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鸣的针灸治疗方法:揭秘一代名将的悲惨命运:岳飞为何必须死(中)

揭秘一代名将的悲惨命运:岳飞为何必须死(中)(1)2007-03-05 08:44:34     据说，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绍兴初年，由于在川陕地区主持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议，张浚曾经被罢免枢密使职务，贬到福州居住。
    
    到绍兴四年时，金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赵构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结果，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诉这位金兵统帅，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不是被贬到岭南去了吗？怎么可能到了镇江！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据说，兀术的反应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掉。
    
    到绍兴六年，张浚已经担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这一年，金国扶持下的傀儡伪齐军南侵。当时，金兵不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于是，伪齐军号称七十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退保长江。张浚坚决主张顶住了打。他说服赵构后，星夜急驰到采石，严令正在后撤的刘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则杀无赦。”意思可能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部队最高长官的脑袋。所以，才有了一个记载：据说，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至此，张浚“总揽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赵构，事无巨细，必定征求张浚的意见；凡是发给诸将的诏书，大都由张浚起草。他的人生事业达到顶峰。
    
    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此次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
    
    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这种变化和这种方式，但还是相当克制而客观地回答说：“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然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然是位通才，可是毕竟是位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宣抚是我的老领导，我本来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是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道：“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有了回旋余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废话：但凡采用此种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于心中不干净所致。
    
    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径直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
    
    《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岳飞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的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显然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涡旋之中。
    
    由此向前推十年，张浚曾经以同样决绝的态度，坚定地弹劾过李刚。
    
    事情发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与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围攻京城时，李刚临危授命，组织了京都保卫战，使汴梁终于坚持到各路勤王兵马赶到，没有被金兵攻破。
    
    在与金兵议和时，李刚慷慨请行，宋钦宗怕他过于强硬刚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棁的大臣前往。史载，这位仁兄见到金兵统帅后，吓得说不出话来，从营门开始，就只知道磕头，跪在地上用膝盖“膝行”进谈判的帐房。
    
    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索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割让真定、太原、河间给金国，并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这位大宋的谈判代表全部诺诺。宋钦宗在二十万勤王兵马云集京都城外，金兵一方只有六万兵马的情况下，同意了金兵的条件。于是，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主动请命，前往金营充当人质。当天夜里，发生勤王兵马为争功而偷袭金营事件。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宋朝君臣把责任推到了强硬主战派领袖李刚身上，将其撤职罢官。
    
    此后，发生过两次数万京都太学生与市民伏阙请命，就是到皇宫门前集体请愿，要求罢黜求和派，让李刚主持工作的群众运动。据说，李刚与发动请愿的群众领袖们素不相识，但是皇帝与主和派大臣们则大都倾向于认为是李刚暗中操纵了这些请愿运动，意在要挟，居心叵测。
    
    后来，赵构登极之后的第六天，召请李刚担任右宰相。七十七天之后，在李刚强硬的主战主张与求和派发生激烈冲突时，同样是主战派的张浚，突然剑走偏锋，上书皇帝，措辞激烈地弹劾李刚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结果导致李刚被罢黜出京城。从此，这位与岳飞同样忠诚，同样富有才华，同样耿直，同样威望素著的人物再也没能回到朝廷发挥作用。若干年后，赵构谈起李刚时，仍然不能原谅李刚，认为是李刚挑起的那些请愿运动。而张浚则投合皇帝的心理，其实是将李刚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的真正重要的力量。
    
    由此，从李刚、张浚、岳飞这三位位高权重、影响巨大的主战派人士的命运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理解了，何以南宋政权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
    
    这次事件，对岳飞和张浚二人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此时，岳飞仍然心怀对赵构知遇之恩的感激，潜意识里希望用这种赌气式的方式，唤起皇帝的觉悟。毕竟，就在不久前，君臣二人之间还有着高度的默契与信任。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皇帝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度量的。
    
    事实上，此时的皇帝对岳飞极为恼怒。他将岳飞的举动，理解为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和对自己——帝国皇帝大不敬。
    
    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构基本上接受了张浚的说法，在心理上关闭了对岳飞理解与信任的大门，从此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后，则是无情的诛杀。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之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例举不胜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类格言谚语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赵构采取了一个很少见、很绝的方法来处理岳飞的辞职事件：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必要时在岳飞的住室旁搭一间房子住下来，敦请岳飞复职工作。如违抗此令，或者做不到，就把李若虚等并行军法。于是，李若虚二人只好来到庐山东林寺劝说岳飞出山。岳飞很恼火，坚持不肯。就这样，一直僵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对岳飞说出了一番极其严厉的话，致使岳飞不得不接受诏旨，下山复出：
    
    李若虚说：
    
    “难道你是想造反吗？难道让你出来工作不是好事吗？你坚持不干，朝廷怎么会不怀疑你？想想看，你不过是一个农夫出身，受天子委托，掌握这么大的兵权，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果你坚持不再复出，我们二人受刑死掉，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了吧？可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有愧于我们吗？”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将此时赵构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魔鬼般地预示出岳飞的命运。
    
    岳飞下山后，三次向赵构谢罪。赵构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
    
    “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属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五月间，南宋朝廷发表王德担任该军都统制，相当于方面军司令，郦琼为副；都督府参军吕祉兼兵部尚书“节制”该军。
    
    三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今天董事长和总裁、副总裁的关系。只是吕祉这位“董事长”握有实权。
    
    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军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
    
    不久，当年五月，赵构与监察御史张戒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张戒对赵构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
    
    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可是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张戒说：去年为了一个刘光世，发生了淮西之变。现在就是有好主意，陛下您肯定也不信了。要做这件事，关键是要有策略。
    
    赵构说：我有办法，就是要安抚重用大将们手下的那些将领。
    
    张戒说：您说到根儿上了。收服这些人，大将们就没那么大的势力了。
     赵构告诉张戒：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很戏剧化，扑朔迷离，经常让人一头雾水。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可能动不动就要一惊一乍地体验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
    
    先是金国发生内讧，掌握大权的几位重臣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早期南侵中最著名的金兵统帅粘罕恚闷而死；《金史》对这位粘罕的评价相当高，称他：“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就连当时南宋的士大夫们也认为此人乃一代雄杰。当年带兵打到山东时，有些士兵要挖孔子墓，他问：“孔子是什么人？”答曰：“古代的大圣人。”他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于是，孔子墓得以保留下来。粘罕是伪齐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据说伪齐的傀儡皇帝刘豫，天生一副小人肚肠，是个很势利眼的人，本来并不是粘罕扶持他坐上儿皇帝宝座的，但是，他看粘罕的权势最大，于是就只买他的账。把支持过没支持过他的其他人都晾在了一边。这些金国文武自然恨得牙根痒痒的。如今，粘罕死了，在金国决策层里分裂成了对宋主和与主战两派。谁知，这两派的人们对伪齐政权的态度却很一致，都认为这个政权太烂，应该废掉。恰在此时，岳飞又玩了一个小花样，结果导致金国三下五除二地废掉了伪齐政权。
    
    岳飞军中俘获了一名金国统帅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醉酒把他错当成了刘豫的人，大声训斥说：“你家主子说要诱杀金邦四太子，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我今天饶了你，给我带封信回去，告诉刘豫，不能再拖了。”那间谍将错就错地答应了。于是，岳飞写好蜡书，再三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泄露，坏了大事。
    
    四太子兀术拿到这封蜡书，其恼怒可想而知。随后，以起兵南下的名义来到开封，将刘豫父子一一擒获，轻轻地就把一个傀儡国家变成了行省。据说，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到达开封时，刘豫对他说：“我父子尽心竭力，没做对不起上国的事情，请元帅可怜可怜我们。”挞懒回答说：“刘豫呀刘豫，你还不知罪。当年赵家少主子出京，开封百姓夹道痛哭十几里。现在废了你，你看看，京城里没有一个人为你烦恼。做人作到你这个份上，咳！朝廷给你奴婢，还你骨肉，给你和你儿子一人一库钱物，太不错了。知足吧。”
    
    消息传到南宋，人们欢欣鼓舞。赵构相当兴奋，也挺遗憾，觉得在这种时候，国家刚好像是得了重病偏偏又吃错药，弄得衰弱不堪，否则真的可以有所作为。他甚至表示今后要好好经营中原。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六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八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十八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十一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十一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四十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在在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1138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一个变化：十一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十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
    
    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忠奸好坏。原因在于宋朝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今后还会继续看到的那样，既然赵构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裁抑武将、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那么，这样的结果显然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宰相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当时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确实有不少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宰相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
    
    如今，中兴四将只剩下三大将，另外一位大将张俊则分道扬镳，放弃了曾经主战的立场，改而完全拥护皇帝与秦相公的和议主张。这一转变意味深长，使他取代岳飞，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大将。从此，他的命运与韩世忠、岳飞有了很大不同；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成为跪在岳飞像前的四个铁铸奸臣像之一。据说，从有了这四尊铁铸像之后，庙中的管理人员，时常要费很大力气，才能阻止住前来瞻仰岳飞的人们不要将污秽物甚至尿液撒到这四尊铁铸人像身上去。
    
    公元1139年初，即绍兴九年正月，南宋帝国正式公布了对金和议的条约内容，条款有四：一、宋对金称臣，南宋皇帝的称号必须由金国皇帝册封；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三、金归还占领的河南、陕西之地，但宋不能擅自撤换金委派的官员；四、金归还宋徽宗遗体、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和宋钦宗。
    
    后来，直到双方再次议和，并于公元1142年，即绍兴十二年履行协议时，不知何故，金国又变了主意，没有放回宋钦宗。这位前皇帝当时的情景极为悲惨。据说，送韦太后回国的车子即将启行时，他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赶来拦住车子，他躺卧在车子的前面，痛哭着央求老太太：“请回去告诉九弟，只要能让我回去，我什么都不求，有间屋子住就心满意足了呀！”当时，韦太后也哭着发誓说：“我回去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接你回国。否则，让我瞎了这双眼睛。”后来，这位皇帝到底没能回到故国。十四年后，公元1156年，即绍兴二十六年，在被掠到异邦三十年之后，五十七岁的宋钦宗被大金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押解回今天的北京，当时，他身患严重的风疾，用西医的说法，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海陵王命令他参加金国将领举行的马球比赛，结果，他在马上栽下来，被乱马的铁蹄践踏而死。而韦太后后来据说得了白内障，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白内障手术这一说，老太太的一只眼睛还真的失明了。
    
    当时，金国归还的宋徽宗遗体装在一个棺材中送回。宋朝君臣未敢开棺验尸就下葬了。后来，南宋灭亡后，元朝的一位官方“盗墓贼”杨琏真加挖开宋徽宗陵墓，发现棺材里只有一段朽木。过了许多年，据说，在西藏著名的萨迦寺，曾经有一个十分令人惊愕的传说，说是宋徽宗不知怎样被辗转送到了萨迦寺修行，后来就死在那里。萨迦寺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到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宋徽宗死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是当时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寺庙与教派。萨迦五世祖八思巴曾经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并被尊为帝师。假如宋徽宗之死真的与萨迦寺有关，那将是一件既重大又有趣的考古发现。目前，宋徽宗之死已经成为一个谜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接待金国使节时的一幕极为有趣，相当富有文化意味。
    
    和议其他条款还都好说，唯独宋要对金称臣，接受金国册封一条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就意味着宋高宗赵构必须在金国使节面前下跪，接受册封诏书；意味着堂堂大宋不再是主权国家，变成了别人的藩属；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妇人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好好过着日子，突然从“正室夫人”变成“小妾”，皇帝成了别人的臣子，臣子自然成了臣子的臣子、奴仆的奴仆。对中国人来说，这份面子栽得实在不轻，比赔银子还万难接受得多了。因此，一时间群情激愤。京城临安，也就是杭州街头，甚至出现了认为当朝宰相秦相公是金国特务的标语。在推翻帝制将近一个世纪、并且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在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今天的人们，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观摩时，可能宁愿下跪，也不愿赔银子。但在当时，在“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观念下，这一条确实激起了众怒，以至于时刻已经临近公元1139年春节了，街头不但没有年关将近的喜庆，反而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之中。
    
    就连一贯顺从皇帝的几位中央军事机关和警卫部队的首长，也给宰相秦相公送来一份意见书，并且抄送御史台，对御史中丞说：“不是我们没事找事，只是因为那三个大家伙（指韩世忠、张俊、岳飞）驻防在外，日后他们来责问我们，说：你们这些亲信将领是怎么搞的，居然让老爷子屈膝下跪接受敌人的诏书？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相当于我们今天监察部长加中纪委第一书记的御史中丞，无话可说。
    
    皇帝赵构的心情也很坏。从来都是别人给自己下跪，如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要给别人，而且是给敌人的使臣下跪，而且这个敌人偏偏与自己又有着亡国灭家、杀父夺妻之恨。这让他如何丢得起这份人？可是，这份和议又是自己特别想要的。想想看，只要磕头称臣，就可以收回河南陕西两个省的失地，再也不用打仗，再也不用担心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这是多好的事情！于是，夹缝中的皇帝油然想起当年在海上逃亡时的情景，痛恨臣子们不体谅自己的苦心，得了便宜还卖乖。皇帝说：“想想当时在海上，我就是跪下磕一百个头，也不会有这么多废话！”
    
    于是，君臣共同努力想主意。其中有一个算是有一点创意：将列祖列宗的画像挂出来，让金国使节拿着诏书站在画像前面，这样，就可以说成自己是在跪拜祖宗了，面子上可以圆过去。仔细推敲后，又觉得不妥：这样一来，不但跪拜了敌人，而且说起来，敌人岂不是也成祖宗了？
    
    终于，一位先帝在世时，曾经依附过蔡京的聪明人为大家解脱了困境。他的主意是：根据古代经典《尚书》“谅阴三年不言”的教导，可以由宰相代替皇帝前去跪拜接受这份诏书。这句话的全文是：“谅阴三年不言，百官总已以所于冢宰。”意思是：遇到君王死去这样的国丧，后继君王三年不问政事；官员们都要听命于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