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鼠内脏解剖图:好文章“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值得拜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16:08:48

好文章“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值得拜读!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一般来说,关于金融的话题主要会讲金融发展或者金融市场,而不是以“金融技术”来表述,更不会把文化和金融技术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文化,尤其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与否,或者说许多文化内容都是为了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产生并演变出来的。金融发展与否也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金融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趋向合理化的必要架构。科学技术与金融技术五四运动讨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中,赛先生在中国社会被接受的程度现在已经非常广泛,关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好处,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或者充分认识了。比如,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留美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坐船从纽约回国共花了154天,经历近半年时间的海上折磨才到家。而今天从纽约到北京只要坐13小时的飞机。现代运输技术显然大大加快了跨地区贸易的速度,使人们在一年里能完成的交易次数上升十倍、百倍,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使产品市场扩展到全世界,让我们的收入增长许多。越洋电话、email、互联网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不仅使世界变得很小,也大大增加了人类生产力,使经济发展上升到全新的高度。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信息和交通技术对人类的贡献,对GDP的贡献是多么的巨大。那么金融技术呢?似乎我们都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按照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如此,总觉得只有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制造实物,那才是真正在做事,在真正创造价值。我们说金融的作用是帮助对资源进行配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境况的收入进行配置,也帮助不同人之间进行资源配置,这些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贡献。因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你说“华尔街公司和我们这些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也给社会创造关键的价值”时,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

如果长此以往,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在社会里就只好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了。我们怎么证明我们做的东西和那些搞工程、搞科学的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是可以相比的?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可能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妨试一试。因此,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金融技术方面的变迁、创新和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至少不应该低于电脑和科学技术能给社会带来的贡献。金融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意义我们先来看看金融技术发展对生活、对个人和家庭的实际影响可能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过去这些年当人们讲到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时,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企业融资来讲的、是围绕着宏观经济增长来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去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但我要讲的是,抛开金融发展对企业、对整体经济本身的影响不管,那怕只是针对老百姓的生活,金融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住房按揭贷款(mortgage  loans)为例,这个金融品种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对老百姓一辈子的生活幸福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大致可把一个人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流动性资产,比如存款、房地产和股票;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就是未来工资和其它收入流的总折现值。

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三今年28岁,今天拿到金融博士,假设他拿到金融博士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未来30年里每年的收入预期为10万。这些未来收入的折现总值就是张三的人力资本。假设折现后他的人力资本一共为200万元,那么即使张三今天没有流动性资产,他今天拥有的人力资本财富是200万,他应该觉得已经很富有了。但,问题是这个财富毕竟是不能马上花的,如果没有金融技术的帮助,对张三来说他依旧会感到很穷。

有了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有了金融工具的帮助,这200万的人力资本不仅能让张三心理上感到很富,而且这200万财富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今天就能花的。住房抵押贷款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如果张三想在上海买一个1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5000元的房子,那么他在未来10年里每年要存50000元才能买到这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张三的储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等上10年才能买到自己的房子。其结果会如何呢?

第一,在他28岁最能享受自己房子的时候,他却不能买房;而等他年纪大了享受房子和其它消费的能力不那么高的时候,他偏偏有房子。

第二,如果张三这时候在谈恋爱,或许会因为今天买不到房子使他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第三,也许张三的单位能分给他房子,但条件是他必须先结婚;于是,为了得到房子,他不得不勉强提前结婚,或许留下终生遗憾。

如果有住房按揭贷款,那么由于张三未来的收入流很好,今天可很容易得到按揭贷款,让他马上就能买到自己的房子,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所以,金融发展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有着很具体的含义,让张三李四们不必提前结婚就能在年轻时有自己的房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假设张三可以按30年还贷4%的利率借到50万元,那么在今天买房以后他每个月只要支付2300块钱,一年支付27600元,和之前每年50000元的存款相比,他的储蓄压力就会小很多。张三由此每个月少存的1700块钱又可以供他用于其它消费,让他在最能消费的年轻时候有更多的钱花,提高他一辈子的幸福。对整个经济而言,这会促进整体消费需求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得更快。如果整个社会都如此,到最后又会反过来增进人们未来的收入机会,让张三的未来收入预期不再是一年10万,而是更多。

说到这里,我也可谈谈自己的感受。回想起来,在二十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如果那时每天能多一块钱的消费,那么那时每天一块钱的消费带给我的满足可能要大大高于今天我每天多花1000块钱的满足感。还有就是,最近我跑过世界许多国家,这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会幸福得不得了。

在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在一个月后有机会去北京或者上海的话,我会非常激动,要激动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啊,那是通过花钱能带来的享受是最多的时候,也是最有能力花钱的时候。可遗憾的是,那时却是我最没钱的时候。

现在让我去北京、去如何一个地方的话,给我的效用绝对是负效用,不再是享受而是累的感觉;而在20年前,绝对是提前几个月就很激动了,得到的效用绝对是正的。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恰恰要说明,有没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就会决定是不是在你最能花钱、最想花钱的时候反而是你最没钱的时候,而你通过花钱得到的效用最小的时候又恰恰是你钱最多的时候。

住房按揭贷款的效果是如此,很多其他金融证券发展的效果也会如此,都可帮助我们把一辈子中不同时期的收入流做些更好的安排,使我们不至于在最能、也最需要花钱的时候没钱花,而等到年老不想花钱也不需要花钱的时候又偏偏钱很多。

金融证券发展的好处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让我们不至于一会儿饿得要死、一会儿钱多得无处花。金融证券能提高我们整个人生的总体幸福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

金融技术的发展与家庭、社会文化金融发展与否对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和不幸福的意义到底还在哪里?在现代金融经济学模型中,我们一般都假设已经有很多的证券品种,可随便供你选择,你需要考虑的只是怎么组合搭配这些证券品种,由此安排退休养老、规避未来收入风险、防范未来不测之灾。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在美国确实有很多证券产品可供选择,金融证券市场已很发达,你需要做的真的只是做数理分析,为最优组合求解。但是,在传统社会里,你没有什么金融证券产品可供选择,那么在古代或者在现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安排这个消费与投资组合、规避未来风险呢?如果需要,他们又是如何去实现呢?

实际上,自古以来,不管有没有完备的金融证券市场,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退休养老、针对未来收入风险、针对未来不测之灾而提前进行规避,也就是要面对我们在经济学中讲的消费与投资组合问题。为什么呢?有一个很抽象的架构,比如从今年到明年,我可能运气很好,赚很多钱,也可能是运气不好,亏很多钱,后年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由此一年又一年地让命运带着走。

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传统社会没有汽车,也就没有汽车保险,但会有水灾、旱灾、火灾、地震,或者生病,防老等需要。这些都是从出生开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风险规避的自然要求。

但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

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养子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

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但是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券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我们今天讨论的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保障问题,强调的是要用外部性的法律、法院和行政手段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套在传统的家庭理念上,那会怎么样呢?父母亲作为投资方,作为保险的购买者,他们以后的利益,或者说传统社会中父母投在后代身上的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等,靠什么机制来保证呢?靠什么机制保证父母亲作为投资者能有所回报呢?传统社会里没有可靠的法院,你不可能要求法官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投诉到县太爷,但那些县太爷没有工夫搭理你。

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这些都是隐形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以此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

比如,中国家庭里,老子说话时,孩子不可以还嘴。你从小就得养成这个习惯,每个父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就有责任给他们灌输这个概念:你要孝敬,要听话,哪怕这话是不合理的,你也只能听,不能还嘴。否则的话,等你长大之后你不是要无法无天、要随意犯上了吗?那不是让那些隐形金融合约未来难以执行了吗?
         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靠后代的内疚感来保证对上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回报,而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

还比如,《三字经》里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的未来都砸在孩子身上了,如果我的孩子随便远行,那我的投资利益就很难有保障了,我作为“股东”的权益就可能要受侵犯了。传统文化必须为了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

那么,这种文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幸的:

小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但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时候又不可能幸福,因为首先要四世同堂,没有个人的空间,也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看着父母亲时会想:“他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还要养他”。

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看着年老的父母就会互相推诿。那么,作父母亲的就在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给我生存的保证?”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要看很多面子,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不管是这些年还是在很久以前,报纸上和我们生活周围都充满了这类不幸故事。我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唯一养老途径。

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是未来的保障,他们已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没必要把孩子训制得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因此,他们没必要背上传统中国家庭文化这种包袱。

两年前,我在耶鲁带的一个朝鲜族博士生,跑来跟我说,他必须搬回洛杉矶陪他父亲,因为他母亲死了两年以后,他父亲已经没法和他妹妹过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意识到传统亚洲文化给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因为等你几年以后回来读这个博士学位,就没有什么老师愿意带你了,因为你随时可能跑掉”。

这个学生的潜力是非常强的,但由于他父亲要他必须回去,那就意味着他未来的职业发展肯定不会是最优的了。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那么以后我这个博士生也会这么要求他的孩子,一代代下去都会如此。长此以往,每一代人的职业追求和他们的潜能发挥肯定都不会最优了,这是传统亚洲社会的共同特点,是金融不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的金融发展也从这个角度使其整个社会效率那么高,因为在金融市场发达以后,父母亲不需要为了自己未来的保障而要求孩子无条件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要求孩子“父母在,不远游”。

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会支持孩子去任何一个最有利于孩子自身发展的地方,让他最好地发挥自己的职业潜能。这样看来,金融证券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个人尊严。

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解放我们的个人发展空间。现在想起来,五四主张的“打倒孔家店”以及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这些愿望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发达,那你实现这些愿望的工具就不存在。你“打倒孔家店”之后,回到家里还得面对如何规避未来不确定性的需要,结果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还得重建“孔家店”。

我简单地看了一下,美国也好,其它国家也好,到底是个人主义盛行还是集体主义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那么它即使想鼓励个人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相配的金融市场的支持。

可以想象,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那也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

研究公司金融的人有时会把企业的外部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做一个区分。在缺乏外部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机制的这些国家里,企业往往更多地依赖其内部资本市场,这就出现集团公司等结构,在集团内的子公司之间调配资金,其资本成本毕竟要低得多。

其实,在家庭层面也是这样的,当整个社会的外部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的时候,家族和宗族作为一个内部金融证券市场就至关重要。宗族是一个无形的金融交易市场,交易的内容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许诺。这些许诺当然可以很值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取决于双方是否互相信任,使这些承诺被当成一回事。而家族中的血缘关系恰恰可帮助这些承诺更好地在家族这个小范围之内执行。

在我老家那个地方,当家族里有哪家娶媳妇或者盖房子等这类一次性的大额开支出现时,其亲戚就会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借给那家钱,帮助他摊平这种大额开支所带来的短期财务冲击。

但,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就是等我盖房子的时候他也会借钱给我。另外,这个钱他当然是会还的,因为他还有很多地方要依靠我们。有了血缘关系和相配的家族文化,家族的内部金融市场就有了比较可靠的金融合约执行架构。但是,超出家族之外诚信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从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收集的资料看,近代沿海地区的宗族发达程度是最高的,而中原等内地却很低。

我的一个解释是,沿海地区由于比较早的介入对外贸易,经济比较发达,很早就出现了融资以及规避经济风险的需求。但是,以前,外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又没有(甚至到今天也不发达),因此他们都转向家族内部的金融市场,到家族内部找资金,这就促使其家族结构的发展。

发达的家族结构又反过来使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和融资能力进一步发展,使沿海地区的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个过程长此以往下去,其结果是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远胜于内地,而且其家族结构也更发达。

以前我做金融数学模型的研究,当初以为这些模型和理论对中国的情况不适用,但后来又发现并不是这些抽象的理论对中国没有意义,只是我们所讲的金融证券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不一样的。

在现代金融理论里我们研究的是一些外部化了的证券品种,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些证券以一种人格化了的隐性形式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这些人格化了的证券所能够提供的效用和产生的效果是很差的。

比如说,不管哪个家族、宗族有多大,宗族内的隐性相互保险市场所能够达到的风险配置效果是很有局限性的,不可能达到在更大范围内的保险市场所能取得的风险配置效果,所以效率会很低。只有以全社会为基础的外部金融市场才能实现最大化的金融配置效果,而外部金融交易又要求有可靠的、独立的外部法治架构,以内疚为契约执行方式的文化是已经不够用了。

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因金融证券的不发达而带来的负面后果还远非如此。例如,正因为证券金融不发达,我们中国人赚到钱后,恨不得每一分钱都存下来。我们总认为这是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我要说的是,这个美德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过分地强调勤俭节约,一个是不能让我们的资本和证券市场得到发展,另外呢,还带来很多其它后果。

喜欢存钱是一回事,但把积蓄的财富放到哪里呢?在证券市场不发达时,我们只能把储蓄存放到银行。如果银行也拿这些存款去做投资,同时这些投资又为未来的GDP增长带来贡献,那问题也有,但不会那么严重,这一点在此就不细谈。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银行已经有太多的呆坏账,银行拿着这些存款不愿意去做新的投资了。

这在某种意义上又逼着政府为了促进内需而发行国债,对银行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买政府公债成了银行存款的主要去向,这样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很容易就变成了财政部、发改委可以控制的钱。那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既然老百姓不愿意花钱,那么政府就来代替老百姓花钱,这似乎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但是,由政府来花别人的钱和老百姓自己花自己的钱,其效果是两码事。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才知道怎么花,才会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政府替老百姓花钱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许多官僚拿着老百姓的钱做自己的政绩工程。

花老百姓的钱是不会被老百姓问责的,即使有问责,由另一个官僚来评价我这个官僚的政绩的时候,他也要向其他官僚交待,他也会根据我这个钱是不是花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上来判断,一层扣一层大家都只会把钱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上。

比如,这些年投入大学的经费,原意往往是让这些大学改进教学和研究,但实际情况是相当多的投入都变成了大楼。当然,大楼也重要,但不能成为主要的去向。这里,关键的问题在如何衡量“好的教育”、“好的研究”上,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研究”?北大和清华的教育水平,谁的更好?假如以这两个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起薪来衡量的话,那么如果北大的高很多,我们可能就认为北大的教育水平比较高。

如果真如此,有人就会说不能这样衡量,这太短浅。所以什么是好教育,除了受教育者自己之外别人是很难判断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相比之下,如果把教育投入用来盖房子,崭新的大楼是谁都看得见摸得到的,政绩显而易见。

你想想,如果我是任何大学的校长,假如我真的把经费都花在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上,那我才是笨蛋。为什么呢?如果你做这些投入,由于你的任期是非常有限的,510年,暂且把这个放在一边不说。

即使我未来20年都是某校长,我也不应该把10亿、20亿的投入花到改善教育内容、教学质量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如果我真的这样做,那我的政绩,别人是看不到的。相比之下,如果我把这10个亿、20亿都拿去盖一栋栋大楼,而且不断地盖新楼,每一来访者就会说:你的大学真的变化很大!你真是一个好校长!

如果我是某市的市长,假如我真的把资金用在改进人民生活质量上,那我也是笨蛋。什么叫“更好的”人民生活质量?这也是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如果我把钱都用来盖更多、更新的大楼,不管这些搂有没有用、有没有人要,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会有更好的政绩,那样谁到我的城市都会说:你的城市变化真大,这才是时代的进步,你真是有成就的好市长!——那么,我就能升官了。由此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是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钱的其它后果也非常多,比如,为政府官僚腐败创造了必要的资金基础,在过去这些年里,哪个政府部门掌握的项目资金最多,那个部门因贪污受贿而坐牢、甚至被判死刑的就最多,因为那些部门掌权者受到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例如,这些年政府投入公路的资金最多,这本身是好事,但是过多的资金也带来了过多的腐败问题。如果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各省市交通厅管公路建设的局长、处长们因贪污受贿而坐牢的特别多,被判死刑的也相对最多,你觉得这奇怪吗?

而如果我花自己的钱,花得好还是不好,划算不划算,我不必向任何人交代,只要我自己觉得应该花就行,不需要做表面功夫,就不会浪费。

单就经济效率的损失角度讲,“大政府”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金融的不发展又恰恰逼着政府只能更大。由此看来现今社会的许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证券市场的不发达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都很发达的话,那老百姓可以利用不同的金融产品,把钱投到银行之外的证券投资品种上,也不至于逼着政府去浪费。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市场很发达,老百姓自己也可去向未来的收入借钱,自己就可以更好地安排消费,让每一分钱用到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比把钱都交给银行,交给政府,让政府去花的结果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