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十八年来民主党首次控制了国会众议院，他们赢得了一百六十九个席位，而共和党只有一百零九个席位。民主党在全国三十五个州的州长选举中赢得了二十三个州的州长，这些州中甚至有几个北方的州，就连北方的这些州都已经厌倦了共和党的统治。

　　一八七六年的大选，民主党提名纽约州的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J Tilden）为总统侯选人，他们用改革作为竞选纲领。蒂尔登是纽约州民主党的主席，在整肃特威德集团中赢得了改革者的声誉。一八七四年，蒂尔登当纽约选州长，紧接着就揭露一个“运河集团”的欺骗活动。蒂尔登的竞选纲领中有十二次提到“改革”。蒂尔登称，只有民主党才能把国家“从腐败的中央集权制中拯救出来。该制度制造了十个州的专制和贪婪的投机客政府后，再把联邦政府搞得百孔千疮，毫无作为、挥霍浪费和充满欺诈。”

　　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共和党内有声望的政治家是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一八六二年，布莱恩当选众议员，以后又长期担任众议院议长。布莱恩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极富魅力。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布莱恩虽然在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前六次选举中名列榜首，但在第七次选举中，反布莱恩分子组成了联盟，一致提名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BHayes）为总统候选人。

　　内战时期，海斯是北军将军，担任过三次俄亥俄州长，大家都能接受他。在改革问题上，海斯信誉很好，他是共和党的温和派。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保证给予南方“长期稳定”和同时实现“平民、政党和公众行使权利时的平等。”海斯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信件包括了每个人所期望的内容。对那些对投机客的统治无望的南方人来说，这封信允诺了要给予南方“诚实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同时，它也肯定，“如果人民中一部分人的立法权力长期受到忽视，那么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

　　选举前夕，多数共和党领导人私下里十分悲观。民主党人若能在所有从前的蓄奴州中获胜，那么他们只需要四十七张北方选票，就能获得一百八十五张选票数，而获胜。蒂尔顿在纽约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New Jersey），和肯塔基州（Kentuky）获胜。

　　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州的竞选结果互相矛盾。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两个州的选举，蒂尔顿已经获胜。南卡罗来纳州，海斯以微弱多数获胜。这三个州中，州选举委员会是由共和党州政府控制的。几十名“视察要员”，两党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亲临三州，监督州竞选委员会的点票工作。蒂尔顿即使没有这三个州，他也已经有了一白八十四张选票。海斯需要选举团的所有十九名成员的支持，蒂尔顿则只需一名。到处流传着有关贿赂和作伪证的谣言。从这些州报来的正式统计数字使海斯的选票达到了规定的一百八十五票。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国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这次危机，宪法没有提供任何明确有效的解决办法。许多利益集团纷纷要求国会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实业界代表们指出，危机如果长期下去，只会使经济更为萧条。于是，国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提议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来仲裁这次有争议的选举。若选举委员会的各项决定不被国会参众两院否决，则为最终决定。

　　共和党人拉瑟弗德?海斯赢得了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一八七七年，海斯宣誓就任第十九任美国总统。海斯一八二二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凯尼恩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后来，海斯在辛辛那提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三十岁时，他与露西·韦伯（Lucy Webb）结婚。内战期间，他是北军的一名军官，后来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在俄亥俄州（Ohio）的州长任职期内，曾帮助创办了俄亥俄州立大学。

　　一开始，人们对海斯能否会履行他的选举诺言表示怀疑，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会这么做。然而，海斯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海斯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他说：“尽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才是对本党的最好服务。”海斯拒绝了共和党领袖们对新内阁的提名，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内阁成员。海斯取消了南卡罗莱纳和路易斯安那的军管，海斯还帮助南方民主党人在他们控制的州里建起了新政府。

　　共和党领导人和废奴组织批评海斯说，以前的南方黑奴本来已经在共和党当权时候争到了许多权利，现在，这些黑人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对此，海斯并不认同，因为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向他承诺，要保护黑人的权利。但是，这些承诺没有兑现。白人民主党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控制着这些南方州，他们没有给黑人任何民权。直到一九五零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后，这种状况才改变。

　　海斯当选总统后就宣布只当一届总统，他想对联邦政府进行改革，如果他不用担心连任问题，改革就能进行得顺利一些。海斯首先要改革政府的用人制度。当时，各党派的大佬们在政府用人问题上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把政府的职位奖励给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以此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海斯总统要求政府用人要根据其能力。海斯首先对纽约市的海关采取了行动，撤了一些官员的职。其中一个人是詹姆士·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他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海斯还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参加政治组织、集会和选举活动。他说，政客们不能再向联邦政府雇员募集竞选资金。

　　海斯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夏天，美国发生了全国铁路大罢工，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果敢的海斯。几年来，美国的经济一直在衰退。三百万人失业。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的铁路工人展开抗议了活动，他们控制了许多铁路线，不让火车通过。这两个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很快蔓延到了全国。一些地方，罢工变成了骚乱，骚乱又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一些州长下令进行武装干涉，但州的武装力量不够。于是，州长们向海斯求援。海斯立即派联邦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军队阻止了骚乱，结束了罢工。

　　在约翰逊和格兰特执政期间，国会削弱了许多总统的权力，成了美国政府三个分支中最强的一支。在海斯执政期间，他积极努力，强化了总统权力。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有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的权力。而在十九世纪，国会一直想阻止总统行使这项否决权。为此，国会采取了一种叫“搭车”的做法。就是在国会考虑总统认为有必要通过的某项法案时，把一个如果单独通过可能会遭总统否决的条款以附加的方式加入主法案。这样附加条款就搭上了主法案的车。为了让主法案通过，总统也必须接受这个“搭车”条款。不过，海斯拒绝签署任何俯有“搭车”条款的法案。

　　海斯遵守承诺，只干了一任总统。一八八一年离任后，海斯说，他对自己在任期内的表现感到满意，回顾执政的四年，他写道：“我让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充满欢乐，我让我所选择的党强大、胜利和团结。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我也服务了我的党。”海斯于一八九三年逝世，美国正如他生前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南方完成了重建，同时，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大疆土。

　　内战对联邦制的影响

　　内战并没有改变战前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只是对这些原则作了新的解释。重建后的联邦制的最大特点是联邦政府的功能和权力大大加强了。其实，新增加的联邦权力早就隐含在战前的联邦制中了，而内战为这些权力的发掘运用提供了一个舞台。建立在重建法案基础上的新联邦与一八六零年前的联邦制有几个重大的区别：首先，在宪法上第一次明确定义了美国（联邦）公民的资格及附带的权利，建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权力基础的公民实体。这给了联邦政府很大的管理公民权利的权限。其次，重建法案将原来属于州权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了联邦政府手中。内战前南方各州的黑人没有选举权，北方大部份州黑人也没有选举权，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推翻了选举权中的肤色限制，建立了联邦政府对公民选举权资格的干预。这一修正案一方面推翻了对黑人的歧视，另一方面也突显了联邦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联邦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公民权力的侵犯者，而是公民权力的保护者。重建法案为联邦政府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三，联邦政府的地位通过内战和重建得以空前的加强。联邦政府的机构得以扩充，总统的权威因内战明显增大，总统竞选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一切对美国的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影响重大。

　　内战后的联邦政府在政治方面建立了重要的权威，但对各州经济事务的管理和干预仍然很有限。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只限于土地管理和州际贸易方面。一八六二年联邦政府实施了《宅地法》，鼓励向西部移民，以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英亩的价格向移民出售中西部土地。一八八零年后，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不过，联邦的干预在多数情况下是因受害群体和民众的压力而作出的被动反应，不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有计划的调节。这一阶段的联邦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联邦最高法院开始积极介入调整联邦与州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内战后，最高法院处理最多的是州与联邦政府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权限问题。一八七零年至一九一九年间，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的联邦法有七十个左右，州法有三百个左右。这些裁决大部份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而在内战前只有二个联邦法被认为是违宪。这一方面说明对联邦政府的横向钳制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最高法院在处理联邦与州的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南方种族歧视势力抬头，并重新控制各州政府，三K党等组织活动猖狂，而联邦政府对此却没有实行有效的制止。到一九一零年左右，南方大部份黑人的政治权利都遭到州法的变相剥夺，经济上陷入了贫困状态。

　　结束语

　　十九世纪后期，南方诸州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民主党人认为这样可以净化南部的政治，消除混乱与腐败。他们要剔除文盲和不够资格的选民，要重新实现没有黑人统治的“正常的”政治。但是，民主党人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剥夺反对派的选举权来巩固一党统治。一八八九年至一九零二年间，所有参加过南方邦联的州都效法佐治亚州，以交纳人头税作为投票条件。一八九零年，密西西比州建立了识字能力测验的制度，其他州也纷纷效法：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Alabama）、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先后建立了这一制度。这些州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的规定，直到一九一五年才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最高法院批准了南方诸法规中关于选举权的其它条款，因为第十五条修正案不允许仅仅以种族或肤色，而不是以文化程度、财产或纳税情况，为由剥夺一个人的选举权。在“威廉斯诉密西西比州”（Williamsvs Mississipi）（一八九八年）的案件中，法院批准了密西西比州对选举权作出的各种限制性规定，理由是它们在“表面上没有把白人与黑人分开”。

　　一八九六年，最高法院在“普莱斯诉弗格森”（Plessyvs FerguSON）案中，批准了关于黑人是二等公民的条款。普莱斯关心的是路易斯安那州颁布的关于火车客运车厢内要实行种族隔离的一项法令。一八九零年前，公共服务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在南方很常见，但不是在整个南部。一些铁路公司要求黑人乘座“二等”车厢，即便他们付了全票的价钱。新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在一八八九年规定，铁路必须向黑人和白人提供同等服务与设备。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要求提供同样的服务与设备。一八九一年，有七个州通过法律，在铁路车厢内实行“平等的隔离”。尽管车厢内的服务与设备在实际上很少相等，但是最高法院对“普莱斯案”的判决使平等的隔离的主张合法化。受到法律保护的种族隔离不久就遍及到南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汽车、喷水池、饭馆、娱乐设施等等。从此，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黑人的选举权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黑人选民不再构成南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了。贫穷的白人选民也陷入了选举权被剥夺的境地。人头税和其它限制性的措施使白人选民减少四分之一。一党制使更多的选民不能参加选举。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初的三十年，两党制才在南方重新出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产生了第二次重建，这时南方黑人才重新争取到他们在第一次重建时期享有的权利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