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之塔70史诗防具: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结尾) 列昂尼德?姆列钦

第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你要把这些克格勃分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让他们插手你的工作。”这是盛怒之际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少见的坦率时刻给自己的手下出的主意。

致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心脏病发作的正是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肃反人员。前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讲述了这一经历：

“我在安德罗波夫的会客室里就已感觉到出了什么事，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药味，几名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给他打了几针。我进到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他正躺在沙发上，气色非常不好。”

尽管当时呼吸十分困难，安德罗波夫仍给出了对付克格勃的这样一个实际建议。如果是在较为寻常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更加含蓄一些。

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在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是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兄弟政党之间的关系事宜。当时莫斯科有一位来自布拉格的贵宾。根据党内的级别，送他去机场的这一光荣使命落到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身上。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用迷人和可爱这两个词来形容的人。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多半是克格勃第九局负责警卫工作的军官弄错了专机起飞的时间，基里连科因此断定他来不及去机场了。据尤里·别尔诺夫回忆说，于是，他以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被破坏为由“粗暴”地申斥了安德罗波夫一顿。倒霉的安德罗波夫坐在自己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里，怎么也搞不清楚飞机从政府机场起飞的准确时间，而怒气冲冲的基里连科时不时地打来电话，脾气一次比一次大。

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来说，安德罗波夫是一个今后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人，是一个将令人嫉妒的人，在他面前必须小心翼翼。但对基里连科来说，他当时不过是一名手下罢了。就是同级别更高的中央书记的这番谈话害得安德罗波夫心脏病发作。

可以想象，身材矮小、块头如同拿破仑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多么地蛮横无礼和刚愎自用，凭借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严重的脑部病变尚未导致人格全面崩溃之时，他一步步地爬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位置。

但就这件事来说，充满传奇色彩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又是多么地胆怯和不幸，政治局委员的一声吆喝，而且还是小事一桩，竟使他一病不起！就这样一个人竟被认为是杰出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改革家？这件事多半只能说明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并且非常不自信的人，他习惯于躲避冲突，本能上就不会违拗上级的旨意。

基里连科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个辞退的人。基里连科当时病得很重，当然不可能工作。但勃列日涅夫没有打发他退休，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愿委屈自己的老朋友。安德罗波夫却要求基里连科写辞职申请。由于基里连科担心自己无力写好如此重要的文件，安德罗波夫就亲自代他写了一份。基里连科只是用颤抖的手誊抄了一遍……

向水手长看齐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纳古茨卡亚车站的一个铁路电报员的家庭。当他才只有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位音乐教师，也死得相当早，死于1927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得不自谋生路，勉强过活。

安德罗波夫的母亲叶夫根尼娅·卡尔洛夫娜·法因施泰国的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因此有人说他有犹太人的血统。见过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人甚至觉得他的外貌有闪米特人的特征。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这些特征……

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写道，安德罗波夫的声望激怒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次，他在气头上对博尔金说：“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特别的贡献？你想想，他当过克格勃主席，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把许多人赶出了国门，可是为什么我国和外国的媒体却并没将他生吞活剥呢？因为他是个混血儿，他们当然不会欺负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关于全世界犹太人惺惺相借的观点与活跃的第一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怀疑不谋而合，这些人似乎还派人去过安德罗波夫的故乡，调查他的族谱。

就算安德罗波夫知道同志们认为他的履历表不太清白，那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在克格勃工作期间，安德罗波夫大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指禁止犹太人出国，千方百计地压制人们学习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严密监视，以免“非土著人士” 占据过于显赫的职位。克格勃第五局曾成立了一个处，专门同敌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作斗争……

安德罗波夫是在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市上的学，就是目前因高加索的事态而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个城市。后来安德罗波夫又读完了雷宾斯克水运中等技术学校。

在任克格勃主席时，他作为校外考生参加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考试。他觉得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太合适。高级党校就是为官居高位、既没文凭又没时间（更常见的是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实际工作领导者而设立的。

后来有人传说他学识渊博，精通英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事实。他是想过学英语，但那时他已是克格勃主席，而且以他当时的年龄，又那么忙，这是不可能的。不过，驻外工作的经历，阅读书籍和材料，同知识分子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系统教育的不足。

安德罗波夫在莫兹多克当过电报员、电影放映员的学徒，在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沃洛达尔斯基造船厂工作，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当一名海员的愿望看来并不是很强烈。到了岸上以后，他成为一名专职的共青团干部。在自己的这段水上工作经历中，只有一位水手长令他念念不忘，这位水手长牢牢地控制着全体船员，是他心目中的领导者典范。

从22岁起，安德罗波夫一直在共青团和党的机关工作，中间当过大使和克格勃主席。他从未领导过任何一个实际生产部门或任何地区。他在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仕途经历同谢列平相似：从团到党，从党到克格勃。这种生活道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机构、控制国家的那股神秘力量了解得一清二楚，善于发挥权力杠杆的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国家的所有知识都是间接获得的，这些知识来自别人的谈话、材料和部下的分析报告。每天放到中央书记和克格勃主席桌上的数百页秘密文件肯定会使人觉得，对国家发生的事已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实际上多半是一种错觉。

在克格勃内部公文对一切情况都不隐瞒的情况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教条没有受到怀疑。大概正因为如此，安德罗波夫确实以为，国家所需要的主要是整顿秩序、严肃纪律和反对腐败，而不是改革。

在清洗年代，只要能做到明哲保身，团干部很容易飞黄腾达。1937年，安德罗波夫当选为雅罗斯拉夫尔州团委第二书记，翌年升为第一书记。1940年，他被调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任卡累利阿一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20-30年代，这块土地就是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向芬兰宣战后，斯大林有了长远的谋划。如果这些谋划得以实现，芬兰投降，那芬兰的国土面积大概就会大幅度缩小，而卡累利阿的面积反倒将会扩大。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被预先更名为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其地位被提高到加盟共和国。

领导这一新共和国的是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他后来成为了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库西宁是个有学问、有头脑、性格温和的人，同他交往令年轻的共青团书记获益匪浅。

1935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与他同一个技校毕业的尼娜·伊万诺夫娜·延加雷切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37年生），一个儿子（1940年生）。

女儿叶夫根尼姬成了一名医生，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为了纪念爷爷而起名为弗拉基米尔的儿子两次坐牢，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

儿子出生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去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他是一人去的，没有带家属。他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婚后又第二次结婚，这次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安德罗波夫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并不关心。对过去的回忆令他感到不快，他本人几乎从不提起，也不喜欢别人提起他想忘却的事情。

安德罗波夫没有上过前线，他当了4年的共和国团领导。1944年，他被调去搞党务工作，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战后他已是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在这一期间，他间接地受到过1949年开始的“列宁格勒案件”的波及。

当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政府第一副首脑沃兹涅先斯基等主要人物被捕之后，国家安全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出身于列宁格勒的干部。从列宁格勒发迹的党的干部纷纷被撤职，逮捕。彼得罗扎沃茨克也未能躲过这场风暴。当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情者的看法莫衷一是。一些人说，在清洗期间，吓坏了的安德罗波夫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陷害党内的同志。还有一些人说，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是清洗对象，是那个库西宁又一次挽救了他。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爱记仇的人。有一次，已是克格勃主席的他想知道“列宁格勒案件”期间负责他的问题并差点使他遭到逮捕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仅没有惩罚这个人，甚至都没打发他退休。

不爱记仇和心胸宽阔是值得称道的品质。但是，国家安全机关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捏造如此卑鄙下流事情的侦查员呢？即使这件事是真的，就能说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内心并没有谴责过自己在卢比扬卡的前任吗？

1952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罗波夫从彼得罗扎沃茨克调到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1953年调外交部工作，任第四欧洲司司长。斯大林去世后，中央决定派遣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去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没多久他便被派往布达佩斯，任大使馆的参赞。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他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

前国家安全部负责人事问题的副部长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去罗马尼亚任大使。曾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奥尔基咪哈伊洛维奇·波波夫被派往波兰。

波波夫是个有名的刚愎自用的人，他在波兰的表现仿佛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委，一有借口就对党和政府的首脑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指手画脚，就连波兰农民该怎样耕地，该怎样播种他都要管，到头来还说，就算贝鲁特给他当莫斯科州的一个区委书记，他都不要。

愤怒的贝鲁特忍无可忍，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他连一个区委书记都胜任不了，那他该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了。赫鲁晓夫赶紧安慰他。把波波夫从华沙召了回来，花了很长时间给他找工作，最后他被派到弗拉基米尔任一个航空仪表厂的厂长。

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安德罗波夫大使的表现要明智得多。但他在匈牙利的作用也类似一种钦差大臣。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

内容详尽的文件汇编《苏联和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是学者和档案专家的一项重大成果，这本书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价苏联大使在那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

3年的大使生活使安德罗波夫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他看到，生活可以不单单是雅罗斯拉夫尔或彼得罗扎沃茨克那种样子。布达佩斯向来是一座欧洲城市。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大使生活本身也还是能带给人某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况且，新大使才只有4O岁。

但安德罗波夫当大使的时候，正值匈牙利的经济形势由于工业化加快而更加严峻，农民们对农村合作社的思想义愤填膺。令匈牙利人不满的是，苏共20大之后他们连苏联的那种换班都没有发生，于是他们要求更换领导，首先是独裁的国家领导人拉科西·马加斯，并且为所有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斯大林派去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曾帮助匈牙利同志发动了一场血腥清洗……

安德罗波夫大使坚定地支持拉科西，他疑心重重地关注着早先遭到惩处的卡达尔·亚诺什重返政坛，认为他在政治局的复出是“对右派和蛊惑分子作出的重大让步”。卡达尔战后曾任共产党副总书记和内务部长。起先他参加了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后来却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判终生监禁。虽说后来为他恢复了名誉，但他身上已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莫斯科害怕对惩处怀恨在心会导致卡达尔加入反对派。

通过对一些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布达佩斯大使馆所接触的只是一小部分遵循教条主义路线的人，并依据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报作出结论，向莫斯科通报。赫鲁晓夫当政时，克格勃的意见是无法同大使馆相提并论的。

匈牙利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向安德罗波夫详细讲述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内容以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谈话，并不失时机地猛说自己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的坏话。

如果阅读一下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密码电报，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匈牙利的惟一问题在于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妨碍国家正常工作，只要处理了这几个人，就能使政治局达到团结一致。可到后来才突然发现，人民起义了……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为什么电报中反复出现纳吉·伊姆雷这个名字，为什么所有人都害怕他重返政坛，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大使馆似乎因纳吉回来而吓得瘫痪了。到后来才明白，他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一位政治家，人们希望他能上台执政。

纳吉·伊姆雷并非等闲之辈。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俄国人俘虏。他拥护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生活了15年，在共产国际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1945年后他当过部长，领导过匈牙利政府，后来被打成“右倾分子”，所有职务都被解除，并被开除出党。

1989年夏，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把自己部门档案中的一叠文件交给戈尔巴乔夫。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纳吉·伊姆雷战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他是1933年被招募的，向情报机关报告过在苏联避难的匈牙利同胞的活动。

这使纳吉免去了牢狱之苦。1938年3月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的肃反人员逮捕，但他在监牢里总共只呆了4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特别处）站出来为他说话，于是这位匈牙利未来的总理获释。

为什么克留奇科夫要把文件从档案中取出？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附函中说到了这一点：“纳吉的头上笼罩着一个光环，他被说成是一个受难者，一个不贪私利的人，一个特别诚实而又恪守原则的人。在所有关于纳吉的颂词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是一名‘彻底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战士’，是‘民主和彻底改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匈牙利媒体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截了当地表示，是迫于苏联的压力，纳吉才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过，看来他极其仇恨纳吉·伊姆雷，为此不惜打破特工的神圣规则，泄露了秘密工作者的姓名。克留奇科夫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但他却未能忍住不告诉匈牙利人：瞧，你们的民族英雄是何等货色！

收到这些文件后，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愤怒了，说这是赝品，文件是伪造的。但文件多半是正本，因为当年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要被迫报告关于敌人的情况。如果你不揭露人民的敌人，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你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你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纳吉·伊姆雷的改革思想是一整套的经济改造构想，匈牙利人想把这一构想付诸实施。匈牙利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反对派，他们看到，南斯拉夫人在按另一种方式建设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波兰人也开始在没有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1956年10月，纳吉·伊姆雷在党内的地位得到恢复。波兰的例子使纳吉深受鼓舞：1949年被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并遭到逮捕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得到了平反，并官复原职。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的首脑。既然莫斯科同意了波兰的那种变革，那么它可能也会允许匈牙利步其后尘？

波兰当时的事态同样非常严峻。工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口号。科涅夫元帅接到了向华沙调集苏联军队的指示。波兰的将军们，尤其是苏联傀儡较少的内务部队中的将军们警告说，他们将向苏军开火。

不顾莫斯科的意志，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被选举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认识到，最好不要干涉。

被斯大林在1949年派到兄弟国家波兰工作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赶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失去了国防部长职位。他回到莫斯科后痛苦地说：“在俄罗斯我向来被看作波兰人，而在波兰我又被看作俄罗斯人。”

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莫斯科讨论波兰形势，但没曾想匈牙利事态反倒跃居首要地位。布达佩斯发生了交火事件，游行示威者推翻了斯大林的巨大雕像。

安德罗波夫大使仍坚持认为，全部症结在于匈牙利政治局的优柔寡断，在于毫无原则的让步。大使馆所倚重的是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就连共产党人也说，他们希望建设匈牙利式的，而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大使馆知道匈牙利最高领导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微小的细节，相互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连一些迹象也一清二楚。但反对派领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使馆一无所知。

10月23日，先是被禁止，后又得到允许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变成了大规模的抗议当局的行动。

安德罗波夫大使直截了当地要求苏军驻匈牙利特种军军长把部队开进布达佩斯。

但对方回答说，他需要有国防部的命令。

安德罗波夫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总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通过高频通信线路给军长打电话，下达了命令。原以为只要苏联坦克一出现，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就像1953年6月17日苏联干涉柏林后的那种情况一样。

但匈牙利人开始抵抗。他们向苏军射击，向坦克投掷装有可燃混合物的瓶子。苏军无法使城市平静下来。匈牙利军队不帮他们，抵抗战士越来越多，人数达到了数千。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用坦克炮和机枪扫射民宅，这些行为使反苏情绪进一步高涨。

应民众的要求，纳吉·伊姆雷成为政府的首脑。他请求苏联军队撤出首都布达佩斯。

在莫斯科发生了意见分歧。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共产国际年代，不应该向兄弟党发号施令。在波兰，赫鲁晓夫冒着风险指靠哥穆尔卡：尽管他不太听莫斯科的话，但他控制住了国家。而在匈牙利，他决定支持纳吉的政府，把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坦克撤走了。这不是诡计。赫鲁晓夫已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必须重新修订过去的原则。

但军队刚一撤走，布达佩斯就发生了流血事件：一群人对首都市党委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军官因穿着总务处统一发放的黄色靴子而被认出。他们被头朝下吊在树上。

这使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期间正好爆发了中东战争。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向前不久刚同苏联建立亲密关系的埃及发动进攻。莫斯科不希望在埃及必然失败的背景下在匈牙利又一次遭受失败。况且已弄清美国和西方不会出面保护匈牙利。

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出兵，而且这一次要果断行动。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首先提议，既然现政府表现“不好”，那就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开始寻找政府首脑的候选人。有两个人选--卡达尔·亚诺什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两人被转移到苏军驻地，又被送至莫斯科面试。卡达尔更受欢迎，在稍许犹豫之后他同意领导政府。

当安德罗波夫大使在布达佩斯愤怒地对纳吉·伊姆雷说，他同明尼赫和卡达尔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时，他俩已随同苏军一起回来了。他们呆在负责指挥行动的科涅夫元帅的大本营里。卡达尔是被苏联的装甲运兵车送回来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解释说：我们不能允许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我们苏联，人们会说，斯大林当政时没发生这种事，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人却丢掉了一切……

在中央主席团成员彼此间坦率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想过要说匈牙利事件有西方插手，是西方间谍策划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起来反抗他们的是人民，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他们推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苏联军队和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一小撮人。

入侵的苏军人数为6万人。

大部分匈牙利军人都没有抵抗，知道这无益于事。但有些部队选择了战斗，数千名起义者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有几辆坦克，一些大炮。他们甚至使用防空武器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

苏联大使馆安然无恙，因为有30辆坦克保卫着大楼。在布达佩斯经历的恐惧永远地留在了安德罗波夫的记忆中，据说他妻子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1月1日，纳吉·伊姆雷总理声明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

他发表广播讲话，通报了苏联的武装干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向我们的首都发动进攻，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抵抗力量在苏军大炮和坦克的密集火力下逐一被消灭。

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军总共有640人被打死，1251人受伤。匈牙利人的损失共计为2652人被打死，19226人受伤。

卡达尔政府向矿工游行队伍开枪，禁止工人委员会的活动，逮捕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解散作家协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批准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并赋予其快速作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卡达尔得不到国内的支持，在苏联同志的影响下越来越残酷无情，这让莫斯科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

被推翻的纳吉·伊姆雷和几名仍忠实于他的部长及其家属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卡达尔表示将保证他们不受侵犯，并允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是纳吉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汽车上，一名苏联军官紧挨着他们坐下，似乎是为了把他们所有人各自送回家。车上有两名南斯拉夫外交官。但汽车出人意料地停在苏军代表处的楼前，苏联军官迫使南斯拉夫外交官下了车。随后苏联装甲车团团围住这辆汽车，纳吉和他的同事及家属被送到罗马尼亚。起先他们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后来他们被投进了监狱，1957年4月17日，他们被送回匈牙利。卡达尔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纳吉·伊姆雷、其国防部长毛莱戴尔·巴尔及另外几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年头不等的监禁。纳吉拒绝请求赦免。据说行刑时卡达尔在场，事后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这件事还牵扯到某些个人因素：卡达尔坐牢时曾受到痛苦的折磨，他认为纳吉·伊姆雷是造成自己痛苦的元凶……

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简单而又明了。他看到，如果党疏于意识形态的监督，那它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国家政权。其他任何东西，无论经济困难，还是敌人的间谍，都不能断送党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

教训的严酷性还在于，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还体验到了一种纯粹的生理上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如何遭到私刑拷打。他不希望这种事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据说，在布达佩斯经历的事对安德罗波夫的妻子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她开始经常闹些小病，而他则逐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只好一味地工作……

外科医生普拉斯科维妞·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苏联卫生部所属第四局30多年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也谈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她不止一次地住进神经科，不住地要求给她打针……她只不过是疑心自己这里有病或那里有病，要求使用麻醉药。她对镇静剂不屑一顾。看来，从年轻时她就已对麻醉药习以为常。现在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过错。只要听到她丈夫的名字，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对她的任性要求作出让步。是医生使她对麻醉品上了瘾。”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

1957年春天，安德罗波夫戴着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拯救者这一桂冠回到莫斯科。由于统一的国际部被一分为二，他被安排到中央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仍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负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则由安德罗波夫领导。

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在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特别赏识安德罗波夫，帮助他稳固在机关的根基。这种保护对一个新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接连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糟，可以说，安德罗波夫并未能使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通常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来定调，他更愿意向美国，而不是向兄弟国家中国妥协。

到新的岗位上后，安德罗波夫努力避免与周事发生冲突，勤奋工作，为自己的部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其中有几人后来成为院士，例如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和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博戈莫洛夫。在他身边工作的有资深记者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和著名的汉学家列夫·彼得罗维奇·杰柳辛。如此强大的知识分子阵容无形中也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本人的声望，使他获得了思想上没有框框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种美誉。

当时同他一块儿工作过的人兴奋地回忆起他曾给他们营造的自由精神氛围：有时还能谈及中央大楼里所不允许谈论的话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理想化了。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描述了他们聚集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情景。大家都脱掉了外衣，安德罗波夫拿起笔，集体创作就这样开始了。阿尔巴托夫写道，通过安德罗波夫这样出众和聪明的中介人参与政治是一件有趣的事……

当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同中央书记处的同事--严厉的、已习惯于颐指气使的书记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阿尔巴托夫认为，同顾问的交往帮安德罗波夫增长了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书本知识。这种交往也是日常生活信息、非正统观点与看法的来源渠道。即便是他所不喜欢的内容他也耐心地听着。但他经常对听到的东西不加评论，不作任何表态，他的沉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员。

安德罗波夫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沉着冷静，不喜欢大喊大叫，喜欢写诗，从不用有伤风化的词汇，喜欢音乐，歌唱得不错，会唱许多民歌以及哥萨克歌曲。对冰球的喜爱拉近了他同党内领导同行的距离：他是狄纳摩队的一名狂热球迷。

他的诗歌停留于爱好者的水平，但有一首诗写得非常有趣。

有一次，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因某件事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略微表示了权力会使人变坏这种担心。他用一首小诗回答了他们：

有个恶棍曾说

权力会使人变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所有聪明人竟都这般说

不幸啊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往往是人使权力变质

安德罗波夫领导的是一个新成立的部，因此他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挑选没有经历过党的机关这所学校的年轻人，即纯洁的、头脑还没有变坏的人。通常只有专职搞过党务工作的人，也就是前区委、市委或州委书记才能进入中央机关工作。让他们去搞脑力工作有点勉为其难。

也在安德罗波夫身边工作过的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奥尔基·霍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从党的干部中为自己挑选助手，后来他把这些人带到了克格勃。他喜欢同知识分子交谈，他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利用，但在工作中他更看重党阀们，指望他们狗一般的忠诚……

赫鲁晓夫当政时，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者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后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尤其如此。这种工作是无法托付给党内的官僚们的，需要有才华、学识渊博、笔头好的人。安德罗波夫意识到，拥有这样的干将他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当把文件起草工作交付给他以后，他博得了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讲话稿写得确实很棒，但遗憾的是，这些讲话很少能反映现实生活。文章写得越来越好，而现实却越来越糟，那些年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心血没有白费。1962年，继波诺马廖夫之后他也当选为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在机关中学会了见风使舵，变得比原来更加谨小慎微。

上文提到的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部中工作过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回忆了1963年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的情景。陪同赫鲁晓夫的有安德罗波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晚上，当赫鲁晓夫和铁托就寝后，南斯拉夫的二号人物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邀请苏联代表团去夜酒吧玩。安德罗波夫借口太累没有去。

也许他是累了，但他的谨小慎微已到了极点，他知道，中央书记不应该去逛夜酒吧……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好像对自己身材过于高大感到不好意思，他尽量不像一些自信的人所爱做的那样昂首挺胸。他略微哈着腰，这与其说是因为天性羞怯，不如说是因为在党的圈子中流行表现谦虚，这已成为第二天性。

老广场的官员走动起来都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和外表表示：我尊重上级，惟命是从。安德罗波夫也不例外，若不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也不可能在党的官职表上一级一级地上升。

沙赫纳扎罗夫描述了在直通赫鲁晓夫的电话机未响之前他们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谈话十分活跃的情景。沙赫纳扎罗夫亲眼目睹了令人吃惊的形象转换。一个生动的、鲜活的、趣味盎然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士兵，一个准备执行上司任何命令的士兵。他说话的声音变成了恭敬与顺从的腔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一直在争夺第二书记的位置。他们为得到位居总书记身旁的权利一直斗个不停，相互争权夺利。

安德罗波夫被弄得六神无主。为了避免不愉快，一个问题他总是既和苏斯洛夫商量，又征询基里连科的意见。但基里连科可能会下达完全相反的指示，这样一来，安德罗波夫就完全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

曾在西德当过大使并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就智力水平来说，他比其他领导成员高出许多，当他暂时还处在二等或三等职位上时，这并不总是给他带来好处。同事们那武断的评判和放肆无理的行为令他无法争辩，感到委屈，致使他变得孤僻起来。因此，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后，他同其他委员以及一些主要部长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

成为克格勃主席后，他仍不得不在这个强者的圈子中周旋。当然，克格勃主席是直接听命于总书记的官员，不用向其他任何人汇报工作。但许多问题的解决安德罗波夫都要听从中央书记的指示。因此他无法让自己忘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存在，否则他很快就会被吞噬。

最难的是同基里连科和苏斯洛夫找到共同语言，他俩彼此不和，又不太喜欢安德罗波夫。一个表示支持，另一个就会表示反对。如果苏斯洛夫不在，休假或生病了，中央书记处就由基里连科主持工作，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苏斯洛夫批准的决定撤消。所有实际决定，包括人事决定，都是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到后来，当与某个同事发生争论时，安德罗波夫已学会温和但口气肯定地说：“我也不是刚到国家机关……”

赫鲁晓夫被推翻后，安德罗波夫曾一度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况且他的靠山库西宁也于1964年去世。安德罗波夫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新领导会不会抛弃自己呢？

他不属于谢列平那个强大的集团。同新的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关系也非常糟糕。主管意识形态并拥有很大权势的苏斯洛夫也不喜欢他。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对我说：“在我任驻加拿大大使时，有13个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当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要求政治局撤销我的职务。苏斯洛夫不客气地说：‘安德罗波夫同志，据我所知，雅科夫列夫同志并不是由克格勃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安德罗波夫简直都呆住了。他害怕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崇拜者认为，他们的上司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深感不安是因为国家正在发生一种保守主义转变。安德罗波夫感到苦恼多半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重视，他焦躁不安，担心被彻底抛弃。他千方百计地讨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回忆说，一遭到上级批评，安德罗波夫就会非常难过，甚至变得六神无主。他害怕上级领导。1965年1月，中央主席团讨论苏联对外政策。安德罗波夫由于阶级观念不足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对外政策方面持强硬立场的谢列平和柯西金对他的批评尤其尖锐。安德罗波夫失宠了。这种境遇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得了梗塞，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后来出院了，直到1967年春天才痊愈。

据他的忠实助手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说，安德罗波夫在征询他的意见那天才得知他将成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把安德罗波夫赶出中央机关是为了取悦柯西金。

政府首脑和安德罗波夫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两人在个性方面有点格格不入。但主要的是，他俩之间的冲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安德罗波夫曾对助手说，柯西金提出的改革速度不仅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

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甚至连柯西金提出的那种极其适中和有限的改革都感到害怕！既然这样，还怎么可能对安德罗波夫1982年成为总书记后打算改革我们的社会信以为真呢？

看来，勃列日涅夫把安德罗波夫安置到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并不是为了取悦柯西金，而是为让自己高兴。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会看人，准确地知道谁忠实于他，谁不忠实于他。

他把一个完全忠顺于自己的人安插到极其重要的职位上。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威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勃列日涅夫在克格勃副主席中安插了两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军--茨维贡和齐涅夫，这两个人向他汇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一举一动……而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这一点尤其令勃列日涅夫感到满意。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忠贞不二，深信不疑。包括柯西金在内，只要有人企图发表独到的见解，他马上予以回击。

克格勃主席

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他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15年，直到1982年，在卢比扬卡的主人中创下了最高纪录。而且他离开克格勃是因为高升，在他之前只有贝利亚和谢列平是因为高升而卸去克格勃主席的职务。

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继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和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在党内获此崇高地位的国家安全部门首脑。

这是勃列日涅夫赠与的礼物，是对安德罗波夫不喜欢的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为未来所作的铺垫。

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勃列日涅夫忠实的战友，他对党和国家应由列昂尼德·伊里奇来领导这一点从未产生过动摇。

赫鲁晓夫下台后权力似乎被一分为三--勃列日涅夫领导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领导政府，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领导最高苏维埃。但这三人彼此互相厌恶。勃列日涅夫比两个对手势力更强。他把波德戈尔内弄下去了。是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未敢撤掉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柯西金，但最终还是用自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同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古洪诺夫替代了他。

勃列日涅夫逐渐除去了所有他觉得不够忠顺并可能觊觎一把手位置的人。

被勃列日涅夫撤职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以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所有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他同时还监督着其他人，以便他们也忠顺于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病人膏盲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头脑一时发昏，找不着讨论的思路了。会后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你要知道，应该尽一切可能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稳定，也关系到国际形势的稳定。”

所有高级官员都认为，他们的办公室和电话都已被窃听，因此都非常谨慎，在办公室不谈危险的话题。最危险的是说总书记的坏话，这基本上总是导致被解职。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被禁止窃听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和谈话。但可以轻而易举地绕开这种限制，比如说，窃听党组织工作人员谈话对象的电话。

瓦连京·法林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曾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解除中央国际宣传部某位顾问的职务，因为克格勃录下了他同一位德国人的“可疑谈话”。有一个大使被安德罗波夫定为不许出境的人，因为他曾当着某一群人的面说：“聪明人在西方不会没有活路。”安德罗波夫看了谈话记录后，当即作出了决定。

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感到害怕。

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这三个最高的权力阶层上，不存在工作以外的关系。领导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个人交往。他们彼此没什么好感，互不信任。斯大林不喜欢政治局委员背着他聚会，对总书记发怒的恐惧令人刻骨铭心。没事谁都不来往。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描述过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同安德罗波夫比邻而居的情景：有一次邀请他和他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星期天来吃午饭。安德罗波夫拒绝了，他用平静的声调解释说：“如果我去你那里，那明天就会有人说闲话，议论谁在什么地方聚会，为什么聚会，讨论了什么。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去你家呢，风声就已传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耳朵里……”

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不承担额外的责任，以免给人以越俎代庖的感觉。只要是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他都要请示中央……

在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之后没几天，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就成了他的副手，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成为领导班子成员，同时负责领导第二总局。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任命为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的局长，此前这一职务由齐涅夫担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局长。专门负责政治局私人警卫的第九局局长自然也要被撤换。

第九局局长直接受总书记领导，听从他的指示，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通报给克格勃主席。

安德罗波夫立刻摆正了自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位置。在1967年12月克格勃成立50周年前夕，富有经验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送去一箱白兰地。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对来人说：“请转告谢苗·库兹米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无法享用这些白兰地。因此，请把这箱酒拿回去。”

这件事传遍了委员会，从此再没有人给主席送过礼。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写道，有几名助手跟随安德罗波夫一道离开中央，他们后来都获得了将军军衔。这几个人都忠实于他，他们严密监视，以防出现任何谋反苗头或对主席不怀好意之举。

安德罗波夫喜欢在和工作人员谈话时突然骂起某位局长，看看对方会作何反应。他大概需要一些额外的有关他周围的人的信息……

新主席的机敏给手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过的奥列格·达尼洛维奇·卡卢金将军描述过一次重大的行动。克格勃得到一份情报，说美国人想招募苏联驻外间谍头目的妻子，利用她的性偏好作文章：她选择的性伙伴是狗。

安德罗波夫亲自主持了会议。克格勃主席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狗毒死。但国产的化学药品没能使那条强壮的狗丧命，它只是瘫痪了，这让它的女主人悲痛欲绝……

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所作的主要贡献是，他使该部门恢复了无所不能的性质，补偿了赫鲁晓夫执政时因精减而造成的损失，人数不仅得到了恢复，后来还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获得了因赫鲁晓夫忽视肃反人员及其部门而遭到破坏的那种神秘威力。

从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的书中可以了解到克格勃地方机关的一些所作所为。例如，一名妇女坐在长椅上，她没有想到与她并排而坐的是名外国游客。她当即被列入黑名单，罪名是里通外国。而这意味着在就业方面将遇到种种限制，不能出国。

在安德罗波夫之前，克格勃是隶属于部长会议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就任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摆脱了政府的管辖，被简称为苏联克格勃。

安德罗波夫关心部下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他们则以全心全意的忠诚来报答他。但更让他们感激不尽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威望上升了。关于斯大林时代国家安全部门所作所为的议论成为了过去。在安全机构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光辉的形象--革命的骑士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克格勃的工作成为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少发言，语调平和而缓慢。他绝大多数的部下从未见过主席生气勃勃的样子。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宛如一个高居云端的伟大人物。

克格勃的工作令人神往。在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有机会接触其他人无法得知的一些秘密后，这种感觉会愈发强烈。不过，不会向基层工作人员通报任何特殊的事情。当领导的也不希望部下了解他们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但他们拿的工资很高，有住房和特供食品，克格勃有自己的门诊部、医院、宾馆、休养所和疗养院，基本上都是免费享受。

安德罗波夫扩大了克格勃地方机关的网络，在中央机关成立了一些新的局，以便更加可靠地掌握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但他也立即确定了在他看来很主要的环节--监视社会的精神状态。匈牙利的经验告诉他，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意识形态的侵蚀。

新的岗位使安德罗波夫有机会获悉大量的、对普通公民秘而不宣的问题。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普通公民才得以了解所有情况，他们以为，这些难题，尤其是严重的民族问题是刚刚才出现的。

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同安德罗波夫有过多次会晤。有一次他飞到莫斯科求援。

他想解救自己手下的那名令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下台的间谍冈特·吉奥姆。如果莫斯科释放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一位一直要求去以色列的物理学家，那吉奥姆就可以得到自由。但夏兰斯基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长期监禁。马尔库斯·沃尔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但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简直把夏兰斯基视如“珍宝”。

安德罗波夫说：“沃尔夫同志，难道您不明白，如果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将会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人是间谍，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犹太人，一直在为犹太人说话。如果我们放了夏兰斯基--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士，那么其他民族就有可能群起而效仿之。下一个将是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如果我们打开所有的阀门，人们就会开始倾倒自己的所有不幸，提出各种要求，如果这股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我们，我们将无法控制。”

第五局的解剖图

到卢比扬卡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中央送去了一份报告，对破坏势力的活动作了生动的描绘，称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还警告说：“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部门。

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但才过去一年多一点，负责人事问题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设想感到很满意，他说：现在将由能干的、内行的新人来抓知识分子问题，免得反间谍局笼统地把他们当作潜藏的间谍。从必须查找间谍这一工作中解放出来的肃反人员勤奋地抓起了知识分子工作。相对若大的一个委员会来说，间谍的数量不管怎样总是不够的。

我同自1977年起一直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谈了一次话：“第五局由哪些处组成？”

“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的处；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处；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无组织青年是指朋克、嬉皮士及我国最早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宗教处，这是最大的处之一；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处，这些人通常在正式行动前会匿名宣布自己的打算，向报社寄恐吓信；反犹太复国主义处，该处由局长亲自领导。还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处，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样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有一个同自由电台和人民劳动联盟作斗争的处，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处，负责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同行间的往来事宜。”

“你们有多少人？”

“我到这个局的时候约有200人。这是克格勃总部机关中最小的一个局。其他局都有数千人。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我们局的人数增加到600。所有的处都扩大了。例如，奥运会前主管体育和运动员的部门很小，而奥运会举行期间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约有500名。”

“在第五局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克格勃机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同所有其他局不同的是，我们局‘纨绔子弟’、关系户或某某人的儿子这种人非常少。”

“是不是有人觉得你们局没有声望？”

“有关系的人都落户第一总局，即情报局了，因为这是一条最可靠的出国途径。但我们认为自己这个局比其他局更重要。”

“为什么？”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第五局最了解社会形势。情报局负责研究国外的情况。反间谍局在较大程度上侧重的也是外国人，外国间谍。只有我们承担了全部的繁琐工作，研究社会情绪和动向。我们不是坐在专车里面去了解生活，也不是通过外国的报纸去了解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进程的分析是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决定及修改什么起到帮助作用。”

“这是克格勃领导的观点吧？”

“每次开会都要反复对我们强调这一点。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洗脑子。我们这个局由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领导。他在第五局工作了15年，即便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后，他仍领导着我们。博布科夫亲自同每一位新参加工作的人谈话。”

“反异端运动由博布科夫将军全权负责吗？”

“如果不是博布科夫的话，这场斗争会照1937年的方式进行。博布科夫把他必须执行的苏共中央指示变通为进行劝服的命令，而不是消灭的命令。在我看来，博布科夫是一个非常内行的人，但他仍未能摆脱体制的框框，这种框框是由长官意志和下级的情报这两方面所决定的。因为我在局里同被镇压的民族打了10年交道，所以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从1969年起就给苏共中央写报告，我们认为必须恢复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

“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一道出国。所挑选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他们从‘犯有错误的’艺术家那里搜刮一些画册和纪念册，然后送给对他们有用的人。负责青年事务的处会安排一些关系户的子女上大学。每年7月，该处都会列出一份相应的名单……”

“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切合现实吗？”

“我们拥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但在给中央和部长会议写报告时，我们应遵循一定的形式，使其与党的路线相一致。

“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不断给最高权力集团找麻烦，我们也得到指示，要‘防止极端主义行动’，即恐怖行动、破坏运输和经济的行动以及罢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明白，只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不会偃旗息鼓。当然，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时提到了极端分子，但我们同时也提、出了政治解决的途径。老广场的人看了我们的报告，但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我们得到的指示是把他们关起来，这自然是口头形式的指示。”

“但是，照您的话说，既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内行、了解现实生活的工作人员，又怎么可能去扼杀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呢？”

“您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想想，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你认为不危险，那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作将军的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人，我又怎么能说他是好人呢？”

“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

“在这一领域，有些人同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传达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些或得到些物质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你们要付给这些谍报员大笔的钱吗？”

“在我们局，有报酬的谍报员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谍报员需要的不是钱。比如说，我们在三八节会给女谍报员送些花……”

第五局的许多文件被公之于众，这为不带成见地评判一下它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可能。

例如，其中有份报告提到，第五局收集剧作家维克托·罗佐夫和哲学家尤里·卡里亚金的罪证，向苏联奥运代表团安插了16名谍报员（是谍报员，而不是保镖，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而是为了监视他们），收集关于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家庭情况以及有关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作品中思想不成熟内容的材料，整过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阿韦林采夫，审查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勒里希来苏联时同他有过接触的苏联公民……

第五局的“功绩”还包括未允许一名女青年运动员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比赛，就因为她说想嫁给外国人……

此外，那份文件还提到报考高尔基文学院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受到审查的事。有几名学生因一些有损名声的材料而未被允许参加考试……

被当作“功绩”宣扬的还有通过安插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社的谍报员发表揭露移居国外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同西方反苏中心相勾结的材料这一事实……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还了解到，第五局有一个专门的处负责处理有关流亡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问题。

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人民劳动联盟算是多大的敌人？关于这一点我还问过第五局的一位前工作人员，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我们许多工作人员私下里都相当坦率地说：如果克格勃不用自己的谍报员去充实人民劳动联盟的话，这一联盟早就瓦解了。因为在让一名谍报员打人该联盟之前，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塑造，为他树立持不同政见者的名望，让他去完成某种行动，以便在国外树立起他的威望。

“此外，每个人出去时还得带上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提出一些由我们研究出来的有意义的设想。结果，我们不仅给人民劳动联盟补充了人才，可以说，我们还给他们补充了知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看看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员名单，就会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我们的谍报员。”

“但同我谈过话的人民劳动联盟领导人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比如说，人民劳动联盟的那个核心圈子中并没有克格勃的谍报员。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几乎从孩提时起就互相认识了。”

“他们根本想象不出，谍报员打人俄罗斯侨民组织要经过多么复杂的途径。这些人在战前就已被送出去，过许多年后才和他们恢复联系，那时他们已绝对融入了侨民，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克格勃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花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同一个并不构成危险的组织作斗争呢？”

“克格勃向人民劳动联盟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派遣谍报员，这实际上是自己照顾自己：相应的部门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得到扩大，正是因为派遣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成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为了同它斗争需要加强克格勃的工作。

“坦率地说，如果在克格勃拥有绝对威力的那些年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那么仅用一年就可以把它给收拾了。但让这一机构保持着半死不活的状态对克格勃有利：它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而克格勃可以借机膨胀……”

安德罗波夫曾经说过，敌人会利用外国旅游者从事间谍活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因此他反对扩大苏联公民出国的机会，反对移民。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每当讨论起出国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就会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有谁不喜欢生活在我们国家，那就让他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吧。’他不赞成对这些人设置某些特殊的障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持另外一种观点……”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的总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曾在报上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会如此之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报告的起草者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伊里奇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

“1978年，党的最高领导人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

“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应克格勃的建议，决定拆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沙皇一家被枪决的那幢房屋。

1975年7月，克格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西方反苏集团定期举办各种有关罗曼诺夫沙皇家族的宣传活动，并因此经常提到商人伊帕季耶夫原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那幢小楼。伊帕季耶夫的房子仍矗立在市中心……我们认为应该责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解决关于按照城市改造规划拆除该楼的问题。”

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接到了拆除伊帕季耶夫家房屋的指示。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据说，如果不是由安德罗波夫，而是由别的什么人领导克格勃的话，国内的镇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当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在政治局里，一有机会就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委员大有人在。但镇压的规模和程度通常取决于总书记的作风，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过于严酷。

勃列日涅夫曾对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说，“只要我活着”，接着他又改口说，“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有流血”。

换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敏锐头脑的人来当克格勃主席，是想不出如此无所不包的社会意识形态监督体系的。

尽管不是过去的那种极度恐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感到的还是恐惧。党的政权机关已没有那么可怕，已变得更加开放，可以试着向它证明一些东西。同秘密权力机关争论可就行不通了。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而且是被秘密权力机关定为罪犯，那他就会连找人或找个地方为自己申诉、提出异议、证明自己无辜的可能都没有，因为克格勃向来是概不承认。

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的部下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似乎很不错。但是，当克格勃截获鲍文的一封信，发现他在信中抱怨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为一些小人物服务上（这首先是指总书记）时，就把信的内容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

鲍文被赶出了中央。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发誓说，他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没解释任何原因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根据这种做法怀疑是克格勃所为，于是给自己认识的安德罗波夫写信，请求解释原因。克格勃副主席兼反间谍局长召见了他，同他握手，异常客气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我转告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您没有任何意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我们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可是，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的助手、负责这一问题的契尔年科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克格勃，已搞出了关于这个人的很厚一份卷宗。试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要演出这样一场戏呢？……

在1973年的4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脱离开讲稿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下的克格勃在对外政策方面给政治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常认为，克格勃只会干逮捕人和关押人的事，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克格勃所担负的首先是繁重而又危险的国外工作，是需要能力和意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诱惑，做到不出卖，不叛变。这需要很大的勇敢精神和赤胆忠诚。”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安德罗波夫进了政治局。60岁时，即1974年，安德罗波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上将，3年后成为大将。

每月除700卢布的部长薪金外，安德罗波夫凭军衔和工龄还可以领取400卢布。当然，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他没有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入侵阿富汗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去了一趟布拉格，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返回了国内。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埋怨主席团成员，而那些人一心想把我叫到一边，都快到夜里了还死气白赖地要和我谈话，大骂第一书记。每个人都在拉拢我，引诱我加盟。这关我什么事？”我说：“那您就下令备好飞机，我们明天就走。哪有功夫掺和他们的内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可9个月后勃列日涅夫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发自布拉格的情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情报让人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想背叛社会主义……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仁慈的社会主义” 的尝试--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应该采取迅速而强硬的行动。与匈牙利人不同的是，捷克人没有用武力抵抗苏联军队。

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译者注）事件发生时安德罗波夫正在开会。怎么办？作何反应？主张对中国人予以有力打击的人慷慨激昂地发言。安德罗波夫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也慢慢地平息下来。

职务本身迫使安德罗波夫在对外政策中如鹰一般警惕着周围的世界。在克格勃的公文中，美国被公开称作“主要敌人”。克格勃一直处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永恒交战的状态。

在勃列日涅夫身体还健康时，这一特点因他一直想使局势和缓、同西方保持正常关系而未得到表露。当勃列日涅夫病人膏盲时，他松开了手中的缰绳，外交和军事政策开始由3个人来决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们三人甚至坐在一起，安德罗波夫位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间。

不管觉得多么奇怪，三人联合执政确实比勃列日涅夫一人执政时的情况糟糕。自信的领导通常善于作出让步和妥协。可这三个人，每人都极力表现自己的毫不动摇性、坚定性。他们使国家陷入了同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之中。

安德罗波夫对乌斯季诺夫特别亲切，用“你” 和小名米佳来称呼他。克格勃主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报告有助于乌斯季诺夫为军事生产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总书记后，同西方的关系糟糕到了让人又谈起新的战争威胁的地步……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对他俩亦步亦趋的葛罗米柯卷进了阿富汗这场冒险行动。

据法林说，乌斯季诺夫允诺只用几个月就能把阿富汗制服，因为“阿富汗没有能同我们抗衡的军事对手”。

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但却不信任总参谋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尔科夫元帅，称他是个“小拿破仑”。奥加尔科夫并不完全同意国防部长的意见，他认为军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加列耶夫大将写道，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这种行动注定会给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非常巨大的麻烦。安德罗波夫打断元帅的话说：“我们有负责政策的人。您应该考虑军事方面的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布置给您的任务。”

出兵是从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开始的。这是克格勃干的。

苏联军方认为，阿明是个完全可以打交道的人，但克格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并插手了阿明同革命政府首任首脑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争吵。

克格勃建议除掉阿明，并于1979年12月27日这样干了。基尔皮琴科中将对这一行动作过描述，尽管该行动的所有参加者被建议忘记这一切，销毁有关行动计划的全部文件。

首先从喀布尔撤走了对阿明有好感的苏联军事顾问。

驻阿富汗的克格勃代表、总军事顾问及内务部高级代表大约提前一周被告知计划除掉阿明。未向大使和军事情报机关驻阿负责人透露任何风声。当战斗已打响时，塔别耶夫大使要求基尔皮琴科作出解释：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后者说，到早晨他将说清一切。

克格勃的特种部队在夜晚采取了行动，他们杀死了阿明的警卫（他们无法相信攻击他们的是俄罗斯人）、偶然进到宫里的人、阿明一家及他本人。阿明的首级被割下，并被当作物证送到莫斯科。

1979年12月31日，基尔皮琴科和克格勃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行动取得成功。安德罗波夫允诺将对所有人予以嘉奖。

安德罗波夫在阿富汗落入了自己部门布下的陷阱。他受到了诱惑，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除掉阿明，把自己人卡尔迈勒弄到喀布尔，再把他扶植上台。秘密行动因简单易行、代价小及隐秘而极具诱惑力，尽管后来表明一切并非如此，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

听命于莫斯科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确实被扶植为阿富汗的首脑，也派驻了军队。苏军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多年里进退维谷，有许多人因此丧命。

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病得很重，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生病，他多半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使国家卷入阿富汗的这场风险。用瓦连京·法林的话来说，“所有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做的。”更为准确地说，是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看待形势的能力。据法林讲，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缓和势头正日渐衰落，就算他还想有所作为，他已无能为力”。

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后，他命令进一步广泛开展无神论工作。由于入侵阿富汗，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有了提高。1983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对部分反动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采取思想隔离措施的决定》。但这已无济于事……是那些派兵进驻阿富汗的人亲手推开了苏联各穆斯林民族，这直接助长了宗教意识的复兴和对国家独立的渴望。

总书记

1982年1月25日，任中央书记达35年之久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离开了人世。苏共中央主楼一门五层的2号办公室空出来了。这一层只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总书记的，另一个属于党内二号人物。大家都在等待，看谁能填补那个空缺。人选很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勃列日涅夫挑选了安德罗波夫。第一次谈话是在苏斯洛夫死后进行的，但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迟迟不作最后的决定。安德罗波夫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契尔年科捣的鬼。

在1982年5月24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他成为了中央书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在猜测，这位新书记会采取何种举措，会提出什么样的思路。但很少有人想到，在苏共中央办公室里的是一个身患重病、在世时间已所剩无几的人。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回忆说，克格勃工作人员眼见着安德罗波夫一天天衰弱下去。他不喜欢散步，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人。在克格勃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考虑问题已失去了原有的敏捷。他阅读起来很吃力，要求他们大声读给他听。

在克格勃的多年工作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瓦连京·法林写道：“生活在一个闭塞、风气不正的空间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猜忌、疑心和报复心理都在加重。

人们早已开始议论谁将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在暗示，有时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勃列日涅夫曾指着自己的坐椅，语重心长地对他所赏识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说：“这位子以后就是你的了。”

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情绪看来又有了变化。

瓦连京·法林写道：“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在和契尔年科谈话时说：‘科斯佳，你准备着继承我的事业吧。’我猜当时可能还有别人也听到过他说这种话。各代朝廷都玩这种游戏。但契尔年科显得对勃列日涅夫特别地忠诚，他不给人以任何理由怀疑他有篡夺赢弱的总书记的宝座的念头。这可能起了主要作用。”

当勃列日涅夫从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安德罗波夫，让他当第二书记后，情况已很明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最大。但他知道契尔年科和谢尔比茨基事先得到过什么样的表态，因此他更加坐立不安。

安德罗波夫1982年在列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活着）给人的印象是空话较其他人少，有几句出人意料的话，例如，“我们非常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他得到的掌声比平时热烈。安德罗波夫吓坏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坐在勃列日涅夫身旁，而安德罗波夫还隔着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坐在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身旁。安德罗波夫似乎曾向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契尔年科在排挤他，并且把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于是，勃列日涅夫吩咐由安德罗波夫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里面包含着一些特殊的考虑。

勃列日涅夫向来害怕第二书记的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主持书记处工作并掌管着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的人，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地方的党委书记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这是由于第二书记负责这些人的任免，负责到国外出差和学习的派遣工作，也就是说，他掌管着“县令们” 的“饭碗”。由于取决于能否得到二号人物的垂青，因此党委书记们极力表现出对他的忠顺。

但勃列日涅夫并不害怕安德罗波夫。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秘密商定，由安德罗波夫出任总书记。当时他68岁。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年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年纪保持着开始一项新工作所必需的充沛精力和活力。

作家尤里。马尔科维奇·纳吉宾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了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件事：

“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俄罗斯文学界全体人士一直极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一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渴望的心灵并没有因此变得明净。

“我们生活的这一新的时期似乎不大吸引人，甚至连一些虚幻的希望都没有带给人们。这也难怪，就连苏联人通常对新上台的领导所怀有的那种信任也消失了，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大家等待的只有压制、涨价、贫困和镇压。没有任何人相信，颠覆的列车能够重新回到轨道上。

“国家新领导人的举动显得忧郁而胆怯，不像是那种胸怀宽广的人。他恪守着一个古老的训条：只能依靠镇压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直到今天，关于安德罗波夫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活得更长会把国家引向何方的争论仍没有停止。安德罗波夫的许多崇拜者相信，他会在不使国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进行一切必要的经济改革。也许他们所看到的仍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安德罗波夫，一个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可事实上，1982年领导着国家的是一个假如不是政治局委员早就会被列为残疾人的人。

但是，他的疾病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即便是最高权力集团也没有想到他的健康状况是多么糟糕。

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这迫使他几乎总得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按理他早就应该退休了，但在苏联的权力机关中，谁都不会这样做，因为只要你还在台上，你就是个人，一旦你退休了，你就啥也不是了。

身体上的病痛击垮了他的精神。1982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疲惫不堪、很难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人。他还可以吃力地从桌旁站起，但行走时已需要两名警卫的搀扶。他在总书记职位上总共只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前莫斯科市党的领导人、被派到丹麦当大使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方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看您如何开始领导国家。但西方通常看重的并不单单是政策，还有个人魅力。我可以派一个优秀记者去，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个正派人。他会选个地方，在别墅或您家里（不会在上班的地方）为您拍照，这种照片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发表。人们将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德罗波夫破天荒地亲自回了封密码电报：“尼古拉，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但我现在还不能采纳。可能以后……”

没能等到“以后”。

安德罗波夫把驻芬兰的情报站长派到驻丹麦的大使馆，这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人。这个人来了，工作情况也作了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叶戈雷切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派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你打算写些什么？”

情报站长笑着说：‘如果我打算写些坏话的话，我还会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吗？”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一帮人笼络到自己周围，他想看看谁是对他有用的人，但没来得及……

体力不足和持续不断的病痛是搞改革的不利条件。况且，安德罗波夫没有准备就绪的改革纲领，没有早已酝酿成熟的周密计划。而制定新的计划，不管怎么说，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再说，安德罗波夫又能为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思路呢？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关于秩序和纪律的一些幼稚的看法，当时为查处旷工者和游手好闲者而于工作时间在商店、澡堂及电影院搞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安德罗波夫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说，在整顿秩序方面应该向斯大林学习……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谈起军费开支大大，国家有困难的事。安德罗波夫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们是有困难。但我们连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的潜力的百分之一都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道德败坏，不讲秩序，酗酒，偷盗，这些事在我国很多。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事，我相信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但情况已发展到灾难般的地步。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总书记时，一些州已实行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说，已不可能用老办法管理国家庞大的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无法转动经济机制的飞轮。迫切需要改革……

克留奇科夫在文章中写到安德罗波夫时说：“他认为自己惟有在经济领域是门外汉，这看来是不无理由的，而且他对此也不讳言。”

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罗波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对社会有何威胁。但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只要管好干部，整顿纪律，一切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反应强烈，但对关于阻碍经济发展及改革停滞原因的讨论却漠不关心……

他总在防备着激进变化和擅自的决定，惧怕新人。总的说来，他大概很难同周围的世界沟通。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是个病人，但谁又敢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呢？

见过不止一位总书记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对安德罗波夫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对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崇敬之情，既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也不认为他有文化，有修养。当然，他非常聪明，比他的同行稍微多些学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安德罗波夫一步一步地接过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指挥棒，是为了通过这场斗争表明自己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尤其是为了向可以对他往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所领导的部门不断灌输反犹太主义，对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及其他许多人的宣传迫害也是由他领导的。他在任时建立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

我们首先应把苏联出兵阿富汗“归功于”他。他把探听到的帝国主义的意图加以渲染，致使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我内心无法信赖一个15年来一直干着卑鄙勾当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的人，就算他确实设想过要在登上权力之巅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没有作出任何杰出的贡献，除了整顿纪律和让报纸更多地开展批评外，没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把安德罗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想通过一些组织和行政措施来调整一下系统。这无济于事。只不过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拯救者……”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去办公室找他，看到他，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忍受着痛苦。而他还一心忙着工作，同别人谈话，举行会谈或召开会议……”

利加乔夫接着说：“在他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是关于提拔我为中央书记的事，他请我去医院见他。会见之后我一直有种恐惧的感觉，因为我都认不出他了。

“我进到病房，看到那儿坐着个人，穿着住院服，就是贴身穿的那种衬衣，还是那种家常式的。又是滴瓶，又是床。我想这不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别的什么人，马上会有人送我到安德罗波夫那儿。可后来我感觉出这个人就是他。

“他大概认为我这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我们坐下后他说：‘来，说说你的情况，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能汇报得太长，因为他是个病人。我简明扼要地谈了谈工作，后来又聊了大约10-15分钟，我们一边聊一边喝茶。他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已决定进一步提拔您。’

“我表示了感谢后就告辞了。当时是12月份，次年2月他离开了人世……”

尤里·安德罗波夫离不开代替肾脏工作的仪器。每做一次透析、洗血都要用数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精疲力竭的疗法。

他的肾脏、肝和肺在逐渐坏死，不得不采用静脉点滴为他提供营养。警卫不得不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他，他成了“掌上明珠”。他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西，需要读书或阅读公文时，由值班警卫为他翻页。

在得了一次急性肾衰竭后，他的两只肾都停止了工作。

1984年2月9日，他告别了人世。2月14日他被葬在红场。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是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年5月末的一天，我走进了《边防军人》杂志社，因为这家杂志，我已去了好几次边防哨所。戴着绿色大沿帽的记者们看到我时略有些惊讶，他们一边接待我，一边说着内部的一个新笑话：“我们现在不光是肃反工作者，而且还是费多尔丘克工作者。”

《边防军人》杂志是苏联克格勃所辖边防军的政治部办的，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富有经验的上校和中校，但他们以前却没听说过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只是当他突然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安德罗波夫有几位在小圈子里已相当有名的副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是其中之一，他被认为是安德罗波夫的右臂，想必他已被看作是最有希望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继承人。

如果总书记不希望从肃反机关挑人的话，那么按理应该像谢罗夫之后那几年一样再找一名政工干部到卢比扬卡任职，例如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安德罗波夫都属于外来的和尚。但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辅肃反人员会突然被任命到这一关键职位上呢？莫斯科的官员们感到莫名其妙。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27日生于日托米尔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从7年制学校毕业后，他想成为一名记者。1934年，他被一家企业报纸录用，后来他又在日托米尔和基辅两个州的几家地区报纸工作过。1938年他进了基辅军事学校，从此再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事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赶上过哈勒欣河战役，同日本人打过仗。

后来他又接受过教育，读完了克格勃高等学校。

军事反间谍机关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军队中的“一只从不眨巴的眼睛”。

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很少会落人军事反间谍人员的手中，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落网，因为间谍在这里才有可能同自己的雇主接上头。分散在全国各地、驻扎在穷乡僻壤的部队里是不会有间谍的。因此，反间谍人员监视的是秩序以及军官们上班时和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好在生活区就在部队的旁边，这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反间谍人员穿所在部队的制服，但除了少有的个别情况外，指挥军官和参谋军官一般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谁会喜欢检查员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呢？

在区和市里，通常只有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情报官员知道谁是克格勃分处的工作人员。可在军队里，谁是指挥军官，谁是参谋，谁是特务，大家一清二楚。

区或市一级的克格动工作人员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不可能注意到自己所在区的每一位居民。但特务就不同了，他们所“照管” 的人少，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扰乱自己部队里任何一位战士或军官的生活。

在军事反间谍机关供职使该机关的军官们具备了一种明显的特征：他们对战友们把自己看作毒蛇并且不喜欢自己习以为常。

此外，严格的军旅生活习惯及卫戍部队中的单纯风气使特务们无法具备其他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作派。那些工作人员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怎样博得别人的好感，怎样微笑和讲笑话。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官都反感特别处的人。

军事情报人员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少将向我叙述了一件事：

“战争刚一结束我就被派到奥地利工作，我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间谍。他在西德情报机关工作，提供过关于当时正在组建的西德国防军的重要情报。我付给他很高的酬劳。每次会面结束时，我们好像都吻别。没想到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请我去一趟，当时他是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军军事反间谍部门的副手。

“费多尔丘克对我说：‘你要立即摆脱这名间谍。他是个少有的混蛋，每次同你见面后，他都向自己的德国上司作详细报告，他自己还添油加醋。’

“原来，我的这名间谍的上司已被‘邻居’--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招募，所以他们了解到，‘我的人’事实上是个双重间谍。就这样，费多尔丘克帮我摆脱了大麻烦……”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的仕途一直一帆风顺，但只是在同另外一名职业反间谍人员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交上朋友后才开始飞黄腾达。

齐涅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势力强大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中的一员。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战前就是从这里发迹的。后来，他把在这里同他一块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

齐涅夫1907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获得这所学院毕业证的还有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而同勃列日涅夫一道毕业于相邻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冶金学院的格奥尔基·埃马努伊洛维奇·楚卡诺夫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所有这些人都对勃列日涅夫忠心耿耿，是他的可靠的班子。

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齐涅夫从学院毕业后在工厂工作没多久就被调去搞党务工作，负责领导一个处，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41年两人都上了前线。齐涅夫被任命为一个炮兵团的政委，后来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工作，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当时也在这里工作。

齐涅夫上过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但他没有留在军队里。当1953年内务部开始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他从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上被调至国家安全机关。

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后，齐涅夫负责领导克格勃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但他同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关系不好。谢米恰斯内生性自负，而且属于强大的“共青团干部”集团，该集团的人不大喜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对我说：

“齐涅夫有几个好朋友，比如说克格勃党委书记和主管克格勃的党中央行政机关部长。维克托·伊万诺维奇·阿利金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他是第七局的局长，负责跟踪和外交使团的警卫工作。阿利金对我没有赋予他头等重要地位耿耿于怀，他一心想证明反间谍工作应从跟踪开始。

“阿利金来跟我说这个，我训了他一顿。于是他到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我说：‘我不想听这个，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死气白赖地要求。’于是我在一片掌声中以说笑的形式把他的缺点都给抖落出来了。他非常自负，但在自视甚高的同时又没什么本事。后来他当上了极其重要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局长，要是我的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委他以那样的重任，我了解他的水平和能力。”

齐涅夫是第三局的负责人，但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的成员，于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谢米恰斯内说：“我的办公室有直通所有会议厅的线路。如果是业务性质的会议，我会接通线路，听听会上说些什么。突然我听到齐涅夫的部下，其中包括费多尔丘克，说第三局局长理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

“顺便提一句，我与费多尔丘克的关系不太好。他当时是驻德国军队集群中的军事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我到他那检查过工作，并非尽如人意。后来他儿子，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用他名下的那把枪自杀了，曾进行过调查……次日早上我一来就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你们的会议议题是我批准的，难道那上面列有委员会的结构改革问题吗？或者说有关于克格勃领导班子补充成员的问题吗？难道这是由你们开会来决定的吗？如果你们没什么可讨论的话，那就把内容给压缩一下散会。至于谁能成为领导班子成员，请让我来决定……”’

3天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温金给克格勃主席打来电话：“你们开了个会，您在会上有点粗暴、严厉地……”

谢米恰斯内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相反，你倒该管管齐涅夫和其他一些人。谁能进入克格勃领导班子，这是我和你负责的问题，不是齐涅夫，他算老几？”

就在这一天，齐涅夫来找谢米恰斯内，对所发生的事请求原谅，并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谢米恰斯内不听他的辩解，说：“你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是你召集的会议，是你的部下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

谢米恰斯内试图摆脱齐涅夫，于是建议他去当克格勃高等学校的校长。齐涅夫顺从地同意了。

两天后，勃列日涅夫给谢米恰斯内打来电话：“沃洛佳，你为什么要把齐涅夫撵走？”

“我怎么会撵他走呢？我是调他去自管一摊。他是不是到您那里告状去了？”

“不，他偶然……”

“怎么能说是偶然呢，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在您那里呆了3个小时。”

“你怎么知道的？”勃列日涅夫火冒三丈。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个严肃的人，您也知道我没有监视您。在给您打电话之前，我曾向您的接待室打听您那里有没有客人。如果您办公室里坐着个外国人或不方便我们谈话的人，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问了3个小时，我得到的回答一直是：齐涅夫将军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那里……这就是说，他在我面前表示同意，却又跑到您那儿告状。既然这样，我怎么和他共事……”

谢米恰斯内未能摆脱齐涅夫。不过，他把克格勃里另外一个勃列日涅夫的人--战后在摩尔达维亚结识勃列日涅夫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打发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阿塞拜疆当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此前不久曾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茨维贡很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工作，他去了巴库。

齐涅夫常常出入于勃列日涅夫的家门，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正如谢米恰斯内所说，“我和谢列平的关系没有齐涅夫和勃列日涅夫那么亲密。”勃列日涅夫在一次出国访问之后打电话给谢米恰斯内：“我想请您和萨沙（谢列平--译者注）带夫人来吃午饭。”

“只要您请客，我们就不会拒绝。”

“那好，我现在就和谢列平说。”

晚上，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打来电话：“如果齐涅夫也在座，您不会介意吧？”

“您是主人。”

“你看，他是你的部下，萨沙也当过他的上级”，勃列日涅夫犹豫着说，“也许不太合适……”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主人！”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当我们到勃列日涅夫家时，齐涅夫已先到了。我和谢列平都是头一次到第一书记家吃饭，很当一回事，都穿得一本正经。而齐涅夫表现得很自如。加利娅刚一开始讲笑话，他就接下茬……而且还是那种色情笑话。”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

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取而代之后，勃列日涅夫马上建议安德罗波夫把茨维贡从阿塞拜疆调回，于是谢苗·库兹米奇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

军事反间谍机关被改组成一个总局，齐涅夫成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后来又当上了副主席，并最终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看出他同总书记的关系到底有多么亲密：每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回到首都，在送行和迎接的人员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外，肯定会有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的名字。

他们通常是3人--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罗波夫、作为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和齐涅夫--一同前往政府的伏努科沃机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齐涅夫经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他俩怀有特殊的好感”。

1950-1952年列昂尼德·伊里奇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而茨维贡在该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到莫斯科后茨维贡醉心于文学创作。他的妻子茨维贡娜写散文，于是他也开始了写作，用的笔名是小第聂伯罗夫。他的书总能立刻得到出版发行，并会被迅速搬上银幕，拍成大型故事片。所有作品都是游击队题材。被茨维贡视作自己的化身的主人公总是由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还曾担任过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总军事顾问。

谢米恰斯内曾就此尖刻地说：“如果这是发生在我当主席的时候，我就会把茨维贡叫来，对他说：‘你干得不错，你去作家协会吧！’我为什么要一个会写书的第一副主席呢？我不会同意用故事片的顾问这种头衔来称呼他们。这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业务干部去做，他们会提出有用的建议，而副主席应该工作……”

茨维贡和齐涅夫总是形影不离地陪着安德罗波夫。当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围着安德罗波夫转，他们是勃列日涅夫的奸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的每一声叹息，列昂尼德·伊里奇都一清二楚……

谢米恰斯内对我说：“要是我就会郑重其事地提出：或者您把这两个人弄走，或者我走。”

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提出这种问题，他没表态，听任他的两个副手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克格勃所发生的一切。

在乌克兰的使命

费多尔丘克在1970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之前一直在第三总局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认为派他去乌克兰是为了让他撵走谢列斯特。这是一项主要任务，是为了给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重谢尔比茨基，他总体的文化修养比谢列斯特高，但他的提升也是得益于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赫鲁晓夫当政时，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他甚至连外貌都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但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这就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又一个出身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1961年谢尔比茨基成为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但谢列斯特把他从这一职务上撤下来，并把他打发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后，又让谢尔比茨基回到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而且还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然后又把他弄进了政治局。按职务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知道乌克兰原先的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托维奇·尼基琴科是怎么被劝说离开基辅的。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又懂道理的人，之前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邮电和运输部的负责人。”

尼基琴科是在谢罗夫在台上时当上乌克兰首任克格勃主席的，他于1954年获得将军军衔，后来进入了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本人亲自出面劝他，当时勃列日涅夫路过基辅去欧洲什么地方。到基辅时，同往常一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成员前往迎接总书记。但勃列日涅夫把所有人晾在一边，同尼基琴科在月台上散了20分钟的步，劝他调到莫斯科。

“尼基琴科断然拒绝。他不想离开乌克兰，他在乌克兰很有威望，而提供给他的职位是克格勃高等学校校长。但勃列日涅夫说服了他，费多尔丘克也即刻到基辅走马上任。谢列斯特对费多尔丘克的到来并不高兴，但他无能为力。

“谢尔比茨基很快就取代谢列斯特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为了装门面，谢列斯特起先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但总共只干了1年，然后就被解除了所有高级职务

费多尔丘克被调到基辅两年后，整个乌克兰掀起了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其中有许多人在改革开始后成为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

事情起因于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游客被扣押，这个人被称作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特使。他企图把一些乌克兰语刊物带人国内，总的说来，这些刊物是完全无害的。

据当时的一名被捕者称：“当局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势头感到害怕。他们明白，在1972年再搞30年代那种大规模镇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采取了70年代所能允许的最大规模的行动。逮捕的浪潮波及了一大批人。由于1972年的逮捕，乌克兰的民族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这同军事行动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同时对所有人进行搜查。随着有着一张典型的讨伐者面孔的费多尔丘克将军的出现，这场行动不能说完全出人意料。

也当过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描述了1974年他在基辅同谢尔比茨基会面时的情景。这位将军认为，谢尔比茨基的特点是总能找到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人正派。当谈起当时敏感的一个话题--犹太人出国问题时，谢尔比茨基问博布科夫：“为什么您要加以阻挠？”

博布科夫吃惊地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在阻挠犹太人出国。尽管谢尔比茨基个人持这种观点，但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厅的人仍认为，如果允许犹太人出国，“我们就等于为敌人开辟了传递秘密情报的渠道”。

博布科夫写道，在他同谢尔比茨基谈话过后没多久，“乌克兰克格勃向莫斯科递交一份报告，建议严格限制犹太人离开苏联。谈话时也在场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显然在遵循着莫斯科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于那些热衷于保护军事秘密却不重视日益加剧的国内民族冲突的人”。博布科夫指的是齐涅夫将军。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

费多尔丘克在乌克兰工作了近12年，很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安德罗波夫迟迟不申请授予费多尔丘克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便提醒他说，是时候了，该让费多尔丘克成为上将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此前已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齐涅夫。齐涅夫对待朋友非常友善，但在工作上却从不讲情面。据说，有一次齐涅夫同某个人一道乘电梯，他觉得这名工作人员身上有股酒味，便下令开除他。就工作成绩来说，这名军官是数得着的好手。虽说他的上司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这位优秀员工，但他还是被开除了。

尽管如此，军事反间谍机关也从来称不上是美德的典范。在克格勃监察局工作的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

“对我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简直就像神话里的英雄，非常受人尊敬。他大大地提高了克格勃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此人们非常尊敬他，不过他的形象常常被神化，被美化。

“我们监察局局长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回来常常是一脸的不满。安德罗波夫同样会把许多问题束之高阁。他不希望争吵，有时回避一些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大力整顿军事反间谍机关的风气这一问题上。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军事反间谍机关人员的清理工作。当时该部门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风气盛极一时，有时为了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不惜断送别人的命运。还有过这种情况：特工人员被告知，要是不弄出个间谍案来，就别去休假……或者对他们说，完不成5项预防工作，就得不到表扬。

“当然，人们只好把力气用到笔头上，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监察局在远东军区特别处发现这样一件事：处长和一名高级侦缉人员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写好窃听内容，然后开始制造录音带，角色是他们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一人扮演外国间谍。甚至没有人去比较声音！而且还为此立了案，一个无辜者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当时进行了大量的重新审理这类案件的工作。向许多军官道了歉。但是，如果总参谋部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被开除，哪里都找不着工作，道歉又有什么用呢！而领导反间谍局工作的是齐涅夫将军……”

“这是他发起的吗？” 我问伊万年科。

“您发现没有，我在克格勃工作时属于同齐涅夫一派不和的另外一派。我对他的看法都是反面的。”

“克格勃内部有多少个派别？”

“有3个大的，还有一些小的。每一位克格勃副主席都想往上爬，都在安插忠实于自己、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所有派别彼此都不和。”

“安德罗波夫知道这一点吗？”

“当然，他不仅知道，而且还听之任之。他是特意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有不和的派别！这有助于他逼迫他们竞争，更好地控制局面……”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

1982年5月24日，安德罗波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同克格勃领导成员告别之后他搬到了老广场。过了几天，报纸出现一则简短的消息，说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安德罗波夫。

费多尔丘克本人在报纸上的一篇访谈录中谈到了当时的情景：“谢尔比茨基打电话给我，只说了一句：‘不要离开电话。’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建议我接替去了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当克格勃主席。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我行吗？’勃列日涅夫一个劲儿地说：‘你行，明天我派架飞机去接你。’就这样，第二天我几乎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了莫斯科。又过了一天，我已坐在了安德罗波夫的位置上。”

离开卢比扬卡的安德罗波夫本希望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能坐进自己的办公室。但安德罗波夫一向谨小慎微，他不希望总书记认为他好像想安插自己人，于是在同勃列日涅夫谈话时没有推举候选人。而且，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问他想提谁时，他避而不答，只是说：“这是总书记考虑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推荐了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非常清楚，这是齐涅夫的主意。乌克兰克格勃主席并不是安德罗波夫喜欢的人，但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连怀疑都没敢表示，反到表示支持。费多尔丘克得到了任命。这一任命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是令人不快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当我问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他的继任者工作得怎样时，他不太情愿地回答说：‘你知道吗，只有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才同他谈话。但他很少给我打电话。据说，他对我当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的一些改组表示怀疑。总的说来，他表现出了自主性，不过据有人向我反映，他非常重视乌克兰领导人的话。但我没有过问。’

“这可以理解，因为克格勃主席有事都是直接找总书记，况且，费多尔丘克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钦定的。”

也许安德罗波夫过于多疑，但看来他认为他有理由提防自己的继承人。

前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

“搬进原先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后，有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一直避免在办公室，尤其是在靠近电话的地方进行会提及人名的谈话。

“他曾在私下里谈话时解释过原因：随着克格勃主席的更换，政府通信局也进了些新人。看来，对该部门具有的秘密采集情报的能力，安德罗波夫还是有所了解的。”

在勃列日涅夫临终前，乌克兰的书记谢尔比茨基更加频繁地光顾莫斯科。他经常同苏联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通电话和会面。有人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了这一点。

在机关里，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器重谢尔比茨基，一直在提拔他。谢尔比茨基会认真对待总书记的话。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知道，在组织和人事工作方面，许多东西都取决于克格勃。

费多尔丘克在卢比扬卡总共只工作了7个月，但他已给自己的新部下造成了许多不快。安德罗波夫所尊重和支持的情报机关对他尤其感到不满。流传着一些关于费多尔丘克的极其荒唐的故事，说他要求工作人员穿军装，从合理性上讲，这对克格勃的一些局来说是行不通的。据说他亲自检查自己的副手和局长们有没有上班迟到，并准备谁迟到就开除谁，哪怕只迟到一分钟……即便这些都是笑话，不是真事，也说明他的名声不怎么样。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说：“费多尔丘克是一个诚实、严肃和循规蹈矩的人。但他对于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认识是战前那些年里形成的，而且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军事反间谍机关。在领导乌克兰克格勃的12年里，他一直在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作斗争。他不了解情报机关，对其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盲目地相信纸上所写的东西……”

当又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叛逃到西方之后，费多尔丘克对情报机关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部下不一定非要懂外语，同间谍见面时可以带着翻译，这样做更加可靠，因为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没法逃跑的，他们将互相牵制。主席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我本人在奥地利工作时，每次邀请奥籍间谍谈话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费多尔丘克给中央的报告也表明，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人。当然，报告是他的部下写的，但他在上面签了字，况且也是他下令起草这样一类文件：

“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情报，近来经常发现一些苏联观众在参加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各种国际活动时有不良的表现。

“今年7月9日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了隆重的第七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闭幕式。在给优胜者颁奖时，大多数观众对分数明显打得过高的一些外国演唱者，尤其是对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歌手，公开表露出一种示威般的倾向，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他们，有时让人觉得是存心的。但在给名次更高的苏联歌手颁奖时，欢迎的气氛却并不比通常热烈……

“苏联文艺活动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登记结婚的事例越来越多。同西方国家的公民结婚的有诗人叶夫图申科、电影剧作家什列皮亚诺夫、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马克萨科夫、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孔恰洛夫斯基、女电影演员布尔加科娃和科列涅娃、钢琴家加夫里洛夫以及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斯帕斯基等人……结婚后离开祖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走上了与苏联为敌的道路。

“与外国人保持家庭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西方生活方式的流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存在着不利的消息走漏到国外的隐患。”

将军摘下白手套

刚一当上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马上召见费多尔丘克，对他说，需要加强内务部的工作，他将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如果不是因为不想同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安德罗波夫也许就彻底抛弃这个表现如此不好和不恭的人了。况且，安德罗波夫早就在等待机会摆脱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倚仗同勃列日涅夫的老交情，晓洛科夫表现得独立不羁，同克格勃分庭抗礼。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原谅别人对他的欺负的。

安德罗波夫在与费多尔丘克谈话时把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我们将授予你大将军衔，可见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损失。”

晓洛科夫在同一天给安德罗波夫打来电话。他的电话马上被接通了。安德罗波夫说，晓洛科夫将调往国防部监察长小组。该小组是为那些不为其提供任何职务但又不想使其感到委屈的元帅和大将设立的。这些人拿着高工资，一切待遇、汽车、宾馆、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都保留。该小组被称作“天堂”小组。

1982年12月18日，《真理报》报道了关于任命费多尔丘克为内务部长，解除其克格勃主席职务的消息。同一天还发布了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

费多尔丘克本人曾希望克格勃能把内务部纳人自己的监视之下。前内务部长晓洛科夫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晓洛科夫下台了，安德罗波夫吩咐像监视军队那样监视内务部。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

“起初这项工作只是偶尔搞一下。如果收到关于内务部某个人的举报材料，就要核实一下。看来这是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部长之间所进行的那场上层斗争的反映。

“民警机关每天都要挖掘一些‘脏东西’，再把这些东西粘到什么人的身上。再没有比这更肮脏的工作了。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发布了一个指示：全面开始工作。

“克格勃第三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地方上成立了小组，任务是搞好内务机关内的反间谍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在内务机关里大张旗鼓地进行。曾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警机关中查找间谍，但一个也未找到。这是一场反腐败、反对同犯罪势力相勾结的斗争，同时也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矛盾、竞争以及争权夺势……”

1991年，当时总统的一位宠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他曾一度废除了这套做法，但后来又逐渐走上了老路……在地方，各市和州的国家安全局同民警机关开展了合作。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

“当我被任命为克格勃秋明局副局长后，我着手打击犯罪现象。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手有富余。当然，本可以汇报有关流放犯人、防止紧急情况、招募外国人或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州等方面的工作，但我希望干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我们先从录像放映行业着手，发现了一些放映淫秽电影的地下录像放映厅，最后追查出一个控制着秋明州南部并在包括护法机关在内的权力机关中有内线的恶霸团伙。

“我们向莫斯科写了材料，报告发现了犯罪团伙。可新上任的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回答我们说，苏联不存在有组织犯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民警局一道采取了行动，总共逮捕了大约100人。费多尔丘克被赶出克格勃后，我们把结果作了汇报，得到了表彰……”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指责在内务部工作期间赶走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些即便当时也显得荒唐的命令，例如《关于经济附属物的命令》，禁止购买汽车和园地。费多尔丘克只有一点值得尊敬，即他本人不是个以权谋私的人。

他要求人们早早到部里上班，认为星期六也是工作日，如果有谁星期日来部里上班，他是不会反对的。

费多尔丘克是如何让自己的部下习惯新的作息制度的呢？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向我讲述了他的做法：

早上，值班人员告诉某位总局局长：“部长问起过您。”“什么时候？”“7点30分。”

这位中将不到8点就到部里了，算是提前来的。没曾想费多尔丘克7点半就来问了……第二天，为了以防万一，将军比平时又提前了一些，7点30分整，部长给他打来了电话。他这才明白，他应该从这一时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费多尔丘克受到的最大指责是随意开除干部。他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务会议上说，内务部滋生了大量的腐烂东西，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肃反传统，把所有这一切彻底清除出去…，，人们列举的数字各不相同，但在费多尔丘克任职期间内务机关开除了大约10万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当然，一部分人被开除是有理由的。但也不会多到这种程度！后来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不得不承认许多人被开除是不合理的，于是又恢复了他们的公职。就拿伊尔库茨克州来说，市里和区里的28位处长一下子被撸掉了25个。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想整顿秩序……”

费多尔丘克到内务部时带过来一批克格勃军官，他把这些人安排到了不同的职位上。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其实转到内务部的克格勃干部并没有多少，到中央机关的不超过150人。过来的人都不尽相同，有的人习惯新的工作，有的人不习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比内务部的工作更加文明。克格勃工作人员离在押犯、无业游民、街头犯罪分子、醉鬼等各类渣滓较远一些……因此一般都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是戴着白手套工作，而内务部承担的是清洁工的职能。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脱下白手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在反间谍机关工作了17年之后也被调至民警部门，在莫斯科领导着一个局，负责打击偷盗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他在其所著的《一名失宠将军的证词》一书中回忆说：

“在该局的3年工作使我大开了眼界。不管怎么说，反间谍机关的工作有点游离于社会和人的生活之外。但在真真切切地接触国家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犯罪之后，我有了一个发现：那些好像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做的事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不法行为出自党的机构。”

后来成为俄罗斯内务部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曾在报纸上的一篇访谈录中谈起费多尔丘克时期。他不高兴地说，当时中央机关的人全被撤职了，开始邀请地方上的人到中央工作。叶林也被调至首都。据他自己说，“当时厌烦透了这份工作，非常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特鲁申曾当过费多尔丘克的第一副手。他对费多尔丘克的回忆最为恶劣，他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时说：

“我非常反感他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费多尔丘克在任期间，内务部怀疑、进谗言和告密之风盛行。你还没说什么，就已弄得满城风雨。

“费多尔丘克甚至对我，他的第一副手进行过检查，级别更低的工作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个极其冷酷、睚眦必报的人。有一次，一辆汽车没给他让路。原来，开车的是民警局的一名军官，一个交通警察。看起来是桩小事，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费多尔丘克查出了这名警察并把他开除了。他就这样毁了一个人的生活。”

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少数人反对过新部长。刑事调查局局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希洛夫就是敢这样做的人之一。丘尔巴诺夫说：“与内务部许多工作人员不同的是，希洛夫从来不觉得难为情，也不害怕费多尔丘克，敢于说出自己对他的工作的看法，他因此而付出了代价。费多尔丘克解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任莫斯科州内务局局长。”

丘尔巴诺夫还写道：“晓洛科夫当部长时，内务部机关里几乎从未有过告密这种事，但在费多尔丘克当部长后，就有了这种现象。他到我们这里后，内务部机关里大家彼此不睦，都以一种不加掩饰的怀疑眼神看着对方。竟有人供应匿名信！也就是说，有些人根据新部长的指示写匿名信，告不合乎部长心意的人。被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头脑清醒的军官和将军，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费多尔丘克把他们都给收拾了……在遭受费多尔丘克迫害的人中，有些人未能坚持住，得了梗塞或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无法忍受耻辱和‘贬黜’的命运。”

内务部的领导工作并不要求具有特别高深的学问。但据丘尔巴诺夫说，费多尔丘克有时让人觉得非常难堪：“我记得，有一次为某个外国代表团举行一个不大的晚宴，在座的也就6-8个人，可是费多尔丘克竟然照着讲稿宣读祝酒词。”

不过，丘尔巴诺夫这样说也许是因为心有怨恨。

费多尔丘克一到内务部，就剥夺了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所掌管的人事大权，把这一工作交给了从克格勃调过来的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列热佩科夫。费多尔丘克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已去世的总书记的这位女婿。丘尔巴诺夫曾去找契尔年科的助手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普里贝特科夫告状：“费多尔丘克欺人太甚……，就知道找茬……没有任何能力！你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说，我一点错都没有……这个费多尔丘克有狼子野心！到部里没几天，就让我靠边站……”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丘尔巴诺夫被开除出内务部，后来还被送上了法庭。

鱼宴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任中央第二书记。费多尔丘克被认为是他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间接肇事人。契尔年科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描述了这件事。

那是1983年夏天，契尔年科去克里米亚疗养。到疗养院休假的内务部长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住在他旁边。部长的一大爱好是钓竹荚鱼然后亲自熏制。他把自己做的熏鱼送去请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品尝。

普里贝特科夫写道：“这次造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费多尔丘克和契尔年科彼此早就认识。竹荚鱼做得非常棒，新鲜肥美，稍微带点咸味，配着煮熟的土豆吃特别可口。全家都享用了黑海的这一美味。夜里，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出了问题，腹痛，呕吐，严重的食物中毒。情况极其危险，他被紧急送到了莫斯科。家里其他人都好端端的，唯独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康复病房。”

恰佐夫院士在其《健康与权力》一书中写道：“不幸的是，鱼不太新鲜。契尔年科得了极其严重的毒物传染症，并伴有心脏和肺功能的衰竭。赶到克里米亚的我国高级专家因情况危急不得不把他紧急转往莫斯科。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看护他的肺病学家丘恰林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专家都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这件事让人觉得奇怪，因为供给政治局委员的所有食物全部按照条例的严格规定经过认真检查。克格勃第九局有一个专门的实验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因为断定前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不会下毒就没有照规定办事？抑或多半是因为契尔年科不太走运，吃到了最不卫生的一块，加之他又是个身体非常不好的人……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想到了最可怕的事--有人想除掉契尔年科。他说：“戈尔巴乔夫刚一登上梦寐以求的位子，就解除了费多尔丘克的职务，把他赶出了政坛。好像有人竭力想藏起主要证人……”

可事实上费多尔丘克并没有被藏起来，而且整件事与另外一个神话--茨维贡之死--相似。

费多尔丘克在内务部只工作了3年多点时间。当戈尔巴乔夫腾出手来过问内务部时，他撤换了部长。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1986年1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突然提出撤换费多尔丘克的问题。理由是：他工作不力，提供的情报少，总之，应该加强内务部的领导班子。

后来过了很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沃罗特尼科夫说起费多尔丘克扮演过的不光采角色--收集黑材料整他，即戈尔巴乔夫。

解除费多尔丘克职务的提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乏味和平庸的人，头脑也不甚发达。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飞黄腾达，不过我猜得出来。后来他很快销声匿迹了……”

两天后，《真理报》报道了费多尔丘克被解除部长职务的消息。作为一名大将，他被收入苏联国防部监察长小组。1991年该小组停止了存在。

解职使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受到沉重打击。他得了严重的中风，两个星期不省人事，健康一直没有得到完全恢复。他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早早就过世了，他在孤独中生活着。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被出人意料地召到莫斯科，事先未作任何说明。负责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愉快地领着这位惊魂不定的书记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看过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他很觉满意，不管怎么说是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工作的问题后对他说：“我们把尤里派去了克格勃，需要找几个人帮他，同时加强机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给安德罗波夫挑选班子。

部长会议于7月21日作出决定，批准切布里科夫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3天后被克格勃的一纸命令任命为人事局局长。从表面上看，他的新职不是很高，仅仅是主管某一部门的局长。但事实上，克格勃的人事主管是个关键的职位。难怪勃列日涅夫想亲自相一相他。同时还有几名来自不同州的职务不同的党务干部被派到克格勃工作，但他们中间只有切布里科夫一人攀上了奥林匹斯山。

人事主管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23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工人家庭，上过著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高级干部的熔炉。

战争爆发后，切布里科夫上了前线，是名列兵。后来从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为迫击炮排排长。后来他还当过连长、营参谋长、副营长和营长。他曾在西南、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斯捷普诺伊及乌克兰第一和第四等方面军作战。他的战争生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的，当时他是名少校。他受了伤，是震伤，还挨了冻。他是1944年入的党。

1946年复员后，他回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1950年毕业后他到一家冶金厂工作。但一年后即被派去从事党务工作，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区党委工业处处长。他从处长职位升为区委书记，然后是区委第一书记。

1955年他被调到市里最大的冶金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当党委书记。然后又成为中央派驻该厂的党组负责人。

1958年，切布里科夫当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他在党的官阶上循序渐进，一级一级地攀登着：从市委调到州委，当名处长，后来又返回市委，已升至第一书记。再次得到提升后，他就成了州委书记。到1967年他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这是职业的党务工作者所要经历的一条标准的仕途。

切布里科夫是个不苟言笑、意志坚定、善于完成任务的人，一向严格地照章办事。他非常关心为本州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据说，是切布里科夫使足球天才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成为第聂伯队的灵魂人物，为他从事足球事业开辟了道路。

切布里科夫原先的警卫对《议会报》说：“他是个有军人习气的态度生硬的人，是个严厉的长官。对他来说，任何问题，任何感伤都不值一提，他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规章制度。” 与他打交道未必能让部下感到愉快。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切布里科夫是个乏味的人，你不可能从他那里听到任何新鲜的话语。他主持的会议让人感到枯燥无聊，每次从他办公室出来都觉得一无所获……”

然而这位人事主管很得上级的欢心。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凭借着自己的可靠与尽责赢得了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切布里科夫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但他全身心地忠实于安德罗波夫。他不觊觎领袖地位，没有瞄着主席的交椅，也不耍阴谋诡计。

其他两位副主席--茨维贡和齐涅夫都同总书记有着直接的联系，给安德罗波夫制造了许多麻烦。克格勃的另一显赫人物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本身个性极强，只有切布里科夫没让安德罗波夫有任何威胁的感觉。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看重这一点，给他以充分的信任，一有机会马上把他提拔为副主席。1971年，切布里科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党内享有崇高地位是主席身份的标志。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在任克格勃副主席时，切布里科夫负责制定工作方法和领导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为满足克格勃的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业务和技术辅助复合体。

切布里科夫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是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无论勋章，还是奖金，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都是根据秘密指示获得的。为什么？他从未回答过这一问题。知情者说，这两项荣誉都是因为他在建设以备战争之用的地下国家指挥所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的。

至于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被公开的文件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在此只举一个例子：

1972年，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向中央报告，在生物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伊万·安东诺维奇·叶夫列莫夫（据悉，他一直受到监视）去世一个月后，苏联克格勃工作人员对其寓所进行了13个小时的搜查，“以查找可能有反苏内容的读物”，收获不大。

据切布里科夫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没收了一封自伏龙芝写给叶夫列莫夫的“明显带有反苏性质的”私人信函及“一些有可能被叶夫列莫夫用来进行违法活动的物品”。

夜见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去世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安德罗波夫给切布里科夫打来电话，请他去一趟。安德罗波夫说：“已决定解除晓洛科夫的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替他的位置。我已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大家一致同意推举你担任克格勃主席。”

为什么安德罗波夫选择了切布里科夫，却没有选在匈牙利就同他一道工作的情报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呢？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留奇科夫始终是个助手，他提拔他，推举他，但不会让他担任如此独当一面的角色。切布里科夫是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人事规则。

一年后，安德罗波夫使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1983年12月26日中央全会上的事。安德罗波夫已无法出席这次全会，他躺在医院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克格勃新任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11月，切布里科夫在递交苏共中央的《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报告上签了字：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人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低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主要是针对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的演出。克格勃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五局的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哈扎诺夫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

顺便说一句，卢比扬卡对犯下某种“有损肃反人员名声的”错误的自己人同样毫不留情。

对外情报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

“我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我们明白，情报机关既不是内部特务，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工具。

“当然，第二总局（反间谍局）不喜欢我们，抓到第一总局喝醉酒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过节。有时他们会如愿以偿。

“有一次，决定派我们的一位军官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国外常驻，他按照惯例同外交部的人一起到‘斯拉夫市场’餐厅庆祝出国工作。

“尚在情报学校时，我们就被警告不得去可能会有外国人的餐厅，但他忘了……他和自己的新同事围桌而坐，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请求借火点烟，点完烟就走开了。没曾想这是个正受到克格勃跟踪的美国人。

“对于跟踪者来说，这是外国人同苏联公民的一次接触。按照规定，应该果断采取侦查行动--搞清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身份。但由于天气不好，他们就偷了个懒。按常规他们应该跟踪他到家，记下地址和姓名，可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

“他们装成喝醉的样子，在存衣处凑到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面前说：借个火！好啊，你不借！挑起斗殴后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是个有权要求出示证件的机构。在警察局，他不仅出示了身份证，而且还拿出了红皮证件--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口里说：‘哥们儿，我是自己人！放了我吧，我明天就要出差走了。’

“跟踪者喜出望外。他们叫来负责克格勃事务的值班人员，然后把他带走了。出国被取消了，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各级部门还‘敲打’了他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克格勃的人呢？应该说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要亮出工作证呢？难道不明白这会败坏克格勃的名誉吗？……”

安德罗波夫死后，切布里科夫转投戈尔巴乔夫，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为总书记，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肯定能当上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回忆说，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不久，切布里科夫曾向他透露自己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试图让克格勃主席相信，不能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切布里科夫觉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本人想得到这一职位。但克格勃主席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契尔年科去世后，切布里科夫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我已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这个部门是个不仅应了解对外政策问题，而且还应熟悉国内社会问题的部门。因此，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克格勃工作人员委托我提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你们也知道，克格勃的意见、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代表着人民的心声。”

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共同度过了契尔年科去世后的那个极其重要的夜晚。在政治局会议厅里，他们为葬礼和中央全会做着准备，在这次全会上应选举出新的总书记。当他们结束工作走出大厅时，天已经亮了。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一片掌声中当选为总书记。

最初一遇到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找切布里科夫商讨，征询他的意见，依靠他的支持。比如说，当出乎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意料任命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时，他需要仰仗克格勃主席的威望……

切布里科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主席的忠顺得到了回报。

4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是从组织问题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建议选举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及未来的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那次著名的全会上，当决定解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切布里科夫立即加入了谴责叶利钦的行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不喜欢莫斯科人。如果你爱莫斯科，你今天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一讲台上发表这样一番讲话。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适，这就是诽谤……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却开始信口开河，污蔑诽谤，而不是团结在一起。”

克格勃负责监视遭到贬黜的叶利钦。切布里科夫把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向政治局作了通报。

1987年11月9日，在市委休息室里叶利钦似乎曾企图自杀。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切布里科夫说，“叶利钦在米丘林大街上的那所医院里大喊大叫，不愿接受包扎，不愿上床睡觉。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现在他已安静下来，睡着了。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守在那里。他说什么？胸口左边有个伤口（是用刀子割的），但只是表皮一点轻微的外伤。不需要住院……”

克格勃与权力

切布里科夫领导克格勃达6年之久，在头4年里，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继承来的强大的,时刻监视国内形势的机构。

与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同姓的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先后领导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克格勃工作。他对我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向来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地方领导人认为反间谍机关的分支机构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不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克格勃是个集权化的机构。各地送往总部的情报必须全面而客观。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真实情况报告总部，我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规定就是这样。我要在密码文件上签字。如果说的是重要的事情，即使没有克格勃主席的签字，也要自动把文件送交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这就是说，州领导清楚地知道这种信息传到莫斯科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中央或部长会议马上会打电话来，向他询问究竟。因此，克格勃地方机构的存在使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掌握全国的情况。

“有时地方领导会央求不要把某些事情上报：何必让人不安呢？在地方领导看来，重大事故是小事一桩，可在中央看来，这非常重要。例如，为职工小区供暖的水管破了，这发生在夜里，早上开始修复。这场事故规模多大，工作进度如何，我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哀求我不要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报告，并且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事故已处理完毕。’

“反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向第一书记讲，因此在星期一的汇报中，我避而不提这件事。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电话就打来了，我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怎么没谈重大事故了? ”

“哪些事情应该通报给地方长官？”我问沃罗特尼科夫将军。

“没有严格的规定。由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自己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相互理解的程度。克格勃地方机关所掌握的情报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格勃本身工作所需要的，另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部分材料我们会交付民警机关。经过筛选后送往党的一些机关的情报有助于它们看清一些表面上不易觉察、不明显的问题。对明显的问题它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但我们把地方上企图隐瞒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一点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苏联解体后有人写道，国家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工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从党那里得到干这或干那的指示……”

我曾问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您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克格勃分局局长的关系如？”

“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规矩，有些东西能告诉我，有些东西不能告诉我。我对他们所干的事并不好奇。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要一块讨论的。当时莫斯科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下降。还记得60年代的莫斯科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能在城里走动，不用担心遭到殴打或抢劫。持不同政见者由苏联克格勃负责，有时该机构向我报告一些有关情况。我会说：‘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是中央的事，让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会不会告诉您一些您所不知道的市里的情况？”

“不会，莫斯科的事我几乎都知道。我同文艺界和学者们有着很好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克格勃的情报。我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有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在任命一定级别的官员时请求克格勃审查一下候选人？”

“我们在决定莫斯科的这种问题时，我从未作过询问，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干部。我们不是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什么人。我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这种了解有时都不止十个年头，还需要什么审查呢！可一旦要驻外工作，即便是去当大使，也要经过审查。现在也是如此。前不久我通过外交部领取了新的出国护照，因为我是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

“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

“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

“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

“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甚至遭到了批评。他垂头丧气地来到我这里：‘您瞧，我们还是老一套思维方式：既然没什么案件，说明没干活。’我对他说：‘你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没有案件更好。如果出了案子，说明我们某些方面存在着疏漏，就不得不把什么人给关起来。

“国家安全分局工作人员不多，但业务水平很高。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爱喝酒，喜欢女人，但这种人很少。”

“州分局的局长会来向您汇报情况吗？他通常对您说些什么？”

“经常汇报，向我讲述从事秘密军事课题研究的那些单位里人们的情绪，这是指日常生活、工作及企业内的秩序，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报，令我们获益匪浅。有时人们并不总能直抒胸臆，而克格勃工作人员有眼线，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情绪。这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弄到发生冲突的地步。”

“您知道您州里的那些保密工厂和研究所在干什么吗？”

“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哪里都能去，即便是最秘密的研究所也能去，并不是所有州委的工作人员都允许进去，只有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能够进去。”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

“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

“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

“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

“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

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

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

“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

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

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接找他。”

“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都有分工……”

国家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茶，所有意识形态的教条都被打破了，在这一时刻，1987年的9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庆祝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帝国主义国家特工机关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风气、苏联人的世界观……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正在企图寻找新的可乘之机，渗入我们的社会，针对苏联不同阶层的居民施加相应的、不同的影响，以便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强加给苏联人，灌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无论……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对我国各阶层的居民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文艺界的一些知识分子推上吹毛求疵、蛊惑煽动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丑化我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阶段……”

切布里科夫仿佛在重复安德罗波夫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讲话稿，他的秘书处只是稍稍加了些修改和编辑。他的路已明显地偏离了戈尔巴乔夫的航向，这已是有目共睹。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电视节目和报刊的导向“不对头”。切布里科夫很乐意就此话题谈下去。

以下是速记记录的一段内容：

“切布里科夫：现在电视在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第十二层》。节目讲的是年轻人与老一代之间的争吵。而且，老一代通常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对咄咄逼人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给予相应的回击。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节目。

“切布里科夫：应该回击这种东西。我并不是主张为过去或现在大唱颂歌，但如果我们放开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那结果将是，我们苏联政权70年来将没有一天是光明的……”

当时的中央书记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切布里科夫的讲话秉承了克格勃领导人所惯有的风格，克留奇科夫也继承了这一风格--通过攻击“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意图”来谈论国内问题。

在切布里科夫眼里，敌人的阴谋诡计无处不在。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为消除事故后果提供帮助……然而，可以看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企图把发生的事用于宣传目的。美国媒体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核能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其规模比美国1978年三英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大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粮食产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了辐射污染。

“以我们的反应堆通常没有混凝土圆顶保护为根据散播流言蜚语，说苏联的核能没有考虑可能的事故后果，依靠的是落后的技术水平。西方的宣传极力夸张渲染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论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监视外国外交家和记者的活动，限制他们收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材料的可能，以挫败其利用这一事故在西方煽起反苏宣传活动的企图。”

现在，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实际规模及关于这类反应堆建造中所存在的失误的真实材料都大白于天下之际，再读到这种装腔作势、一派谎言的报告令人有些触目惊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格勃为领导人提供真实情报吗？

前总书记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切布里科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萨哈罗夫人选科学院主席团的消息。切布里科夫痛苦地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科学院还没有成熟。”切尔尼亚耶夫写道，戈尔巴乔夫挖苦他警惕性过高。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对《真理报》发表了长篇谈话。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克格勃主席可能不赞成改革，这可以理解，但他应该看出这些变化。可从他的讲话来看，感觉不到这一点：“外国破坏中心一直顽固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结果，实现好转的惟一可能就是放弃我们已作出的历史选择，放弃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观被吹得天花乱坠。遗憾的是，有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爱‘咬’这一诱饵。”

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格勃的任务这一提问时，切布里科夫说了这样一番话：“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及时发现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及反苏分子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旨在破坏和颠覆我们现行制度的敌对活动。”

这次采访之后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把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主席职位上调到了已不太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命令是1988年10月1日签署的。

切布里科夫负责行政和护法机关方面的工作，他接替的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后者被调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任第一副主席。

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当年费多尔丘克任部长时内务部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某些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感到不满，克格勃似乎也有份。戈尔巴乔夫曾气愤地提起这一点，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说明他还在耿耿于怀……”

前总书记助理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对切布里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有自己的说法。

博尔金认为，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切布里科夫作为一个温顺的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地为契尔年科服务，定期向他报告党和社会中的力量对比情况。他也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但相当肤浅，他害怕契尔年科知道这一点。犹豫不决和过于谨慎令切布里科夫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寻找调动他的途径。成为中央书记后，切布里科夫失去了各种关系和情报，不再拥有原先的影响力，渐渐地沉寂下去……

叶戈尔·利加乔夫对切布里科夫被调到中央并不感到吃惊：“这是戈尔巴乔夫决定的，没作任何特别的解释。书记处需要一个人来负责行政机关和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个人要消息相当灵通，正派。我表示赞成，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布达诺夫当年领导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反间谍局的内部安全工作，他对我说：“我不止一次地去找过切布里科夫，因为他负责情报安全问题。他接见我，我向他汇报工作。切布里科夫授予过我一枚勋章。切布里科夫是个比安德罗波夫更加注重形式的人。切布里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教育出来的一个傻瓜。脸上带着特定的表情，仪表堂堂，戴着大沿帽--党的职业机关干部的形象。”

“可他懂克格勃的工作呀？”

“即便不是职业干部，也能懂克格勃的工作！只要有能干的助手和向你汇报并提建议的人就行了。”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仍摆脱了切布里科夫呢？

最初，总书记很器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位既可靠，又没有野心的克格勃主席。但后来他发现，切布里科夫不仅内心抵触改革精神，而且不太合适这一角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切布里科夫让人觉得是个特别害怕言多必失的人。后来，大概他又发现，切布里科夫不过是没东西可说。

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个眼界更加开阔、更加灵活并愿意帮助他的人。于是他用另外一个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取代了切布里科夫。

1988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重大改组，打发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杰米契夫和多勃雷宁等人回家颐养天年，责成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负责农业工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负责意识形态。

切布里科夫负责主持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在新的职位上没工作多久。

过了整整一年，即在1989年9月20日的中央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尼科诺夫和切布里科夫被打发退休。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解除切布里科夫的职务。我问了戈尔巴乔夫，我俩并排坐在一起，他说：‘你知道吗，前线落下的旧伤复发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我明白了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忘记很久以前斯塔夫罗波尔的那段检查。”

既然这样，又是什么在妨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使他未能早早摆脱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安全首脑呢？

克格勃新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切布里科夫退休了，但并没有就此过清闲日子。

歌唱家、国家杜马代表约瑟夫·科市宗几年前曾骄傲地说，他的警卫由前苏联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在领导。

了解切布里科夫的人部说他是个不太聪明的人，但他一概不参与任何政治游戏。

他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曾不无委屈地写道，切布里科夫害了他。1993年，克留奇科夫在某家．报纸上指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同西方特工机关有过不能容许的接触，也就是说，1960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进修时就已被招募。切布里科夫同样被叫到总检察院接受讯问，他说，在克留奇科夫的文章面世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把切布里科夫换成克留奇科夫的话，那么1991年的八月事件多半不会发生。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死于1999年7月1日，享年76岁。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2月29日出生于察里津的工人家庭，因此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在非闰年的2月28日，或者在3月1日祝贺他生日。

未来的国家安全机关首脑没有上前线，因为后方更需要他。克留奇科夫在工厂工作，但是很快就成为脱产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1943年在第25特别建筑安装队作共青团组织负责人，1944年成为斯大林格勒街垒区共青团第一书记，1946年成为斯大林格勒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在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同时，他从青年工人学校毕业。

他被从共青团调到检察院工作，在那里工作5年，先后担任侦查员、侦查处检察员和区检察员。在担任区检察员时，他进入萨拉托夫法律学院学习，然后立即转为函授并于1949年获得毕业文凭。

机遇

1951年斯大林格勒州党委派遣克留奇科夫到莫斯科高级外交学校学习，这与他担任过共青团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有可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国外工作。开办这所高级外交学校是为了不从幼稚的青年人中，不从昨天的中学毕业生中，而是从具有经验的人，主要是从昨天的党的工作者中培养外交官。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愉快地回忆，位于铁匠桥街上外交部旧楼内的高级外交学校是如何接待他的。学校旁边是沃罗夫斯基纪念碑和未来的克格勃总部新大楼，后来他在这座楼里作为克格勃主席而工作。

在入学的一批新生中只有克留奇科夫一人敢于学习复杂的匈牙利语。他随身带着必须死记硬背的生词卡。学会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表现自己的性格以及埋头苦干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1954年，高级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也担任过检察员的他的老同事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已经不在外交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外长。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重新获得外长职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称他为没有希望的博览群书者。

外交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第一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批评自己的首长，莫洛托夫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认真地倾听发言。大家都为葛罗米柯的发言而鼓掌，莫洛托夫本人也鼓掌，他总是遵守党的纪律。

莫洛托夫曾试图改变一下自己，执行路线时变得柔和一些，不要这样粗暴和尖锐。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外交部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工作日变得正常起来，人们觉得自己无拘无束，眼睛里闪着光芒。但是外交官员们仍然被贬低到普通办事员的地位，交给他们做的只是一些小事。

1955年夏末，年轻的外交官克留奇科夫来到布达佩斯担任苏联大使馆三秘。大使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对克留奇科夫来说是机遇难得。此后他俩一直共事，直到安德罗波夫去世。

他们在匈牙利工作期间，莫斯科两次撤换外长。1956年夏天莫洛托夫被赶出外交部，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接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光辉人物。

如果换一个命运，那么就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而是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完全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几乎同岁，俩人都戴着将军的肩章从前线回来，这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时期都留在后方。

年轻而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几乎是党的领导人中仅有的仪表堂堂的人，在那些大腹便便、矮小和身体有残缺的政治局委员中非常显眼。

威武的外表对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的仕途很有帮助。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喜欢英俊、潇洒、年轻的将军。斯大林，接着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提拔和重用了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

再上一个台阶，再走一步，他们就会成为天上的人。两人都不是乏味的人或禁欲主义者，而是爱好生活。博得女人的青睐。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他们的道路迥异。

勃列日涅夫爱好多米诺骨牌和啤酒，谢皮洛夫教授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精通音乐，更喜欢与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不是与公务员打交道。

结果证明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时刻他正确地站到了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实际上却显得很幼稚，虽然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生活考验。

谢皮洛夫适合于做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为什么他突然成为外交部长？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赫鲁晓夫根本不认为这个职务是重要的。他不过是要解除莫洛托夫的部长职务，并把自己完全信任的人派往外交部。外国外交官立即看到，苏联对外政策界来了一个全新的人。如果莫洛托夫不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立即中断谈话，把谈话者赶出门外。而谢皮洛夫比莫洛托夫更年轻、坦率，但是一点也不呆板。他倾听谈话者的话，如果对方讲的有道理，他就会同意。

苏联外交官第一次有了与自己的前任截然不同的部长，他是惟一的一位从来不冲着别人喊叫、而是尊重外交官的工作、不对自己的属下找茬的外交部长。

然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感受这一良好的氛围，因为匈牙利发生了起义。而当克留奇科夫返回莫斯科时，谢皮洛夫在外交部的位置已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所取代。

和安德罗波夫一样，克留奇科夫也永远牢记匈牙利的起义。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著作《个人档案》里描写了这一点：大使馆被包围，每次走出大使馆大楼都有危险。他回忆起那些不眠之夜，出去到空无一人的街上搜集情报，与可靠的匈牙利同志举行秘密会晤。那时安全形势非常复杂……

克留奇科夫认为，所有灾难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领导人的不坚决，以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把纳吉·伊姆雷这个“致命的人物”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用坦克镇压匈牙利起义事件过了几十年之后，克留奇科夫仍然坚信，当时苏联领导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

根据大使的推荐，克留奇科夫因在战斗条件下努力工作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安德罗波夫1957年离开匈牙利回国，而克留奇科夫留在大使馆。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忘记这位有希望的外交官。

两年后，在老广场扎根的安德罗波夫邀请克留奇科夫到自己身边工作：克留奇科夫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担任科员。从外交部转到党中央工作对于仕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仕途将是多么灿烂。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工作了四分之一多世纪，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克留奇科夫失望。安德罗波夫需要各种人才。但从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最看重怎样的品质。克留奇科夫和切布里科夫的共同特点是始终不渝和忠诚。在安德罗波夫周围有更强、更能干的人，但是他却把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安排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克留奇科夫成为处长，后来又晋升一级，最后担任他最适合的职务--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理。

从老广场来到卢比扬卡，安德罗波夫带来了自己的班子。克留奇科夫已经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助理，后来又成为克格勃主席的秘书处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办公室对面，两人共用一个接待室。克留奇科夫总是随叫随到，准备回答咨询，提醒主席，执行任何指示，并且监督各项指示的完成情况。他勤勉、可靠、周到和无条件服从。

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工作了24年零3个月。顺便说说，克留奇科夫不是在1991年8月政变后被国家安全机关解雇的，虽然那时他被解除了克格勃主席职务。他是1994年10月4日被解雇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开端不利

1971年夏，安德罗波夫把克留奇科夫调到情报机关工作，任命他为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这是转向很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作，向更高的职务迈出了一步。但是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转向情报工作很困难。他回忆说，他“简直难以想象如何在离安德罗波夫较远的地方工作”。

克留奇科夫崇拜上司，会背诵他的诗。

那时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门年。克留奇科夫已经习惯于起第一助理的作用，而现在却要自己作决定。但是克留奇科夫找到了办法。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几乎每件小事他都向安德罗波夫请示。克留奇科夫从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说，仍然是助理。

克格勃的领导想以更年轻的人来替换当时经验丰富的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谢米恰斯内主张任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当局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谢米恰斯内甚至对勃列日涅夫谈了这一任命，所以政治局里有人向扎米亚京祝贺他履新。

但是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所取代，所以关于撤换情报局长一事被推迟了好几年。后来萨哈罗夫斯基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接任情报局长，但显然这是一项过渡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当了3年副手，这是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需要工作的时间。

克留奇科夫情报工作的开始，恰逢对克格勃不利的一些事件发生。克留奇科夫刚刚搬入新的办公室，远离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就在英国受到严重挫折。

1971年9月初，苏联情报机关驻伦敦的军官奥列格·利亚林投靠了英国人。这使英国人找到了合适的借口。他们早就对苏联驻伦敦的外交官员过多表示不满，因为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比英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多得多。英国人有理由怀疑，在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中，真正的外交官不多。事实的确如此，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人希望住在伦敦这个美好的城市而得到扩大。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命达诺夫将军1971年在伦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工作。他对我说：“利亚林投靠英国人之后，我们知道将发生问题。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对我们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对外情报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而我在伦敦正式宣布驱逐之前就离开了英国。”

“您与利亚林直接联系？”

“问题不在这里，麻烦的是，关于我的工作他比应该知道的要多，而我的工作开展得很有意思。难怪英国人迄今不同意我去他们那里……”

“所以您就决定离开英国了？”

“不是我要离开，而是我们的同志们要我回来。9月3日利亚林失踪，9月11日我乘‘爱沙尼亚’号客轮回国，遇到了暴风雨。”

“您感觉英国人对您特别感兴趣吗？对您的跟踪比对一般人要多吗？”

“并非对我不加注意。有时同时有9辆英国情报机关的汽车跟踪我们，而我们把所有9辆汽车都识破了。我在大使馆工作，但是我没有外交掩护，因为1969年英国人已经限制我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名额，所以我不是以外交护照，而是以公务护照去大使馆的。这样，对于我们在英国的情报人员来说，有薄弱的地方。”

“利亚林在情报站里担任要职吗？”

“他是普通情报人员，正式身份是在使馆商务处担任高级工程师。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知道我的一个重要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利用得相当成功……”

“那么什么是他投靠英国人的借口呢？”

“晚些时候，当我研究情报安全问题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材料，绘制了可能从我们阵营逃跑的人员肖像，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利亚林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喝酒很多。而当一个人经常喝酒时，整个心理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作出一些不恰当的反应，而且过于警惕。

“利亚林是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英国警察抓起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借口。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外国大使馆官员身上，这样的拘留通常有反间谍部门参与，或者是将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立即报告反间谍机关，请他们参与。

“英国反间谍机关可能知道（甚至肯定知道）利亚林与使馆商务处一名女工作人员的风流韵事，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我认为，英国人拘留他后与他进行了详细谈话。这样的谈话可想而知。比如，他们威胁说；我们知道你有风流事，如果说出去，就会把你送回国，你就会被克格勃解雇，被扔到街头，整个仕途就完了……

“我不认为他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很可能是，他答应考虑考虑。他在警察局被拘留到天亮。如果他作出了决定，他们早就把他释放了。因为时间很重要：不能让间谍从自己情报机构人员的视野里消失，不能让情报站的人员开始寻找他。

“而他们把他拘留到天亮，我们的领事去了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带到使馆。真不凑巧，利亚林所尊重的情报站长当时不在使馆，而副站长对他有偏见（人们的性格常常合不来，此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副站长对利亚林所说的正是英国人所警告的：哈哈，原来是这样！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收拾东西，在24小时内我们把你送回国。这正好是忌讳的。

“即使一个人遇到不幸，甚至他处于被策反的境地，也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他。我的工作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信任，这是对的。在上述谈话后，利亚林作出了最后决定：原来如此！所以他走了……”

英国人驱逐了105名苏联公民。利亚林出卖了大家，所以情报站必须重新建。英国人对苏联工作人员作出限制，我们不能派遣以前在那里工作的那么多人了。法国人步英国人的后尘，也把一大批苏联情报员驱逐出国。接着又有一些国家效仿。

克留奇科夫对这些失败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白了，只要有一名叛逃者，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外交官打开报纸

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后来依旧发生。1983年4月，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一下子就有近50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这项行动。据说，他甚至在反间谍机关提交给他的100人的名单中亲自点出47人。

莫斯科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对克格勃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恶化与法国的特殊关系。而当其他国家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宽容。

1976年，当年轻的德国大使馆新闻官文贝尔哈德·海肯打开当时在苏联很受欢迎的《文学报》最新一期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报纸报道说，这个德国外交官是一名以外交豁免权为掩护的间谍。

但是艾贝尔哈德·海肯根本不是西德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克格勃也知道这一点。没有一个大使馆能够保住这样的秘密：谁是真正的外交官，谁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海肯成为莫斯科和波恩间谍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

当时西德电视台拍摄了关于苏联外交官的电影《莫斯科的间谍们》。莫斯科知道将要上映这部电影。克格勃让一位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苏联新闻记者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去西德大使馆通报大使，如果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这部电影，苏联将把它看作是敌对行动。苏联警告说，放映这部电影将引起后果。

这位吃惊不小的记者说，他需要有书面委托书才能执行如此敏感的使命。他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没有签名的文本，其中写道：“委托你去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并通报大使……”

深夜，记者来到西德大使馆。当时在大使馆门口值班的警察警惕性很高，一般都要对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检查每个要进入大使馆的人的证件，但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问，立刻就把来访者放了进去，并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西德大使了解并高度评价这位记者。他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叙述后说，将把此事向波恩报告。

但是西德外交部并不直接控制电视台。这部电影还是播映了。克格勃想找一个报复的牺牲品。新闻官海肯于是被宣布为间谍。对命运的极大讽刺是，海肯与那位被委托去西德大使馆对德国人施加影响的记者几乎是朋友……

为什么恰恰选中艾贝尔哈德·海肯？为什么不宣布那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联邦德国情报局真正的成员为间谍？

事情经常这样。与一般所持的意见相反，反间谍局很少向外交部请求驱逐已被发现的情报人员。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他，确定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关系，并与他周旋。如果已经决定要搞一次规模不大的公开的丑闻，那么往往选择与情报局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离开莫斯科的日期早就知道。这样他就被选为牺牲品。苏联克格勃和外交部甚至没有限期让德国新闻官离开。既然如此，德国人也就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措施和驱逐苏联外交官。西德和苏联就这样固西德播放关于苏联间谍的电影而互相进行了打击。

但是遭到克格勃报复的海肯本人怎样呢？

他想永远忘记俄罗斯，从事其他工作。他总是认为这段可悲的历史是人为制造的不幸事件。

海肯在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4年，后来终于又回到俄罗斯事务上来。1989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工作，被任命为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公使，是仅次于大使的使馆第2号人物。俄罗斯立即就给了他签证。没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与此同时，也没有人向他表示道歉。

“甚至在70年代，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在苏联工作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海肯在回忆自己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工作时这样说。

海肯每天看《真理报》的社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各种讲话，学习只有苏联公民才熟悉的通过字里行间了解重要内容的阅读艺术。

外交官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片段来判断这个大国的生活。这是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们大有可为的时期，按海肯的话来说，这种研读报纸的艺术作为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它不给予准确的回答，而总是给人一种不肯定的感觉。

选出的苏联德国问题专家协会的成员经常在位于大格鲁吉亚街上的德国大使馆旧楼里聚会。这是这些专家们引以为自豪的特权，不仅因为大使馆热情款待他们，而且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冯·舒伦堡公爵纪念碑是使馆传统的证明，正如碑文所写的那样，他“为德国人民的荣誉而献出了生命”。这位二战前担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结果被绞死。

海肯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交谈者究竟有多少坦率，他们是否在执行某人的委托而把某些情况告诉他，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试图帮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位新闻官和未来的公使毫不怀疑，使馆的有些来访者非常想与德国人进行坦率的交谈，但是他们害怕被窃听。在招待会上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们以怀疑的目光观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同行中有谁明天可能会汇报某某人与西德外交官进行了特别长时间的和坦率的谈话？更为内行的客人们则害怕克格勃安装在使馆里面的窃听装置……

副秘书长在哪里？

1978年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夫琴科来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苏联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邀他到代表处来，向他转交了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舍夫琴科被要求紧急回国。

这一电报使舍夫琴科惊慌失措。他回到自己在联合国大楼的房间后，打电话给自己的联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舍夫琴科什么也没对妻子说，只给她留了一个纸条，这纸条妻子次日清晨才看见。他把女儿的照片、妻子与葛罗米柯外长妻子的合影以及一大堆与勃列日涅夫的合影放人公文包。

然后，他沿着防火用的楼梯下楼，穿过街道，坐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美国人把他藏在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夫琴科见面，他们想确认，舍夫琴科确实是决定留下，而不是被匿藏起来了。

但这是毫无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说舍夫琴科重新考虑，而舍夫琴科重申他将留下，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舍夫琴科逃跑后，安德烈·葛罗米柯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他有很多助手，但是他不记得有舍夫琴科这么一个人。

反间谍人员搜查舍夫琴科在莫斯科的住房后，给安德罗波夫带来了外交部长在家里与逃跑的助手一起合影的照片。

但是这不意味着舍夫琴科与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柯关系很好，阿纳托利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舍夫琴科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与小葛罗米柯相识的。他们一起写文章。此后舍夫琴科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阿尔卡季·舍夫琴科迅速升迁，1969年成为葛罗米柯部长的助理之一，并在叛逃前的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问题的副秘书长，这一职务虽无多少实权，但是非常荣耀。

舍夫琴科在正式叛逃一年多以前就请求在美国避难。美国人答应给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但是要求他暂时先为美国政府，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段时间。

舍夫琴科能向美国人提供什么呢？

莫斯科关于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立场的指示，发往国外使馆和代表处的材料，他与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客人的谈话，以及他所知道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驻外人员名单。

他并不知道很多重要秘密。

阿尔卡季·舍夫琴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很多年。当他为了叛逃而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时，担心克格勃人员怀疑他，强制地把他押上飞机，带回苏联并枪决。他猜得不错：差一点就对他这么做了，但是莫斯科没有相信对他的怀疑。

当时苏联对外情报局在纽约的情报站长、后来成为苏联所有秘密情报人员负责人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将军后来说，他马上就感觉到：苏联驻纽约的机构中有间谍。

苏联驻纽约的情报站开始注意副秘书长舍夫琴科放荡的生活方式。警惕性很高的情报人员得出结论：一般苏联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情报机关的新领导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对纽约情报站长最初发回的信号并没有重视，也没有下令安排舍夫琴科立即回国。

在德罗兹多夫将军第二次写信给克格勃领导说舍夫琴科酗酒，不与别人来往后，克格勃决定把舍夫琴科召回莫斯科，但是电报内容拟得很不好，以至于舍夫琴科吓坏了，跑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舍夫琴科为什么逃跑？其政治动机很难猜测。他不是那种因政治原因逃跑的人。很可能他非常喜欢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荣誉、特权和舒适。

他不想重返莫斯科。

看来，在他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时他47岁，男人在40岁以后常常发生各种危机。

美国人为他找到了一个妻子，一个专业人员。后来她写了回忆录，从这本书来看，她对苏联外交官的缺乏经验感到惊讶。她感到吃惊，为什么在一起过了一辈子他却对她的喜悦没有怀疑。

已经发现的生活乐趣使舍夫琴科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但种种迹象表明，很难说他在美国的生活特别幸福……

还有一名苏联间谍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逃往西方的。1979年2月，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我就进入《新时代》杂志社工作。秋天我们杂志社驻日本的记者斯坦尼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夫琴科就叛逃了，他是对外情报机构的上校。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与自己的上司--情报站副站长关系不好，那人总是刁难他。另一种说法是，在日本工作后他不想再回国过苏联的生活。他本人在美国写书，称自己的逃跑具有复杂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

克格勃把我们编辑部的领导召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虽然不是编辑们挑选的这名记者，也不是他们把他派出国的，但是克格勃埋怨编辑们没有监视列夫琴科，所以造成了这一逃跑。与通常一样，是克格勃给杂志总编辑打电话：有一个人到你们这儿来，你们给他办理去东京当记者的手续。

舍夫琴科没有向日本人求助，而是与美国人联系，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以政治避难。美国人立即把他从日本带到美国。他出示了许多证据，说出了许多为苏联工作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和重要新闻记者的姓名。他们不是间谍，因为不掌握国家秘密。他们在政治和新闻中奉行有利于莫斯科的路线。换句话说，他们属于后来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所说的“有影响的代理者”。

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有200名间谍，其中有前内阁成员、社会党活动家、几名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要求千方百计地阻止日本和中国接近。

据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人员劝说一名日本议员组织日本议员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友好协会。这名议员从克格勃获得经费出版月刊。舍夫琴科还说，日本社会党是由克格勃提供经费的。这是通过“朋友们的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从苏联对外贸易机构那里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然后把15％-20％的利润拨给社会党。

舍夫琴科还说，苏联情报人员在日本向非法的菲律宾共产党代表转交现金，把钱放在有两层底的箱子里，或者放在旧书里

舍夫琴科叛逃后，克留奇科夫被迫彻底更换驻东京情报站的人员以及克格勃总部的日本处成员。每一次失败后都是这样做的。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日本问题情报人员，他们因此而去东京填补空缺的岗位。我也见过因舍夫琴科叛逃而丧失仕途的苏联情报机关涉日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失去了出国的可能性，被调离了原来的工作，转而干没有意思的工作去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被破坏了。舍夫琴科的前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如果他落到我手中，我会用双手把他杀死。”

在50年代，每次情报人员逃跑到西方之后，互相替换的克格勃主席就下令消灭叛徒。但是在外国，而且是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谋杀很不容易，后来就取消了这样的命令。

克留奇科夫认为不要惩罚那些犯了错误，但是已经改正的情报人员。他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情报人员，如果他们跑到西方后又回来。他宁可作出样子，好像他的情报人员是被藏匿起来的，而不愿承认，久经考验的对外情报人员竟会背叛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样做对克留奇科夫更有利。克格勃对情报人员说，如果他们仟悔，将不惩罚他们。

对待对外情报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就是这样做的。尤尔琴科先是不知什么原因逃跑了，后来又令人惊讶地回来了。克留奇科夫宁可把他当作经受了一切考验并被敌人俘虏后逃回的勇敢英雄，但是情报人员们不喜欢他这样处理，他们认为尤尔琴科是叛徒，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授勋并奖励……

情报局长

1974年末，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任命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副主席并兼任第一总局局长。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上将认为，任命克留奇科夫为情报局长合乎逻辑，但不是最英明的。

克留奇科夫在阿富汗成功地搞了几次行动，此后他的作用提高了。但是他不能深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他不是领导者，马库斯·沃尔夫将军这样认为。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信任的助手，如果没有自己保护人的指示，聪明和理智的“第二号人物”就不知所措。

当马库斯·沃尔夫来到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他送到休息室，斟满一大杯威士忌，说：“怎么样，说说发生了什么。”

其他客人克留奇科夫用茶水和咖啡招待。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用柔和的方式进行谈话。他属于那种平易近人的人。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洛尼岑在克格勃担任了7年克留奇科夫的秘书处主任。他对我说：

“我们每天见面，包括星期六。我经常去他的别墅，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聪明、好学和知识渊博。很多人说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官僚分子。但这毕竟不是侦缉人员，这是政治职务。顺便说说，我知道很多次他在招募人员时折服了别人……”

“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例如，为他准备了讲话稿。情报局有很强的分析班子，召集班子撰写讲话稿。他阅了讲话稿，似乎没有意见，但是当你听他讲话时，发现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就是说，他自己改写了。

“他是一个只考虑工作的人。来到情报局的别墅区，有的人打多米诺牌，有的打扑克牌……而他甚至连国际象棋也不下。可能他会下，但是从来没有下过。

“当然，他的性格很复杂，和他一起工作不容易。他有点固执，喜欢抱怨，但不记仇。

“他严峻的外表使很多人害怕。也许这一工作使人变得过于严峻，而他就是这个样子。

“有些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在他面前也觉得不自信。在他的接待室里可以看到将军。在大国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他们有时声音颤抖，害怕进他的办公室……

“在他身上好像有点斯大林的东西。不是在举止方面，而是在谈话的姿势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住他的目光，可能是长期的工作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看见他在其他场合里温柔、朴实、善于待客，亲自斟茶……

“他天生就是于克格勃这一行的，况且安德罗波夫把情报局交给了他。顺便说一句，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反驳安德罗波夫的人之一。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敢于对安德罗波夫直面陈述，更不用说对切布里科夫。有时会损伤安德罗波夫的自尊心。这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对我说的。例如他对安德罗波夫说，这件事这样做不对。安德罗波夫几天不和他说话，过些时候又打电话说：沃洛佳，你过来……

“克留奇科夫不允许情报局里乱七八糟。

“他手下的秘书处和值班室工作得井井有条。他大量阅读，读报纸、杂志和情报。阅读时，他把有意思的地方用钩号和书签标出来，然后由秘书打印。他把各种问题记在卡片上，因为有时你读了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读到的。他把一切记在卡片上。他讲话时，拿着卡片，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总的来说，一个人难以把情报局所有情报都看一遍。有一个情报分析局，所有电报，包括外交部和情报总局（军事情报机关）的电报都能收到。

“情报分析人员翻阅情报，把最有意思、最重要和最需要的情报挑选给情报局长。由局长助理们阅看后放到局长的桌子上。当然，有些紧急电报只给他一人看。有些情报越过所有人直接送到他这儿。

“然后由他来决定：这一份给克格勃主席看，这一份送给政治局委员们，在这一份的基础上应准备专门的材料。”

“他是否能够获得关于国内局势的情报？”

“通过克格勃主席他能获得。克格勃的每个局都把情报送给克格勃主席，他批示：‘请领导班子成员过目’。或者批给某个人看，例如，请克留奇科夫同志过目，请某某过目……”

克留奇科夫周围的人对他很关心自己身体感到惊讶。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什么时候躺下睡觉，他每天早晨差1刻6点起床，在户外做一个小时的早操。他只住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个小镇的别墅，这个小镇是为克格勃的外国客人们修建的，但是由情报局领导批示如何使用。

他一般在冬天休假，因为酷爱滑雪。他经常去蒸汽浴室，但不是俄罗斯澡堂，而是桑拿。他喜欢在游泳池游泳。他喝酒很少，只喝一点威士忌和啤酒，很有节制……

克留奇科夫非常爱看戏剧，不错过任何一次好的首场演出。我自己第一次在剧院看见他是在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近亲说：你看，那就是苏联情报局长！他个儿不高，戴着眼镜，毫无表情地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座位上。

1991年8月在搜查克留奇科夫的住宅时曾寻找他的笔记本。他的妻子说，他不做笔记。他记得一切--名字、姓、电话号码。他连电脑也不需要

主要对手

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整个克格勃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克留奇科夫担任局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繁荣。秘密情报站遍布全世界，总部庞大，间谍网密布，预算充足，技术最新，当然，还有情报局在克格勃内所占的特别的地位。情报人员感受到安德罗波夫的特别重视。安德罗波夫在位于亚谢涅沃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办公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经常来到情报局，不仅会见克留奇科夫，而且会见其他将军。安德罗波夫甚至在情报局的党组织里过组织生活。

当然，后来人们指责克留奇科夫迷恋于大的数字。情报局像一台巨大的吸尘器一样，努力最大限度地搜集世界各国的情报。例如，甚至在津巴布韦或者马来西亚，也偷到了某种军事文件，招募了地方官员。对国家的实际好处不大，但是形成了完全控制世界的良好感觉。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拥有为数不多但能提供有价值情报的间谍。克留奇科夫要求情报人员加速招募。招募的数量急剧增加。首先在全世界努力招募美国人。在所有驻外情报站都有人做主要对手的工作。例如，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新西兰工作，而实际上是做反对美国人的事，即努力招募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或新闻记者。

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在招募之列，哪怕是使馆的厨师，或者武官的女仆。如果他们自己不能提供情报，那么即使能安装窃听器也行。

主要重点是竭力招募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情报人员。这被视为最大的成果。对招募了美国人的情报人员颁发奖章。当然，招募成功者极少。一个情报人员在一生中可能只能招募四至2人，但被招募者将会长期为克格勃工作。

如何招募？不是利用私生活中的事，酗酒和睡女人本身不会使人名誉扫地，这类事情只是对苏联情报人员构成某种危险。

要寻找他们在工作中的过失。例如，让美国情报人员和克格勃情报人员见面。也可以利用他们没有满足的野心、对上司的不满、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以及物质因素。不仅苏联公民把出国工作与一定的物质希望相联系，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也必须挣钱供孩子们受教育、购买房子等等。

向任何外国人提出招募的建议都必须经过克格勃主席的批准。向主席提出非常扼要的报告，不到一页纸，其中写道，发现某个美国人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招募。

问题在于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个被招募的人可能会表示愤怒，并向自己的大使汇报。接着，他们会向苏联提出抗议照会。不是每次都能避免这样的丑闻。例如，不能在最高级会晤前夕做这样的事。

一般情况下，如果克格勃总部同意招募，专门的招募人员就会带着精心准备的文件和无可指责的方案到某个国家出差几天。这是惯用的防范手法。如果美国人掀起丑闻，那么来招募的人员就离开这个国家，驻在当地的情报站不会受到损害。

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情报人员保证不会发生丑闻，那么就允许情报站人员同被招募的对象进行第一次谈话。这是很大的荣誉。如果美国人同意合作，那么不管在莫斯科和驻在国有多少人准备这项行动，成功的桂冠给予美国人对那个说“是”的人。

怎么做呢？先帮助来招募者与那个美国人正式相识并进行谈话，以便招募者以某种借口约定在事先准备好的咖啡馆里会见。

如果这个美国人去找自己的上司并诚实地说，俄罗斯人企图招募他，那么他的上司就会握住他的手，感谢他对祖国的忠诚……然后将他立即送回国内。再也不会派他出国，因为他已经暴露，不适合继续做情报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必须等很多年以后才能被派出。

如果招募成功，情报站就举行一次小型的庆祝会，通常有莫斯科的伏特加酒、好的白兰地或者威士忌。不要以为在不允许别人进去的、上了三把锁的大使馆情报室里聚集的那些人与普通人有多大区别。

当然，不是所有被招募的对象都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爆发丑闻？打架？都不是，一般是两个情报人员友好地分手。

有的被招募对象回答得很婉转：“我需要想一想，商量一下。”

“和谁商量？”

“和妻子。”

“没有必要。还是让我们现在就决定吧。”

“那么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情报人员站起身，告辞。

“所有这些都是胡来。让我们忘记吧？”

“好的。

但是谁也不会忘记。

从原则上来说，美国人拒绝接受苏联情报局的招募不会有任何后果。克格勃情报局永远不会对他进行威胁，也不会把影响他名誉的材料寄给他的上司或者将它们曝光。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这个人从此将被注意，他的档案将不断更新。情报局开始等待：突然他的生活里将发生什么变化？例如，他很需要钱，但是没有地方弄到，或者青年的理想主义破灭，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许多事。那时候也许会重新对他提出建议……

情报局长收到大量情报，主要是他从这些情报应作出什么结论。

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情报局获得的情报表明，北约国家在准备战争……我们也在备战，虽然我们从来不愿开始战争……我们被迫参加一轮又一轮的代价巨大的军备竞赛。这一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的绝境像一根绞索似地越来越紧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难道克留奇科夫真的相信北约准备进攻苏联吗？难道真的有谁在把我们国家拖进军备竞赛，而不是苏联领导本身，首先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要求竭尽财力和物力帮助军队吗？

在对周围事实作出如此浅薄分析的情况下，情报局的任何机构也无能为力……

克留奇科夫本人多次自豪地谈到苏联情报局的一次行动。

1974年8月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结果岛国发生分裂，因为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北部。位于尼科西亚的总统府遭到轰炸，所以政变分子声称，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已经死亡。

但是克格勃以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名义通过广播说，总统活着，并号召所有人同阴谋分子作斗争。政变失败了。后来查明，而且今苏联情报人员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马卡里奥斯真的还活着。克留奇科夫把这一胜利称为成功地利用了“A”，即“积极措施”的办法，通常称为混肴视听的办法……

1978年6月，克留奇科夫率克格勃代表团第一次来到阿富汗。他在阿富汗行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当试图弄清究竟是谁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的问题时，所有人都说不知道。结果，这件事似乎是自己发生的一样。

实际上，情报局以自己发自喀布尔的情报、分析材料和预测促进了苏联领导作出派遣军队的决定。关于美国人准备渗人阿富汗并把它变成反对苏联的桥头堡，阿富汗领导人哈费祖拉·阿明实际上是美国的间谍等情报，都是克格勃情报局提供的。但是情报局未能预测到人民对苏联军队的愤怒高涨，虽然克留奇科夫自己后来承认，1978年4月在阿富汗发生的仅仅是宫廷政变，而根本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革命。

克格勃主席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离职后，克留奇科夫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10月1日他开始履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选中克留奇科夫？比如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前第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勃普科夫。可以猜想，他选择了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不会像克格勃内务部门的领导人那样强烈地反对改革。戈尔巴乔夫可能是看中了克留奇科夫对主人无限忠诚和在政治上不独立自主的品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知道，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多么忠实的助手，所以也想得到这样精明和忠于职守的助手。

接替克留奇科夫担任情报局长的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写道：“看来，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更灵活、朝气蓬勃和俯首帖耳的人……。可以说，总书记严重地看错了人，没有发现在克留奇科夫温和的举止、外表的灵活性和听话的背后所具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固执，以及他长期努力，甚至迂回前进，但是一定要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同一年，克留奇科夫获得大将军衔。一年后，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担任很长时间，因为政治局的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而政治局本身也失去了其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进入新的政权最高层--担任总统委员会成员（1990年3月）和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1991年3月）。

克留奇科夫是在困难的形势下担任克格勃主席的。他那张总是不悦的办公厅主人的脸逐渐成为当时所说的反对改革势力的象征。改革的进程和事件发生的逻辑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直接导致破坏克格勃帝国。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无所不能。

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我们在那个时期能够创造奇迹。有这么一件事，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铁发现了两个自制的爆炸装置并巧妙地使它们失灵了。开始调查此案。即使爆炸装置完好无损，也很难找到它的制造者。但是，由于对在爆炸装置导管中找到的植物做了专家鉴定，我们找到了线索。分析表明，这两个爆炸装置可能是在苏联推一的一个地方制造的，这就立即缩小了寻找的地区。而零件本身是很普通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寻找肇事者。老实说，找到爆炸装置的制造者本人毕竟不容易，因为这个地区是整个共和国，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制造者。而如果没有专家鉴定，我们可能至今还在犯愁：是谁制造的？

“我负责第五局，即改名后的宪法制度保卫局。没有把揭露间谍的责任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有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成果。

“例如，只有我们才有寻找匿名信作者的本事。这是一项极为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专家培养了几十年。

“我记得我们的专家帮助识别具体间谍的情况。手头只有一个不知是何人写的文件，反间谍局试图自己破案，但是一无所获，只好伸出手来向我们求援。我们的专家在一个月内就查清了这是谁写的……”

“为什么恰恰把您调到莫斯科来担任第五局局长？您如何对待这一调动？”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从来不追求到莫斯科来工作。每当要提拔我时，我就推荐我的同事们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三年后，我接到通知到莫斯科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安全局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安全局之一，我担任局长，刚刚获得将军军衔，连将军服还没有来得及穿，还没有熨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指责第五局进行政治搜查。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喊得很响亮，愿意在第五局工作的人不多。我想，如果我拒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们将有理由批评我胆小。

“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不愿听别人说我是胆小鬼。记得小时候大家从二层楼往雪地上跳，我觉得可怕，但是我第一个跳了下去。可见这个性格特点也起了作用。

“只有我来到了莫斯科，第一次派我到热点地区长期出差。在这个职务上我没少出差：在亚美尼亚半年，在格鲁吉亚半年，在塔吉克斯坦半年，经常去乌兹别克斯坦和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这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是在总部工作。”

“那么您在热点地区做了些什么呢？”

“1990年1月13日在塔吉克斯坦开始了大规模骚乱。1个小时后我就出发了。飞机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紧急行动和调查小组以及反恐怖行动‘A’小组的一部分成员。接踵而飞的是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一个营。规定了具体任务--制止骚乱，找到并惩罚肇事者。在飞机上开始互相介绍时，才知道我们这批人里谁也不了解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情况。

“在‘A’小组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曾在杜尚别住过的小伙子。我们马上就把纸摊在膝盖上画杜尚别地图，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城里的战略要地。

“没有任何人在机场接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天气恶劣。我们上了汽车，直奔共和国克格勃大楼。进了楼，一片漆黑，值班的人对我们要来一无所知。

‘主席在哪里？’

‘在睡觉。’

‘把他叫醒。’

‘不！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叫他。’

‘还有谁在？’

‘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

‘在干什么？’

‘睡觉。’

“已经是夜里3点。但还是叫醒了共和国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们上了三楼。阳台上架着机枪，但是机枪手睡着了。

“我们把当地的内务部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当我们坐下来讨论局势时，我们的人已经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

“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平息大规模骚乱。立了70起刑事案，所有这些案件都被法院审理，所有肇事者都被判决，恢复了合法的政权，全城肃清了匪徒。

“我们动员当地居民，成立了民兵，其中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塔吉克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他们都团结起来，封闭了自己的区，不让匪徒进去。这样我们就使匪徒们得不到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些由15至20人组成、乘着面包车的机动小组，他们是当地反恐怖小组的小伙子、‘A’小组的两三个人和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自愿者。只要我们一接到有关出现暴乱者的消息，这些机动小组就出发去追剿。15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很容易对付100来人。

“半年后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决定奖励这次行动的参加者，提名授予他们奖章。但是领导认为这个主意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奖励那些镇压的人……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变小了，新的时期来临了，克留奇科夫尽力去适应它。卢比扬卡起草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法。该法律于1991年5月生效。

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坚持除了内务部以外，克格勃也应参加打击团伙犯罪和贪污腐败。后来证明这个主意不是很成功，特工部门不能去寻找犯罪分子。但是那时克留奇科夫没有反对，他竭力想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可或缺性，并开始建立相应的克格勃分支机构。

安全人员在电视新闻记者陪同下，开始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检查，查看货架底下藏着什么东西。

1990年12月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克留奇科夫自豪地说，由于共同努力，“成功地揭露了日用消费品储藏、运输和销售方面许多重大的盗窃、滥用职权、读职和玩忽职守的事实”。

克格勃主席告诉代表们，在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工人供应处发现了560吨肉，在图拉的一个基地发现了30万盒茶叶，而在萨拉托夫发现了5万听鲑鱼鱼子酱。

克格勃主席不仅证明了他的部门是多么有益，而且按照老习惯说，所有食品问题都是领导组织能力不强、破坏或投机倒把造成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后，卖货者不再囤积商品，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推销，而且尽量多推销。不需要任何克格勃。克留奇科夫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他不想懂得。

克留奇科夫关心的是让大家都看到，公开性也扩大到了克格勃。他会见新闻记者们，有一次还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与她们一起摆姿势。

他甚至公开了对外情报局的档案，允许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查阅一些实际的案件。我自己就获得了研究出色的俄罗斯歌唱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普列维茨卡娅及其丈夫--白俄军队的将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案件的机会，而且据别人对我说，是克留奇科夫亲自批准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战争后移居国外，并在30年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人员给我送来三卷很厚的对外情报局档案，我研读了它们。

后来才搞清楚，并非所有材料都保存在档案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而且在苏联解体后，当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领导对外情报局时，档案馆的大门重新关上了。我想继续查一些材料，因为普列维茨卡娅和斯科勃林同苏联的其他间谍一起工作。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秘密，无沦如何不能公开！看来，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对此并不了解。

多层馅饼

在改革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什么呢？

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60％至70％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在我们自己这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所发生事件以及对过去被认为敌人的那些人的态度。”

“如果大多数克格勃人员希望改革，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没有从卢比扬卡开始？”

“知道吗，党的干部不断充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是地方上的共青团书记和外地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工资很高。来到莫斯科，这些人在克格勃起主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克格勃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克格勃人员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是什么的第一批言论。这就是奥列格·卡卢金将军、雅罗斯拉夫·卡尔波维奇上校、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官员弗拉基米尔·莫罗佐夫，以及克格勃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安全局的64名造反的工作人员。第五局认为必须对我们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造，小伙子们开始讨论新的局结构。”

“内部讨论还是公开讨论？”

“到处都讨论，不仅在业务会议上，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去找勃普科夫将军。伊万·帕夫洛维奇·阿布拉莫夫将军接替勃普科夫担任局长之后，他们又去找阿布拉莫夫将军。大家都赞成改革，喊道：你要正确地考虑。后来中央委员会决定改造第五局，勃普科夫亲自写了关于我们局的新条例。第五局改名为宪法制度保卫局，撤销了最没有必要的那些处，例如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处等，并提出在人道主义领域监督共同活动的任务。但总的来说这还是小修小补，整个局还是老样子。”

“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逐步地我们开始感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被卷入到反对改革的行列里。人员开始大量外流，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是那些工作很久的人不得不考虑退休金，流走的人会更多。我们和军人一样，退休金取决于工龄。在克格勃工作了十多年之后，失去退休金很可惜。”

“在决定性的1991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据我估计，委员会里大约10％的人是专业人员，、尽管上司有指示，他们基本上遵循自己的原则。15％的人是党务工作者，是委员会的骨干。其他人都是没有固定倾向的人，根据政治风向而左右摇摆。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导致1991年8月政变失败。阴谋者们没有想到，铁板一块的委员会变成了多层馅饼。”

“克格勃的领导人有没有准备让自己的人参加8月事件？”

“对党务工作者们不需要劝说，因为这些人很清楚，继续改革将破坏他们丰衣足食和安宁的生活。但是对那些立场不定的人当然要适当地引导。因为几年来一直对他们说，民主派是敌人。

“在1991年春，开始为我们安排与一些‘有意思的人’会见。过去是邀请运动员、宇航员和演员，现在却突然邀请《苏维埃俄罗斯报》全部编委，而且克格勃礼堂座无虚席，人们全体起立欢迎。在与当时同波罗的海人民阵线作斗争的人民代表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和叶夫根尼·科甘会见时，人们高呼‘乌拉’。

“阿尔克斯尼斯反对戈尔巴乔夫，所以全场爆发掌声。换句话说，国内最重要的护法机构欢迎反对合法总统的讲话。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我们单位发到每个处，并下令每个人都要学习。”

“政变前夕在你们局发生了什么？”

“也是两极化。我们局的年轻人开始公开退出苏共。”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存在着一条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总路线，在许多地区存在着恐怖和暴力，舆论工具掌握在反苏反共力量的手中。所有这些都应该有限度，应该行使权力。总统具有关于一切问题的详细和及时的情报。现在不采取特殊行动已经不行了……

关于实行特别紧急状态或总统治理的问题正在积极讨论中。克格勃主席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1991年2月克留奇科夫说：“虽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这是极端措施，我认为，如果局势复杂化，总统有全权这样做。”

1991年6月17日，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支持给予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总理要求的特别权力。

克留奇科夫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4年前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便函。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1月24日写道：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自己的专家们对苏联今后发展道路作出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正在制订加强旨在瓦解苏联社会和把社会主义经济引人歧途的敌对活动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情报机关提出这样的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在以后把他们推上管理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的领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他们必须掌握间谍活动的技巧，以及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训练。此外，培训这些代理人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美国情报机关的领导计划有目的地、并且坚定地、不惜代价地寻找根据其务实品质将来能够在管理机构占据行政职务并执行对手所制订的任务的人。

“中央情报局计划，在国民经济中执行破坏政策的这些个别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代理人将由在美国情报机关范围内成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协调。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意图，代理人有目的的活动将有助于在苏联制造政治性质的困难，阻止我们的经济发展，把苏联的科学研究引人死胡同。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苏联与西方增加的接触为他们在当前条件下实现计划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根据承认自己直接从事在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说法，目前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实行的这些计划将会促使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质变，首先是整个经济，并让苏联接受新的西方的理想。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所获情报，并采取措施揭露和粉碎美国情报机关计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

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这一档案材料正好证明了他的讲话，即改革走人了死胡同，对此应负责任的是那些根据西方指示行动的假民主主义者。但是这个文件令人感到好奇的完全不是克留奇科夫所引用的意思。很显然，为什么克格勃炮制了这一文件。

第一，这是旨在限制与西方，首先是与美国的各种接触的许多文件之一。信是1977年1月写的。缓和勉强存在，但是还在喘息。克格动按照自己的特性在活动：还要略微拧紧螺丝。这个文件中提及美国人想“教给国民经济管理方法”不是偶然的。在缓和的浪潮中开始出版关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图书，邀请美国教授  来讲学，苏联人自己也去看，在大公司是怎么管理的，试图教给自己的厂长和经理们一些方法。警觉的克格勃把这视为异端。

第二，这一文件有助于把苏联经济中的失败解释为美国代理人破坏的结果。国家安全部门总是变换手法和事实，向中央委员会呈送这样的文件。它们为镇压而制造必需的意识形态背景。

第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件。现在已经清楚，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这样的计划，美国情报人员没有向克格勃间谍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也不存在似乎为了领导代理人而建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这是克格勃希望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秘密，再次强调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是克格勃，那么还有谁能与代理人作斗争？有许多完全公开的、发表在报刊上的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声明，希望新一代苏联人对西方社会现代发展水平的了解将导致苏联社会的变化。

但是为此没有必要在美国保持庞大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情报机构，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美国报纸上读到。

美国情报机关没有使用过“施加影响的代理人” 这样的术语。这是苏联的发明。正是苏联情报机关很多年、甚至数十年试图在各国培植施加影响的代理人，即促进苏联利益的人们。但是成绩不大。

当克留奇科夫在14年后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老文件时，他本来实在应该承认克格勃的失败和中央情报局的绝对胜利。如果按照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的逻辑，克格勃在把美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中央情报局却轻而易举地在苏联破坏了社会主义。

但是这个简单的分析在1991年却对许多人民代表起了作用，他们对克留奇科夫的发言很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相信克留奇科夫及其情报。

政变发生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后来写道，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他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只是偶尔才请秘书们做这件事。

通过克格勃的渠道有相当多的一批情报被送到戈尔巴乔夫那里，例如谈话录音，其中包括被称之为“技术监督材料” 的电话录音。对所有引人注目者的电话都窃听。

在政变前的整整一年里他们都在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而他总是反对，不愿意实行，因为他本能地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成功，那么将勾销改革；而如果不成功……一切都会像1991年8月政变的结果那样。

俄罗斯前外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回忆说，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期间，作家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说，“现在不仅应该使用权力，而且应该使用武力，以便阻止那些冒进的民主派，堵住他们的嘴。”大家等着戈尔巴乔夫回答。他目光暗淡，用嘶哑的嗓子说：“不，你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不会流血。只要我当总统，国内就不会流血。当然，必须整顿秩序，我们将这样做，但不是采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说，俄罗斯历史上的暴力太多了，而经验证明，甚至毁灭数百万生命也不会带来稳定和秩序。

没有总统的8月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克留奇科夫什么也不敢做。

早在他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们都明白，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包括第一号人物在内，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个人的警卫人员，所有为第一号人物服务的人都归克格勃主席领导，都在克格勃领取工资，都在克格勃工作。

克格勃主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他每天与他通话，即使在休息时也是这样。当一个人如此密切地接近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向他提供情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他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自己就能够应付所有这一切事务，既然第一号人物是这样软弱。

克留奇科夫保留了安德罗波夫带到克格勃并一手提拔的那些人。第九局局长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中将起初是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待室的值班秘书，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接待室的高级军官。1991年8月他在福罗斯岛封锁戈尔巴乔夫时起了关键作用。

政治局失去权力后，克留奇科夫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现在除了戈尔巴乔夫以外没有人在他之上了，而他的几位前任曾不得不顾忌政治局里那些举足轻重的成员。安德罗波夫既怕苏斯洛夫，又怕基里连科，不得不与政治局的所有人搞好关系。而在克留奇科夫之上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

但是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手中还掌握着尚未完全改变的机制。克格勃几乎有50万人，其中22万人是边防军，6万人是政府通讯部队。

也许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休假前夕于1991年7月31日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的谈话是最后的导火线。他们三人商量好要解除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同时还要解除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的职务。有人认为，克留奇科夫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促使他采取坚决的行动。

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手中握有实际政权工具的克留奇科夫在委员会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委员会什么也没有得逞。

后来，调查组在俄罗斯总检察院领导下搞清楚了，8月6日克留奇科夫就指示自己的属下研究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后果会怎样。8月14日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戈尔巴乔夫不能恰当地判断局势，在心理上束手无策，所以将实行紧急状态。

8月17日，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中央书记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和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聚集在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认为必须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要迫使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个主意。如果他不同意，就让他放弃自己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

于是把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孤立起来，切断了他的所有电话，并把他的贴身卫队长、克格勃少将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召回莫斯科。

卫队长的命运就像渴望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运动员的命运一样。他拧干被汗水湿透的背心，多年的训练就是要在决定性的时刻表现自己的能力。

对于卫队长梅德韦杰夫将军来说，这一时刻于1991年8月18日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出现在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

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错过了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机会。

他毕生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一个：在需要的时刻为了总统而牺牲自己。顺便说说，当时并不要求牺牲，需要的是和自己的总统留在一起，很显然，总统第一次面临真正的危险。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乐意服从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的指示，收拾行装，从总统别墅消失了。

他手下的保卫戈尔巴乔夫的人员都愿意留下来，所以保持了军官的荣誉。

就在那天深夜，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其中说，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把职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声明说，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为了管理国家而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8月19日人们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笼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阴影里。

在福罗斯和总统在一起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的阴谋，只有打算和指望戈尔巴乔夫同意参加。所以一旦戈尔巴乔夫“拒绝”，一切都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实际上一开始就不能起“皮诺切特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其组织完全无能。阴谋者的司令部纯粹是以苏维埃方式行动的，就是说先天不足。所以克留奇科夫在紧急的局势下完全是一个不合适的领导者。

我问前克格勃宪法制度保卫局局长沃罗特尼科夫将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前主席？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年龄差异毕竟造成了父与子问题。他把为了干练地保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做的事情过分相信地交给了那些对局势和形势并不很了解，而且采取与这种局势并不合适的人。

“是的，我们曾提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搞的那种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只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紧急状态的人才会这么做。我在亚美尼亚紧急状态条件下工作过，所以知道什么是紧急状态。

“埃里温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是为了在那里实行紧急状态，需要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即使这样，这一紧急状态制度还是有许多漏洞。而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完全是愚蠢之极。我们甚至连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力量都不够。如果形势需要这样做，也只能在一座城市--维尔纽斯或塔林实行紧急状态。

“很遗憾也很委屈，在制订这些计划时没有让我们局参加，因为它最清楚地掌握着不仅是地方上而且还有莫斯科的政治情况。我想，如果这些措施是我们制订的，就会避免许多错误。况且，像他们成立的那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克格勃主席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忠实于教条主义思想、不愿作必要的改变以及办公室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他。我和他谈过，我试图让他和叶利钦结盟。但是看来他比我更了解，叶利钦是不会和他结盟的……”

那么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克留奇科夫的看法如何呢？

利加乔夫对我说：“我尊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的智慧和分析能力。他善于分析，他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决心。”

“就是说，您认为他过于软弱？”

“是的，非常奇怪。也许他不是那么软弱，但是他的意志和性格都不够坚强。”

“他习惯于背靠安德罗波夫而生活，所以他的自主性不够。您指的是这个吗？”

“这些品质--意志、性格和独立自主性都是在独立工作中获得的。当有可能表现自己时……”

克留奇科夫总被看作是其上司和庇护者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灰色的耗子、执行助理、办公室的天才--克留奇科夫在秘密警察的特殊气氛里觉得自己如鱼得水。由于克留奇科夫善于执行命令，使得他先是为安德罗波夫所必需，而后又被安德罗波夫的后任所需要。

克留奇科夫被认为是一个不抛头露面、没有野心、准备完成任何命令的执行者，一个多面手。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命令他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他照办了。命令他保障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他以同样的努力与当时的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一起着手完成新的任务。谢瓦尔德纳泽对这位克格勃主席勤勉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像一个吝啬的骑士坐在装满黄金的口袋上一样，埋头处理专案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厌烦充当沉默的执行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非凡的记忆力和非常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他精心掩盖的野心勃发。

正如俄罗斯政府首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所说，青云直上冲昏了克留奇科夫的头脑。

戈尔巴乔夫盲目地以为，飞黄腾达的克格勃主席将永远对他保持忠诚。而克留奇科夫却认为，已经让他等待得太久了，他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像一个白天给主人送皮鞋，而夜间却悄悄地试穿皮鞋的仆人一样，克留奇科夫每天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自己专案卷宗里的秘密，对主人的蔑视逐渐增加：戈尔巴乔夫什么都看，但是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太软弱。因此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

克留奇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决定在具体事情上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结果在1991年8月出丑了。灰色的耗子不可能成为狮子，办公天才在战场上毫无用武之地……

在从福罗斯返回的途中，克格勃主席被捕。当时在俄罗斯政府工作的亚历山大·斯捷尔里戈夫将军对《消息报》发表谈话说，在飞机上他特地坐在克留奇科夫身旁。克格勃主席假装打盹。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后，大家都起身往外走，没有让克留奇科夫走，对他进行了搜查，然后从备用的舷梯上走下来。俄罗斯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向克格勃主席宣布，他被捕了。克留奇科夫绝望地说：“现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得对。如果他不搞这次冒险行动，苏联可能不会解体，克格勃也可能保留完整的机制。

8月22日，克留奇科夫在被捕后立即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这封信与后来克留奇科夫对反对派报刊的谈话以及他的许多文章和两卷的回忆录明显不同。这是第一封信，而且是诚恳的：“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亲启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现在我属于因涉嫌阴谋篡夺政权和背叛祖国而被捕的人的行列，明天可能将遭逮捕和坐监狱，然后将发生符合逻辑的事情。

我曾经很希望与您进行您所答应的谈话，但是它没有进行。而那时有多少话要说啊！

多么可耻--背叛祖国！现在我不给您写很详细的信，因为您不会认为有此必要。请您相信我，我只要求做一次简短的谈话。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吗？一些人已经快70岁了，有些人身体不好。需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讯吗？顺便说说，本来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例如严格的软禁。总的来说，现在我感到非常羞愧！

昨天我听了您在谈话中关于我们的那部分内容。总的来看，我们是否像您所说的那样？遗憾的是，确实如此！

依旧致以常人的深厚敬意！

弗·克留奇科夫”

这是惟一的一次，其思想完全破产和被捕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感到羞愧，他尊重戈尔巴乔夫，他接受人们给他的评价。

后来，政变的参与者们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废黜了合法的总统，对舆论工具实行新闻检查，并在莫斯科宣布宵禁。看到在莫斯科什么也不能得逞时，他们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但要记住，在政变前夕，当克格勃和特种部队企图整顿秩序时，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动用了武力。克留奇科夫不够自信和不够独立自主，所以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对我说：

“在实行紧急状态的日子里，给我布置的任务之一是往波罗的海国家派遣紧急行动小组。说实在的，任务很不明确，没有给我说明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怎么提问题。

“克格勃的地方委员会当时已经被民族主义破坏，它们提供的情报很少，我们只能根据各共和国的形势来分析情报。

“我们向那里派遣了一些小组，要它们与军事情报机关协调行动，并告诉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我很容易地就组织了这些小组，派遣了叨人。没有一人拒绝，虽然他们本来可以找到某种理由，比如说不是处于军事状态。但所有人都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已经并非没有危险。

“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的工作人员虽然不理解上面领导所采取的行动，仍然具体地执行了命令。

“后来根据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刑事案对我进行了审讯。对我派遣的那些小伙子也进行了审讯。他们都到我这里来并说，他们一点也不后悔，而且准备执行领导的任何指示，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指示是公正的，是义务。我们的人直至最后一刻仍然准备执行许多任务。这不是说漂亮话……”

未遂政变急剧改变了人们的情绪。甚至那些还犹豫不决的人也坚决地站到鲍里斯·叶利钦一边，站到新的俄罗斯政权一边，把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白宫的政策上。那些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因为担心这样的政变不是最后一次。8月事件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虽然政变参与者中没有一人承认这一点。

在名为“水兵寂静” 的监狱里克留奇科夫变化很大，他削瘦了，苍老了，病得很重。对他的侦查和法庭审判准备了很长时间。

1993年1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副庭长阿列克谢·乌科洛夫少将改变了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被起诉者的审理办法：把他们全部释放回家。确实，1993年5月，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请求拘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亚纳耶夫，因为他们在以健康原因不被拘留后“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破坏社会稳定……最近一次这样的活动是他们参加的五一节莫斯科的示威，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但是他们都没有重新被拘留。

1993年4月审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程序开始，但是审判还是没有进行。法庭庭长乌科洛夫将军认为，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和副总检察长叶夫根尼·库兹米奇·利索夫粗暴地违反了法律，因而要求最高苏维埃任命独立的国家公诉人。最高苏维埃拒绝这样做。审理的程序重新开始。

克留奇科夫被指控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典第64条（叛国罪）和第260条（滥用职权罪）。克留奇科夫证明，1991年8月，作为克格勃主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保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说，国外正在准备瓦解苏联。

1994年2月23日，新的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大赦的法律。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其他被起诉者一样，克留奇科夫回到家里。根据大赦的法律，形式上他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而实际上一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克留奇科夫越来越认为自己是英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对《劳动报》发表谈话说：“我记得他们在1991年8月被捕后的头几天是如何给我写悔过信的。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过了不久他们在法庭上以同样的灵感和由衷的激情所说的话。互相矛盾。要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没有良心，背弃伦理。虽然我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这些胆小的人敢于搞政变。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祖国。他们担心的是：联盟条约签署后他们很可能失去巨大的、实际上不被任何人控制的权力。你们现在甚至难以相信，有多少力量处于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指挥之下。你们知道当时克留奇科夫领导的苏联克格勃一年的预算高达35亿卢布吗？这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钱。这就是他们不得不抛弃的东西。他们非常了解这一点。但对此他们却高谈祖国。经济灾难、国家安全的威胁……”

获得自由后的初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集中力量同自己过去的政治局同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作斗争。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雅科夫列夫简直是世界邪恶的化身。

克留奇科夫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获得无可争辩的情报，雅科夫列夫早就被美国人招募了。俄罗斯检察院调查了这一指控，审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调阅了许多档案材料。克格勃的同事们没有证实克留奇科夫的说法，而且也没有任何文件可以作证。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长期地说雅科夫列夫是被招募的，也许，他自己相信这一点。但是只有他自己相信。连克格勃过去的同事们都嘲笑他。由于不知道如何继续侮辱这位院士，克留奇科夫写道：“我从来也没有听见雅科夫列夫说过赞美祖国的话，没有见过他对于什么感到自豪，例如，对于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看来，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写了些什么。战争期间克留奇科夫本人顺利地在后方做共青团工作。而雅科夫列夫自愿当兵，成为海军登陆兵，在前线作战，在战斗中负伤致残。

克留奇科夫在过去同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名为《个人案件》的两卷集回忆录。这是非常枯燥的回忆录，显然，就像他本人一样的枯燥乏味。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的自己的儿子解雇。但是他所担心的裙带关系的指责与国家安全机关人员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称他为叛徒。显然，瓦季姆·巴卡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最被人仇恨的上司。虽然可以说，他是卢比扬卡主人中最有意思。而且可能是最正派的人。

“湿”案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1937年出生于克麦罗沃州矿工城市基谢廖夫斯克。父亲是矿山测量员，母亲是医生。

他从小就擅长绘画，所以想上美术学校，但必须通过考试，而其他学院可以不经考试就录取银质奖章获得者巴卡京，于是他选择了新西伯利亚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

他在家乡克麦罗沃的各个工地上度过了13年。在克麦罗沃化工建筑托拉斯工作时，他走过了全部台阶：工长、工地主任、工段长、总工程师，平均每两年他被提升一级。他立即表明自己是一个敏锐、意志坚强、善于达到目的的行政管理者。1973年他从住宅建筑联合企业总工程师的职位被提拔担任党的工作。

巴卡京喜欢说，他如何穿着皮靴和棉袄被带到市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第一书记握着年轻建设者的手说：将推荐您做党的工作。巴卡京马上就被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两年后被调到州委担任建设处处长。又过了两年被选为克麦罗沃州委书记。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州里对他没有意见。

每个星期天他打网球、踢足球或者打冰球。在空闲时间他画油画，一般是画风景画，并把油画送给朋友们。

1983年苏共中央负责干部工作的新领导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看中了巴卡京。他在全国各地寻找务实、坚毅、有发展前途的党的书记并把一批党中央的监察员带到了莫斯科--这是提拔。

巴卡京有时显得过分谦虚。他说，他这个45岁的外地人来到莫斯科，在首都的公众之间、在这些天堂的居住者中间生活有多困难。但巴卡京总是知道自己的价值……

他当了两年苏共中央监察员，并从社会科学院函授毕业。这个文凭是为填写各种表格所需要的。接受高等政治教育是年轻有力的党的书记们所必需的。

1985年3月，戈尔巳乔夫任命巴卡京为基洛夫州委第一书记。两年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克麦罗沃州担任第一书记。克麦罗沃是库兹涅茨克煤矿区，80年代末那里的问题非常急剧地恶化。不排斥新潮流的巴卡京支持为库兹巴斯找到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但是没有想到，1988年10月，又把他召回莫斯科。他离开克麦罗沃后，1989年夏天爆发了对于那时来说规模巨大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可能会对巴卡京的政治生涯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那时他已经担任内务部长。也是在那时，他被提升为中将，但他只在民警节那天穿中将制服。

担任内务部长时，他调查了198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区与叶利钦有关的“湿”案。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本人是这样描写此事经过的：“我乘汽车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老朋友那里。在离朋友家不远处我下了车，刚走出几米，突然后面出现了另外一辆汽车，于是……我就落在河里了。水非常冷，我的脚开始痉挛，我勉强游到河边，虽然距离只有几米远，我冻得直发抖。”

浑身湿透的叶利钦走到值勤的岗哨那里声明，这是要谋害他的性命。当时社会上的气氛使很多人认为：有人企图谋害人民喜爱的叶利钦。

第二天叶利钦亲自打电话给巴卡京，请求不要对此事进行调查，他撤回了自己的声明。

巴卡京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根据您的指示，我对在莫斯科传说的似乎有人企图攻击最高苏维埃代表鲍·尼·叶利钦同志一事报告如下：

10月6日莫斯科州执委会内务总局侦查局副局长阿努夫里耶夫同志和鲍·尼·叶利钦进行了电话交谈，以查明所发生的情况。叶利钦同志说：‘没有任何攻击我的行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也不想这样做。当我走进警卫室时，我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相互没有理解。我不会写任何声明，因为没有这么做的逻辑：没有攻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书面叙述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鉴于陈述的情况，刑事案应予撤销。关于攻击叶利钦同志的传闻源于未能证实的叶利钦同志的声明。

苏联内务部长瓦·巴卡京”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1989年10月16日政治局委员们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听取“湿” 案的细节。调查是由巴卡京进行的。午餐后巴卡京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报告了细节：“叶利钦口头向民警说有人要谋害他。他乘车去别墅，下车后步行。另一辆车追上了他，把他装入一个布袋里，拉到河边，并从桥上扔了下去。他在河里从布袋里挣脱出来，游到河岸，来到‘圣母升天’别墅区值勤的地方-…·对于叶利钦的说法。无论是他的司机，还是鲍里斯·叶利钦似乎经过的警卫室，谁都无法证实。实际情况（桥的高度约15米）和事情发生的时间也都无法证实。”

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这是开玩笑，这是他的私生活。他拒绝回答问题。但确实有过对他的威胁和恫吓……后来人们多次问巴卡京，那时他自己与俄罗斯未来的总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卡京对任何人什么也没说……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

情况令巴卡京不安。除了普通的犯罪问题以外，在国家的这一端，或者那一端出现了民族冲突和大规模骚乱。内务部成为企图扑灭这些冲突的消防部。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在内务部长的位置上证明自己是铁腕人物。他自己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在内务部里人们怕他：“要知道，我不想假装谦虚。我是一个严厉的人，也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像赶山羊似地赶这个内务部。”

但这是在内务部对待下属的情况。他拒绝在全国进行严厉的整顿，他经常说：“我将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例如有人建议，要用拳头敲击桌子，那时犯罪马上就会消失，纪律和秩序就会恢复。可是不管谁向我提建议，我都深信：这是危险的乌托邦，是空洞的幻想。实践证明：无论是严厉的措施，还是甚至采取恐怖行动，都不能降低犯罪的水平，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看到国内发生的所有共和国都要求独立的情况，巴卡京认为，在这些要求中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为什么应由坐在莫斯科的他来决定里加或萨哈林需要多少个地段民警？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松开共和国内务部的手脚。巴卡京与爱沙尼亚签署了条约，使这个共和国的内务部实际上成为自主的部门。巴卡京还准备与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俄罗斯联邦签署类似的文件，后来他后悔没有把此事做到底。

瓦季姆·巴卡京建立了特种警察部队。他看到，贫穷的、腐败的警察没有能力同现实的犯罪作斗争。特警应该成为内行的骨干。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驱散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镇压大规模骚乱。所有这些使得特警处于特别的地位--警察中的警察。

在里加，从年轻强壮的警察，主要是从巡逻和值勤的、习惯动用武力的警察中招收特警。还招募了几个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人，其中有切斯拉夫·姆雷尼克上尉，后来他成为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对他们来说，特种警察部队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他们手中又有了武器。当然，还需要找到敌人。

由于获得几乎是完全的独立自主，特警没有普通警察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可以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例如，它自作主张地同酒类的非法买卖作斗争。酒类的非法交易是因反酗酒法而蔓延的一种犯罪行为。

特警们就地处置商人：使用拳头、警棍和枪托，没收他们的钱和酒，商人们不敢抱怨。特警得出结论：他们自己就能起“笨手笨脚的”的检察院和“非常软弱的法院”的职能。

在特警成立后的第一年，其坚决和果断令许多人喜欢。

与自己同行不同的、能干强壮的小伙子们给里加入带来了信心。对于这些出色小伙子们的一些小的过火行为是可以原谅的。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里加特种警察部队是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的，而这个国家在1990年5月停止了存在。

莫斯科不愿意承认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独立，并在拉脱维亚挑起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克格勃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供的情报说，在波罗的海这些共和国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操纵。同样还是这个消息来源向新闻界提供“可靠的消息”说，波罗的海战斗人员拥有大量武器储备。

在拉脱维亚出现了两个政权的危险局面。一边是合法选出的议会及其组成的政府，另一边是反政府联盟--共产党、国际运动、波罗的海军区和克格勃机构。

起初特种警察部队支持新政权。1990年5月15日它在拉脱维亚人民的眼中成为英雄。这一天波罗的海军区第一次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的政权。位于里加的军区司令部的军官们和改穿司令部官兵制服的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向拉脱维亚议会大厦发起进攻。我那天正好在里加的议会大厦旁边，看见一群军人冲向市中心。

当军官们开始冲人议会大厦的大门时，当局召来了特种警察部队。戴“黑色贝雷帽” 的特警们得意地用警棍在上校和少校们的头上挥舞，官兵们的进攻被打退了。

特警们觉得自己是英雄，等待着当之无愧的奖赏。但是没有为他们授奖。

人民阵线的代表们组成的政府解除了几乎被拉脱维亚警察一致支持的内务部长布鲁诺·施特因布里克的职务，并任命进行抵抗的、特别是首都警察支持的阿洛伊兹·瓦兹尼斯接替。

瓦兹尼斯当然把里加警察看作是反对派的堡垒。在里加，拉脱维亚族人不到一半，而在里加警察局拉脱维亚族人就更少了，只占1／5。于是从全国各地招募年轻的士兵来警察局工作，答应在里加--国家的一个最负声望的城市里向他们提供住宅。

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对于秩序的维持者来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在里加的短暂生活不能保障他们能够获得公民权，他们不懂拉脱维亚语，所以他们工作的前景成为问题。

瓦兹尼斯没有来到等候他的特种警察部队基地，相反他给予“黑色贝雷帽”以明显的打击。前部长允许他们建立“海盗” 合作社，负责保护餐馆、合作社和付得起保护费的个别人。里加特警们马上明白，保护那些人而得到钱比去抓他们要好得多。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自己的属下在合作社工作。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官艾德加尔·雷马里中校拒绝服从新部长，并通过共产党的《苏维埃拉脱维亚报》声明，他只能执行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不相矛盾的命令。政府和特警成了敌人。

拉脱维亚新议会任命新的检察长后，特警们在检察院大楼门口值勤，不让他进楼。这样在里加出现了两个检察院：一个是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另一个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它们忙于互相攻击，罪犯们却逍遥法外。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向造反的特警发放弹药和燃料，并给莫斯科写信要求解散特警。

1990年10月初，特警改为归内卫部队第42师领导。他们要求苏联内务部长瓦季姆·巴卡京“考虑波罗的海分裂主义情绪的增长，保护那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小伙子们”。后来巴卡京感到后侮，他根据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弗雷茨·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的请求保留了特警……

1990年底，巴卡京被解除内务部长职务，由担任过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取代。普戈把特警变成拉脱维亚共产党的战斗队。根据他的命令，特警占领了共和国所有大报和杂志编辑部所在的新闻大楼。

在占领新闻大楼时资格很老的中尉亚历山大·库兹明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与新闻记者们清算自己的账。《苏维埃青年报》曾经生动地报道，特警们是怎样在“奏鸣曲”餐厅嬉闹的。喝醉后开始打架，库兹明中尉被对方打坏了腿，另一人腹部受伤……

克格勃和国防部未能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在波罗的海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因而企图挑动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使用武力。需要找到解散议会和政府的借口。1991年1月，特警企图在里加建立自己的秩序。它向共和国内务部大楼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它。进攻时牺牲了4人--两名民警、一个电影摄影师和一个偶然经过的行人。

特警们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他们说：“是的，我们是职业雇佣者，但我们是按照公正的法律而生活。”

在这些事件之后，他们觉得受到全城的仇恨，开始害怕受到攻击。夜间在他们的基地两三次响起战斗警报。建造了火力发射点和用沙袋筑起的街垒。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特警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周后他们从拉脱维亚逃跑了。他们乘着三辆装甲车，上面写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为了掩护撤离，特警们释放了几个烟雾弹。但是谁也不想妨碍他们离开。

总统候选人

巴卡京的行为引起了保守路线支持者们的愤怒。巴卡京也乐意与新闻记者们谈到这一点，他说得坦率，尖锐。但是保守路线的支持者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要求撤换巴卡京。正像瓦季姆·巴卡京自己所说，戈尔巴乔夫害怕了，交出了部长。

1990年11月十月革命节前夕，戈尔巴乔夫要求巴卡京禁止民主力量在红场举行另外的示威游行。巴卡京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对他非常恼火，说：“你是胆小鬼！”

11月底，戈尔巴乔夫把部长召去，警告说：“我决定解除你的内务部长职务。”

巴卡京回答说：“这是一个错误。”12月2日，发表了解除巴卡京职务的总统令。

12月3日，巴卡京最后一次来到内务部大楼。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带来了新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巴卡京与内务部领导成员们告别，收拾东西离开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失去巴卡京，所以任命他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巴卡京不知道他将在安全委员会里做什么。看到巴卡京无所事事，戈尔巴乔夫建议他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但是联邦委员会不同意巴卡京这个候选人；于是想把他任命为协调各个部门的政府副总理，这次是巴卡京自己拒绝。他说，他在这方面不内行，实际上是他不愿担任不重要的职务而已。

在安全委员会工作时，他写信给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拒绝接受保护。

瓦季姆·巴卡京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渴望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认为自己应起第一流的作用。他是著名人物，名声显赫，虽然也许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知名度。

巴卡京是一个自信的人，有点卖俏，从来不忘记女人们喜欢他。他表明自己是一个务实的行政管理者，正派的人，显然理应得到比安全委员会不明确的委员更重要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还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家形象。但他还是决定成为将于1991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第一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成为叶利钦的竞选对手。

有人认为，叶利钦曾打算请巴卡京与他搭档作副总统候选人。但是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加以拒绝，或者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获胜，或者是他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失败，指望巴卡京能够把叶利钦的选票夺过来。

巴卡京在接受《新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没有收到关于与叶利钦搭档参加竞选的直接建议：“有过谨慎的试探。受叶利钦的委托，斯捷帕申来找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叶利钦建议我担任副总统职务，我怎么办？但那时已是1991年5月，几乎是我自己决定和阿卜杜拉季波夫搭档同叶利钦竞争的同一天。”

报刊和电视支持巴卡京，关于他的报道是善意的。在叶利钦阵营里嫉妒地注视着巴卡京，抱怨他竟敢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竞选。

选票统计结果，在所有候选人中巴卡京的得票率最低--仅获得3.42％的选票。

专家们认为，巴卡京在竞选中犯了很多错误。他拒绝从事政治家形象设计的内行人员的帮助，禁止出版宣传小册子和广告牌。他的演说也不成功，其语言既长又太学究式。

有些选民看了候选人的名单，认为他是一个党的机关官僚分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人认为巴卡京是一个不坚决的、纲领模糊的人。他选择拉马赞·哈吉穆拉托维奇·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而后者并非赢得所有人的好感。

俄罗斯电视台第一任领导者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写道，巴卡京本人的总统竞选活动搞得不得力。戈尔巴乔夫的威望每况愈下对巴卡京起了不好的作用。由于提名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巴卡京不仅没有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妥协，而且使自由派离开了他……

但是他的主要问题在于，那些原则上同情巴卡京的人，最后还是投了叶利钦的票。而叶利钦的对手们自然不会支持巴卡京。

最后一任主席

在1991年8月政变的日子里，巴卡京表现得忠于戈尔巴乔夫总统，不愿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写了关于拒绝执行自己担任的安全委员会委员职责的声明。接着，又与普里马科夫一起写了另一项声明，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抗议。巴卡京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亚佐夫，希望不要进攻白宫。最后，他和俄罗斯政权的代表们一起飞往福罗斯戈尔巴乔夫那里。

他的坚定受到表彰。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8月21日晚被捕。

8月22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副主席兼情报局长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召到克里姆林宫，任命他暂时担任克格勃代主席。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是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1958年他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他去了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助理。1962年他被邀请到克格勃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从情报学校毕业后，开始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他曾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工作。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最复杂的时期，他住在伊朗。他在德黑兰的居住淡化了情报人员库齐奇金的叛逃。在一般情况下，情报站长因下级人员的逃跑而受到惩罚。但是舍巴尔申没有被惩罚。

1987年克留奇科夫任命舍巴尔申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9年1月克留奇科夫担任主席后，把自己的办公室和整个苏联情报局交给了舍巴尔申。

对于担任如此高的职务来说，舍巴尔申相当年轻，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工作很久。舍巴尔申没有参加 1991年8月的政变。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重视舍巴尔申的才干，但是他还有更亲近的人，所以就让他们参与政变。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克留奇科夫被捕后只领导了克格勃一天一夜--从1991年8月22日中午到8月23日2时。舍巴尔申只来得及签署了一个关于克格勃非党化的命令，克格勃内部的党委停止活动。但是他担任卢比扬卡的主人职务不合适，因为政变后变得很清楚，克格勃如果不解散，那么也应该变成另一个新的、对国家不构成危险的机构。此外，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瓜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

8月23日，星期五，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他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已经坐在那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大家一起决定推荐您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

巴卡京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雷若夫院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但是木已成舟，总统们告诉巴卡京，像现在这样的克格勃应该停止存在。

他乘车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接受工作，并主持克格勃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雷若夫院士很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情报局长舍巴尔申回到了位于亚谢涅沃的情报局所在地。

8月23日下午3时，巴卡京第一次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新大楼。广场上正在举行集会，克格勃人员们担心，集会的人群会冲进大楼并把所有人赶出去，就像他们从老广场驱赶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样。但是人们没有这样做，只是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没有像1990年1月柏林人冲进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大楼那样地冲进克格勃大楼。

和克格勃的所有其他副主席一样，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舍巴尔申将军详细地书面汇报了他在政变几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舍巴尔申什么错误也没有。他所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发往所有驻外情报站。

归他领导的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准备在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称之为第一总局独立教导中心）拒绝参加进攻白宫的战斗。

但是也没有对舍巴尔申给予特别的信任，毕竟是头号政变分子克留奇科夫任命他为情报局长的，而当时克留奇科夫正在蹲‘冰兵寂静”监狱。

8月25日，星期日早晨，舍巴尔申给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写了第一份报告：

“今年8月19至21日，我未能对克留奇科夫和阴谋的其他参加者的行动给以正确的评价，没有能够正确地引导第一总局的全体成员--他们是诚实、守纪律和忠于祖国的人。

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并辞退……”

报告没有引起注意。巴卡京面临刻不容缓的问题，情报局不属于其内。他对舍巴尔申没有个人的要求。舍巴尔申马上就说，他赞成把情报局分为独立的机构，以便摆脱克格勃的“尾巴”。巴卡京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舍巴尔申没有成为独立情报机构的第一任首脑。

巴卡京和舍巴尔申之间出现了不融洽。他们的性格相似--自信、严厉，所以互不尊重。

三个星期后，9月中，克格勃的新领导不顾舍巴尔申的反对，给他任命了一位第一副局长。舍巴尔申非常生气，9月18日打电话给巴卡京。巴卡京不满意地回答：“在这以前您在哪里？我已经签署了命令。”

在提高嗓门的简短谈话之后，舍巴尔申说，他无法这样继续工作，所以请求解除其职务。也许他以为新主席会改变主意。但是被激怒的巴卡京认为这是对他进行威胁，所以没有反对舍巴尔申辞职。

结果舍巴尔申又给克格勃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我听说N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这项任命是绕过第一总局及其局长而作出的。您个人不认为有必要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以及我对N同志是否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看法。

“如您所知，过去在任命领导职务，包括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导职务时，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施加的压力，或者要看谁的情面。最近几年由于作出很大努力，停止了这种做法。我痛苦地相信，这种做法正在以更粗暴、更侮辱性的形式而恢复，是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而不考虑工作需要。我相信，这种做法将损害任何良好的改革。

“从今年9月18日您与我电话谈话的语调来看，您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正常的。而对我来说它是难以接受的。”

这份辞职报告被接受了。舍巴尔申中将56岁就成了退休者。

瓦季姆·巴卡京对存在37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改革。

巴卡京对我说，“当时立即就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庞然大物将被分解。仅仅为了保留情报机关也需要这样做。因为那时所有共和国的总统们都想要苏联的遗产，虽然苏联还存在。情报机关总算立即被单独移出，仍然是统一的，为所有共和国服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分被瓜分。人们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搬来搬去……”

当巴卡京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讨论了各种方案，包括从激进的解散克格勃并建立其职能受到限制的完全新的情报机关，到对委员会做小修小补的有限改革的谨慎建议。巴卡京选择的似乎是中间方案。他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改革被证明是很有生命力的。

巴卡京说，“在这个阶段非常需要情报机关。我们大家都处于一半社会主义，一半资本主义的境地。把老的行家赶走，意味着取消情报机关。如果某人只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妨碍他为国家服务，那么就应该摈弃意识形态……”

巴卡京把克格勃的部队转交给国防部。这是几个师，是巴卡京的前任克留奇科夫从军队那里要过来的，出于长远打算--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它们是维捷布斯克第103空降兵师，第75纳希切万摩托化步兵师，第48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7摩托化步兵旅。边防部队也从克格勃划了出去，建立了保卫国界的单独委员会。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把边防人员并入俄罗斯安全部，而在1993年边防人员又获得自主，成立了联邦边防局。

负责政治局委员安全的保卫局，即过去的第九局，直接归戈尔巴乔夫领导。以后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逮捕总统了。

叶利钦执政时成立了两个部门--总统安全局（由失宠前权倾一时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将军领导）和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安全的保卫总局。后来两个局合并为统一的俄罗斯联邦保卫局。

政府通信局、保障个人秘密谈话安全和破译别人电话谈话的第八总局以及负责截收无线电和电话谈话的第十六局也从克格勃分割出去，并人苏联总统下属的政府通信委员会。现在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切断任何人的电话了。而且最主要的是，通过无线电子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直接送交总统，而不是经过克格勃主席。从1993年起，这一部门称为俄罗斯总统下属的联邦政府通信和情报署。

巴卡京取消了过去从事政治侦察--监视知识分子、教会和民族运动的第五局。他说：“监视，或者政治侦察，或者由于政治原因的监督已经完全停止--对此我可以保证。”这些话的意义十分重要。

顺便说说，巴卡京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找到了开吊车的爷爷的卷宗。他被指控参加了恐怖组织，企图炸毁吊车，所以在1937年被枪决。

国防部长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要求把克格勃第三总局--军事情报局交给国防部。瓦季姆·巴卡京先是很快同意，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克里姆林宫不想让军队的情报机构成为国防部的囊中之物，对军队的控制仍然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

但是，应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的要求，国家安全机关暂时不得不放弃对民警的监督。

“把逮捕的人带走”

1991年秋我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绍夫--一个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我问穆拉绍夫：过去民警局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控制，克格勃的人被安插在民警机关内，现在民警局与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如何？

穆拉绍夫对我说：“我们吸收了克格勃人员，现在我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很好，是工作关系。我们也解散了同克格勃作对的分队。克格勃工作人员几乎无事可做，他们转而投入同犯罪的斗争……”

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时阿尔卡季·穆拉绍夫是多么幼稚。当时“国家需要怎样的安全部门，它们应该做什么？” 的问题尚未解决。

与穆拉绍夫谈话后，我同莫斯科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进行了谈话。

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就像穆拉绍夫不懂内务部一样，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根本不懂克格勃。后来应科尔扎科夫将军的要求解除了他的职务，在科尔扎科夫被撤职后萨沃斯季扬诺夫被调到总统办公厅工作，负责强力部门的工作。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开玩笑的方式。

“把被捕的人带进来！”肩佩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蓝色领章的值日副官用这样的话允许新闻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其上司那里。上司坐在一间很大的半暗的办公室里。这个站起来迎着我走来的胡须发白和面带笑容的人，是这幢没有招牌的玻璃和混凝土大楼已发生变化的象征。

我问萨沃斯季扬诺夫：“您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尔卡季·穆拉绍夫认为，您的部门几乎无事可做。您同意您朋友的说法吗？”

这个挖苦的问题没有产生效果。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旁观者不怀疑我们在做什么，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单位来说是很典型的。”

“为什么？”

“我们有正式规定的任务：搞情报，反间谍，做情报分析工作，同恐怖主义作斗争。至于打击犯罪活动，那么，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做的。内务部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也许应该从事国内政治情报工作。我想，羞羞答答地不完全承认的时期过去之后，领导将会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把握社会的政治温度，知道在社会的哪些阶层中清给正朝着有利于用暴力推翻统治结构和改变宪法制度的方向发展。”

“那么你们的谍报人员做什么？”

“我们的谍报人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或者说，被冻结了。”

“当您和在这个部门里工作了约20年的人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开会时，您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明白他们在讲什么，而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人。我应该不谦虚地指出，我的观点经常与别人的不同。”

“难道您不觉得，这里有一帮人暂时不得不容忍您参加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宁可没有您在场？”

“某些问题他们不想让我参与讨论，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我并未感到格格不入。”

“您不怕有人暗中破坏？”

“如果有人想捣乱，要把我推出门外，他们可能早就这样做了。”

“您认为您控制着自己的部门吗？您了解您下属的情绪吗？”

“基本的情绪我了解。如果您认为在这里工作的人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您就错了。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心里清楚。不要以为他们是白痴……”

“这根本不是白痴。这不过是不愿意独立思考。”

“有这样的人。我不得不与他们发生矛盾。”

“您竭力想摆脱他们？”

“我不想摆脱任何人。曾经可以像1917年那样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再招收专业人员。而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给那些留下来的人提出新的任务……”

谈话结束了。值日副官看了看我，拿起内部电话的话筒：“把被捕的人带走！”

摆在巴卡京本人及其小范围的志同道合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使国家安全部门变得对社会安全。人们以为巴卡京将在国家安全部门干很长时间，预计他的政治生涯将汹涌激荡。

当时巴卡京被看作是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家。他显赫一时，全国注视着他的每一个行动，报纸引用他的每一次讲话。

瓦季姆·巴卡京来到克格勃以后，拒绝接受通常授予的军衔--上将，仍然保留他在内务部获得的中将军衔，虽然在克格勃主席这个职位上可以很快地成为大将，他的几位前任和后任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巴卡京在克格勃呆的时间很短。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像一个门外汉到了行会。下属们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恨对待他。

历史学博士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是巴卡京在克格勃的助手。他回忆说：“他的一些命令没有执行。总的来说，在克格勃内部对外来者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此外，在克格勃里不喜欢警方人员，而巴卡京在此以前是内务部长。克格勃的人感觉到，巴卡京干不长，所以不想在他面前装假……”

而且他做事太严厉，人们简直恨他。正如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巴卡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并且对下属总不满意。他冲着手下的人叫嚷，骂人，所以与他合作很难。可以反驳他，但是永远不可能说服他……他自己说自己：“我的脾气很坏。”在对《文学报》的谈话中，他承认：“当然，由于长期担任州党委书记的缘故，我不能容忍其他观点，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粗暴则是早期在工地上干活养成的习惯。”

在克格勃见过不少粗暴的长官。问题不在这里。巴卡京说：“肃反主义的传统应该连根拔掉，肃反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停止存在。我们应该遵循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您可以想象，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他对克格勃评价很不高，这使他的同事们很受委屈。他说：“过去我总是感到奇怪，克留奇科夫每次参加会议时总有人用箱子给他送材料，他就坐在那里处理这些材料-…·后来当我自己看到这些材料时，却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空洞无物，是一个正常人在一天前就能够从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巴卡京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无用的材料送到他那里。大量的情报是普通的。相当一部分情报是西方对这个或那个苏联领导人讲话的反应，或者是西方对我们国内所发生情况的评价。不能说送到克格勃主席桌上的都是有超级价值的情报……”

但是克格勃在另外一个方面却做得颇为出色。巴卡京在对德国《明镜》周刊发表的谈话中说：“对于今天我国经济被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垮和几乎崩溃，安全部门的情报政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总是说，我们在军事方面落后……”

巴卡京对我讲了他对克格勃的看法：“那时在反间谍机关总是争论给什么人什么东西，而且没完没了地争论什么是肃反和肃反的传统。还有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但是他们不明白，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家们自己把什么都搞垮了。难道安全部门能这样糟糕地策划政变吗？克格勃错过了机会，国家正在瓦解，而他们竟然没有发觉。”

克格勃简直不是安全机构。此外，在车臣战争开始时，人们骂克格勃的人：连杜达耶夫也抓不住！是的，他们不能抓住杜达耶夫，不会做职业情报机构应该做的这种工作。他们会做的只是监视某个教授在讲什么东西，或者猜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非洲的某个国家做什么……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

在著名的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后，克格勃的人非常恨巴卡京。实际上这一丑闻早在巴卡京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前就爆发了，1985年8月美国人就宣布，在莫斯科建造的美国大使馆新楼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这一快要竣工的建筑的所有工作都停了下来。在这个美国工地上突击劳动的苏联工人被赶出大使馆。

美国安全机构查明，苏联专家们在新楼墙内安装了大量窃听器，以致于整堵墙成了一个大的传声器。美国参议院作出结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而且非常巧妙地进行的一项间谍行动。应该把这项行动称为最无意义的行动，因为钱被白白地浪费了……”

美国大使馆早就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渴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美国人早在70年代就开始同苏联官僚们谈大使馆新楼问题。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已对此作出决定。尼克松曾两次来莫斯科访问，并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宣布了缓和政策。

在华盛顿为苏联大使馆的新楼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地方。美国人也获得了扩大大使馆建筑面积的权利。建设的预算为7200万美元。6年来耗费了2300万美元。建设始于1979年底。而苏联克格勃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安装窃听系统的行动还要早三年，即在1976年就开始了。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大使馆新楼的承重结构、墙壁和屋顶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表面材料和内部装修所需的一切以及电梯、电力设备、窗户玻璃和框架都由美国人从自己的国家运来。建造大楼的基本上是苏联工人，虽然有些专家警告说，这很危险。

但是美国国务院急于完成这一使馆新楼的建设。只有几名安全部门的官员监视工人和检查建筑材料。美国情报部门高傲地以为，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并拆除所有窃听装置。他们低估了苏联同行的科技水平。

后来才知道，多数窃听装置在工厂里就被放入混凝土板。克格勃使用了美国还没有的技术。在大楼墙壁里安装了非常灵敏的传声器，甚至能够录下沙沙声。苏联间谍居然能把窃听装置放入打字机，以便破译打字的敲打声和弄清在打什么内容。

美国人谦逊地承认，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这个方面超过了欧洲人以及他们美国人。美国人说，“在窃听艺术方面俄罗斯人超过了所有人。”

苏联的窃听装置本身就有能源来源，使得电子装置能够转达在使馆大楼里所说的每句话。保障窃听器工作的电池基本上已经耗尽，但是据说其中有些电池在21世纪也仍将工作。

美国反间谍部门得出结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几乎不可能避免有窃听装置。罗纳德·里根总统建议拆掉这座大楼，建一个新的。但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认为，美国没有这么多钱。

1991年12月，瓦季姆·巴卡京采取了人们认为几乎不可思议的一个措施：他把装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的“获取情报用的专用技术手段的技术资料”交给了美国人。

巴卡京认为，这证明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他解释说，95％的窃听装置美国人自己已经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作出这一决定，而是征求了克格勃技术部门的意见后才这样做的。

巴卡京给苏联总统写了信。戈尔巴乔夫批示：“请和潘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于1991年11月取代他的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都表示同意。

为了以防万一，巴卡京给叶利钦打了电话。叶利钦说：“做吧！”

但是电话谈话没有记录在案。在这个问题上巴卡京犯了错误。他获得了两个总统的批准，但是没有弄到可以证明的文件，所以不断地把他叫到检察院，因为有人无论如何要惩罚巴卡京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不相信瓦季姆·巴卡京的真诚。他们武断地认为，反正克格勃不会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们。

美国国会关于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窃听器问题的听证会持续了10年，准备了专家鉴定，政府部门经常开会。这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为了维持尚未竣工的新楼建筑并搞清楚里面究竟有多少窃听器，也耗费了这么多钱。

从安全和财政问题考虑，美国国务院决定保留没有建成的美国大使馆大楼--这一反映苏联情报机关的机智和美国人高傲的宏伟的8层楼纪念碑。改建耗资2.4亿美元，比原来的预算多3倍，但是对于安全的关心要求作出牺牲。

在华盛顿终于不作任何解释地解决了多年来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座红砖砌成的空荡荡、阴暗的大楼命运之后，我问美国大使馆新闻处，能否去这个无人照顾的工地看一看。这是1996年暮春。他们同意我去，但是让一位很少微笑的、在黑色枪套里别着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的纤细小姐陪同我。

她领着我围着大楼转，警惕地防止我跨过那看不见的界线：外国人被禁止走近大楼。这位小姐是美国特情局所管辖的使馆内部保卫处人员，而美国特情局传统上属于财政部并保卫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

后来我在使馆新闻处里打听，这位可爱的小姐是否确实属于保卫处成员，还是实际上从事文秘工作，而左轮手枪则是规定要带的。新闻处官员告诉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小姐与心爱的手枪是不分离的，但是现在她把手枪放入保险柜里，为的是不再吓唬我。

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在废弃大楼的后院里玩耍，年轻的母亲们推着四轮童车在散步。一切同莫斯科任何一个其他的院子里一样，只不过是很干净，没有人冲着谁叫喊。

在被废弃大楼落满灰尘的玻璃上用很大的字母写道：“上帝，保佑美国吧！”多年来没有人接近大楼，只有美国反间谍人员除外，他们在带钴炮的放射性同位素体层X线照相术的帮助下，研究苏联最新窃听技术的样品。

华盛顿一家建筑公司提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工人们剥去大楼的正面，去掉了上面的两层，又在上面建了4层新的、没有窃听装置的楼。大楼变成了10层楼，比原来的方案多了两层。

在上面的几层可以完全保障秘密谈话的安全性。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的办公室也在上面。下面的楼层继续保留，看来，窃听装置也仍然留在那里，但是在这些楼层里不讨论任何秘密的东西。在这些办公室里办公的基本上是在使馆工作和从事大部分不是秘密的文字和组织工作的俄罗斯公民。

在这次改建中没有允许使用俄罗斯工人，也没有使用俄罗斯的建筑材料。那些获得特别允许接触绝密情报的，即绝对可靠的美国人改建了大楼，而且使用的也是经过专家检查的美国建筑材料。大使馆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建筑材料，都是海运到俄罗斯。

根据1992年签署的一项专门协议，俄罗斯和莫斯科当局同意改建此楼，所以，当莫斯科建筑师们讨论这一改建的决定时，有关改建大楼的文件没有像通常那样交给他们。美国国务院甚至将改建大楼每一层的计划保密。

美国人毫不怀疑，俄罗斯反间谍机关仔细地研究了大使馆新楼改建的方案，并在寻找渗入里面的途径，以便往里面放人新一代的窃听器：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窃听装置变得更灵敏，更微小。他们还相信，在位于大街对面的古老的东正教堂里有专门为美国大使馆“服务”的俄罗斯反间谍机关的岗哨。

这样，俄罗斯领导人窗外的景色变了。现在他们从白宫可以观赏美国大使馆最新式的大楼。当然，他们完全可能会碰到美国外交官们同样认真的目光。美国外交官对我说过，他们准备观赏俄罗斯首都最辽阔的景色和莫斯科河。

巴卡京过去的下属们因这一事件而称他为叛徒。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瓦季姆·巴卡京对我说，他并不后悔把有关大使馆的材料交给美国人：这是正确的步骤。但是他承认，他对西方太幼稚了，他是带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

克格勃的终结

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巴卡京看到，必须与各共和国理顺关系。他在《劳动报》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们将成为某种署，为所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利益服务。”

1991年11月28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自己最后的命令之---《关于批准跨共和国安全局临时条例》的命令。

瓦季姆·巴卡京领导这个局。各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领导人成为局务委员会成员。跨共和国安全局与每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合作条约。巴卡京负责协调联盟共和国安全机关的活动，从事同最危险的各种经济犯罪作斗争。跨共和国安全局应该成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组织。

几天后，1991年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

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批准了在克格勃基础上建立的跨共和国安全局和苏联中央情报局。

但是联盟法律和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过了几天，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里会晤后，连法律的作用也失去了。

瓦季姆·巴卡京从1991年8月23日开始领导克格勃。12月3日，克格勃停止存在。

12月8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因此，成立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必要性消失了。每个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安全局。

我问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巴卡京知道在别洛韦日准备的会晤吗？”

“他知道在准备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及其班子很担心克格勃会竭力以某种方式在最后时刻破坏会晤。许多密使来找巴卡京，以便证实他不会在别洛韦日丛林逮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那么卢比扬卡的想法如何？”

“那个时期已经很清楚，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属于联盟机构，而属于各共和国。逮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企图可能会以最奇特的方式结束……”

政变后，地方安全机关实际上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现于1991年5月6日，当时克留奇科夫和叶利钦签署了联合议定书。克留奇科夫当时说：“役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符合我国联邦制度体系，在新的条件下成立这个委员会符合我们社会的客观要求。”

俄罗斯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是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在此以前他是苏联克格勃监察局副局长。他属于不愿与俄罗斯政权发生冲突、不愿同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年轻一代肃反分子之列。

维克托·伊万年科对我说：“叶利钦需要在卢比扬卡有‘特洛伊木马’，以便破坏克格勃反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工作。而克留奇科夫想与叶利钦做游戏，并从他周围的人士那里获得某种情报。”

维克托·伊万年科被授予由克留奇科夫签署的新的委任书。给了他几间办公室和8名工作人员，于是他开始筹建俄罗斯克格勃。但是在伊万年科提出安全机关非党化之后，他在卢比扬卡受到鄙视。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停留在纸面上。委员会里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各州的安全局依旧服从苏联克格勃。

叶利钦向克留奇科夫建议召开全俄克格勃地方机构代表会议，克留奇科夫同意了。会议于1991年7月举行。伊万年科作了报告。他回忆说：“很多人发言支持我。他们支持成立俄罗斯克格勃。他们说，必须合作，必须从事职业活动，而不是搞政治游戏。但是在卢比扬卡我和我的同事们处于孤立状态，所以我们对于正在准备的政变一无所知。”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自然，地方机构的所有领导人都行举手礼，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来他们都因此而坐等是否被解雇。所以，8月政变后地方机构瘫痪了。”

9月4日巴卡京发布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所有州和边疆区的局都交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巴卡京给自己只留下协调各共和国委员会的工作。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11月26日签署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改变为俄罗斯联邦安全署，由伊万年科领导，包括跟踪局和行动技术局在内的克格勃所有重要的部门都归属伊万年科。

但是叶利钦还是不信任伊万年科。而在俄罗斯总统周围也有明显的宠儿，他们对外来者极端仇视。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对叶利钦总统说：‘克格勃机构曾经反对您，而民警是您的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我注定要失败。开始叶利钦每个星期听取我的报告，后来便很难接近总统了。出现车臣问题时，我三天未能与叶利钦取得电话联系，当时他在索契休假，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接通。”

1992年1月鲍里斯·叶利钦签署命令，在被废除的俄罗斯联邦安全署和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基础上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部长。

而巴卡京的命运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决定了。12月23日叶利钦最后一次邀请巴卡京到他那里去。为了把不愉快的事加以粉饰，叶利钦建议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从事外交工作。他说：“您选一个地方，除了美国以外都可以。”巴卡京回答说，他需要搞清楚，并考虑一下，从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马上跳到叶利钦的班子是否合适。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耸了一下启说：如果能接受他的建议就好了……

12月24日巴卡京收拾东西，离开了卢比扬卡--比戈尔巴乔夫辞职早一天。瓦季姆·巴卡京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领导克格勃107天，比费多尔丘克更短，政府让巴卡京退休--当时他55岁。使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感到轻松的是，在全社会要求废除卢比扬卡的时刻，巴卡京实际上挽救了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国家安全机关保存了下来，然而克格勃的人对此没有给巴卡京以应有的评价。

1992年8月，巴卡京通过自己的后任巴兰尼科夫请求叶利钦给他找一个工作，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本来可以留在政坛，但他是一个自尊心太强的人。他不能克服自我和请求接见。他等着别人来并跪在脚下：你来吧，来拯救我们吧！没有任何人来。但是巴卡京属于那种对所做事情不后悔的人。

第十九章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安全机关

在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失去了自1917年以来在国内所占的地位、力量和影响。对卢比扬卡部门的恐惧消失了，很多人毫无忧虑地生活，不关心是否存在这样的部门，它在做什么。

这不仅是社会民主改革的结果。叶利钦在一定意义上像赫鲁晓夫：他不喜欢国家安全机关，也不信任它。显然，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导人而处于克格勃严密监督之下的那些年对他起了作用。

他对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的态度也相当冷淡。他只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比较接近，后来对巴兰尼科夫的失望更使叶利钦觉得必须与这些人保持距离，不能过于相信他们的话。

叶利钦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卢比扬卡广场大楼内的人们多数不属于他的崇拜者和他的改革拥护者之列。叶利钦只是把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没有比此更多的指望。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认为是总统的心腹之人，叶利钦在三年内把这个喜爱的部长从民警少将提升为大将，甚至在战争年代最天才的军事指挥官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晋升。但是巴兰尼科夫的仕途非常短暂，1990年夏他成为俄罗斯内务部长，到了1993年夏就被解除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194D年出生于滨海边疆区，父亲早就牺牲，母亲抚育他成长，后来全家迁到叶拉布加。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对我说：“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毕业于文化教育中专，就是说他善于交际，这在生活中对他帮助很大。后来他毕业于高等民警学校，从最低的级别干起。在内务部，如果部长知道干什么和怎么干，人们对这样的部长的评价就很高。”

他在莫斯科郊区的梅季希区担任过地段民警、派出所所长和城市处处长，然后在车里亚宾斯克市内务局当处长，在内务部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作斗争总局负责外汇处。接着他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后来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则被派到亚美尼亚担任同样的职务。

叶林回忆说：“我在亚美尼亚，巴兰尼科夫在阿塞拜疆。形势异常紧张。如果我拿起高频电话机话筒往巴库打电话，甚至夜间3点他仍然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什么都讨论。”

这是因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问题而开始流血的最复杂年代。巴兰尼科夫表现出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走到暴怒的人群中去安慰他们……

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担任总理的叶利钦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里，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

伊万·西拉耶夫对我说：“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经过‘博学之士班子’的过滤。我们邀请了三个最大的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来。他们非常挑剔地研究了每个部长候选人的个人品质，然后把他们的结论告诉我。巴兰尼科夫有竞争者，但他还是通过了竞争。叶利钦支持对他的任命。”

“那时对他这个候选人没有提出怀疑？”

“没有。您知道，感情冲动使他倒霉。巴兰尼科夫担任部长时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的人。我可以说，他正是由于感情冲动而受挫，所以参加了1993年10月事件……”

巴兰尼科夫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时，表现了对叶利钦的忠诚。为了捍卫新俄罗斯政权的利益，他同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发生冲突。在1991年8月政变期间，巴兰尼科夫没有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命令他所辖的特警部队和民警学校的学员们去白宫增援。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召见巴兰尼科夫：“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请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

巴兰尼科夫接替自杀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担任了苏联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自己说，他一担任部长就往维尔纽斯和里加各派了一个旅，以便整顿当地的特警部队。维尔纽斯和里加特警部队被禁止行动。

几个月后，随着苏联解体，他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也消失了。但是叶利钦把长远的计划与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他高度评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信任他。而俄罗斯克格勃主席瓦连京·伊万年科则相反，对总统来说，他是一个外来人，而且过于独立自主。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见伊万年科时说：“我决定把您合并到内务机构。”

伊万年科说，不能这样做。叶利钦听后，立即站了起来：  “好吧，如果您不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我们另找别人。”

12月19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前夕，叶利钦签署命令，把内务部和联邦安全署合并为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安全和内务部长。

民主派代表们担心建立如此强大的新部门将扼杀刚刚获得的自由，所以反对这一任命。而实际上这一合并对于国家安全机关来说更致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将消融在内务部的百万民警大军中。

1992年1月宪法法院取消了这一总统令。但是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建立安全部的新命令。这是缩小的前克格勃。新的安全部由反间谍局、反军事间谍局、经济安全局、反走私和贪污受贿局、反恐怖活动局、科技局、边防部队和个人安全保卫局组成。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当时约有14万人。巴兰尼科夫的下属称赞这位前部长：他没有搞清洗，为部属工作人员增加了工资，很快就适应了新的部门，一句话，成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自己人。

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科斯季科夫写道，一系列看上去真挚的友谊举动把叶利钦和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经常在一起聚会，打猎，玩多米诺骨牌，一起去别墅。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擅长共青团学校教给的一切：喝酒吃菜，诙谐幽默，讲笑话使自己的长官开心。他怀有善意，善于讲笑话。

科斯季科夫请求巴兰尼科夫给他一支手枪，因为总统的所有其他助手都有武器。

“亲爱的，你要手枪干什么？”安全部长问新闻秘书。“告诉我，谁在妨碍你……”说着他就愉快地笑了。他就是这样开玩笑。

其实，1993年国内局势非常危险。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和代表们企图通过修改宪法获取国家的全部权力，让政府服从最高苏维埃，让总统成为纯粹象征性的人物。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这场战争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进行。

1993年4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全民公决中获得极大的信任，说明人民完全支持他的改革。当时人们已经等待叶利钦发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并举行新议会选举的命令。但是叶利钦没有马上这样做。

他的反对者们把这看作是总统软弱的表现。斗争的前景很不明朗。很多人认为，哈斯布拉托夫及其代表们将获胜，被叶利钦得罪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鲁茨科伊站到了议长和人民代表一边。

对反总统力量的领袖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低估是不对的。奥列格·波普佐夫在其《“沙皇鲍里斯”时代编年史》一书中相当准确地重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情绪：“他准备下台，而且明白，他这个车臣人要想当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应该向总统表明，总统由于没有高度评价哈斯布拉托夫的忠诚，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原谅类似的忘恩负义。还有，他将向总统证明，总统的选择--允许布尔布利斯、波尔托拉宁、舒梅科等人排挤哈斯布拉托夫是非常错误的。他哈斯布拉托夫不仅要与他们算账，不仅要把他们变成政治僵尸，而且将把他们押上审判台并向总统证明，他把自己的选择放到了犯罪分子身上……血的报复，复仇--这就是他的行动实质。”

哈斯布拉托夫企图与安全部建立接触。叶利钦周围的人开始担心：巴兰尼科夫是否忠于总统？

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申科夫对我说：“起初我把巴兰尼科夫看作是忠于叶利钦的人。但在全民公决后，在1993年3月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代表们要求强力部门效忠时，在巴兰尼科夫的发言中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代表们马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他鼓倒掌……”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在发言中说，在安全部面前摆着几项基本任务：防止外来威胁，防止有人企图把俄罗斯变为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庸，同腐败作斗争，以及同政治极端主义分子作斗争。

叶利钦周围的人指责巴兰尼科夫恰恰没有同政治极端主义作斗争。

1992年担任代总理的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回忆说，当时他不相信安全部工作的可靠性。他试图从安全部获取关于各部门贪污受贿的材料，但是没有得到。他以为这样的情报只送给总统，后来才明白，叶利钦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情报。但是政府的秘密文件落到了共产党手里和民族主义的报刊上。盖达尔认为，如果说安全部在工作，那么它不是为政府，也不是为总统工作。

但是总统信任巴兰尼科夫。

科斯季科夫回忆说，他在每次莫斯科发生反总统的挑衅之后，不止一次地与巴兰尼科夫交谈，他发现巴兰尼科夫并不知道挑衅的情况。总统指示查封那些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安全部长却回答说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总统要求巴兰尼科夫整顿秩序，但是安全部长什么也没做。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告诉叶利钦，安全部长在做双重游戏，他与反对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采取骑墙的立场。

总统的前新闻秘书认为，很可能是有人给叶利钦送去了关于巴兰尼科夫同不可调和的反对派接触的秘密情报。科斯季科夫说，总统能够把公事放到高于“酒杯”关系之上。当安全部长的所作所为越过一定的界限时，过去的友谊没能救他。

谢尔盖·尤申科夫说：“民主派代表要求解除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叶利钦回答说，‘这些都是诽谤。他是一个忠于事业的人。’我们来到瓦尔代官邸找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正在那里休养。我们对他说，他将同最高苏维埃发生对抗，而和这样的安全部长在一起他将输掉这场斗争，因为巴兰尼科夫已经与最高苏维埃的领导勾结在一起……”

对贪污腐败的指控成为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由头。

1993年这样的指控成为进行政治算账的可靠工具。后来证明，有些指控是捏造的，而有些则是事实。当时报刊争先恐后地报道，跨部门反腐败委员会发现了一些账单，并由此查明，巴兰尼科夫和他的朋友--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杜纳耶夫这两个人的妻子利用臭名昭著的鲍里斯·比尔施泰因的“西阿别科”托拉斯的金钱到国外游山玩水。报刊发表了大量材料，安全部长的妻子在瑞士用某家公司的钱为自己购买了许多东西，那家公司支付了所有费用。

鲍里斯·约西福维奇·比尔施泰因这个非常令人怀疑的人物确实经常出入巴兰尼科夫的别墅。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

“巴兰尼科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健康思维的理智的人。但是他受到别人的影响。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中了比尔施泰因的计。有人也把这个商人带到我这里来，说这个百万富翁希望与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合作，向它提供帮助。作为交换，他请我们在国内帮助他。我立即问他：‘您怎么帮助我们？’比尔施泰因回答：‘我给您在国外建立一笔基金，您可以用这笔钱支付你们的间谍人员。’

“对于涉世不深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是内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情报工作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基金。这是给涉世不深者的诱饵。所以我与他的关系到此为止。看来，有人也把带着同样建议的比尔施泰因引荐给了巴兰尼科夫，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吞食了诱饵……”

当时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舒梅科后来谈了巴兰尼科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把瑞士生意人鲍里斯·比尔施泰因介绍给他的情况。谈的是建立“罗斯”股份公司，其经营范围是出口和进口金属。巴兰尼科夫似乎是这样对舒梅科说的：“你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在国外经常开设一些公司，我们的情报人员在那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开展工作。从国家预算里并不拨给它们经费。而比尔施泰因会给你在国外开设账户的。”舒梅科拒绝了这一建议。

克里姆林宫说巴兰尼科夫在财政上依赖比尔施泰因，实际上，怀疑他贪污受贿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原则上叶利钦对待自己周围人的弱点采取宽容态度。

7月18日，几名俄罗斯边防军士兵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牺牲后，叶利钦立即解除了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在报刊上发表的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原因是这样措辞的：“他违背了道德准则，并丧失了对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俄罗斯边防军行动的控制。”

巴兰尼科夫在卢比扬卡工作了一年又5个月。

巴兰尼科夫被撤职成为一大政治丑闻，使不妥协的反对派较不及防。看来，反总统的班子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仍然留在卢比扬卡上面。最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尤申科夫为此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

“不可能保留维克托·巴兰尼科夫的这一职务。最近安全部实际上与最高苏维埃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在巴兰尼科夫的领导下，这个部的有些机构专门进行政治搜查。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安全部在同席卷俄罗斯的犯罪浪潮和贪污腐败的斗争中软弱无能。这个部实际上是在纵容煽动民族仇视、宣传法西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归根结底，在这样的公务位置上假公济私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安全部长应该像水晶一样纯净……”

巴兰尼科夫离开了卢比扬卡大楼，但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离开政坛。

权力机关之间的对抗加剧。1993年9月21日，出现了总统关于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举行新议会选举的第1400号命令。这个命令破坏了宪法。但是代表们自己也经常违背宪法。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宪法危机，必须从中找到某种出路。

一部分代表不服从总统的这一命令。他们聚集在白宫，投票解除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并批准表示准备领导国家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新总统。哈斯布拉托夫打电话给巴兰尼科夫家里，邀请他到白宫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起初拒绝，后来终于同意了。

电视镜头记录了这样的一幕：在黑暗的夜色中，在汽车的灯光下，巴兰尼科夫身穿皮大衣出现在白宫前面，然后走进白宫。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对叶利钦总统的怨气太盛了？也许他相信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获胜，而他将重返卢比扬卡？现在已经不可能就此问题询问他自己了……

9月22日夜里两点，鲁茨科伊在白宫宣布了他所组成的政府名单。他任命巴兰尼科夫为安全部长。

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离开内务部跟着巴兰尼科夫和前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杜纳耶夫去了白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誓言和命令的忠诚超过了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有人说，巴兰尼科夫带着鲁茨科伊的任命书来到安全部，企图进去，但是没有让他进去。他只能通过电话与自己的替代者尼古拉·戈卢什科将军交谈。巴兰尼科夫参加了与总统方面的谈判，据说在私人谈话中他说，他准备离开白宫。

10月3日至4日，莫斯科发生了流血事件。

从白宫里冲出来的武装人群首先占领了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然后企图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次日上午俄罗斯军队炮击白宫，镇压了叛乱。

曾经担任巴兰尼科夫的副手和安全部莫斯科局局长的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对我说：“1993年10月莫斯科发生了武装叛乱。当人们说军队炮打议会时，我总是请他们注意两个情况：议员和最高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人死亡！那么死的是谁呢？是偶然的过路人，死于匪徒之手的护法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躲在白宫里、企图进攻莫斯科一些设施和险些在俄罗斯挑起内战的武装匪徒。”

萨沃斯季扬诺夫回忆说，白宫成为流氓和强盗的聚集地。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战斗队员们都来了。捷列霍夫一伙进攻独联体部队司令部，这是武装暴动。暴动者的策略很明显--在莫斯科全市制造起义的事端，以便城里发生混乱。

10月4日开始的事件可能引起国内战争。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号召军队转到人民代表大会一边，、这些号召可能产生效果，所以必须镇压暴动。

“为什么安全部没有预先防止流血事件发生？”我问。

“安全部当时没有拥有强力机构。时代的变换也起了很大作用。克格勃过去的机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没有益处了。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建立新的机构则需要不少的时间。”

总检察院后来宣布，1993年10月3日和4日在白宫、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和“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共有123人被打死，或者因为受伤而死亡。

巴兰尼科夫因积极参加叛乱而被捕。

俄罗斯总统发布命令，将巴兰尼科夫大将开除军籍。

1993年10月7日，根据刑法典第79条（组织社会骚乱并造成严重后果）向巴兰尼科夫提出起诉。总检察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卡赞尼克签署逮捕令。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被拘留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隔离侦讯所。他生了病，心脏突然出了问题，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他的律师德米特里·达维多维奇·施泰因贝格坚持要对巴兰尼科夫进行全面的医疗检查并直接向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了这一要求。

1994年2月，卡赞尼克因巴兰尼科夫健康状况不好而改变了对他的拘留方式：巴兰尼科夫由在押改为获释，住进医院并签字保证不去外地。

对1993年10月事件参加者案件的审判没有进行，因为国家杜马宣布大赦，所有被指控者全部获释。

巴兰尼科夫继续生病。医生建议给他做心脏手术，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怕医生。有一次他甚至对自己的律师说，有人企图“通过医疗而把他消灭”。

1995年7月22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猝然去世。他在别墅阅报时因心肌梗塞而逝世。时年不足55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

接替巴兰尼科夫担任安全部长的候选人之一是当时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新闻工作者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他曾是《莫斯科真理报》编辑、最高苏维埃代表、出版和新闻部长、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他向俄罗斯电视台台长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叙述了叶利钦建议他当安全部长的情况。波普佐夫写道：“我突然看见波尔托拉宁身穿将军服，所以开始感到不怎么舒服。就好像在灯火辉煌的办公室里突然灭了灯，在自我吹嘘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声音里也传来了凶恶的语调。”

但是1993年7月28日，在安全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坐上了安全部长的交椅。他先是担任代理部长，然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部长。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89年，当时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尼古拉·戈卢什科中将来到我们《新时代》周刊编辑部。他给我们的印象很不错。

他谈了自己的情况。1937年6月戈卢什科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科克切塔夫州安德烈耶夫卡村。他的先辈是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离开乌克兰的。1959年他毕业于托木斯克大学法律系，在检察院工作了4年，然后到克格勃工作。

自1963年起他在克格勃克麦罗沃州局第二处（反间谍处）当了7年侦缉人员。1971年晋升到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处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莫斯科，在克格勃总部机关工作。1984至1987年这三年里他担任苏联克格勃秘书处第一副主任和克格勃值班局局长。

1987年戈卢什科获得急剧晋升，去基辅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克格勃主席。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乌克兰族人，他能够说和读乌克兰语，但由于是在远离乌克兰的地方长大，据他自己说，来到乌克兰后，他开始学习标准的乌克兰语。

在《新时代》周刊的谈话中戈卢什科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是在‘解冻’时期来到克格勃工作的。现在的一代与在个人迷信年代无法无天地搞镇压的那个组织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试图穿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的残酷无情者的制服……”

苏联解体后，他宁可返回莫斯科。因为戈卢什科在巴卡京的家乡克麦罗沃工作多年，瓦季姆·巴卡京接纳了他，并于1991年11月任命他为克格勃秘书处主任。

稳重、明辨是非和务实的戈卢什科也受到巴兰尼科夫喜欢。他使戈卢什科成为安全部副部长。1992年6月，根据总统的命令，尼古拉·戈卢什科成为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而且不久又被任命为部长。

戈卢什科担任部长后说，他的任务是“积极遏制那些威胁我国安全的政党和运动的活动”。

但是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说，克里姆林宫对尼古拉·戈卢什科并不是很满意。叶利钦下令查封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白昼报》。但是总统的这一命令没有起作用。经总统允许，科斯季科夫给安全部长写条子询问：“《白昼报》违反总统令，变换报纸的名称和印刷的厂家，重新公开地在莫斯科发行。现在该报叫作《明日报》。难道你们没有可能迫使他们执行总统的决定？”

科斯季科夫写道，“更令我吃惊的是，次日戈卢什科因这一纸条给我打电话，询问该报纸在哪里印刷，哪里可以买到。安全部长的消息竟然如此不灵通！”

科斯季科夫认为，安全部使总统产生错觉。安全部在十月事件前夕为总统办公厅准备的关于不妥协的反对派组织和政党的材料中说，“根据业已掌握的情报，上述组织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在这份材料中既没有提到。自由民主党，也没有提及共产党，而这两个党几个月后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戈卢什科在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1993年10月事件：“实际上我们没有制订任何详细的方案。例如，我由衷地认为，无需采用武力，局势早晚会解决。如果鲁茨科伊和马卡绍夫不带领人群去进攻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事情可能就会这样解决。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可以说，总统直至最后一刻也不想让事件导致流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参加 1993年 10月事件而获得“个人勇敢”勋章。这一勋章实际上是总统对安全工作人员们不够积极地参加这一事件不满的象征，因为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由于更加积极的参加而获得“俄罗斯英雄”金星勋章。

叶利钦的不满很快就导致采取组织措施。

12月22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之后，总统撤销了安全部，下令成立新的部门--联邦反间谍局。边防部队没有被纳入这一新的机构，而是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侦查机构被并入内务部。

叶利钦任命尼古拉·戈卢什科为联邦反间谍局局长，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为第一副局长。

戈卢什科不仅不是这一主意的提出者，而且还对此改组表示怀疑。他说，仅仅反间谍局还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叶利钦已经作出决定并当着戈卢什科的面签署了这一命令。

戈卢什科作为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没有干很长时间。两个月后，1994年2月底，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对政治和经营活动领域的某些犯罪进行赦免》的决议。决议规定，停止有关追究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事件参与者刑事责任的所有案件。

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辞呈，并称国家杜马这一大赦决议是“俄国议会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但是总检察长仍然执行了国家杜马的决议，允许释放所有的上述被起诉者。克里姆林宫让戈卢什科不要急于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释放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因为总统打算反对杜马的决定。但是戈卢什科释放了所有人。

尼古拉·戈卢什科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和总统直接通了电话。我想解释，总检察院和安全机关完全是按照规定行事的，可以对杜马的决定提出不满，但不服从是不行的。作为对我的某些指责的回答，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他是因为我没有违法而骂我。我请求他任命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半个小时后，克里姆林宫来人取走了我的辞职报告。”

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总统说：“戈卢什科背叛了我。我直接命令他，在把情况弄清楚以前不要从‘列福尔托沃’释放任何人。他没有执行命令。”

叶利钦拿起关于解除戈卢什科职务的命令草案，删掉了“应个人的请求”这句话，并签了字。1994年2月28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健康状况被解除职务而退休。

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我认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想辞职。他对这个与复杂的政治阴谋有关的职位已经厌倦了。”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

谢尔盖·斯捷帕申有一次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我和这位总统一起来，我也和他一起走。”这不是空话。但仅仅是对总统的忠心耿耿还不能使斯捷帕申的仕途如此辉煌并且最终领导政府。

人们称谢尔盖·瓦季莫维奇为官僚机构的不倒翁和无原则的和事佬，没有自己的主见。对于他来说，领导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领导就行。

斯捷帕申回答说，第一，他既不是官僚分子，也不是仕途的投机钻营者，而是内行的国家公务员；第二，他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三，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悲剧事件发生后，他辞去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失业4个月。

有人把斯捷帕申称作消防队员，并有所吃惊地说，俄罗斯第一次由将军担任政府首脑。

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虽然斯捷帕申在其生命的多数时间里身穿军装，但他不是军人，也不是消防队员。斯捷帕申的专业是政工军官，职业是苏共历史教师。他给内卫部队的未来军官们教授这门课。

他的副博士论文写的是党的领导原则，而不是消防，但党的领导原则也完全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课题。

至于他的个人品质，那么他是一个沉着、镇静、温和与正派的人。他非常冷静，能够独立地作出决定，并经受得住打击。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在车臣事件期间，斯捷帕申的勇敢近似轻率。

他于1952年3月出生于中国的旅顺，父亲在海军服役，母亲是精神病医生。他在列宁格勒长大。

1973年他毕业于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专业是政治工作军官。1981年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现在改名为人文军事学院），专业为教育学。1986年又毕业于该校研究生班。在内卫部队服役7年，然后回到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执教。

斯捷帕申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在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刻，几乎任何有某种天才的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上试一试运气，斯捷帕申也没有错过自己的机会。1990年初他还仅仅是内务部的一个上校，却赢得了列宁格勒的选举，成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在最高苏维埃还有其他军人，但正是他很快就成为议会最重要的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因此几乎天天与叶利钦交往。他坚决支持叶利钦，所以叶利钦开始注意他。与此同时，斯捷帕申与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是一种本事。

1991年8月政变后，他领导调查克格勃活动申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材料迄今尚未公布。那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未来有各种观点，很多人建议干脆废除这个危险的部门，由新人和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机构。

斯捷帕申持另外一种观点：不消灭克格勃，而是肢解它，使它现代化。正是那个时候，他在保留议会职务的同时，又获得了第一个任命--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局长。

1993年秋叶利钦下令解散最高苏维埃时，斯捷帕申是最先引人注目地服从总统令和交出议员证的议员之一。作为奖赏，他立即被任命为联邦反间谍局第一副局长，并在戈卢什科被解职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机关。

斯捷帕申对总统不信任的安全部门进行了清洗。1/10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没有通过重新鉴定。但是斯捷帕申因此恢复了这个局所失去的权力，其中使侦查机构重新回到国家安全机关，并在1995年4月使反间谍局成为拥有很大权力的联邦安全局。

与此同时，专业教师斯捷帕申仍在学院授课，并于1995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其论文题目是俄罗斯的民主发展。他在这样复杂的时候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时仍能找到时间和精力来写论文，说明他想的是未来，明白职务不是终身制。他这样做是对的。

斯捷帕申参加了联邦安全会议作出对车臣开始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的那次会议。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推翻杜达耶夫将军。车臣战争使数万人丧命，斯捷帕申也险些丧失前程。

起初决定把此事作为车臣反对派反对自命为王的杜达耶夫的行动。属于斯捷帕申领导的军事反间谍局在全军范围内召集坦克兵军官，以便在某一天占领格罗兹尼。他们遭到了失败，几名军官牺牲，还有的作了杜达耶夫的俘虏。

在审讯时他们说，是联邦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招募他们的。这顿时成为一大丑闻。

与其他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不同，那时斯捷帕申没有躲在别人的背后，而是承担责任。他不怕承认正是俄罗斯官兵被俘，而且竭尽自己的全力使俘虏们获释。

但这仅仅是持续数月的血腥车臣战争的第一步。军人起了主要作用，国家安全机关帮助他们。那几个月斯捷帕申没有脱下军装，总是和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在一起出现。

1995年6月，沙米尔·巴萨耶夫在布琼诺夫斯克占领医院，抓了很多人质。这一恐怖主义行动震撼了全国。

逮捕巴萨耶夫的行动准备得不好，以莫斯科丢丑而结束。巴萨耶夫回到车臣而未受惩罚。斯捷帕申和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领导了这次行动。斯捷帕申参加了在进攻医院时被打死的战士们的葬礼，痛苦不止，掉了眼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诚恳的人。

杜马要求总统解除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代表们认为，这些部长们应对布琼诺夫斯克发生的流血事件负责。对斯捷帕申的指责最少，但是他自己提出辞职。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所有事情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我就承担了责任……我几乎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不久前美国一个海军领导人由于一件小事而开枪自杀……这是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种特殊方法。我个人不允许我对自己的领导和对总统抱有任何委屈……每个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从1994年3月到1995年6月，他领导安全机关15个月。

他失业4个月，已经开始考虑从事教育工作--好在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当时的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想起了他，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一起建议他担任虽不显眼，却是第一副部长级别的政府行政局局长职务。

斯捷帕申受委托解决车臣问题。但亚历山大·列别德1996年成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和总统助理后，不再让斯捷帕申过问车臣的事情。

斯捷帕申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以尊重的态度谈到不可替代的政府机关工作的经验。有些微妙之处和细微特点，甚至连部长都不知道。这些经验还有用处。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没有弄错……他的经验证明，任何时候也不要绝望。

1997年夏天司法部长瓦连京·科瓦廖夫在澡堂与可爱的姑娘们一起洗澡的丑闻爆发后，他的职位交给了斯捷帕申。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一任命。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联邦安全局的有效储备干部谢尔盖·斯捷帕申中将实际上是挑起车臣战争的人，结果没有坐上被告席，却坐上司法部长的交椅。”

但是人们很快就开始积极评价他的活动。在他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司法部被认为是次要的和不显眼的。斯捷帕申以其行政才能和永不枯竭的精力立即变得引人注目。他想证明，他能够胜任任何职务。司法部获得了很大的权限，其中，他很快就使过去归内务部所属的监狱和劳改营转到司法部属下。

由于他充分显示了自己是一个活跃的和能力很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1998年4月政府改组时他被任命为内务部长。

斯捷帕申几乎是第一个未受批评的部长。他表现得积极而又有理智。他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内行人放到关键职务上。他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在部分地区清除犯罪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同本部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也许，他是近年来最好的内务部长。

1999年4月27日，他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并保留其内务部长的职务。大家都清楚，他很快将取代普里马科夫总理。5月12日，斯捷帕申被授权领导政府。这一天斯捷帕申在内务部地方机构领导干部高级学习班上发表讲话。他号召自己的属下勇敢行动：“在你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部长，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抛弃任何人，不会背叛任何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

1995年6月30日，斯捷帕申辞职。联邦安全局长的职位空了三个星期。7月24日，总统签署命令，任命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上将为联邦安全局长。

那时有人一时激动地写道，最近10年以来一位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到了卢比扬卡。这一预测被证明是错的。卢比扬卡新主人有感染力的、近卫军的外表和寡言少语让人觉得是其内在力量和某种特别才能的特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新长官的初步行动就改变了人们对他的评价。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47年出生于利佩茨克，父亲是军队的准尉，母亲是厨师。父亲在飞机场当无线电报务员。

据了解，他在学校里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喜欢体育。他在各个方面都适合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最精锐部队。

巴尔苏科夫进入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命名的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很有威望的学校，对学生的挑选极其严格。在苏联时期由克里姆林宫卫队士兵守卫列宁墓，旅游者们特地来看克里姆林宫卫队士兵们换岗时在红场优美地正步走的情景。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军队里前程锦绣。巴尔苏科夫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警卫团服役。顺便说一句，和他在一个排服役的还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士，后来他成为叶利钦的贴身保镖。巴尔苏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墙内服役，担任过克里姆林宫警卫团副团长、政府大楼警卫长和克里姆林宫副警卫长。

据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非常了解克里姆林宫，是主张修缮克里姆林宫的人之一。

巴尔苏科夫函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得将军衔，但是指挥的只是克里姆林宫卫队。他惟一的一次实际战斗行动就是参加在“五一”村追捕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结果对他来说却是不成功。

然而他的真正成功在于他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之间的牢固友谊。在克格勃第九局服役的科尔扎科夫少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保镖。他在未来的总统落魄时没有抛弃他，因此后来成为总统周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根据科尔扎科夫的举荐，1991年12月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警卫长，1992年6月被任命为保卫总局局长--相当于前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领导俄罗斯总统个人卫队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正式成为保卫总局第一副局长。

巴尔苏科夫不仅熟悉最高级官员的保卫情况，而且熟悉为领导人服务的国家别墅、官邸、疗养院、休养所、商店和各种服务部的情况。自然，与过去克格勃第九局一样，现在由保卫总局负责挑选为领导人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

巴尔苏科夫控制着政府的通讯。给谁安1型自动电话交换机或2型自动电话交换机得由他来决定。他的部门也监听这些电话。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菲拉托夫1995年说，。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以打击贪污受贿为借口，对克里姆林宫所有电话都进行窃听。

据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有一次在朋友聚餐时他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说：“您窃听我什么，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以他特有的神秘微笑，拍了拍科斯季科夫的肩膀，但是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因为他知道，反正不会相信他。

那时报纸有许多关于在西方为巴尔苏科夫的部门购买窃听装置的报道。报道说，保卫总局的编制空前膨胀，为了保卫而毫不吝惜。

巴尔苏科夫和他的朋友科尔扎科夫一样，当叶利钦在国内视察时陪同外出。总统邀请他参加所有聚餐、狩猎和钓鱼等活动。据说，巴尔苏科夫在餐桌上比任何人都能喝。有人证明，他的妻子成为总统夫人奈娜·约瑟福夫娜的女友。

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就是这样。在西方，保卫就是保卫。而在我们这里则不同。个人卫队什么都管--从服装、餐饮、家具、挑选别墅、健康和娱乐，直至微妙的授权和秘密会见。

除了斯大林以外（与他亲近和坦率是不可能的），克里姆林宫所有其他主人都把主要的保镖变成自己全家的代理人。

卫队长施加影响的基础是接近国家的一号人物。他和自己的被保护者一起度过的时间比被保护者与自己妻子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有些不能告诉妻子的事情，总统却告诉卫队长。总统家庭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他关心总统的孩子和孙子，使他们免于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没有卫队长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寸步难移。在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写道，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退休后，赫鲁晓夫一家不知所措。当习以为常的卫队长消失后，他们简直无所适从。

卫队长有责任使被保护者的住房和别墅不次于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他要挑选女仆和厨师，而且要创造这样一种氛围，使年轻英俊的卫士们不扰乱女主人，年轻的侍女们不影响男主人考虑国家大事。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勃列日涅夫迫使自己的保镖们成为保姆和护士，但是他的个人卫队却喜欢他。戈尔巴乔夫不要求卫队做任何超越他们工作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但是卫士们却恨他。

也许主要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请卫士们坐到自己的桌旁，与他们平等地交谈，而且总的来说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则与自己的依附者保持距离。前第九局副局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多库恰耶夫将军写道，戈尔巴乔夫一家“不让任何人加入自己的家庭轨道，更不与别人建立亲密与友好的关系”。

卫士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是安静地坐在汽车里，而是跳下汽车，与人们交谈，在大街上行走。对于卫士们来说，这是多余的操心。

不过，换来换去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乌鸦。斯大林第一个不喜欢乌鸦。多库恰耶夫将军回忆说，“斯大林认为乌鸦是太聪明的鸟，而且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这样长寿。他把乌鸦与穿黑色衣服的人相比较。乌鸦拼命的喊叫声通常会破坏他正常的状态。”

从那时以来，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局长和警卫长一直同这一长羽毛的部族作斗争。神枪手们射击乌鸦，鸟类学家们建议克里姆林宫警卫团用鹰猎乌鸦。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克里姆林宫内同乌鸦的战争迄今仍在继续……

巴尔苏科夫在1993年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帮助总统制订解散最高苏维埃和进行新的选举计划的很小圈子里的人之一。而且巴尔苏科夫一开始就建议准备武力解决，但是其他人没有听他的。

巴尔苏科夫第一个告诉总统军事叛乱开始的消息。无论如何，叶利钦《总统笔记》一书中这样写道：“谁能知道明天白宫将变成黑色的？家里一切如常。我能够和家庭一起过几个小时的惟一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哪怕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让我做一个丈夫、父亲和外公。但是在这个星期天我却没有做成。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用专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白宫的局势急剧恶化。他详细报告了各种情况：民警的警戒线被冲破，此刻正在进攻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白宫周围的包围圈不复存在，各种武装部队有大批冲进莫斯科城的危险……”

当时，不仅反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阿尔法”，而且原来的对外情报局特种部队“信号旗”都归巴尔苏科夫领导。在发生战争时，“信号旗” 的军官们应该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在10月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阿尔法”却拒绝向白宫发起进攻。为此巴尔苏科夫提出辞呈，但是叶利钦没有接受。

后来终于把阿尔法的队员们说服了。

在炮打白宫时，巴尔苏科夫将军亲自参加战斗并把逮捕的人送往“列福尔托沃”监狱的隔离侦讯所。他在对报纸发表的谈话中说：“当‘阿尔法’和‘信号旗’的一部分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冲进白宫时，他们控制了下面三层楼。我们的两名军官去和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谈判。我们的军官说，‘阿尔法’实际上已经进入白宫大楼，并准备从里面进攻。站在那里的巴兰尼科夫说：‘完了，应该投降了。’此后，所有人的武器都被收缴。巴兰尼科夫的武器--两支冲锋枪和一把手枪放在保险柜里。哈斯布拉托夫脸色苍白，吓坏了，两手发抖。鲁茨科伊表面上显得冷静。我想见巴兰尼科夫，过去我们的关系如果不说是友好，也是良好的，我想当面见他。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后悔……”

1993年10月事件后，叶利钦对巴尔苏科夫更加信任。

保卫总局变成了真正的安全机关，获得了进行紧急搜查工作的权利。而巴尔苏科夫本人在1995年初晋升为部长级，并成为政府成员。为此，宪法法院提请叶利钦注意，保卫总局只有权保卫高级官员，它既没有权利从事侦查，也没有权利料理国家官员的日常生活。宪法法院甚至对保卫总局局长巴尔苏科夫被提升为部长级而感到惊讶。

因此，巴尔苏科夫不再是部长。后来相反，让保卫总局隶属于总统安全局。这样巴尔苏科夫就归科尔扎科夫指挥。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当斯捷帕申提出辞呈后，科尔扎科夫说服叶利钦任命巴尔苏科夫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对叶利钦说：“重要的不是谁当这个局长，而是他是您的人。”

巴尔苏科夫立即获得上将军衔，到了n月份又晋升为大将。这是给他的生日礼物。正在医院治疗的叶利钦接见了巴尔苏科夫并向他表示祝贺。

在卢比扬卡，人们记得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提高了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和斯捷帕申一样，车臣毁了他。

1996年1月，以萨尔曼·拉杜耶夫为首的一伙车臣匪徒占领了基兹利亚尔市医院，抓了很多人质。恐怖分子从那里乘着公共汽车到达五一村，并在那里进行防御。

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制止杜达耶夫匪徒行动的指挥部领导人。匪徒们被四面包围。往那里派遣了“阿尔法”。民警、军队、坦克、大炮和名为“冰雹” 的发射系统。巴尔苏科夫向叶利钦报告说，匪徒们陷入了包围圈，他们每个人都处于神枪手的瞄准之中，很快将被歼灭。

但是，缺乏军事经验的巴尔苏科夫大将不善于组织这场战斗和协调各个部队。后来，战斗的参加者抱怨组织工作一片混乱，杂乱无章。甚至连士兵的食品都无法保障。但主要的耻辱是以拉杜耶夫为首的一大批匪徒不慌不忙地逃出包围圈，俄军未能追上他们。

从五一村返回后，巴尔苏科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从此以后他的声望愈加下降。

巴尔苏科夫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用了很多时间叙述他们如何出色地组织了这次行动，然后拙口笨舌地解释为什么没有能够抓获匪徒：“只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料到，即可以如此迅速地在布满雪的田野和耕地上行进，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当我看到匪徒们脱掉靴子，不穿鞋走路时。这也令我有点……因为我不知道，看来，当他们拿生命来押宝时，甚至准备脱掉皮靴赤足行走，光着脚后跟地跑……”

这是全国都嗤笑的巴尔苏科夫的坦言之一。有什么办法，如果匪徒们能够在这样强大的安全机关的首长面前赤脚逃跑……然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看来是失去了自我控制，说了很多人认为对于护法机关领导人来说不应该说的话。

巴尔苏科夫对新闻记者们说：“让我们和你们一起直截了当和坦率地说出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谁引起的这一切？一个尊敬的车臣人自己这样评价车臣人民，说车臣人只会杀人，如果不会杀人，那么就作强盗，去抢劫。如果连这也不会，那么就去偷。车臣人就是这样……”

但是在此丑闻之后，总统没有触动他，虽然看得出来，他认识到，他任命的联邦安全局局长是一个不称职的局长。

巴尔苏科夫是在科尔扎科夫把他牵连进去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被解除职务的。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每天见面，也一起被免职。

1996年6月19日，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前夕，总统安全局工作人员在政府大厦逮捕了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谢尔盖·利索夫斯基和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他们俩带着一个装有数百万美元的纸箱。科尔扎科夫打电话给巴尔苏科夫，巴尔苏科夫二话不说，向白宫派遣了紧急行动小组，开始审讯被捕者，而且不局限于那几百万美元的问题。

独立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夫根尼·基谢廖夫在深夜口播了在科尔扎科夫将军和联邦安全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的唆使下逮捕利索夫斯基和叶夫斯塔菲耶夫的消息。

谢尔盖·利索夫斯基以组织大规模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的“或者投票或者失败”运动而著称。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实际上是总统竞选班子领导人阿纳托利·丘拜斯的助手。

基谢廖夫说，“这一步骤具有挑衅的性质”，这一行动旨在“取消第二轮总统选举”。他认为，“国家处于政治灾难的边缘”。

刚刚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和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亚历山大·列别德非常严厉地声明：“任何暴动都将被镇压，而且是残酷的镇压。谁要是想把国家推人血腥混乱的深渊，将得不到丝毫怜悯。”

在第二轮选举投票前夕的这一丑闻可能会严重损害叶利钦的威信。科尔扎科夫和巴尔苏科夫不懂得这一点。科尔扎科夫将军也许是因在竞选运动中不让他起决定性作用而觉得委屈……

6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联邦安全会议开会后，叶利钦对新闻记者们说，他解除了政府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联邦安全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总统安全局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职务。

叶利钦说，“必须撤换干部，必须吸引新人。有人责备我支持科尔扎科夫和索斯科韦茨：难道总统应该为他们而工作？必须更换强力机构，它们为自己攫取的东西太多，而付出的太少。”

关于利索夫斯基和叶夫斯塔菲耶夫被捕，总统说：“我不知道细节。但从我与一些领导人的谈话来看，这纯粹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他们俩破坏了通行制度，所以被捕。”

巴尔苏科夫被解除职务后，他与总统的私人关系没有被破坏。与科尔扎科夫不同，他没有写揭发的书，没有对新闻媒体发表谈话，而且回避新闻记者。

他在少有的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说：“我与总统家庭的成员过去和现在都保持着稳定和亲切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即使在我被免职后我与总统两个女儿的家庭的接触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何况我们是邻居，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像邻居一样友好。”

1997年9月，巴尔苏科夫写了报告要求从武装力量退役。总统下令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军事职务。说真的，找了整整一年。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职务不是一件易事。最后任命他为总统办公厅特别设施服务局（过去的克格勃第十四局）局长。该局在紧急情况下管理国内的防空掩体和指挥所。

1998年10月底，巴尔苏科夫家里发生了一起悲剧。他的儿子伊戈尔，对外情报局的上尉，在家中用奖给巴尔苏科夫的手枪自杀。他才25岁，刚刚毕业于特种学校并开始服役。

也许是这一事件对叶利钦起了作用，他下令给巴尔苏科夫找一个更好的工作。1998年11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大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机构军事监察局局长。军事监察局负责监督拨给武装力量的预算经费使用情况。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

1996年6月20日巴尔苏科夫被解职后，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上将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代理局长，7月9日又正式担任局长。

他于1949年出生于莫斯科。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能源”企业当无线电装配工。然后又毕业于莫斯科电子机械制造学院，当了两年工程师。

1974年他开始到克格勃工作。先担任克格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总局五一区侦缉处侦缉人员，然后到克格勃负责同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工作。

科瓦廖夫从事同西方的俄语广播电台作斗争，监听在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有否进行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后来，当人们指责克格勃第五局工作人员是“自由的扼杀者”时，他感到委屈。他承认曾根据刑法的第70条（进行反苏鼓动和宣传）而关押过人，但是为数不多，一年也不过几个人而已……

他在阿富汗工作两年。

在俄罗斯新政权时期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局莫斯科局副局长。领导莫斯科局的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使科瓦廖夫成为第一副局长。

1994年10月，斯捷帕申让科瓦廖夫作他的副手--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副局长，主管侦查局和反经济间谍局。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总是不多管闲事，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在他作巴尔苏科夫的副局长时，有预见性地与1996年夏企图把一个装有美元的箱子带出白宫的案子保持距离，莫斯科局局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特罗菲耶夫卷入了此案，于是丢了职位。而科瓦廖夫却成为巴尔苏科夫的继承人。

联邦安全局新局长在其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透露了最近一段时间所抓获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1个外国人和28个俄罗斯公民。据科瓦廖夫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派遣德国间谍到苏联以来，我们还从未抓获这么多间谍。”

卢比扬卡的每个主人都有自己爱谈论的话题。科瓦廖夫想出搞“信任电话” 的主意，人们可以打电话给卢比扬卡并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一主意引起一些讥笑的反应，但是科瓦廖夫没有把“信任电话” 当作玩笑，他说，和其他预防措施一样，“信任电话” 已经帮助我们“大量减少外国情报机关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间谍活动……效果简直惊人，甚至使一些外国情报机关停止了间谍活动。”

在科瓦廖夫当联邦安全局局长期间发生了一起议论纷纷的悲剧性事件。

1997年12月19日深夜，在联邦安全机关成立80周年前夕，俄罗斯反间谍机关遇到了不久以前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奇异的罪行。

有一个恐怖分子劫持了一名瑞典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当天夜里就开展了抢救人质的行动。外交官安然无恙，但是同恐怖主义斗争的官兵们射击得如此糟糕，他们的子弹在电视机的镜头面前就打中了自己的同事--联邦安全局上校阿纳托利·萨维利耶夫。他牺牲了……

联邦安全局于1998年逮捕了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瓦连京·莫伊谢耶夫。他成了最近几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级别最高的俄罗斯外交官。

瓦连京·莫伊谢耶夫的同事只知道他是一个熟悉两个朝鲜--北朝鲜和韩国事务的出色专家。长期以来，他作为俄罗斯外交部官员与韩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参赞密切合作，甚至成了好朋友。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那个参赞实际上是韩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计划署的正式代表。众所周知，在莫斯科的韩国人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对与北朝鲜有关的一切问题都感兴趣。

瓦连京·莫伊谢耶夫是在与韩国官员见面时被捕的。然后韩国大使被召到俄罗斯外交部，对他提出要求：让他使馆的那位参赞离开俄罗斯。

汉城没有料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会这样迅速地把此事曝光，但是俄罗斯新闻界获得了关于此案的大量消息。

于是韩国宣布俄罗斯驻汉城的一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间谍人员。莫斯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加以报复，一下就要求5名韩国外交官--2名驻莫斯科使馆的官员和3名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的官员离开俄罗斯。这5名官员都被称为韩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

这一丑闻闹得很大，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联邦安全局暂时停止透露被抓获的间谍人数。

1998年5月，安全机关根据总统令又进行了改组，把原来的34个局变成了5个大局。科瓦廖夫说，从此以后对安全部门的管理将容易得多。

和戈卢什科一样，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只是职业安全官员，在克里姆林宫里没有靠山，这就使他的地位不稳。总统周围的人又要把自己的人放到这个位置上。

当现在已故的国家杜马议员列夫·雅科夫列维奇·罗赫林呼吁俄罗斯武装力量不要服从最高总司令的指挥时，叶利钦似乎要求科瓦廖夫制止罗赫林及其在军队的同伙们的活动。但是，联邦安全局似乎无能为力。

关于科瓦廖夫即将被解职的说法经常传播，但是叶利钦不止一次地声明：“不会，我再说一遍不会。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科瓦廖夫在正常工作，履行其职责，我定期收到他提供的情报。”科瓦廖夫甚至被授予大将军衔。

传说变成事实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98年7月25日，星期六，正在卡累利阿休假的叶利钦签署了解除科瓦廖夫职务的命令。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基里延科总理带着这一命令返回莫斯科，关于科瓦廖夫被解职的消息公诸于世。

政府首脑亲自来到卢比扬卡，向联邦安全局介绍新任局长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这一次遵守了与前局长告别的礼仪。基里延科转达了总统对科瓦廖夫的感谢，并说，科瓦廖夫不应把此看作解职：“毫无疑问，尼古拉·科瓦廖夫的经验、能力和知识仍将为俄罗斯利益服务。不久就会知道，他将干什么。”

但是没有给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找到职位。

著名的金融寡头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对记者们说，联邦安全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准备杀害他，而科瓦廖夫实际上保护这些工作人员。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向法院起诉别列佐夫斯基并胜诉。法院要求反驳玷污前联邦安全局长名声的那些说法。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

普京195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在那里他听过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教授的课。他被吸收到克格勃工作，在情报机关工作了17年，其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多年。1990年普京离开克格勃到家乡--列宁格勒工作。起初他为自己找到了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助理这一不被人注意的职位，但很快就投到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麾下。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让普京作他的顾问。有人甚至批评索布恰克接纳克格勃的前官员工作，但是索布恰克简单地回答：“他是我的学生。”

1991年普京领导列宁格勒市政府对外联络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因为他负责该市所有的对外经济事务。

圣彼得堡人对普京的委员会有一些意见。报纸报道说，普京的委员会发放出口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以便换取食品，但是食品没有看见。顺便说一句，当时这样的事情在俄罗斯全国比比皆是。总的来说，普京表现出是一个务实的行政管理人员。

1994年3月，他成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人们甚至称他为“灰衣主教”；他竭力躲在背后，但是非常忠实于索布恰克，陪着他去各地。市长完全信任他。

普京领导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圣彼得堡组织委员会。他是索布恰克竞选市长的班子领导人之一。

1996年索布恰克竞选失败后，普京不愿在新的班子里工作。他辞去职务，来到莫斯科，那里有许多来自圣彼得堡的有影响的人在工作。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

1997年初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总务局副局长，负责法律和对外经济问题。他的才干很快就得到赏识，他被提拔到总统办公厅工作。1997年3月，他开始领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然后他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他从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领导人打交道。他检查地方上的经济活动，搞清楚贷款是如何使用的，州长们搞来的钱到哪里去了。

1998年3月2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接替被解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博尔久扎将军。看来，叶利钦总统看中了普京，因为4个月后，7月25日，普京又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在他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

当基里延科总理把普京介绍给联邦安全局领导班子时，普京说，他回到了娘家。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在莫斯科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没有显露自己的权力。他既是一个幽默和反应灵敏的人，又保持着头脑冷静，不失去自我控制，不发脾气，没有疏忽，也不失言。他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不过，他有点自傲，稍微有点取宠。

与官僚界已经习惯的游戏规则不同，他公开地说，被解除职务的他的前任博尔久扎是一个好同志。

在国家杜马发言时，联邦安全局新局长阐述了给自己下属提出的任务：首先，获取关于威胁国家安全的预警性情报，帮助政府实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经济计划，同俄罗斯领土上外国情报机关企图窃取经济领域秘密，特别是军工综合体秘密的活动作斗争……

在讲述自己的原则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说，只靠加强惩罚机构不会给社会带来渴望已久的秩序，好在我们有一个公民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卢比扬卡的主人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

1999年8月9日，星期一，谢尔盖·斯捷帕申被解除职务，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叶利钦同时授权他行使代总理职务。

普京成为继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之后担任政府首脑的第三个联邦安全机关领导人占在被任命为代总理的三天前普京刚刚参加过父亲的葬礼，但是在担任总理的第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显得平静和自信。

在获知斯捷帕申被解职后，大家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从经济事务的观点来看，斯捷帕申担任总理似乎是少有的成功。

叶利钦撤换普里马科夫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很难称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是总统的志同道合者。斯捷帕申和普京不仅是同龄人和同乡，而且实际上是持同样观点的政治家。斯捷帕申总是非常忠实于总统。可能是他在担任总理时显得过于独立自主。孤家寡人的叶利钦认为普京是一个不会越雷池一步的人？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信任他。”

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长期间，大量精简联邦安全局总部机关，并把几个圣彼得堡人带到莫斯科任命为显要的职务，其中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成为他的继承人。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出生于1951年。197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船舶建造学院，然后立即到克格勃工作。据说，他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普京。

1992至1994年帕特鲁舍夫担任卡累利阿共和国反间谍局局长，然后到莫斯科担任联邦安全局组织和干部工作局组织和监察处处长。1998年他开始急剧晋升，普京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后，推荐帕特鲁舍夫担任普京曾经担任的总统监察总局局长职务。

但是普京本人两个月后成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就把帕特鲁舍夫调到联邦安全局当副局长并兼任经济安全局局长。普京完全和充分地信任帕特鲁舍夫。

1999年初，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成为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实际上担负领导整个联邦安全局的工作，因为普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联邦安全会议的职责。叶利钦授权普京领导政府后，普京把自己在卢比扬卡的位置留给了帕特鲁舍夫。

附录:卢比扬卡的主人们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917年12月至1922年2月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2年2月至1923年11月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1923年11月至1926年7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得维奇·缅任斯基--1926年7月至1934年5月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1934年7月至1936年9月任内务人民委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936年9月至1938年1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38年11月至1945年12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至6月26日任内务部长。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1941年2月至7月以及1943年4月至1946年3月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6年3月至5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46年5月至1951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46年3月至1953年3月以及1953年6月至1956年1月为内务部长。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51年8月至1953年3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54年3月至1928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1961年11月至1967年5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67年5月至1982年5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82年5月至12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82年12月至1988年10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88年10月至1991年8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1991年8月至11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91年日月至  12月为跨共和国安全局局长。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1992年1月任联邦安全署署长，1992年1月至1993年7月任安全部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1993年9月至12月任安全部长，1993年12月至1994年3月任联邦反间谍局局长。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1994年3月至1995年3月任联邦反间谍局局长，1995年4月至6月为联邦安全局局长。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95年7月至1996年6月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1996年7月至1998年7月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1998年7月至1999年8月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1999年8月起任联邦安全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