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南海新力建材:无以善后：段祺瑞与孙文的嫌隙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孙中山“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之后，段祺瑞与孙中山，一个成了令人唾弃的“反动军阀”，一个成了高居庙堂的“国父”，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在民国13年（1924年），段与孙曾是政治盟友。只不过，从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分道扬镳，两人结盟的时间很短，短到相约北京后，连面也未曾再见。

三角同盟，挑战直系中央政权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3日，长江下游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大上海而大打出手（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省，但在卢氏的势力范围内），国内政局风云突变。

当时，北京政府为直系军事集团所控制。直系头号人物曹锟上年如愿坐上了总统宝座，二号人物吴佩孚“坐镇洛阳，遥执内阁”。

国内至少还有三个地方势力鼎立于南北，虎视眈眈地环伺着中央：东北，有张作霖自立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南方，有孙文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江南，浙督卢永祥拒绝承认曹锟的当选总统，宣布“自治”。

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嫡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则是皖系大将。江浙战争，拉开了嗣后更大规模的倒直战争的序幕。

民国14年，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文（左图）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不面谈，却通过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 （南方周末资料图）

战争爆发当日，张作霖即通电全国，声讨曹、吴，并将所部编为十余万兵力的“镇威军”，准备出战。

两天后，孙文发布《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宣称与卢永祥合作，讨伐曹、吴。

9月9日，寓居津门的段祺瑞也发出通电，指责曹锟“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号召“一时袍泽……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出民水火，勿任沦胥”。

9月15日，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6个军15万人杀向山海关。两年前，奉系败退关外时，赖有英国人居间调停，直军追击至山海关止步，双方以关为界，互不侵犯。自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

9月18日，国民党中执委在广州发布了《北伐宣言》。两天后，国民党各军分两路向湘、赣两省推进。

至此，皖、奉、粤三角同盟，终于扯下神秘帷幕，强悍亮相。

历时40天的江浙战争，虽以卢永祥下野而告终，但却引爆了三角同盟武力倒直的火药桶。

主义让位于各自的利益

粤、奉、皖三角同盟，首倡者，孙文也。上一年，孙氏在苏联人的撮合与资助下，与中共联姻，自沪返粤，除大力重组国民党外，更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创建了黄埔军校，以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任军校校长，打造“党军”，并整编了粤、桂、滇、湘地方军队。为生存，他先后派汪精卫与其子孙科赶赴奉天，与张作霖洽谈战略合作，张作霖以重金与军械无偿支援粤方。

搞定奉系后，孙文又派于右任出使津门，游说在日租界做寓公的段祺瑞联合倒直。老段是四年前被吴佩孚打下台来的下野总理，对直系的不可一世，颇感郁闷，静极思动，自是有求必应，遂先后派徐树铮、许世英至南方与孙文会晤。反直三方，遂结为同盟，老段因资望被推为盟主。江浙战争前夕，老段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亲口表示：本人将“领导反直运动”。

三巨头的政治信念完全不同，故此同盟显系松散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孙氏高调奉行“联俄容共”政策，公然宣称“以俄为师”，接受莫斯科的大宗军械与苏联顾问，而段祺瑞与奉系张作霖都是极端憎恶苏俄的传统中国军人。三方根本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但为了推翻强大的直系，所有冠冕堂皇的主义都让位给了本集团的利益考量。

按三方实力计，奉军最为精壮，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已拥有6个军和1个海防舰队、3个航空队，总共二十余万兵力。而孙文的大元帅府旗下，亦有了蒋介石统领的党军、建国粤军、建国滇军、建国桂军、建国湘军5个军。惟寓居天津日租界多年的段祺瑞，除几个亲信及寥寥护兵外，可以说无一兵一卒。

然而，老段毕竟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人集团的领袖，是四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政界大佬，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门生遍布南北军营。虽息影津门四载，整天吃斋念佛，一不问政，二不掌军，但仍被各方视为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人物。

段祺瑞

冯玉祥的兵变让直系走向衰亡

风云突变，大军压境，大总统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18日，吴氏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将所部编为20万兵力的“讨逆军”，随后亲率第一、第二军赴山海关前线御敌。直奉双方，共投入20万人上战场，一番番仰攻与俯冲之后，尸骸枕藉。然而，正在决战的紧要关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出征途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将曹锟囚于中南海，武力解散了政府，并顺便把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擅自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君子协定。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看，冯玉祥的这次叛变，得到了苏联人秘密提供的包括重火炮在内的大宗军火的支持，也得到了反直同盟各方的巨额贿赂，甚至连老段也曾为之提供了10万现大洋的资助。

段氏提供的这10万元，乃当年3月13日段氏六十大寿时各方的贺金。其时，国内各方代表纷至津门致贺。老段杜门谢客，来宾只得将贺金放下怏怏离去。7个月后，即直奉两军在冀东杀得天昏地暗之际，冯玉祥突遣贾德耀秘访老段。贾乃段的合肥同乡，冯氏的军中同僚与好友。段遂将10万元转交冯军。贾德耀回来后，冯氏便发动了兵变。回师京城后，冯玉祥将参与政变的军队改名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老段在天津寓所诵经礼佛之时，就已被政变军头们拥戴为未来中央政权的一把手了。

得三角同盟和苏联人鼎力支持的国民军，与奉军前后夹击，将猝不及防的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吴佩孚仓皇退至天津，为不糜烂京津，遂放弃抵抗，率数千官兵登船南遁。

未及聚首即各唱各调

面对突然到手的巨大胜利果实，冯玉祥、张作霖均难以独吞。11月10日，两位军头联袂登门劝说老段尽早到北京主持大局。

老段遂重返京城。时为民国14年（1925年）11月22日。

当时日本人在华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当时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这一年，老段59岁，孙文57岁，张作霖48岁。

老段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章士钊为他想了一个“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共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老段主政后，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吴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

由此，有了孙文的最后一次北上。

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此次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

善后会议得到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们的支持。

不料，孙文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突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当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国共两党精英响应孙文号召，立即在北方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尤以首都闹得厉害，其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

众目睽睽，“善后会议”遭到了“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两会”之争实为 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段氏不为所动，按既定方针办，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善后会议条例》。

11月13日，孙文偕夫人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庭、党内高层汪精卫等十多人转道香港北上。4天后，孙文一行所搭乘的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段派皖籍内阁要员许世英前往迎接，并向孙出示了已获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孙文语焉不详。5天之后的11月21日，孙氏乘日轮“上海丸”离开上海，岂料，此轮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日本，全不顾北京方面已经等得心焦火燎！

在日本，孙文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晤面，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只称：“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却全然没提善后会议一事。

迟至12月4日，孙文一行才抵达天津港，在码头上，受到了老段、张作霖和冯玉祥三方派来的要员以及天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晚，孙文抱病拜访了设行营在天津的张作霖。翌日，孙文在病榻上与段执政的代表许世英相见。因病，孙文一行推迟了进京的日程。直到该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才姗姗抵京。

自11月13日离穗，到12月31日抵京，孙文在路上走了48天。

面对孙氏的公开反对，和革命党人发动的北方民众运动，执拗的段执政仍按原计划公布了他主持邀请的善后会议参加者名单。在166位与会代表中，孙文排名第一，以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大总统黎元洪和盟友张作霖、卢永祥与冯玉祥及参加政变的军头，再之后，才是各地督军（直系军人除外）、社会名流（包括北大青年教授胡适）、宗教领袖和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人数最多，许崇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李宗仁、黄绍竑、冯自由等粤方军政要员，均榜上有名，且为数实在不少。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

民国14年（1925年）元月1日，段执政发布大赦令，撤销了专门安置军界“老干部”的将军府，并正式邀请孙文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文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

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文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

……文（孙文自称，下同）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

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

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简言之，孙氏要善后会议加上他所要求的代表参加，而且，所有事项的最后决定权，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时再定。如果照这两点来办，孙氏将不再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不言而喻，孙氏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与完善，而是彻底颠覆。谁都知道，如按孙氏方案，则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换言之，国民党人才是国家事务的拍板人。

1月22日，皖籍阁员许世英、姚震拜访汪精卫，委婉地转达了段氏的回复，称：孙先生之主张“来不及遵办，请商承先生别定变通办法”。显然，段氏拒绝了孙文提出的“补救方案”。

数日后，孙文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文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2月1日，广州留守的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发布了总动员令，国民党军第一次东征开始。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彻底解体。段氏的“善后”之梦破灭了。

大战过后，百废待举。政争不已，无以善后！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定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

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务实的段氏倡导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以人民团体决定国家事务的倡议无法操作，属渺远的政治理想。在外交方面，段氏的“外崇国信”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新政府得到列国承认的起码条件；孙氏的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则是国力渐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的终极目标。

“两会”之争，实是传统势力与革命党对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七十多天两巨子竟互不相见

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老段与孙氏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老段把孙文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这次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不知缘于何种考虑，居然也在孙文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文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了基督，又信奉了孙氏的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孙文见面的机会，实令人困惑。

尽管排名第一的代表与其党党员抵制此会，2月1日，老段还是如期召开了善后会议，除直系与国民党人之外，全国各界风云人物百余人聚集京城，倾听段氏发表了《政治建设宣言》，并共同商讨拟定了军事、财政等善后条例。

其时，孙文已病入膏肓。

3月12日，孙文溘然病逝。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

历时两个多月，至4月21日，善后会议终告结束。段祺瑞主持草拟了新宪法。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段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干了一些实事。

稍后，国民党自行操办了“国民代表会议”。虽然鲍罗庭、汪精卫、李大钊等人俱尽力而为，但此会仍无甚结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在首都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至此，国民党人与段执政彻底闹翻。5月23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谓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本党已与之绝交，不予承认，要继续遵循孙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革命全功。

这一下，段氏非但没能“善后”，反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