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ined my life牌子:一个德国人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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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8 15:02:49|  分类： 优质转载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题记：有这样一位行为怪异的德国老外，他万里迢迢，远渡重洋从德国汉堡而来，一头扎进了中国广西的贫困农村进行义务支教。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他有什么样的理想？或者他是不是有神经病？

相信看完这篇报道之后，您也会像我一样，会被他的热情和善良，清醒与理智所折服。在本文中，卢老师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很受启发。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感想（文中蓝体字标注）一并贴出来，与各位读者分享。

——赵刚记

一个德国人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卢安克：德国人，１９６８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他很想留在中国。１９９７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３０００块钱；１９９９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注：由此可见，在中国想要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是很难的。一则是因为规则不允许；二则是因为你帮助的对象好像并不需要你的“多情”帮助。）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１９９９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５.１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５０％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９０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２００１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８０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注：原来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教育就是这么一个无厘头的东西，我们还以为老外和国人一样好骗呢。可惜了，身处其中的我们却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才像是“正常”的教育。所以，一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引来掌声雷动，一句“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第一”引来山呼万岁。可惜了，老外就是这么可恶，根本不买我们的“泡沫”帐；更可恶的，一点也不给我们面子，直接就戳穿了这个华丽丽的“泡沫”。）“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１０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３天，他才回到县上。

　　３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１５０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 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注：据我所知，现在的名牌大学学生都很闷，估计全中国人也一样很闷。）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这是一种行为教育，而不是简单的口头说教。可惜，在中国的学校里，一则没有行为教育这回事；二则没有实行教育的老师。中国的老师和社会大众在思想上，在学术上好像也没有多少区别，同样争名夺利，同样郁闷无聊。试问：这样的老师如何教出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学生？！）

　　过了３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８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１１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懦弱和不健康。” （注：真是精辟！不知道奉行“GDP万岁”的人们想过这些问题没有？有钱就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吗？GDP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好了吗？您每天生活地踏实、快乐吗？）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１０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注：这些“趣事”并不可笑，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侵入骨髓。实话说，我现在还常常无意识地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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