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事件:长篇新作《民主课》2

长篇新作《民主课》

曹征路
来源：　　  6747［左岸特稿］

时，在这儿我腿上缝了七针可当天下午就挑起簸箕，在这儿我从轮下救起两个妇女可听一声谢的时间也没有。这就是我吗？我有这么好吗？听起来我就像一个什么先进事迹报告团。
　　我真想跳起来对邻座抹指甲油的小姐说：你知道这条河为什么这么直吗？它是一条人工河，它是我修的河！
　　历史的烟尘把一切都埋葬了，连细想一下都来不及。生活在逝去，它的标志物也渐渐模糊，就像机翼下飞掠而去的浮云。
　　3
　　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支左，今天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也许是故意不说清楚。那是因为1966年的文革，各地的党委政府都瘫痪了，乱套了，所以才有1967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到了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直到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这段历史正式结束，前后也就四五年时间。这是官方资料，我去档案馆查来的。事实上在很多地方，1969年“九大”以后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就基本结束了。所以支左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国家行为，并不像我老婆说的那么不光彩。
　　T城支左指挥部设在市武装部里，当时叫人民武装部，是个两进的四合院。由于当地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就必须有一批外来的和尚来念这本经。其实他们也没法不犯错误，市委书记兼着政委，他们不听政委的更要犯错误，所以他们就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支左了，到了那儿他们就自然代表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事实上我们这个指挥部就有很多从别处调来的武装部、军分区干部。野战部队的干部介入是随着斗争的升级才逐渐多起来的，都是这样。
　　叶三虎来报到稍晚一些，是1967年的夏天。记得是一个下午，指挥部例会刚开始，敬祝完毕准备念语录了，门外就喊报告，有相当的响亮度。那时开会的程序是这样，不管说什么事，首先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正式说事儿。这样的仪式也有一个好处，正规庄严，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
　　就是这时，报告！陆军第××军××师军务科参谋叶三虎奉命报到。
　　正是七月心，酷日当头，墙犄角的苔藓都起了皮，刺目的院当间儿标杆一般插着一个兵，一脸油汗欢快地成串地砸在青砖上，转眼又变成了白烟。
　　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叫姜尧，是个很有水平的抗日干部。当时姜尧政委竟忘记先让叶三虎进来，只顾把大姆哥一翘，摇头晃脑地道：好一个兵嗷。
　　叶三虎进来了，被让到会议室唯一的旧电扇跟前坐下，仍严肃着，挺着腰端着帽屁股挂在凳沿上，不擦汗不卸装楞是干等领导发话。
　　那一刻，长眼睛的一律瞪圆，长嘴巴的一律撑开，个个大惊失色：他是谁？他前庭微秃，鹰鼻杏眼，浓眉像是不小心给多刮了一刀，短了一截。特别是，是那下巴，干脆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架在菱形的红领章上。他？叶？三虎？这是什么意思？那时林副主席学毛选的照片正在流行，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等了十分钟，叶三虎被瞧得不好意思了，才把头低下来。还是姜政委带头，七手八脚替他把背包腰带挎包水壶卸了，把上衣扒了，直到现出胸大肌和浑圆黝黑的胳膊，这才轰然一笑。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恍然大悟的愉快。那次会议的内容当时说得挺重要，事实上早就没影儿了，只有姜政委最后牵着他的手走进他办公室的那个姿势令人无法忘怀。那种谦恭那种自豪，那种威严那种亲热，那种惶恐那种随和，绝了。
　　军分区的宋干事后来不止一次地加以模仿，成了我们这些小兵拉子私下里的保留节目。当然宋干事后来也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了代价。其实没有他的夸张性表演，岁月也不能把最精彩的淘洗干净。
　　工作当晚就宣布了，叶三虎任指挥部机要秘书。这本来也没什么稀奇，各小组差不多都已配齐，只有机要是个空缺。只是这样一来，机要工作陡然就显得重要，好像非他不行似的。而背地里，空闲时，各种猜测蜂起，很是热闹了几天。武装部中队有个兵甚至要跟我打睹：绝对不出五服……一条大前门，敢不敢？
　　不是不敢，是不敬。倒不是大前门不可爱。谁也不好去问，你是谁谁的什么人吧？不好。也不应该。既然首长将亲属隐姓埋名送到部队里来，就是下来锻炼的，就是不希望人们因为这层关系而另眼相待，这谁还不明白？那时这种故事很多。首长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简朴高尚，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谦虚伟大，天天辛苦操劳却总拿咸菜辣椒酱打发自己就够让人心酸的了，你还去添乱，实在也亵渎很了，想都不该想的。
　　后来就不想了。工作，只有拚命工作。
　　不到一个月，我们秘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商量，鉴于目前还没有组长，是不是请叶三虎同志牵个头？结果一提就批准了。副组长。按理说，他的表现也确实没得挑，都服气的。每天清晨，他都抢火一样跑步到对面街上冲来一担开水，将所有的暖瓶灌满，弄得警卫班的兵们也紧张起来，要跟他抢活儿干。扒完早饭，所有送阅文件都已分门别类作上记号，特别是那种庞杂的造反派组织的情况动态宣言传单一类，谁见了谁头疼，他却能以军务参谋的精细给予甄别编排，既有重点又不遗漏，这是他的独到功夫。每天晚间，不论政委工作到几时，陪伴的总是他，实在被催逼不过，就在椅上打个盹，第二天早上政委休息了，他又能以温和的微笑挡住任何来访者。他的耐心和严谨足以抵御一切死缠滥磨和大哭大闹，一切严正要求和紧急呼吁，即便被扯碎了衣服揍出了血。他不发火，似乎他根本就没那根神经，他永远是和气的不慌不忙的，对一切人谦恭有礼，陪着笑脸。
　　不用说，由于他的到来和带动，这个小院里的气氛已经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那样一种混乱的紧张的每天都有武斗可能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把内务条例搬出来，我们怎么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指挥部要不要坚持出早操？每周是否搞一次讲用会？总之人人都想表现一番。
　　连姜政委也开始注意起平时不太讲究的军容风纪了，有事无事还爱用毛笔临摹两张《再版前言》。姜政委的水平还可以的，我们后面还要谈到。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那是一种精神面貌，一种集体意识。每次例会，政委照例总要最后提醒大家几句，遵纪爱民注意安全什么的，现在就特别强调要像叶参谋那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好像他的本色才够上劳动人民，才具有说服力，那时。
　　然而叶三虎对于这种抬举却表现得不怎么样。宣布当副组长的那天，脸通红，嘴唇直哆嗦，在我们跟前不住唠叨。这可怎么了得？我是个属算盘珠的，这可怎么了得？了得？
　　谦虚多了，大伙就觉着不够意思了，觉着有点过。让你干就干是了，谁还能不支持？心想你大市面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必作这份小样儿？按当兵的惯例，提升了总要起哄买点香烟糖果表示表示，可他那么诚惶诚恐着，大伙也就没劲了。兴许他自己还有想头，可一个个都庄严肃穆到了不自在，也就难于启齿了吧。
　　从此便更加谨慎。一块儿待着，天天见面，每回进领导办公室，还必定立正喊报告；送交文件还必定双手呈上；在走廊食堂里碰见人还侧身侧目，让别人先过，从不僭越；对上级必称职衔，对下级必称老李老张，从不称“小”，如此等等。即便像我这号的比他小头十岁的，也成了“大曹”。
　　只要没有紧急情况，或者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支左指挥部也还是有轻松时光的，这便是每晚的纳凉。那时地方上情况复杂，大家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其中最高级的节目便是讲故事，来自各部队的人都有一些不同版本的荤故事，这时天南海北地大会餐，也就算作精神生活了。有时连姜政委也参加进来，来上一段。
　　记得有个故事是说孝顺的，儿子为了方便母亲与和尚通奸，主动在河上搭了一座桥，后来母亲死了，儿子便杀掉那和尚以血父亲的耻辱。姜政委总结说，这叫架桥随母意，杀僧报父仇，是革命的阶段论，每个阶段任务不同总目标还是一致的。这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孝顺是原则，而策略是灵活掌握的。姜政委的水平就表现在这里。老实说，我转业以后还没见到哪位领导能把一个深奥的道理说的那么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能像他那样。总之支左初期日子还算好过，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晚间纳凉等于精神会餐相当宽松。大伙笑累了便各自散去入梦，使没有女人的日子也有了女人的色彩。
　　自从来了个叶三虎，笑话便不再可笑。院子里他早早就泼上水了，青砖刷得纤尘不染，地方倒更像个地方了，只是气氛大不如前。其实他也爱扎堆闲聊，没事儿就坐在角落里，冷丁也会对很一般的事情爆出炒栗样的笑声，弄得大伙一楞一楞的，心里发毛。
　　于是话题更单调了，不是谈武斗，就是谈林彪的“一号通令”，谈林立果的“第四个里程碑”。起腻时姜政委会突然来一段感慨：哎呀呀，就是武斗这件事，哪个有林总说得透彻？越学越觉得了不起啊。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各种各样的打法林总普普通通一句话全部概括了，啧啧。他摇晃着身子，芭蕉扇拍打着下肢，像是反复咀嚼着一首高深莫测的诗。起初大伙也跟着说是啊是啊，说多了便暗中交换眼神打着哈欠回去睡觉。
　　对于这种不合拍其实叶三虎也挺苦恼的，他人是老实，可并不傻。有一天他突然要求给大家说个笑话，他说好笑得要死。也许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他准备了很久，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孤独。他说——军区文工团有回来演红色娘子军，演到吴清华逃跑假装跳河，舞台监督忘记留下一只鞋，结果那个狗腿子到处找鞋找不着。乐队不停地吹打，多多少多来少多，多多少多来少多，狗腿子不停地转圈，观众急了，一起喊：鞋！鞋！台上也喊：鞋！导演没得办法，慌忙脱下自己一只鞋丢过去。那狗腿子举起来，妈耶，起码四十三码！完了他嘎嘎大笑，笑毕又问：好不好笑？
　　大家都说好笑，只是干笑。
　　事后想来，并不是这件事不可笑，也不是他讲得不好，只是大家太严肃了，以为还有更深的含义，笑不出来。那时的他，真像一只大电阻，硬是串连在我们曾经挺和谐的回路里。回想起来，这其实是支左时期最好过的一段短暂日子，尽管那时叶三虎头上顶着光环，无法和大家打成一片。
　　叶三虎的僵局是被一次武斗打开的。
　　“联造总”有一次把“敢死兵团”围在码头一座办公楼里，限他们天黑以前缴械投降。而“敢死兵团”早就视死如归了，宣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三十几个人把遗书都写好了绑在楼顶的旗杆上，人人身上别着土制手榴弹。“敢死兵团”是市搬运公司的工人造反组织，属于工总司，特别骁勇善战，所以这一次联造总从邻县借来土装甲车和迫击炮，是下决心要拔掉这颗“反革命毒钉子”的。
　　这本来没叶三虎什么事儿，他也是听说姜政委被他们被困在楼里，就跟着机关的几个人赶过来。他赶到的时候天已黑了，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支左干部早已无法控制局面，只是因为搬运公司的家属们哭天号地一字并排地躺在大路上，使装甲车行动缓慢而已。就在这时，叶三虎突然出现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嘎嘎叫着的机关枪哑了。叶三虎喊：我是解放军，停止射击！
　　静了一会儿，这边的扩音器喊：解放军同志让开，这里在镇压反革命，革命群众不打解放军！
　　叶三虎喊：再打你就是反革命！
　　又静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大的决心，几十杆枪同时响了起来。光柱下，路面扬起尘土，只看见叶三虎作了个后滚翻，然后就没影儿了。装甲车显然受到鼓舞，再次发动起来。
　　这时叶三虎也不知怎么就上了车顶，转眼间那挺烧红的轻机枪就到了他手上，枪口一掉，全都哑了。后边的干部也跟上来，一场闹剧这才收了场。
　　叶三虎成了真正的英雄。这不仅是因为他阻止了这场流血事件，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种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那是个狂热的年代，献身并不困难，每个人分分钟都有准备。
　　对于当兵的，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佩服的是他那几个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动作。那种漂亮，那种潇洒，那种威武，没有几年单兵训练的底子门都摸不着。那两下子，多数人一辈子都学不了。
　　他被老太爷似的捧回武装部，大伙说，不管上边给你记什么功，咱们自己先喝个一醉方休。姜政委捧着那双给烫烂的手说，我也破个例，一个泡我喝一杯。后来想到这话有些不妥，又解释说他并不是学孙权，只是为我们这个集体有这么一个战友而骄傲，这是完完全全的心里话。
　　将门虎子啊，大家都这么想。
　　又过了些日子，到底是我年轻些，憋不住话。其实这也是迟早的事，我不过挑个头罢了。纳凉的时候，看着叶三虎又打瞌睡了，我喊：叶参谋？叶参谋！
　　他猛一激灵，出膛炮弹似的啪地立正站好：有情况？
　　我说，怎么没见你家里有信来？这么些天了。这句试探我琢磨半天才想到的，我总不能太露骨，你和林副主席是什么关系？没水平。我认为这句话问得绝对敲在缝上，你总不能不开口啊。当兵在外，家书抵万金，这滋味儿局外人是没法体会的。任你是个钢铸的汉子，合金的内脏，三个月没家信，齐步走能出右腿。小院里一时空气都稀薄了，都闭住气，较着劲儿，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秘密的公开。
　　好半天，他才吱吱嘎嘎老大不情愿地挤出一句：我家里……没得人罗。
　　不信。一千个不相信，一万个不相信。没得人？这简直更可疑！还在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呐？你不说，我们心里也明白，明白着呐。
　　他急眼了，呼吸也急促起来，分辨道，我二老早就入土了，不信，查档案嘛。
　　亲戚呢？总该有亲戚吧？我也跳起来。
　　他头靠在廊柱上，眼翻白了，瞪着星空，轻轻吁一口气：一把大火，一寨人都烧完罗。
　　接下来是一片咽唾沫声。憋的。政委屁股下的藤椅也呻吟起来。“死”，是不好随便咒的，他没有说瞎话，他不是说瞎话的人。可毕竟还是失望。好像一个气球突然撒了气，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被他三言两语就否掉了。那是一个渴望欢呼、沉醉于奇迹的年头。好像叶三虎很不够意思对大家很不负责任，甚至是捉弄了大家。叫了这么一个名，长了这么一张脸，又有这么突出的表现，结果却是大头兵一个，失望。
　　空气压抑得很。其实他没有那种高级背景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能是个普通人？可当时愣是想不开，没劲。有人为空气潮湿开始报怨，还抬杠夜里会不会下雨。
　　而叶三虎却也被挑动了心思，神色黯伤，口中喃喃，很是凄凉的样子。他生在山区，五岁时寨子被土匪抢了，就剩下他这么一根独苗。是个私塾老先生收他做了书童，五五年参军时还不到十八岁。那老先生早就过世了——部队就是我的家，我有么子家信哟。
　　我尴着说，那老婆呢，老婆也没有？你有三十了吧？他吭吃着，不答。我紧追不舍：彻底坦白，老实点儿，还不好意思呢。
　　他说，哪个要我哟，丑得猪八戒小舅子一样。
　　猪八戒也进过高老庄呢。
　　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不能泄气嘛……大家终于快活起来，七嘴八舌开起了玩笑。
　　这时，姜政委突然绷着脸，跳起来跨了两三步，立在他面前，不动了。叶三虎惶惶恐恐不知所措地挺直身子，整个儿傻了。总算还好，姜政委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扇子背在身后，颟颟跚跚回屋去。
　　这前后共五六分钟，大伙儿也干愣了五六分钟。
　　几乎是同时，都明白过来，这玩笑是有那么点儿不严肃。不知哪个咕噜一句，不早了，睡吧。于是立刻全部走散。只撇下叶三虎一个，铆在月亮地里。
　　今天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时的很多忌讳，很多不便联想的事物。政委就经常提醒大家：当兵的，在外头不能乱放炮，开玩笑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注意原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要是不注意，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你！
　　俗话说得好，姑娘经老不经老看她妈就行了，不想得罪秃子别说电灯亮就行了。
　　叶三虎，你长得也太离谱了呀。
　　第二章　
　　4
　　现在，该说说我那位小司令了。
　　她并不是真的司令，只是一个中学生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管宣传的小头头。小司令是我们姜政委给叫出来的。
　　当时是一次万人大会，为欢迎支左部队还是庆祝毛主席一段语录的发表记不清了，总之会议的高潮是呼口号。一般呼口号的节奏是这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由小节奏而大节奏而最后归于异口同声，完毕。但这一天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陡然闪过一个霹雳般尖啸着的毛主席万岁——，就像一个炸雷突然盖住了暴风雨，本来准备散去的群众再次高亢激越，掀起又一个高潮。它是一个不谐和音，却如此和谐地改造并推动了原有的旋律，使整个乐曲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呼口号也有个领导艺术，这一声绝对棒。
　　所以第二天的各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姜政委一见她就乐了：啊，小司令小司令，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在发表讲话时又夸她一遍，说这是红卫兵小将对伟大领袖特别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令人感动云云。也许正因为姜政委的重视，她成了那个“东方红公社”与支左指挥部的联系人。
　　那时大家都挺喜欢她，她每回到来都能为指挥部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革命群众的最新动态啊，同学们给支左干部起的外号啊，小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本来就引人注目，当然不只是漂亮，她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一种书卷气样的东西，还有那个时代女孩子特有的英武开朗。
　　干脆说吧，那时我简直一下子就迷上了，心里总在模仿她的神态动作，高兴是什么样的，生气是什么样的，还有跺脚——我特别喜欢她的跺脚，那种想表现得果决一点坚毅一点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小女儿姿态。她总是穿一件旧军衣，洗得发白的那种，没有更多的打扮。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军装，真正的军装只有干部子弟才能得到，那是用白布染的模仿色，属于一种平民阶层的时尚，但穿在她身上的确还有那么点意思。我也注意到她小辫子上的橡皮筋在不断地变化色彩，这大约是那个时代女孩子仅有的一点微妙心理满足。她辫子是向上扎的，又不在头顶上，两只羊角刷拖下来，加上她的步幅很快，总像是两只小松鼠不安分地蹿来蹿去……
　　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有问题了。支左是有纪律的，可就是没法子遏制自己，总想多看她一眼，再看一眼，看个没完。喜欢就是喜欢，没办法。很快我就把能了解到的全了解了。
　　她叫肖明，过去叫刘敏，名字是才改的，跟了母亲姓。大概是趁着文化大革命风潮，彻底跟父亲划清了界线，也是为了去掉一些女儿气。她是市一中的高二学生，父亲曾是有色金属公司的总工程师，是T市仅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之一，58年被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但与她母亲已经离异了。所以肖明一直在强调她是和父亲划清了界线的，她不愿意谈父亲，但实际上她一直未能走出父亲的阴影，我后面还会提到。
　　这些年经常听人谈文革，说起文革的形象就是一个穿军装抡皮带的女红卫兵。说红卫兵贪婪，还打人，还吃人，还说一个女红卫兵一口气打死了七个人。有一天我们公司的小青年拿来一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让我看，说真惨啊真惨啊。我看了，是描写一个女红卫兵的，说她是个神枪手，打死过很多人，后来她被抓住了，就被乱枪从下身里打进去，身体打得稀巴烂……我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我说，诺贝尔奖就这水平吗？这水平要是能解释文革解释红卫兵，那老母猪真能爬树了。
　　文革中红卫兵打人的传闻确实有，大都发生在大城市，那是红卫兵中的贵族，穿着将校呢军服登着马靴，但这批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小城市，作为军队支左干部，至少我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至于武斗，是两派大联合破裂以后的事，进入了争权夺利，各种丑恶才会现身。而这时候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舞台，准备“上山下乡”了。把个别现象说成普遍事实本身就是脑子进水。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了解被压抑的平等要求在那个年代是怎样表现的，也不知道长期积累的干群矛盾是怎样冲突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白天上班，夜里到大街上去抄大字报去参加大辩论。你也无法理解，不为任何私利只为一个政治观点就能闹到朋友反目夫妻分手。你也更不会承认，那些争斗最冷酷最荒唐的单位，往往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
　　肖明从小跟着母亲过，母亲当时只是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故而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好。这也是所有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她妈妈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是那场反右运动以后真正尝到苦果的人。要知道，在苏联专家时期，T城能坐上有色金属公司小轿车的女人没有几个，她妈妈就是其中的俄文翻译，一个风度绝对优雅的美人。而她的爸爸，即使是被打了右派，每个月还有120多元的工资。所以肖明恨死了爸爸。
　　肖明本人在运动初期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小反革命，因而是个坚定的老造反，又因为她出身不好容易被抓辫子，所以她并不是造反组织的核心成员。但实际上她又在红卫兵中有一定威望，因为她真正是被“资反路线”迫害过的。这说起来有点绕口，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明白：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保守派被瓦解之后又有“好得很”派和“好个屁”派之分。相对而言，参加造反比较早的那批学生，一般被认为较有思想。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学生，不过就是唱歌跳舞造造舆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他们对权力普遍不感兴趣，而办报纸搞宣传正是他们的强项。T城没有大专院校，中学生也就人五人六的成了一股力量。
　　上述情况并不难了解，问题在于我感兴趣。她那个“东方红公社”有一份油印刊物，叫《战地黄花》，就是她主编的。有不少精彩的句子我相信就是她的手笔，全都被我抄了下来。比如：
　　五月的玫瑰啊十月的枫，比不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红彤彤！
　　八角楼的灯啊启明的星，革命造反派日夜想念您！
　　还有：
　　我宁愿做一颗流星
　　即使燃成灰烬
　　也要划破资反路线漆黑的夜空
　　我宁愿是一只飞蛾
　　纵然扑进火海　　
　　也曾含笑追求过光明
　　因为我，毛主席的忠诚卫士
　　要活得大义凛然铁骨铮铮！
　　这些诗句，和以后我见到的那些词语，也许今天看起来太过夸张，不那么可信。可在当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这就是真诚，而且在了解了她的经历之后百分之百被感动了。我坚信那就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今天受到攻击的不能被容忍的也恰恰是这一批人。
　　她要自救，也想救人。
　　今天有不少人喜欢嘲笑红卫兵“奉命造反”，好像那一代人全是傻瓜，只有他们才是“思想者”。我愿意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省略了关键的历史过程，只能带来思想短路，只能剩下默写的谎言。
　　5
　　人一着迷就无所不能，不久连她的活动规律我也掌握了。每天清晨她都去爬山，只要不下雨就没有间断过。那山就在武装部后面，我们经常能看见那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个女孩子在晨练。每天傍晚她都去井边挑水，两担三担不等，有时更多一些。我早晚散步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我只是远远地看，碰上了也就点点头，并不多话。她那时的热情全是造反，说不定还警惕着我，这个人怎么总在这儿转悠？不过我不在乎。　　　
　　那时我多棒啊，我才二十二岁，是个不知珍惜岁月的年龄。我二十岁就当上了连级干事，而且是那样一种最可爱的角色。那时我肯定不知有多么得意多么张狂，我肯定比上帝还要神气，还要不可思议得一塌糊涂。我有好几件四个兜的上衣，每件我都拿茶缸装开水仔细烫过，我每条裤子都保持着鲜明的裤缝，我的皮鞋始终锃亮，我的军容风纪保持最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很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喜欢下基层热爱深入群众，到学校去解答任何一个复杂问题。我几乎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到哪儿我都是理所当然的良师益友，是裁判是法官是楷模是标准件。记得我对两派背后搞小动作作过一个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浮在水面的鸭子，身子不动底下乱动。结果这比喻成了经典武器，全市的造反组织都说对方是鸭子。我身高一米八，我胸脯挺得像块砧板，脸上带着适度微笑，我阔气得像个王子，每月工资五十四元。我不知痛苦为何物，那时我真年轻啊。
　　我们真正的开始是一次筹备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会议。会议吃包伙，每人每天交四毛钱一斤粮票。我发现吃中午饭没她，吃晚餐也没她，这令我悲喜交加。灵感告诉我她没钱买餐券。她母亲早就被批斗了，而且那所民办小学也早就闹到一分钱也发不出。这样我就有了献殷勤的理由，问题是怎么做才能让她接受。
　　那时红卫兵小将都牛得很，别说一顿饭钱，她想要学校的保险柜也不是难事。我就亲眼看见她们的教室里堆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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