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烤羊肉的腌制方法:如果有来世 还作同乡人 - 风雨桥电子刊物 - 主编走笔 Power by www.cyq...

                                                        假     妹

      在从贵阳到昆明的途中，他们乘坐的汽车（货车当汽车用）在黄果树瀑布那地方停下来吃中午饭，他与一位女同学都因上厕所，而被车子丢下了。当天已无车辆再开往昆明，他们只有在当地住下来，等第二天的车子。可是，他们俩人口袋内的钱都很有限，两人凑起来，留下饭钱和第二天的车票钱，便只能够开一间房子的钱了。两人无法，便只好充当“兄妹”，同开一间房子。“哥”躺在椅子上，过了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由杨先生提议，“兄妹”两人早早就去游览黄果树瀑布。瀑布，有如江水自天而下，气吞山河。是力量的宣言，是勇气的怒吼。“兄妹”俩为瀑布所震惊，把旅途中遭遇的不幸忘得一干二净，手拉着手又奔上了求学的征程。

      很巧，他们刚到公路边，就碰上一辆拉矿车经过。他们随意招手，车子停了下来。车子正好开车去昆明，司机说你们愿意在车厢上站，可以把你们捎去。他们高兴地爬上了车厢。
公路，坑坑哇哇，汽车颠簸着前进。他们很累，但却很开心。他们心里念着西南联大，一路哼着歌。

      也许是老天特意安排，要考验他们的意志力，车子在距离昆明100多公里的高山上熄火了。司机照着电筒，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原因。这时，天上又下起了毛毛细雨，而且又半夜三更，他们没有雨伞，只好钻到车下去躲雨。这高山上也有蚊子，个子还特大，专找他们，这一夜，他们是在与蚊子的“搏斗”中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车子没有经过什么修理，却意外地点上了火，发动机隆隆地吼叫起来。这一天，是西南联大报名考试的最后一天，他们必须下午赶到昆明去报名。他们两人脸上各带着一颗颗红肿的蚊子叮咬的印记，又爬上车厢。车子开出不久，杨先生感觉身上一阵阵寒冷，整个身子也不由 动起来，他打起了摆子。为了表现男子汉的气概，他咬着牙顶着，不让假妹发现。假妹显得很健康，脸上虽有好几颗蚊子叮咬的印记，可却红得好看，使她那白晰细嫩的脸上，灿开了几朵红晕，象初初开放的山茶花，越发让人想看了再看。

      汽车终于开进了昆明城。他们下了车，忍着饥饿，急匆匆地赶往报考场地。到了那里，工作人员已在开始收摊，停止报名。他们好说歹说，最后还是报上了名。第二天就要开始考试，他们找了一家小 店住下（因省了车费，住店吃饭的钱都有了）。杨先生的摆子又闹起来了，他打开房门，倒头便睡。不知睡了多久，假妹来敲门，为他送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和一碗过桥米线。她说：“先喝姜汤，再吃米线，就有精神了。”其实，在路上，假妹早就发现他这个“哥哥”打摆子，只是不说而已……

                                                       考场上的鼾声

      上午，考数学，杨先生没有打摆子，轻松而过。他等假妹出考场之后俩人到街上转了一圈，然后由他做东，吃了一餐羊肉火锅，算是对假妹关心的报答。

       下午，考国文。监考老师是一位单瘦的身穿长衫的小老头。考卷拿到手，他一口气就把其他的试题答完了，最后剩下作文。作问的题目是立志。他略作思索，就写下开头的一段。这时，摆子又闹起来了，而且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他竟不知什么时候睡觉了，鼾声断断续续地在考场上传开。

      监考的小老头，十分警觉，一听到鼾声，就朝杨先生的座位走了过来。他拿起摆在桌面上试卷，眼睛粗略地扫过一遍，然后暗暗一笑，也不急着把人叫醒，而是用手摸鼻睡者的额头，也许感觉到有点烫，如是转身去把他的茶杯端过来。这时，他用手轻轻地把鼾睡者推一推。见鼾睡者惊愕地抬起头，他又笑一笑，把茶杯递了过去。小老头着一关，有如仙丹妙药，把疟疾虫从杨先生身上全赶跑了。杨先生望着茶杯，迟疑了一下，一口就把茶水喝干了。送还茶杯，他赶快把作文继续学下去。当考场上的钟声敲响，他的作文最后也画上了句号。交卷时，他十分恭敬地向小老头鞠个躬，也还他一笑，就跑出了考场。

      考试结束之后没几天，就公布了录取名单，他与假妹，彭佩云（现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几位同学都被录取了。他录取的是外交文系。

      进了西南联大就读，他才知道，那个监考的单瘦小老头，就是在文学界小有名气的沈从文先生，而且是湖南老乡，与他的父亲及外祖父都曾有过厚交。

      在西南联大就读没有多长时间，抗日战争胜利了，学校转回了北京，杨先生也就转入了清华大学。

                                                               《蛰》

       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就读时，虽为外文系的学生，可却经常听中文系的课文。他对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等老师十分崇敬。《蛰》既是他于1947年在清华园写的一首诗，作为写作课的作业，交给朱自清先生批阅，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朱自清先生对这首诗比较赞赏，在几个地方写了批语。朱自清先生的批语是：“第一段二三行新鲜，深切。第三段二“你说”的虽然也并不是独到的意思，却因为“音符”“旋律”等   中没有的意念，能教读者一新于目。又第二三段的联络也引人自然的由大而细，是有机的结构。“这应算是杨先生最早的一首诗作。其全文如下：
儿时，
你爱从溪鱼吐出的小泡，
在领略那一片天地，
你说：那么该多恬静！
多美丽！
而今，酣睡的草原，
沉默的蓝天，
（沙漠风也停息30喘息）
你却像一条过冬的蚯引；
蜷缩在冰冷的泥土，
苦于这疲惫的蛰伏。
你说：
“我要——
我要将生活中郁沉的音符，
从新排列，
排列出一支风暴的旋律。"

     《蛰》的前一段，是对“儿时”生活的追记，是孩童心灵的一种美好憧景。“你爱从溪鱼吐出的小泡”一句把孩童时有趣的生活勾画得活灵活现。生活，本来是（或者应该是）“恬静、美丽的”。接着，通过“而今”两字，笔锋一转，把当时沉闷残酷的现实生活展现出来：“酣睡的雪源，沉默的蓝天，”连“沙漠风也停止了喘息”，人，只能像“过冬的蚯引”一样“蜷缩”。正因为“苦于这疲困的蛰伏”，最后诗人从“蛰伏”中觉醒，呐喊：“我要将生活中郁沉的音符重新排列，排裂出一支风暴的旋律”。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宣言。

      杨先生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就读其间，受到先进教师的影响，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积极从事学生远运动。《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和抱负。当时，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北平的学生运动相对沉寂，进步学生普遍感到有一种压抑感。对革命高潮的期待与呼唤，当是诗人写这首诗的诱因。

                                                                     《歌》

      杨先生继《蛰》之后，还写了不少诗作，其中少部分已在报刊上发表。未发表的部分也有好些精品，但由于他自己不满意，故不愿拿去“让人一笑”。1989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期间，曾帮先生清理过去的资料，读过他大部分的诗稿。对其中我认为是精品的部分，建议他拿出去发表。他说：“这些东西，顶多能“让人一笑”，何苦呢！”我说；“比《歌》还好的作品多着呢，你为何偏爱《歌》这一首呢？”他风趣地说：“因为《歌》能证明我是歌的民族的一员。你看我不像个歌师吗？我虽然没有你们三江吴永勋那样的歌嗓，但从《歌》中你不看出你杨老师也颇有侗族歌师的歌才么？”为这句话，我和他都使尽地笑了好一阵。杨先生是我真正的老师，研究生院因找不到外国文学的老师，故聘请杨先生为我单独开这门课，但他从来不把我当学生，而是当朋友。我们师生之间无所不谈，也经常这样的开玩笑。

      《歌》，写于1956年秋，反映了先生对故乡及故乡的歌声的深深眷恋，也歌颂了歌对于生活于人的情感的淘 作用。细细品味《歌》对歌的评满，与侗族民间着各的歌论“饭养身，歌养心”说，可真好有一比。“歌声播放着青春粗犷的信息，使你能勇于迎向生活的坎坷。”“今天当我深爱着情感的风雨，兄弟们欢乐的歌声又向我飞来。”说得多精彩。因为有了歌，才能使人“迎向生活的坎坷”，因为有了歌，才能让人“深爱着情感的风雨”。

      对《歌》进行一番品味之后，我认真地先生说：“杨老师，《歌》对歌的评论，与我们两代歌师们共同总结出来的歌论，如出一 ”。可他却半开玩笑地说：“过奖！对于歌的研究，我充其量是吴浩的学生，只能算是侗族新秀，如此而已。”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乡的亲属民族成份恢复，才该为侗族，他在几次侗族文学会上，总风趣地把自己称为“侗族新秀”，以说明自己很难承担侗族文学会会长之职。先生总是谦虚。

      “吴浩，你帮我找几盒侗族大歌和琵琶歌的磁带，我要常常听一听，我的家人也很想听一听，以不断培养民族情感。如能把琵琶、侗笛、牛腿琴也各送我一件，那就更感谢了。有朋友来坐，我也好以词标榜自己是侗族的一员。”这是1956年8月，我初次认识杨先生，他就把我当做可信赖的朋友。那时，我们三江侗族艺术团应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邀请，普京演出一台侗族歌舞。杨先生看过我们的节目，异常高兴，说我们为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演出完之后，因中央电视台要全场播放我们的节目，我被留下搞歌词翻译和字幕。杨先生通过杨进诠老师找到我，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饭后，他笑一笑，对我说了这番话，最后又补充说：“请你来做客是借口，托你办事是真。你可要说话算话，我等着你送来的礼品。”

      回到三江后，我很快把几盒侗歌磁带和两根侗笛寄去（因琵琶和牛腿琴不好寄，故没有兑现对杨先生的承诺。后先生来电话说：“琵琶、牛腿琴就不要寄了，在房间里摆得太多，倒有“卖异”之嫌。”这几盒侗歌，其中一盒是禾集于贵州、从江六洞地区的侗族大歌（这年10月，六洞地区的九位姑娘，出席了法国巴黎的金秋艺术节，在夏乐宫演出受到外国音乐结的极高评价），剩余的是广西三江的琵琶歌和笛子歌，都是侗族音乐的精品。侗笛，由三江侗笛演奏家胡江文先生制作，音质很好（后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管乐演奏家宋宝才看到后，称赞不已。杨志一先生便来信告诉我来制一套侗笛送他。）过两年后，我到北京时，先生很感激并有点得意的说：“你送来的礼品，真是宝贝，我把磁带与贝多芬、肖帮的乐曲收藏在一起，我认为都具有世界性的同等艺术价值。果不然，你送磁带来不久，侗族大歌就轰动了巴黎的金秋艺术节，中央民族乐团的宋宝才，也拿我们的侗笛到世界巡回演出了。我们的侗族文学，也一定会有一天在国际上产生轰动效应。吴浩，你们这一代青年作者，应当加倍努力。。。。。。”

                                                《十年来的文学新人》及其他

      杨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1949年3月参军南下，1950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由于他对文学的喜爱，不久调到文化部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工作，一干就干了十多年。最后调到中国艺术部研究院，《文艺研究》当编委、编审，他是在艺术研究院离体的。有一次，我与杨先生在湖南会同参观粟裕将军的故居时，我对他说：“杨老师，如果你当年一直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干下来，那我们侗族可能`又多了一位将军。”他反问我：“你看杨志一小子是那块料么？”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接着又说：“溪边的小竹，只能拿去编些箩筐之类，怎能拿去充当鼓楼的栋梁呢！”我说：“粟裕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杨老师，你也应当算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杨先生为此很生气，停了好久他非常严肃的说：“你讲粟裕将军，讲对了。可你吹捧你的老师，你的老师感到一身肉麻！”自此之后，我对先生越发从心中倍加崇敬。
《侗族文学史》对杨先生的文学成就有这样的`一段评论：“杨志一的文学成就，最突出的还是文学评论。作为文艺船上的荡浆者，他推动文艺前进的主要是通过文学评论。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文学评论非常发现文学新人，研究文学新秀。”这一段话，说得很中肯也很切合实际。不管对杨先生在《文艺报》《文艺研究》工作期间的评价，还是对杨先生当了侗族文学学会长以后对于侗族文学的贡献，都是恰当的。“发现文学新人，培养文学新秀”，杨先生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在《文艺报》工作期间，杨先生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十年来的文学新人〉〉的评论文章影响深远。文中评介了当时全国各民族的59位小说作者、24位剧作者、28位诗歌作者及其他们的作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第一个十年文学成就的检阅和现论总结。当时在全国文艺届产生了教大反响，对推动全国的文学创作和培养文学新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扶持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我国的少数民佬族作家队伍还刚崭露头角，先生就满脸热情地对他们及作品进行评介而推荐给广大读者。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彝族的李乔，维吾尔族艾克喀木，哈萨克族的赫斯力汗，藏族饶阶巴桑， 仫佬族的 玉堂等等，此后在文学上均有了更大成就。继《十年的文学新人》之后，杨先生还发表了《淋浴在阳光中的花蕾》、《介绍一些小说新作者》、《崭新的工作，很好的开始》等好些评论文章（有时用陈聪的笔名签名）。

      杨先生被推选为侗族文学会会长（1987年10月于新晃）后，对侗族的文学新人和青年作家的成长，更是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在好多次学会召开的文学研讨会上，分别就侗族文学的有关问题做了很精彩的发言（可惜这些发言会后多数没有整理出来）。杨先生不仅在会上作讲话，而且每到一地，总要找一些作家、作者个别交谈。他认为，在会上只能就一些共性的问题谈意见，而个别交谈，就可以针对不同对象谈不同的具体问题了。先生的这种个别交谈方式，使一大批青年作者很受教益。在个别交谈过程中，先生针对每个人的作品，就像当年朱自清先生给他的《蛰》批阅一样，细细的给你作分析，既肯定了作品中的精彩之处，也指出了作品的不足，同时还给你指出修改的建议。先生的记忆特别好，凡是看过的作品，在他的脑海中都会留下清晰的印象。先生还通过大量的书信来往，与作家、作者们进行远距离的交谈。我本人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在侗族的作家、作者当中，应当数是最多的一个，但先生给我的来信，前后就有200多次。每次看到先生来信，就感到很心痛。因为先生的眼睛高度近视，每写一个字都很吃力。因此，我们熟悉他的人都尽量想办法不让他多写信。但先生却常常因为会长的职责以及“培养文学新秀”的使命，总在不断的糟蹋他的视力。在北京住居期间，几乎每天都要给湖、黔、鄂的侗胞们写下意味深长的几页信纸。

      在先生但任雪会会长及顾问期间，不仅亲自规划编辑出版了《侗族当代小说选》、《侗族散文选》、《侗族文学评论集》、《侗族诗选》、《侗族百年实录》、《侗歌三百首》等系列从书，还扶持部分作家、作者出版了个人的作品专集或理论专著。据统计，从1987年侗族文学学会成立至2006年，在学会的指导和扶持下，共出版了会员的文学作品集及理论专著近200部。这其中，凝结了先生的许多心血。随着文学作品的大量发表，侗族作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有了很大改观，一批侗族文学新秀成长了起来。这20年，将在侗族文学史上留下十分灿烂的一页。

                                                                     坐    桥

      侗族山寨的风雨桥，集桥、亭、廊、阁于一身，横跨在寨脚的溪河上。远望，如虹，如龙，与山寨中的鼓楼互相呼应，为层层叠彩的山寨又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色。

       夏日，在桥上坐桥，流水潺潺，凉风习习，好爽。1992年8月，杨先生与我们三江一些作家、作者，一起在闻名中外的程阳桥上坐桥，先生的菁容笑颜，至今仍在桥上桥下飘逸和流淌。

      这次坐桥，从桥的建造及其艺术高度来谈文学的写作和突破。风雨桥的建造，就地取材，墩台用的是本地的青石堆砌，桥梁及其亭阁，用的是本地的衫木（选取特大的衫木作桥梁）建桥师汇集了历代的建筑技艺和经验，选择了最好的地势，创建了闻名中外的廊桥典范。文学创作，与起桥的建造好有一比。首先要有好的特色的素材（既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如建桥的青石、衫木），其次要有深厚文化底温（既作家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养，有如建桥的技艺和经验）。做家写作品，先生特别强调要做到“厚积而博发”。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像程阳桥一样的惊世之作。

      除了大家一起座谈之外，我们各自还在写作、改稿。有的作品写了出来，经大家传看、提意见之后，又再次修改。削志中、周东培、张泽忠、吴浩的一些作品，即是在这次坐桥过程中产生的。杨先生在这次坐桥过程中，与我谈了些创作的想法，计划想写两部书，一部是《侗族作家论》，另一部是《侗族文花研究》，并希望我能与他“合作”。他说：“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况且我对侗族文化了解还很肤浅，有你来‘合作’，，此事才能着手进行。我出关点、筐架，你来具体执笔。我们还就《侗族作家论》初拟下了如下一些写作提纲：节制的玫瑰——苗延秀；传奇性的吊脚楼——腾树蒿；老实人与鬼怪作家——熊飞；从西安市                                       伴娘到侗家女——谭覃；唤起金鸡飞过岭——刘荣敏；喜爱高山近太阳——杨通山；带着微笑看生活——周东培；原林深处觅知音——张作为；用源湘民歌破译楚词的作家——林河；从军营起步的诗人——柯原；从小木桥上走来的作家——张泽忠；山那边飘来的新媳妇——刘芝凤；还不清的人情债——杨进恒；来自歌的故乡——黄钟警等。

      此次坐桥之后，先生为《侗族作家论》作了数年准备工作，阅读了侗族作家大量的作品（包括此后出现的侗族文学新秀，如潘年夫、蔡劲松、石干成、余达忠、龙振标等），并都认真做了笔记，提出论点。先生还几次邀我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以把此书的构架进一步的协商。但是由于我作上的原因，一直腾不出时间，故此事便一直拖了下来。2006年4月，我到北京看探先生时，他在重病而且已经三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的对我说：“近年暑假，你到北京来，我们把《侗族作家论》进一步敲定，然后你就可以执笔来写了。”听了先生这话，我忍不住跑进卫生间去抹眼泪。

                                                       狗肉宴与矛台酒

       在1991年冬天的北京，要想吃上一餐狗肉，还真难。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杨先生的故乡芷江，有人特意杀了一条狗送到北京来。这条狗已经放在先生的阳台上冰冻了好一段时间。在先生的朋友圈中，有好些人都喜欢吃狗肉，但却都不会煮。那时，我还在北京参加研究生毕业考试，先生打了个电话，问我会不会煮狗肉。我说：“也许还能将就。”他说：“这狗可是芷江送来的黄狗，上等好料。我将请一帮高朋好友，个个是美食家。你煮的不好，那可就得罪了他们。”“我煮的是地道大侗家口味，与贵州的花江狗肉有的一比。你看行吗？”我有些夸张地作答。“哈哈哈。。。。。。那好啦，正合我意，让他们尝尝侗家口味。那你明天一早就来吧！”先生真把我当作“高级”厨师来邀请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默写英语单词，这是考试的最后一科，得认真对待。先生见我久久不到，又打来电话：“已经九点过了，怎么还不见你来，我家里已是高朋满座了。”“不是中午吃么，有个把小时我就可以煮好。”接完电话，我也感到时间有点紧。煮狗肉，主要是配料，还不知道北京哪里有卖。如是，我便乘车往市里赶，去找农贸市场。

      先生家里的钻板，是块比巴掌大一些的木板（也许北京的家庭都一样）好难用力砍（用力砍，钻块会破碎）。菜刀，有两把，都是好久没有磨了。一把狭小又薄，只能切蔬菜。另一把粗重些，但不磨根本割不断狗皮。真是难为情。挤满一屋子的贵客，有男有女，都在等待品尝来自侗乡的美味（其中有的客人还从来没吃过狗肉，是杨先生“鼓动”来的）。我只好从十层楼乘电梯而下，跑到胡家园的小河边（像河，其实是沟）去找石头磨刀。北京的石头，不软就硬，刀怎么也磨不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手磨出了几个血泡，才把肉切好。此时，已近12时。先生很着急，几次跑到厨房来看。邓敏文先先生也跑来问是不是要帮忙。锅头小，只好分几锅来煮。我把煤气罐的火开的很大，几分钟便煮好一锅。

      宴席开始了，先生把女儿从意大利买来的洋酒以及国内的一些名酒摆了出来，说是客人自便，喜欢那一种酒自己 。他还打开了录音机，播放侗族大歌和琵琶歌来哄托气氛。

      “味道真好，我吃过东北朝鲜族的狗肉以及广西桂林的灵川狗肉，都是当地有名气的菜谱，与这味道相比，还真各有特色。”“我是第一次吃，真有点不吃狗肉不知天下美味的感觉。”“听说这烫能治风湿病，最近我的风湿又犯了，我可要多喝两碗。”听着客人们的议论，先生眉开眼笑。由于疲肺气和哮喘，先生已有好多年戒烟戒酒。这天，他竟然高兴起来，也陪客人们喝了几小杯的白酒。然后当众把我夸了一阵：“我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厨师，他是我和敏文带的研究生，他不仅能歌善写，而且烹调也有一手。现在播放的琵琶歌，就是他与三江的琵琶歌师吴永勋共同编写的，已在侗族地区卖了几万个磁带。。。。。。”

      侗族作家、翻译家粟同熊先生也在坐，他与杨先生喜欢开玩笑。他故意拿着空酒杯举起来，对杨先生说：“会长大人，酒杯空了，我见柜子里还有两瓶毛台，还不赶快拿出来，贵州人想喝家乡酒。”“这两瓶酒经过敏文鉴定，疑，是‘假货’，我们的大翻译家如果想喝，不妨试一试，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两位先生，互相斗答，欢笑声随之而起。其实，这两瓶茅台酒，是先生从贵州带回来的陈年老酒，他要留下来让我带回老家送给我的父亲（他与我的父亲同虎年所生，便互称同年哥）。先生总是这样客气，特别是对待乡下的友人，更是如此。有一次在湖南怀化，别人送他一瓶酒鬼酒，他到三江来，便把这瓶酒转送我的父亲。我父亲不知道这酒有多贵，别人拿50斤米酒跟他换，他认为值得，也就换了。此事后让先生知道，骂我不给钱给父亲买酒。他女儿从意大利给他带来的洋酒，他也曾两次带到三江来，让我们三江诸友共同品尝，使我们开了洋荤。70高龄的老人家，一路几次转车，拖着其他的行李已够重了，还要带上几瓶酒，可见他对下乡的友人情义之深。

      数十斤的狗肉，差不多吃个精光。多数客人走了，杨先生把敏文先生留下来，与他协商，为我外国文学课的毕业成绩打分。（邓敏先生是我就读研究生课程的主任老师）。他调侃说：“我给吴浩毕业成绩打89分，够意思了吧！如果打到90分，那他就超过我了。当年我在清华，外国文学的毕业成绩就是89分。吴浩你有意见么？”“如果把今天我展露的烹饪手艺也加进去，能否可多加一分？”我话未说完，两位老师都笑得合不拢嘴。两位先生给我上课，多是在这样亲密的气氛中进行。。。。。。

                                                               捐      赠

       在先生家吃过狗肉宴不久，我很快就毕业了。先生交待，你回三江之前，到我家来一转，我有几件“小东西”，要托你带回三江，捐赠给侗族博物馆。

      我到先生家时，先生已把那几件“小东西”用报纸卷好，并捆成一捆，同时列有个捐赠的清单。清单上是这样写的：“北京杨志一捐赠给三江侗族博物馆文物如下：齐白石93岁所作的画一幅；朱自清亲自批阅的诗稿3份；吴运鋒字一副；浦江清字一幅；闻山字一幅；  家字一幅。其他信件书稿数件。”清单的后面，还把每件文物的来历及作者作了详细的介绍。我知道这几件“小东西”的份量。先生在这之前曾对我谈过`这些字画。齐白石的画，是齐白石先生93岁时，他去看望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当场作画赠送的。当时在坐的还有其他人，可都没有得画。他对这一幅画十分珍爱，总挂在床头。这幅画在当时，即少可卖数万元。朱自清先生亲自批阅的诗稿，保留了朱自清先生的手迹，已是绝品，中国当代文学馆曾出高价要购买。先生说我没有下贱到要靠出买老师的手迹来过日子。其他的字画，也很珍贵，均为先生的老师及好友所赠之作很有收藏价值。我当时仅是一个科级干部，只能买火车硬票会广下，而且一个人单行，真但心在途中有不测，那就是把我卖了，也难换会这些无价之宝。但先生所托，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把东下接下来。我只好想出一个很大胆的办法，在先生家找得一个教旧的编织袋，把这些字画连同我的书一起装在里面，装做农民进城购物的模样，背着扛着行李，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路上，总是提心吊胆。我的样子象个农民，当然不会引起别人过多注意。可是我的心，总是自然而然地砰砰地跳，象个百万富 ，藏有许多珠宝在身上，深怕别人来抢。大小解，尽量忍着，实在忍不住了，便闪电式的快去快回。两个晚上不敢睡觉，只是白天眯眯眼睛。到了桂林转汽车，我头一次租个“的士”（往时总坐市内公共汽车或步行），赶往汽车站。坐上了开往三江的汽车，才松了一口气，因车上有几个熟人，尽可以放心。

      三江侗族博物馆是第二年（1992年）才竣工，这年9月，在湖南粟裕将军的故乡会同县召开的“全国侗族诗歌研讨会”后，征得先生的同意，请他专到三江，为他捐赠的文物举行捐赠仪式。捐赠仪式在三江县招待所的会议大厅举行。在捐赠仪式上，为了表达侗族人民对先生的一片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县长吴功 ，代表三江县人民政府，回赠了先生一套侗族百鸟衣（侗族首领或芦笙舞领舞者听穿载的服装）以及三江侗族画家的两幅风情画。那天，先生显得特别兴奋。他说：“这几件文物，找到了最恰当大收藏之所。从此我可以放心了。”在捐赠仪式上他还就三江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工作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写 不 完 的 话

      在写以上这些谮字时，我总感觉到先生就在我面前。他有时候偷偷一笑，有时又像小孩子一样发点脾气。2002年中秋节，我与他在贵州玉屏街边买 子，他要开钱，我却抢着开了钱。他为此发气了：“今后，我不同你吴浩上街了。”这是就好像发生在作天。我写的这些文字，不知道先生是否首肯。我怕又会惹先生发气：“吴浩，你不经我同意就把我的好些隐私抖了出来，我不认你这个学生了。”但愿不会如此。我希望有些章节，能拨得先生幽默一笑。先生很可能会这样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吴浩，你还是没有长进，老毛病又犯了，多好的素材，又让你给浪费了。你要学会把糯米饭煮成粥，像许敏先生的诗文一样，展开思路，把情感写深写透、、、、、、看来，你对精界的外国文学还是没有学到要领。好吧，今后夏天坐桥时，再给你补补课。”若能与先生再坐几次桥，再次聆听他的声音，该多好！那《侗族作家论》，一定会公之于世、、、、、、
     
      那年在黄果树瀑布，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为确保先生的`安全，我与杨树清两人，左右扶着他，上去了。从水帘洞下来时，先生说：“当年，是瀑布给予我无穷的力量，使我考进了西南联大；今天，我仍要借用瀑布的力量，为我们的民族多做几件实事。水帘洞都过来了，虽不祈求能像 猴子那样活过五百岁，但八九十岁该可以吧！”先生的壮志未减当年。
“年年岁岁外出游，
友人问我是何求？
湘黔桂鄂故乡地，
架桥铺路到白头。”

      这是2002年在玉屏会上先生写的“打油诗”（先生喜欢把这种即兴之作称为打油诗）。这诗，道出了先生晚年的追求。1998年，在先生的建议下，芷江侗族自治县将县城中间的龙津桥修复为风雨桥，第二年竣工庆典时（我参加了修复该桥的策划和设计，也被邀请参加庆典活动），我陪先生参加了评桥仪式，先生有些自豪的说：“芷江有了风雨桥，总算还了一个心愿。”先生的心愿，总与故乡的建设联系在一起。

      先生走了，走得有些匆忙。他走时，对送行的友人说：“如果有来世，还做侗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