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症的针灸疗法: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否定与肯定

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否定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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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否定与肯定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首先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其次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确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太涉足经济领域。但是，像许多的哲学家、美学家不能够完全撇开经济纯粹地谈论其哲学和美学理论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其哲学美学理论时，也不能不触及经济学。所以，尽管在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的经济学著作，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经济思想。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着自己的经济思想，而且因为这些经济思想独树一帜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回顾20世纪的经济理论，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修正，而在这些重大修正中有不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率先提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修正和批判，不消说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就是在20世纪的整个理论学术界，都是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

这里，我们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经济学上所做出的标新立异之处概括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6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

其一，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卢卡奇开了一个先例。他强调，一个人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即使丢光了，仍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经济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他从反对经济学的崇尚事实的方法开始进而否定整个经济学理论。在他看来，在各门学科中，资产阶级最钟情于经济学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经济学可以使他们只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他说；“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言人的目光只迷恋于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更不通过解释《手稿》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尔库塞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马克思的各个阶段的思想都以哲学为中心”。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认为《资本论》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阿尔都塞就指出：“要把《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来阅读”。自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盛行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拔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象，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无可非议，但他们显然走向了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苏东剧变后，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再适用的情况下，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加入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最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从而他们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其二，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与对经济本身的否定相一致的。他们是现代西方对“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最激烈的批判者，而且这种批判贯穿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所有的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就提出要重新确定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反对把两者的关系理解成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沿着这一思路高举起反对“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的大旗。马尔库塞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生产力崇拜的结果。”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于以“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经济、生产力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从而科学社会主义者把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寄托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上是肯定要破产的。他强调，向理想社会过渡的最终根源不能在生产力中去寻找。弗洛姆则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以经济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他说：“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为获取最大效率而奋斗。”由于经济事实上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从而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歧途。哈贝马斯批评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拘泥于“生产范式”，他强调，拘泥于“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方面，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向更合理的社会形态的转变的动力机制方面已经失去了充分的和全面的生命力。他提出了如下著名命题：“提高生产力的愿望并不即是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高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他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兹生出社会主义。”阿尔都塞则用“多元决定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他说：“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在各要素之间的主要作用的相互调换中行使的。”在20世纪，包括极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内的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先后走上了经济主义的轨道，以为经济发展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了如此不协调的声音，尽管“曲高和寡”，甚至还遭到了不少的嘲讽，但由于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确实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严肃的理论思考的产物，从而还是值得人们重视。

其三，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持否定态度，而其中尤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论述最为系统和彻底。请看马尔库塞的下述几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导致机器已不再作为个别的生产工具起作用的技术改革，似乎已使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不再适用了”、“随着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不再适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也告吹了”、“自动化从本质上改变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自动化趋向于使生产率不再由‘个人的生产量’，而是由‘机器’所决定”。在马尔库塞看来，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创造新价值，那么这说明马克思当时并未充分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价值的来源会发生变化。他认为马克思这是受到了历史条件的局限，因此，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时是不可避免的。哈贝马斯用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的方式与马尔库塞大同小异。他提出了如下著名的命题：“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导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立的前提不存在了”、“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也失效了”、“价值理论的那些经典的基本范畴不足以分析如今政府的教育与科技政策”。可见，哈贝马斯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的主要依据是：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创造价值的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即自动化的机器，而不是劳动，自动化的机器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而他把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的价值创造源泉归结到自动化机器本身的主要理由是：劳动者人数日益减少，所获得的利润却与日俱增。乍一看，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用以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过时的理由是不难驳倒的，我们只要指出下述这些就够了：直接劳动者数量的减少是相对于一般的科技劳动和社会劳动而言的，减少不等于消失；自动化机器的发展加深了劳动社会化的含义，在某一范围内看来直接劳动的作用很低，但只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就会发现，直接劳动的作用并没有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微不足道；与直接劳动的作用日益减弱相平行，一般科技劳动的作用日益增强，一般科技劳动量的增加“抵消”掉了直接劳动者的减少。但事实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能如此迅速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蔓延开来，成为一股全球性的思潮。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深入的研究，而在进行这种研究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无疑是一个出发点。

四，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进一步引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的否定。哈贝马斯虽然不否认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经济危机，他曾提出过这样的命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始终不肯销声匿迹”，但是他一再强调，他所说的经济危机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以重复性出现为重要特征，以生产过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危机，他断言：“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可能出现”。他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是经济领域的一种“产出危机”，即不可能产出足够的可消费的价值。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更强调，经济危机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不是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存在于政治、文化领域，他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他认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因危机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产物。列斐伏尔也激烈地批判了一些人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断增长的事实为依据，来否定这一社会中还存在着危机的事实。他强调：“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在他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对于这个社会加以否定的因素在“内部”滋生了，“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问题在于，他进一步指出，要看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即要认识目前促进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只是一些外在的因素，而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是断然不行的。他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可能促使人们认清在经济增长背后所存在的矛盾与危机”。这就是说，列斐伏尔与哈贝马斯一样，也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有效性的前提下来论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否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经济危机，这是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末的一个理论时尚，哈贝马斯、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笼统地否定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只是否定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的存在。无论是他们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变化，对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不可能再发生的说明，还是鉴于这种新变化，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新形式的研究，都是我们探索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极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

五，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剥削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剥削的理论持否定态度。这里且以两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论述加以说明。罗默非常看重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甚至提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正是他的政治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只是一种古典的剥削理论，不能完全用来说明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走向危机，与其原有的剥削理论的陈旧不无关系。在他看来，全部关键在于，马克思认为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而这样的剥削之所以可能，正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为前提。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古典的剥削理论来思考问题，那么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现象已经消失了。可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现象依然存在。于是，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不是着眼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价值理论不相干的剥削理论。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的时候也生效的更一般的剥削理论。”他引入了博弈理论，特别是这一理论的选择原则，给予剥削理论以更抽象化的、一般化的说明。他说：“博弈理论的构成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博弈理论只是依据对财产关系的选择性说明来考察剥削问题”。他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加以重新解释，提出“资本主义剥削的严格的定义需要在假定的选择中具备资本的人均分配形式”，并强调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解释比马克思的剥削定义更为优越；另一方面他又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剥削的缘由，他说：“剥削在这种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模式中也出现。”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剥削”的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剥削”称为“身份剥削”。在他看来，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还存在着，剥削不可能消失，他的结论是：“身份剥削这种形式在当今的社会主义中盛行着。”埃尔斯特也非常强调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剥削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指出，像马克思那样把剥削定义为通过市场交易对剩余劳动的攫取则是错误的，他说：“根据劳动价值论来定义剥削是不妥的。”他对剥削给予更宽泛的解释，把剥削分为“市场的剥削”和“非市场的剥削”两类，并特别提请人们注意那种剥削的过程是在直接的、超经济的强制状态下发生的“非市场的剥削”。他还深入地探讨的剥削和权力的关系，提出不但“在非市场的剥削中，权力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在“市场剥削”中，权力也是强化了剥削关系，他说：“国家本身有可能成为剥削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剥削理论之外，持相同观点的人比比皆是。哈贝马斯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准政治性的工资结构的出现就反映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过时。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是通过谈判准政治性地加以确定的，在这样的劳动市场上，竞争机制已由这些国家赋予合法权力的组织之间的妥协所替代，其政治后果是出现局部的阶级妥协，理论后果是马克思原有的剥削理论的隐退。他说：“对剥削率做出有利于那部分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的改变，有可能具有一种稳定持久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剥削理论的否定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否定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对20世纪后半期所出现的新的剥削形式做出了新的探讨，这种探讨确实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的研究。

六，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

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一理论也持批判的态度，并相应做了许多修正。这里也以两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论述为例加以说明。柯亨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方式等同于经济结构，以及把生产力也划入经济结构的做法。他指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不能把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常常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正因为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不是一回事，从而他又强调，说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等于说生产力是经济结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请看他的相关命题：“经济结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在其中进行的权力框架”、“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单独构成”。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淆，关键在于没有充分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的。他说：“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经济学的，而生产力却不是”。他用“质料性”和“社会性”来区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认为生产力是“质料性”的，而生产关系是“社会性”的，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分只是社会的质料性和社会性这一更一般的区分中显现出来的特殊情况”。他对生产力进行具体研究的过程中，他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笼统地把人视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的做法，他认为，人与人的劳动力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有人的劳动力才实际地参与到生产力中去，但并不是人以及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纳入到生产力的范畴，他提出的相关命题是：“在非恐怖的情况下，正是人的劳动力，而不是人，才是生产力。”在具体论述生产关系时，他又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说成是法律的所有权的关系的做法，他说：“生产关系是对个人和生产力的有效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效的权力关系”必然会打上法律的烙印，但却不应当因此而把生产关系本身说成是一种法律关系。W·H·肖也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难题，他指责马克思是把先前的世界历史硬到他所领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理解之中了。在他看来，关键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生产方式演变的模式充其量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却把它到处搬用，如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他说：“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社会历史变革缺少导致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那种动力和辩证特征”、“非商品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一种在它的自主力和恒久性上可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经济动力”。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演变的模式扩展到其它社会，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认清生产关系具有双重性，而只是简单地把生产关系等同于所有权关系。事实上，生产关系除了包含有作为社会属性的“所有权关系”外，还包含有作为自然属性的“劳动关系”。他说：“严格地说，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这一标题下”、“劳动关系与所有权关系的区分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因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不满而致力于加以改造的，绝不仅仅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巴里巴尔也是很突出的一位。巴里巴尔强调，“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理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定它的应用范围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掌握了这一理论，也只是以认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形式掌握这一理论的。他说，马克思告诉我们，剩余价值在封建生产方式中是具体可见的，但是，“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认识剩余价值的实现”；马克思告诉我们，政治对于生产方式来说，具有独立性，可实际上，“政治对于生产方式来说，只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巴里巴尔认为非常需要一个同生产方式概念并列的第二个概念，这就是再生产的概念。他说：“再生产概念的提出，使各种生产方式不再处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状况。”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满是共同的，但用以改造的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形式的改造，基本上概括了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提出这样那样的批判，但却不应忽视它们。

二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述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贬低与否定，由于他们的这种贬低与否定紧紧地同对时代的变化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们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往往是最早做出这样的贬低与否定的，所以他们的这些贬低与否定产生不小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建树全部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上，而其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也全部是由这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引起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维护一种学说要比批判与改造一种学说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的同时，还在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些理论作辩护，而后者同样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理论学术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理论学术界影响深远。纵观今日之世界，对马克思主义或明或暗的否定已成一种时尚，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中，对其中经济学的否定尤甚。在一些人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留下错误而没有任何正确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挺身而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内容加以维护，尽管显得那么离群索居、孤立无援，但还是引起了人们充分的关注。
下面我们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个方面的肯定与维护一一做出介绍与评判。

其一，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理性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宗旨就是论述经济理性的产生、危害和将其克服的途径。如果经济理性像当今许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充分的现实意义，只能弘扬不能否定，那么，以批判和否定经济理性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知这一点，从而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它内容展开激烈的批判的同时，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竭力加以维护与肯定。在他们看来，只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仍有时效，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整体上说还没有过时。在这方面，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可谓是代表作。高兹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越发显示出现实意义。他特别提到了以下三点：1，对经济理性内容的揭示。他指出，马克思说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完全正确，确实，“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的程度和工作的程度之时，经济理性是并不适用的”。他高度赞扬马克思把经济理性的原则与“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说：“马克思把越多越好作为经济理性的标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2，对经济理性的危害的分析。高兹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马克思把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的账记在经济理性的头上”，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由于当年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理性的这些危害在当今世界屡见不鲜，从而马克思对经济理性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具有警示作用。3，对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的设计。高兹把马克思所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他说：“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之时，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还指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和实现劳动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超越经济理性不仅仅意味着让闲暇的时间压倒劳动的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高兹强调，无数的现实告诉人们，当今人类要克服经济理性实现自身的解放，只能从马克思当年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其二，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比起马克思所处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否也已发生了变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目的是否已不像当年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为了追逐利润？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尽管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已今非昔比，但其生产目的始终未变。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们极其看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经常提醒人们为了不被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牢记马克思的如下名言：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72页）；“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79页）。弗洛姆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不但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视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说，只要看一下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提高利润率的，就可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的理论对当今人们来说是何等重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为获取最大效率而奋斗。”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手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想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利润可到头来却与其要达到的目的产生冲突的事实，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是不会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和冲突而放弃对尽可能高的利润率的追求。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家如何瞒心昧己地获取高额利润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贯穿于《资本论》的主线就是说明资本来到人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我们现在阅读《资本论》就是要领会马克思对资本的这种批判，而《资本论》之所以百看不厌，正在于此。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与资本家充满着铜臭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资本家作为人，他是除了金钱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们可以从资本家身上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高兹认为，面对当今资本主义，唯一能使人们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其本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他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没有变，其作为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对立面的属性就不会改变。”他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使资本自身增值”、“利润的逻辑和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与其他人稍有不同的是，他着重阐述，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在破坏着生态环境。他认为，追求利润这一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冲突的，“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他要人们不要被目前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的工作所迷惑，他指出，除了要看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十分有限的之外，更要看到这些企业之所以如此做是认为有利可图。从而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同样适用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环境产业。他说：“资本家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

其三，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自发的、盲目的，而且对这种运行方式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概括为对那种自发的、盲目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揭露和批判。自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国家干预经济以来，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改变了原先的自发的、盲目的运行方式，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也已趋于过时。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了原先的那种自发的、盲目的运行方式的观点，坚持不懈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加以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作为他们对资本主义总的批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他们在进行这种批判时，往往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理论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已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了，也并不表明马克思原先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自发性的揭露与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来说已变为对牛弹琴。他明确地指出：“用政府职能替代市场职能事实上不可能也并没有改变全部经济过程的盲目性。”在他看来，全部的关键在于实行国家干预不可能改变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他断言：“政府干预实现过程的行为，遵循自发起作用的规律。”这就是说，政府干预表面上的有计划性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计划性。他甚至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已从无计划变成有计划的观点称为“修正主义的论调”。他认为，这种论调失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局限性的认识。他说：“正是政府的干预政策使各种矛盾都被置于国家机器之中。”在他看来，只要社会制度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就不可能出现垄断力量与国家机器力量之间的真正的联姻。尽管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而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国家干预只能作为自由竞争的一种补充的地位。他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干预仍不过是一种以代理人的身份维护集体资本家意志的‘非资本家’的行为”。他详细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何以不可能制订出合理的政策来驾驭经济系统。他把此称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的赤字”。他的结论是：“‘晚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其四，维护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已看不到掩盖在这种生产率的提高背后的消极后果，换句话说，生产率的提高已完全把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蒸发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里再次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品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为武器，致力于揭露越来越精细的劳动分工在今天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消极后果。卢卡奇提醒人们，不要仅看到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从单一的专业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过渡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更要看到马克思当年对这种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批判。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分工使雇佣劳动者成为局部工人”、“劳动分工使劳动者失去了独立生产的技能：他们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家就得不到利用”、“劳动分工加深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把劳动分工与异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劳动分工直接导向异化。”马尔库塞极少涉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详细地研究了在高科技状态下，劳动分工对在生产流水线上运作的工人的影响。在他看来，当年马克思所揭露的劳动分工对劳动者必然带来的伤害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请看他用以揭露劳动分工的后果的一连串的命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促使人只在从事一些单调而无聊的、翻来覆去的动作”、“劳动分工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技术上的劳动分工使人本身只起着一部分操作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则受着资本主义过程的协调器的协调”、“过细的分工促使劳动者只是履行一种预定的功能，而不能满足劳动者自己的需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做出深入研究并运用这一理论详尽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高兹。他撰写了《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劳动分工的词句逐条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对照，得出结论：“马克思似乎是看到了今天的情况才对劳动分工提出批判的。”他关于劳动分工所提出的命题是振耳发馈的：“强迫劳动导源于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与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本总是意味着专制与暴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奴役人的强化成正比”。他特别要求人们重视马克思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思想。他说：“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要实施劳动分工”、“只要工业资本存在一天，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也存在一天，对工人的强制也就必然存在一天”、“工厂暴政和工业资本一样古老”。高兹也注意到了当今所通行的所谓国际劳动分工，他说：“所谓国际分工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

当我们在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6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以后，再把握一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4个方面的肯定与维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对整个经济学的建树与贡献，也就一目了然了。在人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对整个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时，切莫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贬低与否定上，还应认真探讨一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维护与肯定上。

参考文献：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年。
2，        葛兰西：《狱中笔记》，伦敦，1971年。
3，        马尔库塞：《单面人》，波士顿，1964年。
4，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
5，        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伦敦，1976年。
6，        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1971年。
7，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波士顿，1976年。
8，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
9，        高兹：《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英国收获出版社，1978年。
10，        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
11，        雅克·比德：《现代性理论：兼论马克思与市场》，巴黎，1990年。
12，        J·E·罗默：《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