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占明唱的歌:李大钊与《国民晚报》

报刊是新文化传播的载体，李大钊与中国现代众多的报刊有着关系和联系，在中国现代报刊史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

　　由于武昌起义爆发，国民更为关心国家大事，促进了报业的发展，1911年在上海相继创刊了《民意报》、《中外晚报》、《光复报》、《军政总机关报》、《国民军事报》等，曾经出版过一种《国民晚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更有大批新报刊创办，形成了中国人办报的又一次高潮。1926年在北京又创刊了一张《国民晚报》，其后，1927年6月张友渔接办了这张《国民晚报》。

　　这份《国民晚报》和李大钊的关系如何？至今在李大钊生平史事的记录中，一直是个空白。有关的一些零星记述，多是在相关的回忆录中提及。本文试图对有关资料进行一次梳理，进而阐述李大钊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期所做的新闻传播工作。

　　《国民晚报》的创办和接办

　　1926年7月间，一张《国民晚报》（发行人黄雪甫），出现在北京的报摊上。

　　《国民晚报》的创办人之一是陶涤亚。

　　陶涤亚（1911—1999）名光汉，字复初，湖北夏口人。1926年5月组织“守望文社”宣传革命。6月4日，陶涤亚得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速行出师北伐，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遂决定集资创办一张《国民晚报》，每日以大字排印“打倒万恶军阀，拥护国民政府”于报首；并以陶忧亚为笔名，每日撰文宣传反帝、反军阀。致使吴佩孚恨之切骨，欲加害之，由于机警走避，方得以幸免。（关国煊：《陶涤亚小传》，载台湾《传记文学》74年4期）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陶涤亚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科，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上尉参谋。1928年任湖北省防军少校营长，兼任武汉《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人间”周刊主编。1929年年10月创办《碰报》（三日刊），提出“不谈风月，不要津贴，不敲竹杠，不怕关门”的四不原则。后从事国民党的青年工作。1935年10月在汉口《新民报》创办“世界瞭望”周刊。1936年7月任《武汉日报》主笔。1942年5月，黄少谷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任命陶涤亚为少将科长，主管文宣工作。1943年春，黄少谷兼任《扫荡报》社长，陶涤亚兼任《扫荡报》主笔，与李士英、胡秋原、罗敦伟、雷啸岑执笔撰写重要社论。1944年升任第三厅副厅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获颁胜利勋章。奉派任青岛任中央海军训练团政治部主任，从事军队政工工作，1962年晋升中将（一级）。1999年在台北世。（治丧委员会：《陶故中將（一級）滌亞先生生平事略》）

　　《国民晚报》创办人的另一人是罗敦伟。

　　罗敦伟(1897—1964)，字韶卿。在北京大学时，罗敦伟和同学易家銊一起与苏雪林笔战，社会影响颇大，致使《晨报》上曾刊出新知书社启事：“取消易家銊、罗敦伟的编辑职务”。（1918 年8月，成舍我由陈独秀安排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并由李大钊介绍入《益世报》工作，编写及校看大样一手包办，五四运动后任总编辑，专写社论，声名大噪。成舍我曾邀北大教授、学生入股，创办“新知书社”，采取有限公司的运作办法，定5元为一股，进行公开招募，分托同学进行招募。从校长蔡元培起到同学，总共募到五千余元。(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1920年10月26日，罗敦伟在北京批评社编辑并创刊《批评》半月刊，宣传新村主义，刊物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后任职《世界日报》。1926年4月9日《京报》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中所列通缉50人名单，罗敦伟名列其中：“罗敦伟（湖南），《国民晚报》记者。”（魯迅：《而已集》中的《大衍發微》）。

　　因此，罗敦伟也决定南下，《国民晚报》这样就交给了国民党人黄少谷。

　　其后，罗敦伟著述颇丰，尤以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主。更以《五十年回忆录（1897—1949）》、《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等书影响较大，阐述了独具特点的中国产业经济思想表述。1932年初到实业部主持中国经济年鉴的统纂事务。1933年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统制经济，并于1934年5月出版《中国统制经济论》，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新的产物”， “无论生产及消费之任何部门之自由，都应该服从中央意志，由中央统制机关，指挥统制。”指出这是“当前中国唯一出路”。应先设立“经济参谋部”，“提倡国营企业，也不致压迫民营事业”， “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后段，以民生主义为目标。” “土地的统制”，是“复兴农村经济的基本问题”。他的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方案，许多内容为国民党政府采用。(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的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 2期 )

　　在重庆时，罗敦伟主编《时事新报》；解放战争时期，罗敦伟任国民党团核心报刊《和平日报》社社长。（张济顺：《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其曾接触国民党高层，但“他并不了解草山老人（指蒋介石）的性格，老人所谓‘好好’并不是赞同之意（这一点，司徒雷登也是到了后来才明白的，作者注）”。（曹聚仁：《悼罗敦伟先生》，载于《天一阁人物谭》）

　　《国民晚报》接办人黄少谷。

　　黄少谷(1901—1996 ) 湖南南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23年肄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经济关系，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世界日报》编辑、总编辑。1927年上半年，李大钊决定安排黄少谷到西安冯玉祥西北军部工作，同时决定将《国民晚报》交给张友渔(当时名张象鼎)。张友渔遂邀张友鸾、左笑鸿接手《国民晚报》。

　　黄少谷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处长、秘书长。抗战时期历任行政专员，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副部长。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去台之初，任蒋介石办公室秘书主任。1954年升任行政院副院长。1958年任外交部长。1960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63年被聘为国策顾问。1967年任国安会秘书长。1976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79年改任司法院院长。1987年离职。1996年10月病逝。黄少谷晚年思乡之情愈切。1992年开始，夫妇俩陆续投资7000万元，新建了方谷大桥、方谷水厂和方谷学校。设立了方谷奖学基金会。方谷是取黄少谷、侯淑方夫妇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合成的，表达对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周佩玲：《他的博爱永存 ——寻访黄少谷故居》），载《益阳日报》2008年7月29日）

　　《国民晚报》的再次接办人是张友渔、张友鸾、左笑鸿。

　　张友渔（1899—1992）山西灵石人。1923年，从山西太原一师毕业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一面上学，一面开始为《东方时报》写稿。适逢《世界晚报》招考特约撰稿人，张友渔与马彦祥等被录用，月薪15元。随后做了《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编辑，署名：忧疑。写出《父亲的生日》等散文和《还是做寒蝉好》（1926年5月28日）、《介绍一个友人的信》（1925年11月3日）、《者化教育》（1926年6月2日）、《茶点了事》（1926年6月5日）等杂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向成舍我建议，把如此重大的新闻从七版调整到头版头条，从19号到23号，每天都以头版全版刊登这个惨案的情况。1927年6月张友渔加入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在新闻战线战斗。在中国新闻史上，张友渔被称为“最善于利用民营报纸进行革命宣传的共产党人。” （《中国新闻学之最》第302页）

　　《国民晚报》编辑部在石碑胡同26号。那时张友渔、张友鸾、左笑鸿都在《世界日报》上夜班，张友鸾、左笑鸿上午不能来。张友渔担任“教育界”编辑，下班较早，《国民晚报》的编辑工作大多由张友渔承担。1927年8月，成舍我到南京筹办《民生报》，北京《世界日报》等交给夫人杨璠管理。由于“四·一二”以后局势紧张，杨璠对张友渔办的《国民晚报》很害怕。为此提出要么停办《国民晚报》，要么退出《世界日报》。张友鸾、左笑鸿接受了杨璠的条件，只剩下张友渔一人继续办《国民晚报》，他遂约来陈显文、武新宇（都是中共党员）办报，张友渔仍做社长。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白色恐怖环境中，一张完全由我党自己办的报纸得以坚持下来，到11月间，《国民晚报》引起了敌人注意，张友渔被捕入狱，《国民晚报》停办。

　　张友渔回忆说：“1927年6月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介绍人是盛志权，他是西城区委书记、市委委员、中国大学的学生。北京市委第二次被破坏时，书记李渤海(后来改名黎天才)叛变，盛志权牺牲了。”

　　“1927年6月，正是蒋介石在南方背叛革命，张作霖在北方残酷镇压革命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我在北京入了党。入党后，主要是办党的合法斗争报纸《国民晚报》，同时担任新闻特别支部书记，后来参加北京地下党临时市委，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在这之前，北京市委已被破坏过两次，一次是李大钊时期，一次是李渤海时期。李渤海被捕后叛变，改名黎天才，当了张学良的政治部主任。”（张友渔：《我的回忆》，《文史资料选编》 第9辑）

　　“1927年前半年，我始办开《国民晚报》。这是一张作为我党市委进行合法斗争的宣传工具的报纸，同办的两个人是左笑鸿和张友鸾。张是团员，左是我们的积极分子。这张报，原是国民党左派黄少谷办的。黄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去驻在河南的冯玉祥部队工作。李大钊同志给他的介绍信，缝在棉袍里。冯对李大钊同志很尊敬，黄去后，因有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因而很信任他，曾担任冯的秘书长。后来这个人变坏了。黄少谷走的时候，要把这张报纸盘给我们办。他原来的资本是300元，我们一人拿了100元，顶了下来。”

　　“成舍我这个人，抱着当‘新闻大王’的野心，想搞个新闻托拉斯，除北京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外，又在上海办了《立报》，在南京办了《民生报》。他那时住在南京，他的爱人杨璠在北京管理《世界日报》。她向我们提出，你们要办《国民晚报》，就不要在《世界日报》工作，要在《世界日报》工作，就不要办《国民晚报》。左和张因同《世界日报》关系深，不能离开《世界日报》，我离开了《世界日报》，继续办《国民晚报》，并找武新宇(团员)、陈显文(即陈高慵，党员，30年代变坏了)一起办，由他们各出一百元退给了张、左。在这之前，我还给上海《申报》做过特约教育记者，给武汉《中山日报》做过驻京通讯记者。”（张友渔：《我的回忆》，《文史资料选编》 第9辑）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用自己省下来的钱，接办了一张《国民晚报》，使之成了我党北京地下市委的合法宣传工具。我从一文莫明的穷学生到有钱办报，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童年的贫寒家庭生活，使我从小养成了艰苦奋斗，不贪安逸的良好习惯。中午编《国民晚报》，边吃边编，┅┅吃完也编完了，再赶紧去《大同晚报》，晚上再跑到《世界日报》编教育新闻，后来写社论，看清样，报纸上了版才回来睡觉，┅┅一天到晚十分紧张。”（《张友渔自述创业生活》，老年网，2006年5月17日）

　　《国民晚报》接办人还有张友鸾。

　　张友鸾（1904─1990）字悠然，笔名悠悠、牛布衣、草厂、傅逵。安徽安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为“平大三鸟” 之一（张友鸾、左笑鸿、吴隼，三人名字中皆有“鸟”）。李大钊的学生，邵飘萍的高足，最早在邵飘萍的《京报》创办《文学周刊》。1926年，21岁任《世界日报》总编辑，接替刘半农主编《世界日报副刊》。1927年，受李大钊之托，与张友渔接办《国民晚报》，，成为负责人之一。（张振群：《像风，眷念着一棵绿树——新闻奇才张友鸾侧记》，载《江淮文史》2007年2期)

　　有些回忆文章中说，张友鸾曾任社长一职。所谓社长、总编的职务，只是相互间的一种分工而已。正如张友渔回忆中所说，此时张友渔是共产党员，张友鸾是团员，左笑鸿是积极分子。而在对《国民晚报》资金的投入上都是投资100元，张友渔、张友鸾、左笑鸿三人是同等的。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负责人，李大钊此时的中心工作，一是做好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使之成为策应北伐的军事力量；二是全力反对国民党右派另立市党部的分裂行为，实现中共北方区委提出的“将党权交给左派”，积极组织“左派联席会议”， 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对《国民晚报》的人事安排，是从巩固统一战线出发的。

　　后来，张友鸾一直工作在文化战线上，和张恨水成为挚友。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办《立报》时任总编辑，张恨水主持副刊，并一同住在德邻公寓。1936年4月,《南京人报》正式问世时。则是张恨水任社长，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总编辑。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南京人报》停刊。次年初，张友鸾与张恨水到达重庆，一起加入《新民报》。（宋海东：《连心金兰——张恨水与张友鸾》，载《读书文摘》 2009年第5期）

　　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1963年退休。1963年至1965年，是张友鸾写杂文、随笔的高潮，香港《大公报》开辟 “友鸾杂写”、“旧读新钞”专栏；香港《文汇报》开辟“盛世新篇”专栏。著有《西厢的批评与考证》、《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和七十一回本《水浒》校注以及《史记》选注等专著。张友鸾著有章回小说《沈万山》、《胭脂井》、《志公传》、《魂断文德桥》，《“国大”现形记》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改名为《秦淮粉墨图》出版，是最后一部章回体小说。散文《胡子的灾难历程》，为其散文代表之作。张友鸾病逝，赵洛兄弟合写的挽联为：“新闻奇才，章回大师，校注名家，殊绩自有评说；北李弟子（指李大钊），人报（指《南京人报》）遭砸，胡子情长，邦国久为萦念。”（张建安：《报人张友鸾：“写下最后一个字”》，载《人民政协报》2010年2月5日）

　　《国民晚报》接办人还有左笑鸿。

　　左笑鸿（1905—1986），生于北京。清代最后一届进士左坊之子。1922年转入平民大学新闻学系，邵飘萍的学生，“平大三鸟” （张友鸾、左笑鸿、吴隼）之一，在学期间曾兼任北京《世界日报》编辑，也曾经接办《国民晚报》，担任经理兼总编辑，是《国民晚报》负责人之一。后经张友鸾介绍担任《世界晚报》总编辑，后任《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社会版编辑、副刊“明珠”主编，1927年底张恨水离开《世界日报》后，1928年10月至1929年7月左笑鸿任《世界日报》总编辑。张恨水写作《啼笑因缘》时曾参与谋划。1936年任《民生报》总编，1945年任《新民报》副刊“天桥”的主编。10月间《世界晚报》复刊后，左笑鸿重任总编辑。此时期左笑鸿写作小说《血债》，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连载。新中国成立后，左笑鸿进入北京一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作品校注，并发表《全家福》《芙奴传》《龙套列传》等小说，以笔名“林风” 、“烂葡萄馆主”等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晚年，曾与贺逸文、夏方雅合写《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后定名《<世界日报>兴衰史》，于1982年出版。（左右中 左薇明等：《我们的父亲左笑鸿》（上），载《西城追忆》2007年第4期；《我们的父亲左笑鸿》（下），载《西城追忆》2008年第1期）

　　短暂《国民晚报》培育的人才

　　在短暂的《国民晚报》编辑出版过程中，总的基调是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反对分裂，促使国民党左派掌权，同时也为了团结更多的文化人士为促进全国的统一而斗争。短暂的《国民晚报》也曾培育人才。

　　例如：1926年曾任《国民晚报》编辑的宫白羽。

　　宫白羽（1899～1966），名竹心，山东东阿人。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1年得到周作人和鲁迅的大力帮助，鲁迅曾有致他的七篇长信。1927年《国民晚报》停刊，张恨水在《世界日报》主编《明珠》副刊，邀宫白羽作武侠小说。于是有了武侠小说《白刃青衫》，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等。(白羽：《我的生平》，载《咏叹人生》袁进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再如：1927年在《国民晚报》发表《中国医学史》和多篇小品文章的江绍原。

　　江绍原（1898-1983 ），安徽旌德人，生于北京，1917至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新潮社”，为“五四”运动学生总代表之一。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研究与教学。解放后曾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出版《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等学术专著，为我国现代民俗学奠基人之一。（《苦雨斋文丛·江绍原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为出版《大家小书：民俗与迷信》（江绍原著，陈泳超整理。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陈泳超在作为代序的《江绍原及其礼俗迷信小品》一文中提到：“在编选中最为麻烦的是，江绍原的小品分别发表于《晨报副刊》、《语丝》、《一般》、《贡献》、《新女性》、《北京大学日刊》等多种报刊，查找起来颇不便利。赖王文宝先生、江小蕙女士以及日本学人子安加余一小姐的大力帮助，我才大致摸清了小品的底细，但是像 20 年代北京的《国民晚报》和杭州的《民国日报》，至今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收藏，所以其中登载的几十则小品，尚未寓目，这是至为遗憾的。所以特别企望博识之士体察江绍原先生“大家的小品”之宗旨，惠予垂告，日后或有机缘将其小品全部结集出版，则幸何如哉。”可知登载在《国民晚报》上的小品文数量可观，但是也只能暂付阙如。（陈泳超：《江绍原及其礼俗迷信小品》）

　　李大钊和《国民晚报》的关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的缔造者。他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揭开了我国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纪元。著名的新闻学论著《报与史》，是其新闻传播思想的代表作，提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

　　1922年当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时，李大钊就指出新闻界有了团体组织，当“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9-41页）

　　1924年，国共两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以后，为努力扩大国民革命的舆论宣传，李大钊关心并指导国民党创办《国民晚报》，提出了鲜明的办报主张，“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蒐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88页）

　　李大钊认为国家政治错综复杂，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知识不足难以应对。为此，办报人必须做到“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鉴别取拾，关于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才能办成一种好报纸。

　　1926年4月24日，张作霖杀害了《京报》社长和主笔邵飘萍；相隔不到百日，1926年8月6日，张宗昌杀害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都是因为“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以言获罪，竟在同一地点遭军阀杀戮，在中国新闻史上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悲怆事件。1927年时的北京报刊出版社会背景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国民晚报》由于创办人南下之时，李大钊为孤立国民党右派，实现“将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毅然决定将这份国民党人创办的报纸，派黄少谷把它接续下来。后来，由于李石曾的推荐，李大钊决定要黄少谷到西安冯玉祥西北军中工作。李大钊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好，委托张友渔邀请张友鸾、左笑鸿一起接过来这份报纸，同时解决好接办时的有关财务问题。其后，张友渔根据党的指示，以文化人的身份，做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文化界上层人士以及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这些史事，在已经出版的李大钊传记中都还未曾提及和论说。

　　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国民晚报》报纸，更不要说全部了。因此难以断定李大钊是否在上面发表过文章。郎伦友说：“1927年12月，张友渔继任北京《国民晚报》社长”。（郎伦友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这一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国民晚报》在1927年11月就停刊了。

　　过去，对李大钊活动的论说，多是依据方汉奇所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的论述，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报刊活动分为：1913年编辑《言治》月刊及在上面发表文章，为其报刊活动的开始阶段；1914年赴日本留学至1916年5月回国，编辑《民彝》、《神州学丛》，为《甲寅》撰稿，为其报刊活动的第二个阶段；1916年6月至1919年五四前夕，主编《晨钟》报、编辑《言治季刊》、《宪法公言》、《甲寅日刊》、《少年中国》、《新青年》、《每周评论》，支持《新潮》、《国民杂志》，为其报刊活动的第三个阶段。而关于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的报刊活动则论述较少，特别是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的报刊活动，更是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说。

　　依据我们粗略的统计，李大钊自1916年7月来到北京以后，从事报刊活动极为广阔，涉及到《公论》、《晨钟》报、《新青年》、《宪法公言》、《甲寅》日刊、《言治》季刊、《太平洋》、《北京大学日刊》、《法政学报》、《每周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国民》、《新潮》、《晨报》、《星期日》、《平民教育》、《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批评》、《益世报》、《曙光》、《评论之评论》、《民国日报》、《东方时论》、《学艺》、《申报》、《学生杂志》、《京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工人周刊》、《劳动音》、《江声日报》、《时事新报》、《向导》、《顺天时报》、《社会科学季刊》、《努力周报》、《新民国》、《新学生》、《中国工人》、《雷火》、《政治生活》、《国民新报》、《国民晚报》、《心声晚报》、《清华周刊》、《中央政治通讯》、《东方时论》（日文）、《北京周报》（日文）、《报知新闻》（日文）、《新支那》（日文）、《消息报》（俄文）、《莫斯科工人报》（俄文）、《远东问题》（俄文）、《农民国际》（俄文）、《红色工会国际》（俄文）等59种报纸和杂志。实在难以估量李大钊为报刊活动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精力。

　　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在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的信中，还提到“《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于美国人Fox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以及有关迁都的争论而引发《晨报》的讽嘲；胡政之的《国闻社》和《大公报》的可以与之接近；这些关于报刊及办报人的思想倾向，都在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之中，并且做到了“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

本文链接：李权兴：李大钊与《国民晚报》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