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病的智慧微盘: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

      要看唐代的中國，就去日本。那裏有唐代的建築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禮儀。要看明代的中國，就去韓國。那裏保存了明代的禮樂制度，據說曲阜孔廟曾派專人赴韓國學習中國早已失傳的“文廟祭禮樂”。要看民國時的中國，就去台灣。那裏保存著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在大陸卻無法看到真正的傳統文化，大陸的文化，只是壹個“四不象”。
      對于西方文明，中國大陸只是吸收了淺層次的、表面的物質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大陸早已革了它的命，“棄之如敝屣”。這造就了壹個結果：今天中國大陸雖然在“硬件”上已經開始“超英趕美”，各種超級工程震驚外邦，而在精神上卻日益走向病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人們的普遍感受。文革對中國傳統的打擊的確是毀滅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記得，文革時期兒女告發父母，學生告發老師，朋友告發朋友，鄰居告發鄰居，夫妻相互告發的悲慘情景。
      60多年來，台灣與大陸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1949年，兩岸分治。國學在大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變成需要破除的對象，繼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變成應該被掃蕩的“牛鬼蛇神”。台灣則剛好相反。國民黨壹敗退到台灣，就開始清除日本殖民主義的影響，致力于全面恢複中國傳統文化。當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蔣介石卻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複興運動”，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全力推動文化複興。延續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的使命，曆史地落在了台灣。
      台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經典。1949年以來。台灣學校壹直延續“國文”的稱謂，使用沿用幾千年的繁體字。在小學階段，台灣學校注重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訓練，以國文、曆史和傳統文化課程爲主。在高中階段，文科的必修課程有三種：《高中國文》、《國學概要》、《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前兩種是語文基礎知識，以及經史子集的基本介紹，《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完全是“四書”內容。《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國大陸引進出版，更名爲《國學基本教材》。$2，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又通過了新的“國文科新課程”綱要，進壹步加強了民族文化經典內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來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數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論語》、《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詩經》、《春秋左氏傳》、《禮記》等經典，另外增補“國學常識”爲選修課。
      台灣的經典文化也造就了壹批學術巨匠。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等人是公認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幾乎都出自台灣。杜維明爲徐複觀、牟宗三的弟子，畢業于台灣東海大學；余英時爲遷居台灣的錢穆弟子；成中英和劉述先都畢業于台灣大學。台灣培養的國學巨子不止于此，還有：在大陸有廣泛影響的方東美的弟子傅佩榮，在兩岸推行“讀經運動”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財貴，著名老莊研究專家陳鼓應……。台灣的經典文化還孕育出了不少優秀的藝術作品。喜歡流行音樂的人可以在《東風破》、《菊花台》、《青花瓷》這些細膩淒婉的曲詞裏感受到古代詩詞之美。喜歡看電視劇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傳奇》裏發現古典夫婦情誼與宋代儒學、佛學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歡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懷民那裏領悟到民族舞蹈的現代魅力。
      台灣保持著傳統的倫理秩序。台灣的家庭關系很傳統。台灣的媳婦是小媳婦，伺候孩子、洗衣做飯是分內的職責，要是婆婆不高興、壹瞪眼，媳婦還要賠不是；老人是台灣家庭裏的爺，兒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灣旅遊的大陸人總會留下壹個印象，那就是：台灣比中國更像禮儀之邦。首先，遊客會被台灣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區從北往南排列著幾條主幹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出自“四書五經”的路名（“四維”出自《管子》：“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近代則指孫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只有到了台灣，大陸遊客才能體會到什麽是中華民族提倡的“溫良恭儉讓”。在商店裏買東西，服務人員爲妳提供了服務，不待妳說聲感謝，人家會主動說聲謝謝。在公交站台排隊等車，車上到站的人沒有下完之前，絕不會有人上車。上了車，車上有深藍色的“博愛座”，那是給老弱病殘孕准備的，年輕人總是甯願站著也不占用。在餐廳用餐，人們總是非常自覺地保持餐桌和周圍的清潔，桌上和地面幾乎看不到用餐後的殘留物和紙屑。曾有大陸人這樣回憶自己在台灣購物的經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壹次落空、尴尬、被拒絕。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還有，在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驗”。台灣人親切善良，質樸，有禮貌。有的人會以爲傳統的道德不能適應民主制度。兩者真的存在矛盾嗎？有壹位台灣作家曾講到台灣人日常生活中的壹個情節：電視機前，壹對父子面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爲誰應當選爭論得面紅耳赤，可是壹到飯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複了傳統的禮讓孝悌。
      台灣淳樸的民風和良好的道德風尚，應該歸功于其傳統教育。台灣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繼承固有道德”。當年國民黨爲台灣各級學校立下了“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今天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更加重視修身養德。“小學開設《生活與倫理》課程，重點加強對小學生‘社交禮儀、生活起居、孝親敬長、善友樂群、待人接物、愛國’等方面的教育。國民中學（初中）開設《國民與道德》課程，重點強化對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處世、互助合作、濟人利物、民族意識、民主法制、國家尊嚴’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揚中華優良文化’。高級中學則開設‘公民’課程，在‘學養、知能與價值觀念、健全品格、弘揚優良文化、培養法制精神、建設和樂社會’等方面作爲教育的重點”。可以說，“禮儀廉恥、溫良恭儉讓”已經成爲台灣人生活中潛移默化的東西。
      台灣繼承了傳統的宗教。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儒釋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經在大陸敗落，可是在台灣卻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台灣寺廟特別多，香火鼎盛。與大陸相比，其壹大特點就是進廟不需要買門票，這使寺廟真正發揮了承載民衆信仰的功能。目前台灣信仰佛教的人口爲550萬，占台灣總人口的24%，摻雜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島總人口的比例則高達80%。佛教在台灣主要有四大宗派：星雲法師創立的佛光山、聖嚴法師創立的法鼓山、證嚴法師創立的慈濟功德會、惟覺和尚創立的中台禅寺。台灣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現代化，他們不僅采用講經、講座、共修等傳統的方式；還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書籍和音像制品。他們大多創辦有自己的網站，甚至自己的電視台。目前台灣共有五家佛教界的電視台，如佛光山的佛光衛視，慈濟的大愛電視台等。它們在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傳播佛法，或傳播與佛教有關的內容，民衆可以方便地聽聞佛法。台灣很多佛教宗派都辦有佛學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養僧衆、研習佛法或服務社會，如星雲法師創辦佛光大學、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中國佛教會辦玄奘大學、星雲法師創壽山佛學院、如學法師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證嚴法師則創辦了慈濟醫學院。台灣很多佛教宗派都開辦慈善事業。例如證嚴法師創辦了“慈濟基金會”。這是壹個專門的慈善團體，自1966年創建以來，會員已達461萬之多，從慈善、醫療、文化、教育四個方面爲社會提供幫助。台灣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廟裏去焚香參拜。台灣的道教小廟遍布鄉村，大的城鎮還有不少規模宏偉的道教宮觀，例如台北市就有道教宮觀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廟、指南宮、行天宮等規模較大，前來參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灣人的信仰體系是混雜的。很多道觀裏供奉的是三教神佛，還包括地方神。實際上，道觀裏供奉最多的就是媽祖和關公。
      兩岸同爲炎黃子孫，對民族的忠誠卻顯示出天壤之別。民國給大陸留下了200萬知識分子，他們是信守“仁義禮智信”的民族精英。經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之後，這批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被消滅，從此作爲傳統文化代表的“士階層”不複存在。炎、黃二帝被中華民族奉爲始祖，他們同樣難逃厄運。文革期間，“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黃帝陵號稱“天下第壹陵”，亦被永久性的毀滅。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譚厚蘭掘開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遺骸和遺物慘遭遊街示衆，並被焚毀。有資料統計說，曲阜“三孔”（孔府、孔廟、孔林）共計毀壞石碑千余塊，搗毀文物六千余件，焚毀書籍十萬余冊，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盜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誰背棄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不久前，中共第十七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指出：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顯然，這是壹個積極的信號。它表示，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慘遭荼毒60年之後，終于有了壹點恢複的迹象。大陸說，台灣必須回到祖國的懷抱，那麽，大陸不應該重新回到中華民族的懷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