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巡洋舰 林仙巡洋舰:第五章: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4:54:54

 中国哲学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从它的形成之日起,就开始指导中华文明的创立了。要了解中国哲学和懂得中国哲学,必须深入到由其指导创立的具体学科中去,因为,如果只讲哲学而脱离具体学科,哲学将变的枯燥无味,哲学必须要有具体学科作为其依托才能把它的真实内涵显示出来,否则它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讲将对中国哲学方法如何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进行论述。作为汉字,既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内涵,而且在汉字大规模创立之后,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汉字已经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了。就汉字而言它也是中国哲学最早指导创立的中华文明内涵之一。

    汉字是世界上与众不同的、独树一帜的文字。大量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源自《易经》,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也源自《易经》。当我们将《易经》所示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同汉字创立的思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这二者是同一的。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在有了世界上与众不同的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得以实现的。文字界一般用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来区别不同文字的内涵,汉字被称之为表意文字。然,这里的表意文字实质是指象形文字,即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就象形文字而言,它是一种简单的、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这样,用表意文字(象形文字)来说明汉字就带有了贬义,就像人是从猿进化而来,但人不能叫猿人一样,汉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也就不能再称它为象形文字,为避免混乱,就直称汉字为好,汉字是指“六书”具备的文字,是以会意为主,与表意文字所涵指的象形文字内涵不同。这样,才能使汉字的内涵与所谓表意文字的内涵区别开。当然,汉字的主要内涵是形、声、意三者兼备、三者是同时出现无法分割的,其宏观与核心均是会意,但这时的汉字已不是象形文字。由于现今文字界已将表意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代名词,为了说明汉字已不是简单意义的象形文字,故不用表意文字这个名词来说明汉字,使之能摈弃这个贬义词对世人的误导。有的学者为了将汉字与带有贬义的表意文字概念区别开,用了其它的名词,如意音文字、表词文字、拼形文字、拼意文字等等,总之,汉字之所以成为汉字,是以它冲破了象形文字的束缚,能够完整记录语言及各种抽象事物为标志的。从汉字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的过程看,如果没有中国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它是难以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的。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年代看,它早于汉字大规模创立的年代,这是其一;其二,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在有了“六书”的造字方法后才得以实现,而从“六书”的内涵中又可以看到,它是在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后产生的,对一事物从宏观上加以把握是中国哲学的灵魂,这又证明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无此,便说不清汉字的独特性。

  说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主要是指汉字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突破象形文字的束缚,发明了“六书”造字方法为前提的汉字体系的建立,因此,在汉字之前还应有一个象形文字阶段。考古发现证明,在6000年前汉字确有一象形文字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关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易经》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数字卦和古人对龙向上精神的推崇等等,也是这个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正好和相传的伏羲时代相符合,文字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湖北省考古工作者1994年在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把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杨家湾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考古队员从该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石器、玉器,还发现170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记录当时人们对生活中事物的复述和描绘,代表固定的含义,有一定的规则;从笔画运用看,不仅有直笔,还有大量运用圆笔,殷虚甲骨文的许多符号与之十分接近。专家们认定,这些符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符号是从遗址中一处直径10米、文化层厚度3米多的大灰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均刻画在陶器的圈足底外面,其象形性可划分多种类型,有的如水波、闪电、太阳升起等自然景观,有的似谷穗、垂柳、花瓣、大树等植物,有的像长蛇、贝壳等动物,有的像鱼钩、渔网、弓箭、叉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筑和人类劳作的情景。”【注1】6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证明了汉字在大规模创立之前,的确有一个准备阶段即象形文字阶段。所谓象形文字,是说它还无法记录和表达抽象的、情感上的、无形可状的语言和认识,是属于还无法完整记录语言、但是可以表达简单事物的文字阶段。象形文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居住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数量也只有两百多个,宜昌象形文字的被发现,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头衔应让位给中国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类语言早已存在有百万年以上了。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对河北省阳原县发现的大批160万年前的石器和骨器即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属于迄今所知最早的细石器文化时期文物的研究后认为:“160万年前有如此进步的石器,从加工如此精细的石器来看,当时的人已具有相应的语言,否则,石器制造过程中,传授技术,模仿打制,改进提高,没有语言交流是不行的。”【注2】另,据考古发现,迄今中国最早的契刻符号出现于距今约8000年的斐李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龟甲骨器上,“这些符号同后世甲骨文在某些方面颇有近似之处。”【注3】迄今最早的象形文字是在宜昌杨家湾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前人类使用的陶器上,有170余种象形文字刻划符号。可见从语言的产生到象形文字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160万年,而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可以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说明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其创立是多么的艰难。而在6000余年前,影响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并已应用渗透于文明创建阶段的各个方面,在现今发现的这个时期里许多刻划符号中,还有记数的纯数字刻符和属于《易经》的刻划符号--数字卦刻符。最早的纯数字刻符,是距今约6000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出现的:“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在距今四千年到六千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出现了数字的刻符。如‘一’(1)、‘二’(2)、‘X’(5)、‘ù’(6)、‘?’(10)、‘??’(20)等等。更有趣的是,有的陶片上有形如‘?=’的刻符,有人认为这是表示数字12的。此说如果正确的话,则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十进制书写法的证据。”【注4】最早的数字卦刻符是距今约6000~5500年之间在江苏海安青墩出土发现的,它们也属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刻划符号之一。这些发现已经证明,在距今约6000年的时期,汉字大规模创立的所有条件均已具备,因而在2000余年后的商代,汉字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被大规模创立了,这就是甲骨文。此时汉字的结构即造字方法上,已经是“六书”具备了。最早的甲骨文出现于夏代,一般认为到了商代得以完善。从迄今发现最早的刻划符号(距今约8000年)到象形文字(距今约6000年)约用了2000年时间,从象形文字到商代甲骨文(距今约3600年),约用了2400年之久,可见由最早的刻划符号到象形文字,由象形文字再向“六书”具备的汉字过渡所费时间是相当长的,但这段时间相对于语言到契刻符号诞生的时间又是相当短的,说明了语言的发展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表达具体事物到抽象事物的过渡所需时间是漫长的。但是,语言能够表达的抽象事物,象形文字是无法将它记录下来的,当社会发展到必须用文字记录或表达抽象事物时,即哲学方法得以形成之后,象形文字就不能适应这种状态,必然要向前发展为能够与人类思维能力相符和的文字。同时,语言也在扩展,因为它也要表达思维所产生的各种想法和意图。有了哲学方法,又有了象形文字,加上语言的不断扩展,就为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准备好了条件。当古人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在语言和文字的长期使用和发展中,逐步把握到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宏观--即表意的要求,“六书”这个区别于象形文字单一造字法的宏观造字法应运而生,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使汉字得以大规模创立,成为今日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与象形文字一脉相承又高于象形文字的、形声意三者兼备的优秀文字。由此,对汉字可以总结为“由象形始,到六书归”。

    哲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国文化中更显出其特殊性。中国哲学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这一事件的确是要大书特书的。因为在此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均仅仅局限在字形的继承上,而忽视了对汉字的宏观认识。既然文字界将象形文字等同于表意文字,那么,就应该在汉字的表意功能上做文章,真正找出汉字为什么能由象形文字得以大规模创立的原因。对此,古人是十分清楚的。而今人却由于受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影响,非但没有从汉字的表意功能入手去找它大规模创立的原因,有些学者反而一味追求将汉字改换成拼音文字,并认为汉字只有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结论的确将汉字研究引向了歧途,如果按此观点走下去,中国文化将被破坏致尽。文字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绝不是只有拼音文字一条路,否则汉字就不会到今日还在被使用。汉字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是有其深厚的文化与哲学根源的。汉字是怎样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大规模创立的,这在文字界、哲学界还是个空白,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汉字以及中国文化的前途的确令人十分担忧,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内涵被揭示出来后,对以它为指导方法创立的中华文明中的各个学科进行详细阐述,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事情。

    所以,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汉字,学习汉语,是提高中国人智慧的第一步;当中国人能自觉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进行观察事物研究事物时,这才达到第二步,即中国哲学得以复兴;第三步,则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将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科技文化的中心。真可谓:汉字兴,中国兴!

    注释:

    1.《字的基本知识60题》第39页,王鼎吉编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 同1。第5页。

    3.《中原文物》杂志,1992年第3期:“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对比研究”马世之撰文。

    4.《中国的一百个第一》第3页,张大卫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篇文章来自百拇医药网 原文链接:http://www.100md.com/html/dir/2003/04/07/13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