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拔血罐为什么会有血块:名将王耀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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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森后来回忆，酆悌在准备发火烧掉谭延闿的老屋时被陈诚给骂了一顿，陈诚当时还问他是谁的命令让放火的，酆悌笼统的回答是上峰，陈诚误以为这个上峰指的是蒋介石，遂不再过问。结果长沙大火一出来，群情激愤，纷纷责问湖南当局。蒋介石无奈，批准将包括酆悌在内的人一律枪决。毛森回忆说：“三人（酆悌、徐昆、文重孚）听判后，当场呆掉了，随即破口大骂张治中，指全系张主谋，他们三人只是奉命执行，怎能担负全部责任，做替死鬼？然因张下达命令全由电话，并无公文，张坚不承认，三人无从翻案，终遭枪决。在执行枪决途中，三人还口不绝骂，然亦于事无补矣。”唐纵在1938年11月27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也如此记道：“而张主席（张治中）不负责，害了力余（酆悌），也有关系。” 而张治中本人在处决酆悌这件事上也说过：“酆悌原是不应死的！”张治中还为之感叹：“大错铸成，力余死矣！”
这场长沙大火到底该由谁来负责，那是要付诸于历史公议的。只不过，在杀替罪羊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公认酆悌不该死。但蒋介石偏偏让俞济时来办这件事，俞济时不禁有些挠头。他私下里去给他的叔叔俞飞鹏打电话咨询，俞飞鹏给他说了一个主意，俞济时按照这个主意去办，果然收效良好，一边杀了酆悌，一边还赢得了黄埔同学们的喝彩。所以，他在同王耀武、罗明理说起处理酆悌一案时，眉宇间都流露出得意之色。 王耀武的这一招还不到十天就把俞济时逼到了异常尴尬的境地。徐庭瑶本来就不愿意让俞济时这样的人到三十八集团军来，因为这是“天子门生”外加“天子恶犬”，动不动就要咬死人的，鲁涤平当年的处境他是清楚的。再者说，他带着五十八师过来，明摆着是来者不善，是要夺权的。不但徐庭瑶不满意俞济时这么做，杜聿明这些人也不感冒。徐庭瑶和白崇禧是同学，这件事他找了白崇禧，俞济时有个外号叫“俞豁子”，那就是白崇禧给起的，由此可见白崇禧对俞济时的观感之差。白崇禧和徐庭瑶立刻奏报蒋介石，说俞济时根本不懂机械化为何物，怎么能到新五军任职？而且五十八师鼓噪平移至新五军更是荒唐透顶，试想国军将领如果都这么做，堂堂国民革命军还不成了张家军、李家军了吗？蒋介石一听也没脾气了，但俞济时毕竟是老蒋的亲信，老蒋不想让他太过难堪，就把这件事交给俞飞鹏去办。 俞飞鹏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资历也不够骄人。但却能被蒋介石不次擢拔、屡加信赖，靠的是一个字：干。这个“干”分硬干、苦干和巧干。俞飞鹏三样都精通，而且都十分出色。当初在黄埔军校创建时期，蒋介石手里没钱，让大家去搞募捐活动，别人搞来钱一部分就落入自己的腰包，只有俞飞鹏全数上缴，一分不留。后来蒋介石让他办枪械，用船运，俞飞鹏怕有闪失，愣是一个人坐在装满枪械的箱子上一路不合眼，那叫底舱啊，等到上岸时，俞飞鹏都差点脱人形了。蒋介石一看就感动了：“什么叫精忠啊？这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俞飞鹏从一个1少校军需官发展壮大到后方勤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还仍旧是老习惯，蒋介石吩咐的事情落实从来不过夜。 俞飞鹏学识一般，平素批达文件他怕露怯，就让秘书陈大经事先写好，他依样画葫芦照抄一遍。有一次，总收发室主任胡信铨有个急件要俞飞鹏立刻批示，秘书陈大经又不在身边，俞飞鹏略作思考，下笔批示：“准予核销”，胡信铨出来对左右说：“俞部长进步太大了，居然亲自批文件了！”可就是这位俞部长大人，因为听到蒋介石号召下面人读《明史》，硬是让手底下人天天读给他听，一天一段，风雨不误，遇到不懂的还不耻下问。所以，当俞济时问计于他的时候，他马上说出明史上的典故。也所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居然要派俞飞鹏顶替自己的大舅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俞飞鹏一个电话就打了过去。在电话里，俞飞鹏怒气冲冲：“你知道酆悌是怎么死的吗？”俞济时：“您有什么训示就直接说吧。”俞飞鹏：“民二十四年（1935年），酆悌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上边命令他把位置让给李鹤龄（李品仙字鹤龄），这是上边要拉李鹤龄，挖两广的墙角，可酆悌却不识大体，位置虽然让出去了，但牢骚却发了一通。这是什么？这是恃宠而骄。我们这些人的富贵都是来自于上边，一旦上边对你有了嫌怨，你就离死不远了。”俞济时连连称是。俞飞鹏：“你知道王佐民是何许人也吗？”俞济时知道今天老叔千里之外打来电话绝不会仅仅是为了骂人，一定又是要教他两手，所以，尽管挨了骂，嘴上却表现得服服帖帖。 俞飞鹏：“以前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嘲笑上边说上边不能指挥北方，上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加意培植北方籍的同志，王佐民就是上边重点培植的，我问你，顾墨三（顾祝同）、刘经扶（刘峙）都是什么年纪当上军长的？”俞济时：“三十五、六岁吧。”俞飞鹏：“你自己又是哪个年纪当上军长的？”俞济时：“三十五岁”。俞飞鹏：“那王佐民呢？”俞济时嗫嚅：“也是三十五岁。”俞飞鹏：“你脑筋还算清楚。我告诉你，当年邱雨庵（邱清泉字雨庵）还是营长的时候，顾墨三有意为难他，上边打电话给顾墨三问他你连一个营长都容不下，你将来怎么带兵？你就想想邱雨庵是什么来头？但就这样，邱雨庵也没有到了跟上边促膝谈心的地步啊！这次上边特别召见王佐民，我问了一下里边的人，一共谈了一个半小时，你在上边左右呆过，你用脑子想想以前都有谁有过这种待遇？” 俞飞鹏大概是脾气发够了，就换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俞济时继续说道：“戴雨农那是什么角色，功则归己，过则诿人。可这次破获汉中天主教堂一案，他却撅着屁股告诉上边说这里还有王佐民一份功劳，你以为他高风亮节吗？他是看清楚了上边对王佐民的意思。你仔细想想这几年王佐民在你我身上花费的心思，那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几乎处处搔到我们的痒处，说句实话，他把我们都琢磨透了。上次我到西北，他又是刀，又是书，你的那个病，他又是找人，又是献药。这次他到陪都，何敬公（何应钦）宴请集团军总司令以上人员，专门让王文彦把他找去，他当着大家的面给徐庭瑶进贡，进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人。徐庭瑶找了这个人差不多十多年，硬是给他王佐民找到了。把暗送秋波做到如此堂而皇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本事了。这么说吧，上至最高当局、何敬公这些人，下到旅团这一级，只要跟他王佐民可能有关的，他就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尽数掌握。一边是八面玲珑，一边是埋头苦干，这样的人物我们拉都唯恐拉不过来，你却往外推。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是让中华门给挤了？”俞济时听到这里，冷汗真的冒出来了。 有一天，白文冰忽然来找王耀武。进来以后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主座，我看我还是回五十八师吧。”王耀武同样也是没头没脑的回了一句：“就你自己吗？”白文冰：“我一个人回去最好，还是干军需的老本行。”王耀武：“好，我同意，去了以后多保重。”主仆二人这同没有任何事前铺垫的对话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另外一个场景。 东晋末年，权臣刘裕在自己的封地宴请众人。席间，刘裕慨叹人生苦短，要解甲归田。大家不明就里，一通狂劝。曲终人散，中书令傅亮猛然醒悟，转回去见刘裕，说自己马上要回一趟建康（南京），刘裕也不问他去干什么，只问他需要多少人，傅亮回答只要十几个人就够了。过了没多久，建康便传来喜讯，东晋皇帝要把皇位禅让给刘裕，刘裕假意推辞一番后便成了南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即宋武帝。【注】（《宋书?傅亮传》，原文如下：高祖（刘裕）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我们经常说精忠报国，在专制时代，报不报国还在次要，关键要报主。报主的关键还不在于忠，而在于精。 我们经常说精忠报国，在专制时代，报不报国还在次要，关键要报主。报主的关键还不在于忠，而在于精。邓文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是一种“精”；俞飞鹏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也是一种“精”；白文冰见血封喉，卧心藏胆更是一种“精”。 1941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西南、西北两个地区各自成立两个攻击军（战略军），作为大江两岸机动部队。这种战略军直属部队庞大：设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团，同时设有搜索营、高射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讯兵营、特务营。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小型的集团军。而且谁都知道，一旦本部被选为攻击军，该部军事主官下一步必然是集团军总司令乃至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首选。西北地区以第一军、第二军为攻击军，西南地区确立第五军杜聿明部为攻击军，惟独另外一个军难以确认，因为第十八军和第七十四军呼声都很高，不分伯仲。其中第十八军是陈诚的最大本钱，活动最力。统帅部当然不敢得罪陈诚，所以，就将皮球踢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为此征求了何应钦、白崇禧、俞飞鹏等人的意见，结果这几位都倾向于七十四军。这里面当然有门户之见，老蒋不是看不出来。不过，摆在桌面上七十四军自抗战以来打的这几场硬仗可以说无人可比。而且，王耀武作为七十四军新任军长，不论是战功还是为人特别是后者均要强于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方天。 方天是陈诚的顶尖亲信郭忏的好友，经郭忏保荐取得陈诚的信赖，原任军长彭善被陈诚罢免以后，立刻调方天接掌十八军。十八军军参谋长梅春华素有“齐人之福”（一妻一妾），子女众多，所以就贩卖私盐增加收入。梅春华是陆大第九期，原任十一师师长，不论是根基还是资历都不在方天之下，他看不惯方天那副对上逢迎、对下刻薄的臭脸孔，渐渐与方天产生矛盾。方天暗中收集梅春华走私的证据，汇报给陈诚，陈诚最恨手下贪污、腐败，就此将梅春华批捕。因为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同梅春华是湖北同乡，所以网开一面，要放梅一条生路。哪知道这等于戳了陈诚的肺管子，他一张条子递上去，蒋介石批示“立即枪决”，梅春华就此送了命。方天“心狠手辣”的名声就此传开，在黄埔同学中尤其令人侧目。据赵秀昆回忆，方天本人原来并无意于弄死梅春华，因而特表内疚，不愿意提及此事。 另一方面，方天原配是李天霞的妹妹，李天霞跟方天虽有郎舅至亲，但李天霞也非常讨厌方天。凑巧的是抗战前夕李天霞的妹妹病故，方天很快续弦，有人播弄是非说李天霞的妹妹死于方天之手，这就更让李天霞恼火。而且最麻烦的是这条谣言居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老蒋本人虽然在感情生活上算不得专一，可下毒手对付前妻却是老蒋深恶痛绝的。这种茶壶里的风波自然无从查起，但就因为无从查起，在蒋看来一定是无风不起浪的。因而，蒋介石的天平自然倾斜到了王耀武的名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上高会战的威名还在如日中天，七十四军便迎来了它建制以来最大的重挫。1940年8月下旬，日军集结大量兵力，总计调动约26个联队的武装，谋求新的打击。从1941年9月上旬开始，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沿袭罗卓英守修水、弃南昌的战术，命令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在平江以西-浯口-新市-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占领阵地，命令炮兵在浯口方面的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支援步兵，固守汨罗江。九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提出不同意见，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不予采纳。结果，日军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即将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击破。同时将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第十军冲垮。 当王耀武率领七十四军进抵赣西时接到薛岳的命令是驻守长沙以东黄花、永安地区，这是辅助七十九军固守长沙。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再度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布防七十四军等于将其侧背授敌，是自投罗网。但薛岳的既定方针则是必须守住长沙。赵子立气愤不已，在通话中将上述情况说给了王耀武。王耀武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九战区高参中将沈久成就在他的身边，此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下面部队无条件的执行贯彻薛岳的命令。 日军将汨罗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击垮后，没有按照薛岳的意图直取长沙，而是直扑浏阳方向。同正在西进的七十四军遭遇。日军以全部武装对七十四军侧背包围猛攻，行进中的王耀武所部尽管也做了战斗准备，却因敌众我寡等因素，一下子垮了下来，以五十八师廖龄奇部垮得最厉害。 得知七十四军被冲垮的消息，蒋介石异常震惊，他亲自赶到衡阳主持军事会议。薛岳知道廖龄奇的身份，他无权处理。而且在蒋介石面前薛岳认为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更应该负主要责任。此时此刻，廖龄奇手下的亲信王彬等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活动营救廖龄奇。虽说是逮捕，可毕竟没有受苦，只不过是虚应了事，廖龄奇本人是有着很大自由度的。 1938年南京失陷以后，作为守卫南京的部队之一的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要被追究责任，孙元良一面让中央社特派记者曹聚仁为他修改经他本人一手编造的《孙元良栖霞山打游击》一文公开发表，一面去面见蒋介石。原本还有可能被撤职查办的孙元良一旦见了蒋介石以后不但没罪，反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十二军军长。而后，八十八师以264旅旅长廖龄奇为首的中层军官向上峰控告孙元良的种种劣迹，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也才勉强批准临时羁押孙元良二十九天，释放的第二天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副主任，接着任命为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名义上比军长还要高半格。 而孙元良非比旁人，他是蒋介石亲手栽培的“御林军管带”。1928年，蒋介石亲自下命令组建国民政府警卫师，也就是俗称的“御林军”。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其中第二旅旅长就是孙元良。以后，警卫师扩充为警卫军，孙元良任第一师师长，俞济时任第二师师长，宋希濂、宣铁吾这些人当时还都在孙元良之下。“一?二八”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将警卫军改为第五军，辖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每个师的编制比甲种师还要多一个独立团，待遇相当优厚。而且，蒋介石同孙元良私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同一般。1926年孙元良弃守南昌，程潜一状告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为了应付程潜，同意将孙元良枪决，背后却资助孙元良去日本暂避一时。孙元良的叔父孙震，是川中大将之一，同盟会会员，还是老蒋在保定军校的前辈，更主要的是孙震在川军中拥蒋最力。而这些恰恰都是廖龄奇无法比拟的。别说王彬在情急之中想不到这些内容，即便是廖龄奇本人也没有更多的考虑孙元良同蒋介石的渊源，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同孙元良叫板。 其实，像方靖、孙元良面蒋之后不仅逃生而且高升的例子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可谓史不绝书。1948年10月，蒋介石气势汹汹的驾临锦西葫芦岛，训斥各方将领，特别问到临阵脱逃的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和临阵畏缩的暂编第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的情况。大家都以为老蒋一定要给这两位好看。哪成想，朱茂榛见了蒋介石以后一通忽悠：“报告总统，我是奉化人，同经国一起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我虽没有见过总统，却把总统看成是我父、伯一样，只要能够替总统出点力，我决不计较什么成败。以前我带过锦州铁路局的交警总队，晓得这支部队装备不好和没有战斗力，以后要改编成师，我并没有勇气来干。上次经国到沈阳和葫芦岛，见面时他一再鼓励我，我也觉得这是为国家出力的机会了，才承担下来。在兴城附近整编，新兵没补充齐，枪支没领全，重火器没有，就这样子我还是打了仗，没让人家白捡。自问我是尽到力量了，良心过得去，请总统派人彻查我坚决抵抗和牺牲的情况。”蒋介石居然说：“在阙军长军部里，俞(济时)局长已经把你的作战情况向我报告过了，要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好好地去整顿队伍。”而那位刘梓皋也“别有洞天”。老蒋不但没有责备刘梓皋，反而安抚道：“听说你这次打塔山很奋勇，这个……很好，要再接再厉，拿下塔山打到锦州去，完成战斗任务。”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分别走通了俞济时和桂永清的门路，才化险为夷的。 薛岳向蒋介石提出要处理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蒋没有答应。对于薛岳的为人，蒋介石是相当清楚的。用金远谘的话说就是“好名、喜功、文过、刚愎。”当初薛岳要杀掉一个县长作为惩戒贪污的靶子，却不料这位县长本不该死，一旦被薛岳用这种手段处决，闹的八十二个县长联名告他，弄得他威名扫地。萧之楚是何许人也，蒋介石也很清楚。那是早年跟随过冯玉祥的主儿，也就是典型的杂牌军头子。杀这种人，蒋介石并不手软，但要分一个时间、地点、背景。此次萧之楚并非没有责任，可要说他的责任就能把他萧之楚变成祭旗的猪牛三牲，老蒋不这么认为。 俗话说：“己不正焉能正人？”蒋介石素以善于、敢于收拾杂牌军著称，他麾下的各路将领也以此为己任。但此间是领导全国抗战，即便老蒋心里一百分的愿意，表面上却一定要拿出一秉至公的模样来。就第九战区而言，一个司令长官（薛岳），两个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都是杂牌，如果这次拿萧之楚开刀，必然会在他们当中引发“兔死狐悲”之感，这在一个长年纵横捭阖于各派势力中的蒋介石来说，顶不划算。而且，萧之楚尽管没有尽力掩护七十四军，可毕竟也算是打了一仗，再者说七十四军本身在被日军冲垮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的毛病与弱点。如果不把整顿的目光对准了七十四军内部，不从该军内部找问题，那么，这次南岳军事会议必将事倍功半，将来老蒋面对全国各路将领也一定会折损他的最高权威。 就在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前一天，即1941年10月15日，蒋介石分别召见了王陵基和王耀武。这是蒋一贯的手法，要从侧面摸清楚各方的动向，以便从容掌握局面。王耀武早在七十四军被冲垮之初便已经将自请处分发给战区长官部，长官部将这份电稿上呈侍从室，蒋介石看过了，心里先有了几分欣赏。何应钦以前跟蒋介石谈起过检阅王耀武部时发生的“军旗污损事件”，蒋对王耀武的顾全大局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此次再度看到王耀武的检讨是先于战区长官部所辖各部军事主官送达“御前”的，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蒋介石问王耀武：“目下治军最要紧在何处？”王耀武说：“学生浅见，莫如六个字最要紧：守纪律、讲团结。”蒋介石非常高兴。这次蒋介石同王耀武见面时间虽然比不上在重庆官邸，但谈的内容却很仔细，细到士兵使用子弹的方法和手榴弹投掷的有关内容上。由此可见，蒋对王耀武的信赖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忽然问了王耀武一句：“听说你部五十八师廖龄奇曾去江西完婚？”王耀武只能回答是。蒋介石又问：“廖龄奇跑回祁阳干什么？”王耀武：“这点学生不知，只是从战区长官部的通报中得知廖师长是在家乡祁阳被逮。”蒋介石“哼”了一声：“此次战败，虽不是你部完全责任，但七十四军乃全军观瞻所在，我不能不严肃纪律。”王耀武：“学生有负校长重托，恳请校长严责。”蒋介石：“知耻近乎勇，昔日曾文正靖港投水适非轻生，乃是知耻，你的报告我已经批复了，不日薛长官就会拿给你，我希望你效法曾文正公，绝地重生，百折不挠。”王耀武：“学生决不敢忘记校长训诲。” 蒋这个人最恨部下跟他强辩，有一则段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抗战期间，重庆当局成立物资局，统管物质，由何浩若担任局长。有一次，蒋介石讯问何浩若，指责了何两句，何浩若辩解了一下，老蒋登时大怒：“强辩，强辩。”摔门而去。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秘书萧自诚到外间办事，看到何浩若还直挺挺的呆在那里不敢动弹，就问他为什么没回去，何浩若说：“委座要枪毙我，我等候委座的发落。”萧自诚将何浩若原话说给蒋介石，蒋介石转怒为喜，遂放过何浩若。 白文冰在庐山服务时，那是亲眼目睹过蒋介石对高级将领们的粗暴。往往是一语不合，就会遭致蒋介石的掌掴或者脚踢。高级将领们挨打之余给最高当局的这两招分别起名为“熊掌”和“火腿”。他们有时候到了生活服务社里闲聊时就彼此问候：“今天你吃的是熊掌还是火腿”，说完还苦笑不止。不要说邓文仪、曾扩情这些黄埔生，蒋介石说打便打，就是张治中这类“客卿”、“幕僚”也是说骂就骂。1930年，张治中去车站面蒋，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就骂张治中：“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搞的张治中当场下不来台。------------------------------------------------------------------- 萧之楚（1896～1958） 字景湘，山东省菏泽市贾坊乡萧老家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山东省第六中学学习时，未毕业即投笔从戌。后来随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和进攻红军诸役。1930～1948年历任国民党第44师师长、第26军军长、西北"剿总"总预备队第26军军长、第五战区第26军军长、第11集团军副司令、第30集团军副司令、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抗战期间功勋卓著。后退居台湾。刘梓皋1908-湖南安乡人。 国民党员。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沙岭战斗的国民党军新22师66团副团长刘梓皋经血战，立大功，破格提拔为新6军暂编62师少将师长。1948年10月28日国共辽西会战中，刘梓皋战败被俘。刘梓皋在押送途中脱逃。回国民党军后，改任从营口葫芦岛撤退的52军新组建的第296师师长。解放军渡江后，从上海撤退到台湾，其部调归当时守备金门的第五军建制，防守金门。后任高雄要塞副司令。廖龄奇 （1904——1941），湖南省祁阳县七里桥镇人，黄埔四期 1926年8月随军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猛打猛冲，被敌人打伤右臂，以致右手致残，终生用左手写字。战后升任第5军第88师364旅527团第2营营长。1932年参加“一·二八”上海保卫战，因战功卓著升为团长。 1934年，随88师赴福建、江西等地“围剿”红军。 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88师奉命进驻南翔一线，抵抗日军。战斗中，廖龄奇在炮火中接任旅长，指挥全旅，与日军奋战八十余天。从上海战场撤退后，廖部奉调入南京，负责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日寇围攻南京时，88师首当其冲，廖龄奇旅更是伤亡惨重，两名团长先后阵亡。廖仍坚持在前线督战，直到12月12日，南京卫戍长官部下令全面撤退后，才率部撤过江北。 1938年廖龄奇调升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师长。 1939年9月，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寇集中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分路向湘北进攻。为了配合攻势，赣北日寇采用步炮空配合作战，大举进犯高安，58师防地正当要隘，廖龄奇督率全师给以迎头痛击，战士伤亡数百，拖住了敌人，取得了第一次湘北会战大捷。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此时，廖龄奇正请假去吉安结婚，乘便转回老家祁阳省亲。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意日寇已于17日分五处强渡新墙河，58师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醴陵待命，而原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日军乘虚直入，占领长沙。薛岳等人为推卸其弃城逃跑的责任，掩盖长沙又一度失陷之事实，把廖龄奇请假离开部队去吉安结婚，说成是临阵脱逃。11月，被蒋介石以“临阵脱逃”而枪决。 事后，蒋介石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此乃一起冤案，随即指示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并指示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当时国民党最大的“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给廖龄奇家属颁发了“荣哀状”证书。
这场长沙大火到底该由谁来负责，那是要付诸于历史公议的。只不过，在杀替罪羊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公认酆悌不该死。但蒋介石偏偏让俞济时来办这件事，俞济时不禁有些挠头。他私下里去给他的叔叔俞飞鹏打电话咨询，俞飞鹏给他说了一个主意，俞济时按照这个主意去办，果然收效良好，一边杀了酆悌，一边还赢得了黄埔同学们的喝彩。所以，他在同王耀武、罗明理说起处理酆悌一案时，眉宇间都流露出得意之色。 王耀武的这一招还不到十天就把俞济时逼到了异常尴尬的境地。徐庭瑶本来就不愿意让俞济时这样的人到三十八集团军来，因为这是“天子门生”外加“天子恶犬”，动不动就要咬死人的，鲁涤平当年的处境他是清楚的。再者说，他带着五十八师过来，明摆着是来者不善，是要夺权的。不但徐庭瑶不满意俞济时这么做，杜聿明这些人也不感冒。徐庭瑶和白崇禧是同学，这件事他找了白崇禧，俞济时有个外号叫“俞豁子”，那就是白崇禧给起的，由此可见白崇禧对俞济时的观感之差。白崇禧和徐庭瑶立刻奏报蒋介石，说俞济时根本不懂机械化为何物，怎么能到新五军任职？而且五十八师鼓噪平移至新五军更是荒唐透顶，试想国军将领如果都这么做，堂堂国民革命军还不成了张家军、李家军了吗？蒋介石一听也没脾气了，但俞济时毕竟是老蒋的亲信，老蒋不想让他太过难堪，就把这件事交给俞飞鹏去办。 俞飞鹏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资历也不够骄人。但却能被蒋介石不次擢拔、屡加信赖，靠的是一个字：干。这个“干”分硬干、苦干和巧干。俞飞鹏三样都精通，而且都十分出色。当初在黄埔军校创建时期，蒋介石手里没钱，让大家去搞募捐活动，别人搞来钱一部分就落入自己的腰包，只有俞飞鹏全数上缴，一分不留。后来蒋介石让他办枪械，用船运，俞飞鹏怕有闪失，愣是一个人坐在装满枪械的箱子上一路不合眼，那叫底舱啊，等到上岸时，俞飞鹏都差点脱人形了。蒋介石一看就感动了：“什么叫精忠啊？这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俞飞鹏从一个1少校军需官发展壮大到后方勤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还仍旧是老习惯，蒋介石吩咐的事情落实从来不过夜。 俞飞鹏学识一般，平素批达文件他怕露怯，就让秘书陈大经事先写好，他依样画葫芦照抄一遍。有一次，总收发室主任胡信铨有个急件要俞飞鹏立刻批示，秘书陈大经又不在身边，俞飞鹏略作思考，下笔批示：“准予核销”，胡信铨出来对左右说：“俞部长进步太大了，居然亲自批文件了！”可就是这位俞部长大人，因为听到蒋介石号召下面人读《明史》，硬是让手底下人天天读给他听，一天一段，风雨不误，遇到不懂的还不耻下问。所以，当俞济时问计于他的时候，他马上说出明史上的典故。也所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居然要派俞飞鹏顶替自己的大舅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俞飞鹏一个电话就打了过去。在电话里，俞飞鹏怒气冲冲：“你知道酆悌是怎么死的吗？”俞济时：“您有什么训示就直接说吧。”俞飞鹏：“民二十四年（1935年），酆悌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上边命令他把位置让给李鹤龄（李品仙字鹤龄），这是上边要拉李鹤龄，挖两广的墙角，可酆悌却不识大体，位置虽然让出去了，但牢骚却发了一通。这是什么？这是恃宠而骄。我们这些人的富贵都是来自于上边，一旦上边对你有了嫌怨，你就离死不远了。”俞济时连连称是。俞飞鹏：“你知道王佐民是何许人也吗？”俞济时知道今天老叔千里之外打来电话绝不会仅仅是为了骂人，一定又是要教他两手，所以，尽管挨了骂，嘴上却表现得服服帖帖。 俞飞鹏：“以前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嘲笑上边说上边不能指挥北方，上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加意培植北方籍的同志，王佐民就是上边重点培植的，我问你，顾墨三（顾祝同）、刘经扶（刘峙）都是什么年纪当上军长的？”俞济时：“三十五、六岁吧。”俞飞鹏：“你自己又是哪个年纪当上军长的？”俞济时：“三十五岁”。俞飞鹏：“那王佐民呢？”俞济时嗫嚅：“也是三十五岁。”俞飞鹏：“你脑筋还算清楚。我告诉你，当年邱雨庵（邱清泉字雨庵）还是营长的时候，顾墨三有意为难他，上边打电话给顾墨三问他你连一个营长都容不下，你将来怎么带兵？你就想想邱雨庵是什么来头？但就这样，邱雨庵也没有到了跟上边促膝谈心的地步啊！这次上边特别召见王佐民，我问了一下里边的人，一共谈了一个半小时，你在上边左右呆过，你用脑子想想以前都有谁有过这种待遇？” 俞飞鹏大概是脾气发够了，就换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俞济时继续说道：“戴雨农那是什么角色，功则归己，过则诿人。可这次破获汉中天主教堂一案，他却撅着屁股告诉上边说这里还有王佐民一份功劳，你以为他高风亮节吗？他是看清楚了上边对王佐民的意思。你仔细想想这几年王佐民在你我身上花费的心思，那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几乎处处搔到我们的痒处，说句实话，他把我们都琢磨透了。上次我到西北，他又是刀，又是书，你的那个病，他又是找人，又是献药。这次他到陪都，何敬公（何应钦）宴请集团军总司令以上人员，专门让王文彦把他找去，他当着大家的面给徐庭瑶进贡，进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人。徐庭瑶找了这个人差不多十多年，硬是给他王佐民找到了。把暗送秋波做到如此堂而皇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本事了。这么说吧，上至最高当局、何敬公这些人，下到旅团这一级，只要跟他王佐民可能有关的，他就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尽数掌握。一边是八面玲珑，一边是埋头苦干，这样的人物我们拉都唯恐拉不过来，你却往外推。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是让中华门给挤了？”俞济时听到这里，冷汗真的冒出来了。 有一天，白文冰忽然来找王耀武。进来以后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主座，我看我还是回五十八师吧。”王耀武同样也是没头没脑的回了一句：“就你自己吗？”白文冰：“我一个人回去最好，还是干军需的老本行。”王耀武：“好，我同意，去了以后多保重。”主仆二人这同没有任何事前铺垫的对话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另外一个场景。 东晋末年，权臣刘裕在自己的封地宴请众人。席间，刘裕慨叹人生苦短，要解甲归田。大家不明就里，一通狂劝。曲终人散，中书令傅亮猛然醒悟，转回去见刘裕，说自己马上要回一趟建康（南京），刘裕也不问他去干什么，只问他需要多少人，傅亮回答只要十几个人就够了。过了没多久，建康便传来喜讯，东晋皇帝要把皇位禅让给刘裕，刘裕假意推辞一番后便成了南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即宋武帝。【注】（《宋书?傅亮传》，原文如下：高祖（刘裕）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我们经常说精忠报国，在专制时代，报不报国还在次要，关键要报主。报主的关键还不在于忠，而在于精。 我们经常说精忠报国，在专制时代，报不报国还在次要，关键要报主。报主的关键还不在于忠，而在于精。邓文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是一种“精”；俞飞鹏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也是一种“精”；白文冰见血封喉，卧心藏胆更是一种“精”。 1941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西南、西北两个地区各自成立两个攻击军（战略军），作为大江两岸机动部队。这种战略军直属部队庞大：设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团，同时设有搜索营、高射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讯兵营、特务营。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小型的集团军。而且谁都知道，一旦本部被选为攻击军，该部军事主官下一步必然是集团军总司令乃至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首选。西北地区以第一军、第二军为攻击军，西南地区确立第五军杜聿明部为攻击军，惟独另外一个军难以确认，因为第十八军和第七十四军呼声都很高，不分伯仲。其中第十八军是陈诚的最大本钱，活动最力。统帅部当然不敢得罪陈诚，所以，就将皮球踢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为此征求了何应钦、白崇禧、俞飞鹏等人的意见，结果这几位都倾向于七十四军。这里面当然有门户之见，老蒋不是看不出来。不过，摆在桌面上七十四军自抗战以来打的这几场硬仗可以说无人可比。而且，王耀武作为七十四军新任军长，不论是战功还是为人特别是后者均要强于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方天。 方天是陈诚的顶尖亲信郭忏的好友，经郭忏保荐取得陈诚的信赖，原任军长彭善被陈诚罢免以后，立刻调方天接掌十八军。十八军军参谋长梅春华素有“齐人之福”（一妻一妾），子女众多，所以就贩卖私盐增加收入。梅春华是陆大第九期，原任十一师师长，不论是根基还是资历都不在方天之下，他看不惯方天那副对上逢迎、对下刻薄的臭脸孔，渐渐与方天产生矛盾。方天暗中收集梅春华走私的证据，汇报给陈诚，陈诚最恨手下贪污、腐败，就此将梅春华批捕。因为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同梅春华是湖北同乡，所以网开一面，要放梅一条生路。哪知道这等于戳了陈诚的肺管子，他一张条子递上去，蒋介石批示“立即枪决”，梅春华就此送了命。方天“心狠手辣”的名声就此传开，在黄埔同学中尤其令人侧目。据赵秀昆回忆，方天本人原来并无意于弄死梅春华，因而特表内疚，不愿意提及此事。 另一方面，方天原配是李天霞的妹妹，李天霞跟方天虽有郎舅至亲，但李天霞也非常讨厌方天。凑巧的是抗战前夕李天霞的妹妹病故，方天很快续弦，有人播弄是非说李天霞的妹妹死于方天之手，这就更让李天霞恼火。而且最麻烦的是这条谣言居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老蒋本人虽然在感情生活上算不得专一，可下毒手对付前妻却是老蒋深恶痛绝的。这种茶壶里的风波自然无从查起，但就因为无从查起，在蒋看来一定是无风不起浪的。因而，蒋介石的天平自然倾斜到了王耀武的名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上高会战的威名还在如日中天，七十四军便迎来了它建制以来最大的重挫。1940年8月下旬，日军集结大量兵力，总计调动约26个联队的武装，谋求新的打击。从1941年9月上旬开始，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沿袭罗卓英守修水、弃南昌的战术，命令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在平江以西-浯口-新市-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占领阵地，命令炮兵在浯口方面的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支援步兵，固守汨罗江。九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提出不同意见，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不予采纳。结果，日军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即将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击破。同时将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第十军冲垮。 当王耀武率领七十四军进抵赣西时接到薛岳的命令是驻守长沙以东黄花、永安地区，这是辅助七十九军固守长沙。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再度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布防七十四军等于将其侧背授敌，是自投罗网。但薛岳的既定方针则是必须守住长沙。赵子立气愤不已，在通话中将上述情况说给了王耀武。王耀武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九战区高参中将沈久成就在他的身边，此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下面部队无条件的执行贯彻薛岳的命令。 日军将汨罗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击垮后，没有按照薛岳的意图直取长沙，而是直扑浏阳方向。同正在西进的七十四军遭遇。日军以全部武装对七十四军侧背包围猛攻，行进中的王耀武所部尽管也做了战斗准备，却因敌众我寡等因素，一下子垮了下来，以五十八师廖龄奇部垮得最厉害。 得知七十四军被冲垮的消息，蒋介石异常震惊，他亲自赶到衡阳主持军事会议。薛岳知道廖龄奇的身份，他无权处理。而且在蒋介石面前薛岳认为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更应该负主要责任。此时此刻，廖龄奇手下的亲信王彬等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活动营救廖龄奇。虽说是逮捕，可毕竟没有受苦，只不过是虚应了事，廖龄奇本人是有着很大自由度的。 1938年南京失陷以后，作为守卫南京的部队之一的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要被追究责任，孙元良一面让中央社特派记者曹聚仁为他修改经他本人一手编造的《孙元良栖霞山打游击》一文公开发表，一面去面见蒋介石。原本还有可能被撤职查办的孙元良一旦见了蒋介石以后不但没罪，反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十二军军长。而后，八十八师以264旅旅长廖龄奇为首的中层军官向上峰控告孙元良的种种劣迹，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也才勉强批准临时羁押孙元良二十九天，释放的第二天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副主任，接着任命为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名义上比军长还要高半格。 而孙元良非比旁人，他是蒋介石亲手栽培的“御林军管带”。1928年，蒋介石亲自下命令组建国民政府警卫师，也就是俗称的“御林军”。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其中第二旅旅长就是孙元良。以后，警卫师扩充为警卫军，孙元良任第一师师长，俞济时任第二师师长，宋希濂、宣铁吾这些人当时还都在孙元良之下。“一?二八”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将警卫军改为第五军，辖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每个师的编制比甲种师还要多一个独立团，待遇相当优厚。而且，蒋介石同孙元良私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同一般。1926年孙元良弃守南昌，程潜一状告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为了应付程潜，同意将孙元良枪决，背后却资助孙元良去日本暂避一时。孙元良的叔父孙震，是川中大将之一，同盟会会员，还是老蒋在保定军校的前辈，更主要的是孙震在川军中拥蒋最力。而这些恰恰都是廖龄奇无法比拟的。别说王彬在情急之中想不到这些内容，即便是廖龄奇本人也没有更多的考虑孙元良同蒋介石的渊源，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同孙元良叫板。 其实，像方靖、孙元良面蒋之后不仅逃生而且高升的例子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可谓史不绝书。1948年10月，蒋介石气势汹汹的驾临锦西葫芦岛，训斥各方将领，特别问到临阵脱逃的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和临阵畏缩的暂编第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的情况。大家都以为老蒋一定要给这两位好看。哪成想，朱茂榛见了蒋介石以后一通忽悠：“报告总统，我是奉化人，同经国一起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我虽没有见过总统，却把总统看成是我父、伯一样，只要能够替总统出点力，我决不计较什么成败。以前我带过锦州铁路局的交警总队，晓得这支部队装备不好和没有战斗力，以后要改编成师，我并没有勇气来干。上次经国到沈阳和葫芦岛，见面时他一再鼓励我，我也觉得这是为国家出力的机会了，才承担下来。在兴城附近整编，新兵没补充齐，枪支没领全，重火器没有，就这样子我还是打了仗，没让人家白捡。自问我是尽到力量了，良心过得去，请总统派人彻查我坚决抵抗和牺牲的情况。”蒋介石居然说：“在阙军长军部里，俞(济时)局长已经把你的作战情况向我报告过了，要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好好地去整顿队伍。”而那位刘梓皋也“别有洞天”。老蒋不但没有责备刘梓皋，反而安抚道：“听说你这次打塔山很奋勇，这个……很好，要再接再厉，拿下塔山打到锦州去，完成战斗任务。”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分别走通了俞济时和桂永清的门路，才化险为夷的。 薛岳向蒋介石提出要处理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蒋没有答应。对于薛岳的为人，蒋介石是相当清楚的。用金远谘的话说就是“好名、喜功、文过、刚愎。”当初薛岳要杀掉一个县长作为惩戒贪污的靶子，却不料这位县长本不该死，一旦被薛岳用这种手段处决，闹的八十二个县长联名告他，弄得他威名扫地。萧之楚是何许人也，蒋介石也很清楚。那是早年跟随过冯玉祥的主儿，也就是典型的杂牌军头子。杀这种人，蒋介石并不手软，但要分一个时间、地点、背景。此次萧之楚并非没有责任，可要说他的责任就能把他萧之楚变成祭旗的猪牛三牲，老蒋不这么认为。 俗话说：“己不正焉能正人？”蒋介石素以善于、敢于收拾杂牌军著称，他麾下的各路将领也以此为己任。但此间是领导全国抗战，即便老蒋心里一百分的愿意，表面上却一定要拿出一秉至公的模样来。就第九战区而言，一个司令长官（薛岳），两个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都是杂牌，如果这次拿萧之楚开刀，必然会在他们当中引发“兔死狐悲”之感，这在一个长年纵横捭阖于各派势力中的蒋介石来说，顶不划算。而且，萧之楚尽管没有尽力掩护七十四军，可毕竟也算是打了一仗，再者说七十四军本身在被日军冲垮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的毛病与弱点。如果不把整顿的目光对准了七十四军内部，不从该军内部找问题，那么，这次南岳军事会议必将事倍功半，将来老蒋面对全国各路将领也一定会折损他的最高权威。 就在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前一天，即1941年10月15日，蒋介石分别召见了王陵基和王耀武。这是蒋一贯的手法，要从侧面摸清楚各方的动向，以便从容掌握局面。王耀武早在七十四军被冲垮之初便已经将自请处分发给战区长官部，长官部将这份电稿上呈侍从室，蒋介石看过了，心里先有了几分欣赏。何应钦以前跟蒋介石谈起过检阅王耀武部时发生的“军旗污损事件”，蒋对王耀武的顾全大局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此次再度看到王耀武的检讨是先于战区长官部所辖各部军事主官送达“御前”的，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蒋介石问王耀武：“目下治军最要紧在何处？”王耀武说：“学生浅见，莫如六个字最要紧：守纪律、讲团结。”蒋介石非常高兴。这次蒋介石同王耀武见面时间虽然比不上在重庆官邸，但谈的内容却很仔细，细到士兵使用子弹的方法和手榴弹投掷的有关内容上。由此可见，蒋对王耀武的信赖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忽然问了王耀武一句：“听说你部五十八师廖龄奇曾去江西完婚？”王耀武只能回答是。蒋介石又问：“廖龄奇跑回祁阳干什么？”王耀武：“这点学生不知，只是从战区长官部的通报中得知廖师长是在家乡祁阳被逮。”蒋介石“哼”了一声：“此次战败，虽不是你部完全责任，但七十四军乃全军观瞻所在，我不能不严肃纪律。”王耀武：“学生有负校长重托，恳请校长严责。”蒋介石：“知耻近乎勇，昔日曾文正靖港投水适非轻生，乃是知耻，你的报告我已经批复了，不日薛长官就会拿给你，我希望你效法曾文正公，绝地重生，百折不挠。”王耀武：“学生决不敢忘记校长训诲。” 蒋这个人最恨部下跟他强辩，有一则段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抗战期间，重庆当局成立物资局，统管物质，由何浩若担任局长。有一次，蒋介石讯问何浩若，指责了何两句，何浩若辩解了一下，老蒋登时大怒：“强辩，强辩。”摔门而去。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秘书萧自诚到外间办事，看到何浩若还直挺挺的呆在那里不敢动弹，就问他为什么没回去，何浩若说：“委座要枪毙我，我等候委座的发落。”萧自诚将何浩若原话说给蒋介石，蒋介石转怒为喜，遂放过何浩若。 白文冰在庐山服务时，那是亲眼目睹过蒋介石对高级将领们的粗暴。往往是一语不合，就会遭致蒋介石的掌掴或者脚踢。高级将领们挨打之余给最高当局的这两招分别起名为“熊掌”和“火腿”。他们有时候到了生活服务社里闲聊时就彼此问候：“今天你吃的是熊掌还是火腿”，说完还苦笑不止。不要说邓文仪、曾扩情这些黄埔生，蒋介石说打便打，就是张治中这类“客卿”、“幕僚”也是说骂就骂。1930年，张治中去车站面蒋，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就骂张治中：“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搞的张治中当场下不来台。------------------------------------------------------------------- 萧之楚（1896～1958） 字景湘，山东省菏泽市贾坊乡萧老家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山东省第六中学学习时，未毕业即投笔从戌。后来随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和进攻红军诸役。1930～1948年历任国民党第44师师长、第26军军长、西北"剿总"总预备队第26军军长、第五战区第26军军长、第11集团军副司令、第30集团军副司令、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抗战期间功勋卓著。后退居台湾。刘梓皋1908-湖南安乡人。 国民党员。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沙岭战斗的国民党军新22师66团副团长刘梓皋经血战，立大功，破格提拔为新6军暂编62师少将师长。1948年10月28日国共辽西会战中，刘梓皋战败被俘。刘梓皋在押送途中脱逃。回国民党军后，改任从营口葫芦岛撤退的52军新组建的第296师师长。解放军渡江后，从上海撤退到台湾，其部调归当时守备金门的第五军建制，防守金门。后任高雄要塞副司令。廖龄奇 （1904——1941），湖南省祁阳县七里桥镇人，黄埔四期 1926年8月随军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猛打猛冲，被敌人打伤右臂，以致右手致残，终生用左手写字。战后升任第5军第88师364旅527团第2营营长。1932年参加“一·二八”上海保卫战，因战功卓著升为团长。 1934年，随88师赴福建、江西等地“围剿”红军。 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88师奉命进驻南翔一线，抵抗日军。战斗中，廖龄奇在炮火中接任旅长，指挥全旅，与日军奋战八十余天。从上海战场撤退后，廖部奉调入南京，负责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日寇围攻南京时，88师首当其冲，廖龄奇旅更是伤亡惨重，两名团长先后阵亡。廖仍坚持在前线督战，直到12月12日，南京卫戍长官部下令全面撤退后，才率部撤过江北。 1938年廖龄奇调升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师长。 1939年9月，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寇集中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分路向湘北进攻。为了配合攻势，赣北日寇采用步炮空配合作战，大举进犯高安，58师防地正当要隘，廖龄奇督率全师给以迎头痛击，战士伤亡数百，拖住了敌人，取得了第一次湘北会战大捷。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此时，廖龄奇正请假去吉安结婚，乘便转回老家祁阳省亲。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意日寇已于17日分五处强渡新墙河，58师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醴陵待命，而原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日军乘虚直入，占领长沙。薛岳等人为推卸其弃城逃跑的责任，掩盖长沙又一度失陷之事实，把廖龄奇请假离开部队去吉安结婚，说成是临阵脱逃。11月，被蒋介石以“临阵脱逃”而枪决。 事后，蒋介石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此乃一起冤案，随即指示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并指示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当时国民党最大的“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给廖龄奇家属颁发了“荣哀状”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