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最新四联疗法药方:聚焦澳门历史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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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4 11:22:30) 转载▼标签:

澳门

世界遗产

历史街区

文化

分类: 木石小札

     2005年春对于澳门文化遗产的采访,等到6月底正式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提交议案时,原定的“澳门历史建筑群”说法已改为“澳门历史街区”,所以,现在的澳门世界遗产名称就是“澳门历史街区”—— 

 

赏心于此遇,欲辩已忘言

——聚焦澳门历史建筑群

  

    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理解,有时以为是正确的,其实也许是个巨大的误读。

    赴澳门考察和采访之前,我们拟定了四天的日程计划。很多人都说:哪用得着四天,小小的半岛,最多两天就逛遍了。没想到这四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参观,天天跑到筋疲力尽,连这里著名的美食都无暇细品,所看者也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遗存,就只能从图片上领略了。

    就在去年苏州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澳门历史建筑群”作为中国2005年惟一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得到确认。在中国各地申遗热潮高涨、申报项目可以排到21世纪末的大背景下,对许多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来说,成功申遗都是件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许多人对澳门历史建筑群获报世界遗产心存疑问:为什么偏偏是澳门?澳门历史建筑群有资格获得这样的青睐和殊荣吗?

    在此之前,我也是心存疑问的一个,同很多人一样,我对澳门的了解也仅限于“赌城——东方的蒙地卡罗”。但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我已经深深为它浓郁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中西风情震撼;从那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海岛城市归来,我的疑虑已为祝福取代:这个一直被认为只有博彩的弹丸之城,其实早就应该恢复“文化之城”的评价和认可。

    它呈现给外界的“赌城”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阻碍了澳门人文景观的清晰度及其发展,模糊和限制了澳门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的真实轮廓和生存空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它,过程可能比结果更重要,它使人们开始留意、认识、关心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充分认识到澳门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肯定它的独特文化价值。同时,它也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澳门本地文化部门为文物建筑保护所做的持之以恒、耐心细致的工作。从更深的意义上,这种工作态度本身也许比单纯的建筑价值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建筑的价值是独特的,个体性的,无法重复的,而经验却是普遍性的,能够被广泛借鉴和学习的。

 

世界上最小的麦当劳招牌

 

    文物保护是有长远的经济好处的。如果拆除这些文物建筑,最多只能建些高楼;但如果不拆,整治环境以后,它的价值就会提升。

 

    从我们入住的新丽华酒店,沿澳门最主要的马路——新马路,一直到澳门的心脏地带——议事亭前地(“前地”即小广场),步行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而在80年前,新丽华酒店包括不远处葡京大酒店所在位置,都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澳门填海造城的痕迹,也可以看出它的狭小来。

    千万年前,澳门只是一个悬于海中的孤立小岛,后因珠江三角洲西边的海滨线不断南移,从西江带来的泥沙不断淤塞堆积,形成了一道长约200米的砂堤与香山岛相连,使它变成了一个半岛。从18世纪中叶开始、持续到现在的填海工程,才使它发展为现在的地形。在1840年,澳门半岛的面积仅为2.78平方公里,但是到了去年,已经达到8.7平方公里,增加了3倍。除澳门半岛外,澳门地区还包括凼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大约为27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1/63,新加坡的1/37。

    议事亭前地又称市政厅广场,因议事亭(即今澳门民政总署大楼)而得名。这里是澳门市中心和庆典集会的场地,过去澳葡总督莅任,都要在此检阅海陆军警。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都是19世纪末兴建的,包括市政厅大楼、邮政局、仁慈堂等,淡黄、粉白的色调、连环绵密的拱廊、花岗石雕刻的多立克壁柱、精致优雅的外墙浮雕,洋溢着浓郁的南欧风情,走在葡式碎石子铺成的波浪形的广场地面上,仿佛走在里斯本的大街上。

    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大约是世界上最小的麦当劳广告牌。

    在每个城市看到的麦当劳的招牌,都是大大的、撞得人眼疼的黄金门,高高挑在繁华的街角,离得远远的,就让人感觉到那份任意的骄横。只有在这个小岛的步行街上,横行世界的餐饮大王才将它的黄金门恭顺地收缩起来,混迹于其他店铺同样小巧的广告牌之间。

    陪同参观的澳门特区文化财产厅厅长陈泽成介绍说:这个广场周围的标牌、广告牌都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太大。规划以前,这里是通车的,当时污染很严重,对建筑物的影响非常厉害;周围又都是巨大的广告招牌,根本就显现不出两旁的建筑风貌。他们从1994年就开始清理广告招牌,1996年完成了沿广场的步行街。做了这个步行街以后,商业效益增加了好几倍。内地城市看到了这种经济效益,于是开始模仿,像王府井、上海、中山的步行街。所以文物保护是有长远的经济好处的。

    在我们的文物保护过程中,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文物保护和发展是冲突的,要保护文物,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但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的厅长,却以他的成功实例反驳了这一观念,他的话朴实而诚恳,“其实保护是一个长远的发展,和保护相冲突的发展不过是短视的发展,现在暂时可以取得利益,却把下一代的资源都用尽了。今天你把文物建筑全都拆掉了,下一代怎么发展呢?”

 

从一片蚝壳能看出什么?

 

    以前这种蚝类在东南沿海及澳门海边很多,但几百年来由于水质改变和环境污染,现在基本已经看不到了。为寻找这种材料,他们就耗费了一年多时间,直到2002年才在汕尾找到。

 

    在土生葡人聚居的亚婆井前地附近,我们看到了颇负盛名的郑家大屋。

    这所典型的岭南院落式住宅,1881年前后由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筹建,是澳门申遗的12个代表性建筑之一,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纵深达120多米,主要由大门入口、两座并列的四合院建筑和与院子相连接的仆人住房等组成。

    1894年,郑观应蛰居此屋,写出了传世之作《盛世危言》。

    如今,昔日繁华的士大夫家族早已风流云散,深深的院落里,只有挨挨挤挤搭建起来保护房屋的蓝色金属框架,以及正在维修施工的工作人员。

    在很长时间里,郑家的后代把房子分租给很多人,曾有180多户、500多人共同占据这个空间,人数的众多使原本宽敞的老宅显得拥挤不堪。破损的门窗,随意搭建、添补的部件让人能够看出它当初的嘈杂无序。

    郑家大屋目前已由文化局维护支配。这是政府花费10年时间,用一块颇有经济效益的地皮同收购此宅的发展商谈判交换来的,条件是他要慢慢把里面的住户搬迁出去。2001年,文化局才把郑家大屋接收过来进行维修。

    据陈泽成介绍,此处的文物修复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做紧急的保护措施。刚接收时,这里的大门几乎要坍塌了,就先维修了大门,将后面的房屋用金属框架保护起来,防止台风和大雨继续破坏。第二阶段是为每个建筑物做结构修复。郑家大屋的每间房子几乎都不一样,因为它是逐步建成的,主人有钱了就修得豪华些,没钱了就修得简陋些,工艺和施工水平都不一样,而且当时没留下图纸和相关资料,因此每修一部分都要仔细考证。现在进行的就是第二阶段的工作,今年就可以完成。第三个阶段就是对门窗、装饰部分的修复,估计需要两年时间,因为还要考虑它将来的用途。

    文物修复常常不仅是修的问题,而是原始材料难以找到。陪同参观的文化财产厅高级技术员黄文辉取来两片薄薄的贝壳给我们看。它有点弯弯的弧度,薄而透明,闪着温润的光泽。这是中国岭南旧式建筑上常用的一种蚝类装饰材料,割成方形和多边形,有可以安装在花窗间隔上,类似玻璃一样,也叫日月贝。以前这种蚝类在东南沿海及澳门海边很多,但几百年来由于水质改变和环境污染,现在基本已经看不到了。单为寻找这种材料,他们就耗费了一年多时间,直到2002年才在汕尾找到。

   另外,修复大屋需要很多木材和瓦片,他们也是尽量收购旧的瓦片,因为质量和尺寸比新的好,新瓦多用电脑配置烧制的,比较脆,按传统工艺铺盖容易渗水。

    澳门文化局在对文物建筑的修复和再利用上,充分显示了耐心、细致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内地很多地方用一两个月修复古建的粗糙、随意不同,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完成“形象工程”,因为他们注重的不是“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建筑界的鲁迅”拍案而起

 

    澳门的历史建筑几百年来都是“活”的,不论教堂还是庙宇,都一直对公众开放。对于文物,澳门文化局认为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再利用,尽量安排文艺表演活动在文物点举行,把文艺与文物的再利用相结合。

 

    在另一处中式老宅——卢家大屋,我第一次见到墙里砌墙建成的洗手间,就是在离开老墙的地方再砌一堵墙,整个洗手间就像套在小盒子里的另一个小盒子。

    同赴澳门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先生告诉我:无论如何,你杂志里得写上这点,因为这个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卢家大屋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个赌王——卢廉若的家宅。从磨砖对缝的外墙,就可以看出当时主人的富有。所谓“磨砖对缝”,指的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高级的建筑工艺,即将毛砖砍磨成边直角正的长方形等,砌筑成墙时,把江米熬成粘汁再和上白灰,灌在砖缝里,墙面不挂灰、不涂红,整个墙面光滑平整,严丝合缝,坚固异常。做这种工艺费钱费时,一个工人一天才可以做一平方米。所以老百姓有句话说:这种墙是拿银元磨出来的。

    进门之后,一座幽幽的、散发着中国气息的传统厅堂就呈现在面前,让人不自觉地想到深宅大院里恬静的岁月和人生。门窗上镶嵌的彩色透明玻璃,又令人体会到浓郁的异国情调。

    据陈泽成讲,这个房子是花了5年时间才保护下来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房子还是属于卢家的,但是住在这里的后人忘了交房屋税,过了几年后就充公了。可是房子已经租给了很多人。之前这里住了20多户人,光是迎门狭小的空间里,就用简陋的木瓦、铁棚搭建了三层,下面还有两个厨房和厕所,就像破败的贫民窟。

    眼下,谁能将这座优雅的古宅同贫民窟联系起来呢?

    整治的工作当然是艰难的。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将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慢慢搬迁到政府的经济房屋里。又花了3年时间进行修复,直到现在,修复工作仍在进行。同郑家大屋一样,修复工作也涉及到找材料的问题。比如那些彩色玻璃,他们是用了两年时间才找到的。这种玻璃是透明、单面的,上面有一层彩色膜,是由一层玻璃贴上去后加温处理成彩色的,必须用砂纸把红色的膜磨到合适程度,才能呈现这种彩色图案。

    我能理解这些保护工作的细致和精心之处,可我对陈老所说的洗手间一事却不明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洗手间,有什么独特的呢?

    陈泽成介绍说:对于文物建筑,我们认为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再利用,卢家大屋也同样如此。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很有剧场效果的表演场地,小型的中乐表演都在这里。当然了,如果是在教堂,我们就会安排西方的古典音乐表演,就是以它不同的氛围配合相应的艺术表演形式。

    听完介绍,陈老转头对我说:明白了吗?这就是工作的细致和人性化,要聚会,搞活动,要是没有洗手间,这些做得很好的东西也只能摆着看,不实用。而且你看这个洗手间的设计,内墙是独立隔开老墙的,如果下一代要还原的话,直接把新墙拆掉就可以了。这叫什么?这叫可逆性。这是古建筑保护的重要原则。文物保护有个观念,一代比一代强,可能我们的子孙做得比我们好,所以就把可能性留给他们,不要在我们这代把可能性堵死了。

   陈老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最早以一本《外国建筑史》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竟然一版再版,印刷了20多次,发行几十万册,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近20年来,他又一头钻进乡土建筑的研究中,深入偏远的山乡农村进行考察,终日不辍写作,有关楠溪江、诸葛村等的著述,早已越过学术的圈子,成为非专业人士津津乐读的著作。在我随他同行的几天内,常有业外人士捧着他的著作,请他签名留念。

    陈老素有“建筑界的鲁迅”之称,对于文物的破坏和历史信息的丢失,他平时痛斥之处甚多,批评之词远超过表扬。这次他作为杂志的学术顾问一道赴澳,来之前我不知道他对这个“赌城”又会有多少不满和感慨。

    可我们开始考察不久,他就对澳门的文物建筑及其保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时啧啧赞叹。他多次提醒我,一定要把当地的文物保护态度和方法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抵澳第二天,文化局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有关澳门文物的讲座,由黄文辉先生讲述。他讲完之后,陈老很激动,使劲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连叫几声“好”。他说:中国人都知道澳门是个赌钱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可是不知道澳门是这么一个文化水平高的地方。刚才听了报告,我觉得很惭愧,也非常激动,我在大陆差不多各个省都跑遍了,20年的工作,一直做到市、县、村子里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次这么好的报告,没有听到一个县里或者省里搞文物的干部对自己的文物有这样深入系统的了解,而且能够组织得那么好。澳门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太好了!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保护理念,这样的工作方法,澳门的历史建筑群才得以在急速发展的城市里,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风姿。

 

只有建筑还在说话

 

    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枢纽,澳门是天主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基地与源头,这在中国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葡萄牙人把西式的建筑传统带到澳门,使澳门成为西洋建筑传入中国的滥觞。

 

    有人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沉寂,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它是一部凝固的历史,见证着在大地上所发生的风云变幻。

    澳门现有受保护的128项文化遗产,在澳门半岛、凼仔和路环都有分布,但这次申报世界遗产的建筑群主要集中在澳门半岛中部至西南部一段狭长的地形内,也就是妈阁山、西望洋山与大炮台山之间的范围,还有位于东部的东望洋山上的东望洋炮台,以及位于西面的白鸽巢公园前地侧的基督教坟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专家的建议下,“澳门历史建筑群”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扩大:原来突出的是分散的12个建筑物,即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若瑟修道院及圣堂、岗顶剧院、市政厅大楼、仁慈堂大楼、大三巴牌坊、哪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及东望洋炮台(含圣母雪地殿教堂及灯塔)等,现在则演变成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成一个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覆盖妈阁庙前地、亚婆井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这几个前地由一条叫“龙嵩街的主干道贯穿起来)、板樟堂前地、耶稣会纪念广场、白鸽巢前地等7个广场空间,以及包括圣老楞佐教堂、何东图书馆、圣奥斯定教堂、三街会馆(关帝庙)、大堂(主教座堂)、卢家大屋、玫瑰堂、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会址等超过20处的历史建筑。这是昔日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居住的旧城区,也就是原来的“天主圣名之城”。

    香港大学建筑学系主任龙炳颐教授是澳门历史建筑研究团队的总顾问,他在接受采访时特意指出,“澳门历史建筑群”内涵和外延的扩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澳门不光是这12个建筑点,而是整个旧城区能见证澳门的发展过程,见证中国400多年来的文化、宗教、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16世纪中期,当葡萄牙人来到澳门时,澳门半岛只有零星的流动人口,他们开始在内港地区建起简陋的土木结构建筑物。由于教会的力量占主导作用,最早建起的公共建筑物就是木结构的教堂,后来又有了一系列砖石结构的教堂。葡人的住宅慢慢在教堂周围建立并辐射出去,形成了澳门最早的城市雏形,他们称为“天主圣名之城”。17世纪后,为了防御荷兰、法国、英国等其他列强的进攻,葡萄牙人陆续修建了大大小小的炮台和城墙。现在澳门还保存着数量众多的教堂和炮台。但鸦片战争时期,葡萄牙人拆除了城墙,向外扩展,所以现在旧城墙已基本消泯,只剩下大三巴西侧短短的一段,也是最初澳门历史建筑群申遗的12个建筑点之一。这段城墙是由稻秸、牡蛎壳、糖胶、糯米、砂石之类粘合的土坏墙,乍看并不起眼,却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龙炳颐教授还指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澳门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战争,这使它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另外,由于澳门城市化的过程比较慢,不像香港在近50年中,作为世界金融中心飞速发展,在一个疯狂发展的地方,古建筑往往遭到拆除的命运。澳门的历史建筑却由于城市化的缓慢进程而得以完好保存,并且制定了良好的规划措施,这是澳门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也是澳门与香港相比的幸运。

 

中西文化的多元共存

 

    澳门历史建筑群申遗的目的不是要彰显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在本地的文化痕迹,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宽广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向世人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现象,肯定外来文化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得到尊重和交汇融合的可能性。

 

    在巍峨耸立的大三巴牌坊旁边,静静伫立的哪吒庙像一个精致的建筑小品,散发着纯正的中国文化韵味。

    这种奇特的文化组合与和平共存,在澳门历史建筑群的分布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集合多种不同思想信仰、生活习惯的居民生活空间。

    供奉中国海神的妈祖庙与西方海神的圣老楞佐教堂相隔不远;岗顶前地上有葡人“大会堂”之称的岗顶剧院,也有华人富绅何东的旧居;与美丽的玫瑰堂相邻的是澳门华人最早的市集营地街市;东望洋炮台的圣母雪地殿教堂则有着结合西式内容中式图案的壁画;中国的妈阁庙里也有观音殿、土地神;关帝、财神、太岁、石敢当都可以共处一室同享祭祀;我们还亲眼见着披麻戴孝的中国人一路洒着送魂的纸钱将亲人的亡灵送往天主教的墓地……中西兼融,佛禅并容,相互影响和渗透,所有的差异都在这里和谐地融为一体。

    澳门历史建筑群形式多样,有中式的庙宇、大宅,有西式的教堂、大楼、剧院、炮台、坟场,它们显示了中国民间信仰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延续与变异,和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融合与演变,是西式宗教建筑、军事设施在中国境内最古老和完整的遗迹。而且,这些幸存的建筑不仅是过去时代的遗物和历史见证,更重要的是,它还展示了在400多年中,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合力营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社区,展现了中葡两国人民不同的宗教、文化以至生活习俗的交融与相互尊重。这种温情、淳朴、融合的社区气息,正是澳门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所在。

    从澳门特区文化局局长何丽钻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种温情、淳朴、融合的社区文化的深厚影响。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女性,纤细而文雅,随和而聪敏,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不时发出一阵发自内心的大笑。她的谈话中,涉及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目前文化局正出资对一个广式茶楼——龙华茶楼进行保护和维修。这个茶楼的历史并不长,1962年开办,但它是澳门甚至港澳惟一保持着广东茶楼格局和服务的茶楼,是一个“活文物”,已成为一个文化传播中心、文化的载体和储存所。

    当我们问及有没有和茶楼老板签署合约,规定多少年之内不能出售等事项时,何丽钻的回答是:我们打算和他有一个协议,但内容比较简单,只希望他能够保存现在的模式,基本没有规定几年之内不能卖等等。我们觉得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很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政府就有法令保护一些文物建筑,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法律当然需要,但还是冷冰冰的,还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种互信的方法。所以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和茶楼的老板商谈,他也很愿意保存下来。我们不希望都是用官方的压力或其他方法,能用协商的方法更好。

   当问及他们自己文物保护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时,何丽钻笑着说:“最深的体会就是大家要集思广益,一起来做,政府自己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一定要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

    在谈到澳门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原因时,何丽钻说:申遗的目的不是要彰显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在本地的文化痕迹,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宽广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向世人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现象,肯定外来文化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得到尊重和交汇融合的可能性。

    她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制作的精美台历:画面上,一个白眉和尚正拎着一把茶壶,向一位白胡子神父手上的玻璃杯里倒茶,神父另一只手还拎着一瓶洋酒,而那个和尚手中还拿着一个茶杯。两人背后是圣约瑟修院及圣堂。

    何丽钻告诉我们,在设计台历时,他们就希望展示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念,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澳门人熟识的人物,比方说这个神父,他在澳门生活超过半个世纪,后来回到葡萄牙,现在已经去世了。本来是想设计成两个人一起下棋的,但是觉得下棋还是会有输赢,所以选择了上面的那个场景。

    如果白胡子神父代表的是西方文明,那么白眉和尚代表的就是东方文明了。何丽钻说,两人互相倒茶倒酒的场面,不正象征着澳门土地上400年来中西两种文化互相融合、双赢共存的场景吗?经历了400多年中西交融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现在还保留在这片土地上。

 

澳门申遗倒计时

 

    澳门还接连开展面向市民的文物保护知识普及活动,由专家主持的面向市民的讲座。这些广大市民参与性强的活动,有利于潜移默化地提高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离开澳门时,何丽钻女士送给我们文化局监制的介绍澳门文化遗产的明信片和笔记本,这些都是政府在配合申遗、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做的有益而细致的宣传工作。

    事实上,“澳门历史建筑群”申遗很早便被列入澳门政府的计划当中。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2月1日之前,澳门将申报文本送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4年,“澳门历史建筑群”被确定为我国2005年的惟一申报项目。

    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工作程序,当缔约国向世遗中心提交申报书后,它将委托ICOMOS进行文化遗产的评审工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先生在谈到ICOMOS的性质及在申遗中的作用时说: ICOMOS于1965年成立于波兰华沙,由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专业人士组成,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惟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咨询机构,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提供专业咨询。依照程序,ICOMOS将派遣专家到提名遗产地现场评估遗产保护和管理情况,撰写技术报告,进行评审,然后完成评估报告,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

    2004年9月,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工作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就派遣了地区专家来澳实地考察。

    2004年12月,澳门应ICOMOS要求提交申报文本的补充文件,补充文件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专家考察后的反馈和具有国际权威的世界遗产专家的建议而制定。根据建议,“澳门历史建筑群”由原来突出分散的12个建筑物的概念,演变成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成一个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

    2005年2月6日,在巴黎举行ICOMOS世遗专家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和补充文件的进一步说明后,终于通过了评估报告,接下来将向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把“澳门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于2005年7月在南非德班市举行会议,审议有关项目。

    据最早向国家文物局提出澳门申报世遗构想的陈泽成介绍,为了让外界甚至澳门市民认识这些独特的建筑及其文化内涵,澳门特区文化局等部门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亲临澳门研讨、评估澳门历史建筑;推出“全澳文化遗产推广计划”,通过招募、培训文物大使,举办“澳门文物建筑全澳中学巡回SHOW”等活动,让青年学生了解澳门,并把文物保护理念传播至社会各个角落。

    文化遗产属于生活、居住和享受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尊重和爱护文化遗产最能体现人类终极关怀的梦想。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文明层面上,澳门自有它别具一格的城市建筑轮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正像澳门特区文化局局长何丽钻女士所说的,澳门这次申遗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亮点,可以加深澳门市民对澳门和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认同感,产生更深厚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也许这正是澳门申遗的最大意义和收获。

 

   ICOMOS名誉主席西尔瓦(Roland Silva)先生曾在“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澳门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引用一位英国人富有诗意的哲言:

   这种人好快活:几亩祖田

   把愿望和关注包揽无遗

   他满足于站在自己的田间

   呼吸着故乡的空气

    他就用这简短的诗句,为渴望个性认同的全体澳门人祈祷,“祝愿他们得到世界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庇佑和保护”。

    让我们一同期待来自南非的澳门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