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干支纪日确定武王克商年与西周诸王年谱及西周月相术语的解析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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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干支纪日确定武王克商年与西周诸王年谱及西周月相术语的解析法则
Lin，Ershen (Ph.D.)
2006年8月29日-9月4日初稿
2006年9月6日-10月25日修改稿
问题的提出
自从1990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特别是工程结论报告的提出，激起了海内外学界对此课题的极大兴趣。无论结论正确性如何，这种兴趣可以算是工程的一大成就。本文的撰写也是这种兴趣的副产品之一。
工程的研究的基本支撑点是武王克商年的确定。为此，工程使用了从考古到天文各方面的资源和手段，最后提出三个选择：公元前1046年 (1046 BC)、前1044年 (1044 BC)、前1027年 (1027 BC)，并对1046 BC作出了倾向性选择。工程研究本身的成就与得失已经无法在此详尽地讨论。本文仅对最后的倾向性选择的依据所根据的方法论作一浅显的探讨。
对1046 BC的选择主要依赖对《国语》伶州鸠的天象叙述的推理。对于如何古文献的推理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其可靠性都要受到概率论的制约：如果最后结论的可靠依赖于为各个部分 (或单元) 结论的同时可靠，则结论的可靠概率为各单元可靠概率的积。随着单元数目的增加，最后结论的可靠概率以指数函数的方式下降。伶州鸠的叙述牵涉五种不同天象即5个单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每个单元推理的可靠性为90%，则结论的可靠性仅为59%，不可接受；如果每个单元推理的可靠性为95%，则结论的可靠性仅为77%，仍然不可接受；如果每个单元推理的可靠性为98%，则结论的可靠性为90%，可以接受。基于目前史前研究的水平，98%的推理可靠性是难以想象的，因而选择伶州鸠的天象叙述为出发点几乎可以说是对结论可靠性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于许多学者对伶州鸠的天象叙述本身的可靠性的质疑又是另外一回事，已经超出本讨论的范畴了。对1046 BC的选择的另一个要素是武成文献。事实上，该篇的记载可靠性是值得质疑的。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尽管工程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试图互相印证，但到了最后精确排定年谱时，还是要依赖对古籍及金文所载日期和月相的正确训释。恰恰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工程遇到了不少的麻烦。首先是殷末周初历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设闰的问题上。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而且无论当时官方历法的标准如何，古文作者所根据的历法系统都是难以确定的。本文对武王克商资料的研究便是一例 (见后)。再者是月相的解析，历来分歧很大。工程在这一方面采用了弹性较大、容错能力较强的广义解释，甚至对某些金文作了改动，以便使重要的铜器能够合历。
谈到改字问题，这种做法目前屡见不鲜。然而，必须要知道铜器在封建时代的重要象征意义，错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发生也会、而且也有能力加以纠正。除非有很明显的原因 (如干支搭配的错误)，改动金文是不可取的，特别是那些牵涉到帝王活动的重要记载尤其如此。实际上，当铜器铭文无法合历时，改动的对象不是铭文，而是对铭文的推理，或者是铜器年代，或者是帝王的年谱。
综上所述，工程的方法学和严谨性存在明显的不足。从这一角度来看，工程结论公布之后受到考古、历法、天文、军事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的质疑就不足为奇了。遗憾的是许多质疑者提出的年谱比之工程的年谱包含更大的误差，本文不拟对此类年谱作任何评论。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有必要建立一个简单、可靠和更具普遍意义的方法，对武王克商年及其它西周诸王年谱加以重新确定。本文采用的公历干支纪日法可以说是在朝这一方向作出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尝试，希望其结论将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于月相的解释，本文将从尽量严谨的狭义定义出发，经过对主要铜器的解析过程累积资料，在文末作一总结，提出西周月相术语的三条解析法则。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方法
A. 关于历史文献的真伪鉴别
历史文献对武王伐商的记载并非一致。《逸周书•世俘》记载是： “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而《周书•武成》的记载则是“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究竟武王是一月丙午旁生魄后一日丁未出发还是一月壬辰旁死魄后一日癸巳出发呢？答案应该在《尚书•泰誓》的记载中可以找到：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这一记载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相比，日干支一致，月份差一个月。类似地，《史记•齐世家》将武王克商日写成“正月甲子”而不是《逸周书•世俘》的“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史记月份不合夏、殷、周历，必有错误。但《史记》的记载却证实了《尚书•泰誓》的日干支无误。
由此可以计算出武王从镐都到孟津的行军时间要么是从丁未至戊午共12天，要么是从癸巳至戊午共26天。但后面一段路即从孟津到商都的行军时间则无疑是从戊午到癸亥，仅5-6天。从西安附近的镐都到孟津路程只比孟津到安阳附近的殷都略长。既然从孟津到安阳只用5-6天，则从镐都到孟津绝不可能要26天。从逻辑上讲，12天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而且这12天里面还包括渡河的时间 (所谓“师毕渡盟津”指渡河完成)，否则需时更短，估计7天左右。
综上所述，任何基于《周书•武成》关于武王癸巳出发的推理结果都是不可信的，《史记》对此事件的记载也是不可靠的。因此，本文采用《逸周书•世俘》的记载为准。
B. 关于推算方法的选择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面临的一大难点是殷末周初历法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设闰的问题一致挥之不去。断代工程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一问题上遇到质疑。
相比之下，公历纪年系统要简单确定得多了。虽然儒略历施行的早期也有闰日的问题，但目前国际天文学界和历史学界统一采用的公元前历法推算标准则是明确的，并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采用为其编算史前日月食表的标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干支记日系统，除了个别地区的个别例外情形，也是一直延续到史前时代。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公历纪年系统与中国传统的干支记日系统直接结合，算出西周初年的公历日干支表，再结合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网站公布的满月合朔表的信息，便可以用于史书与金文的干支、月相记载求解。
这一系统的优点是它绕过了中国阴阳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至于月份的推断则要靠外源性的资料判断，主要是使用者对古历法的知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月份的推断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构成问题。
C. 关于公元前纪年的定义
国际上有两套平行的公元前纪年系统：一是史学界通用的BC (Before Christ) 即基督前系统，一是天文学界通用的BCE (Before Common Era) 即公元前系统。后者的特点是设有0年。公元0年亦即1 BC，于是-1年(或1 BCE)等于2 BC。目前中国学者使用的“公元前”系统实际上是BC即基督前系统。为避免混淆，本文自此以降一律不使用“公元前”的字样，次要推算结果使用BC纪年，重要推算结果采用“BC/BCE”并行纪年，其中斜线表示等同的意思。例如“1044 BC/1043 BCE”表示1044 BC即1043 BCE。
武王克商年为1044 BC/1043 BCE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武王克商年最有可能落在1050 BC至1010 BC年间。因此，本文以2000年12月31日癸亥为参考点，反推至1100 BC1月1日，共1，132，262日，合18，871个甲子循环又2日。由此可知1100 BC1月1日为壬戌。再由此前推至1050 BC的元旦日为甲申，1049 BC (闰年) 的元旦日为己丑，等等。再由元旦日的干支推出每一年的完整的公历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 (表1为该表在1044-1042 BC年间的节录)。其中闰年设置经与NASA古天文资料校对无误。
对于采用的古籍记载，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逸周书》还是《史记》的记载均以狭义解释为宜。例如《逸周书•世俘》的“旁生魄”解析为月面的不对称性，初见于望后一天。“若翼日”即为“旁生魄”的后一天。假如“旁生魄”作广义解，不如直接说一月丁未旁生魄，又何必画蛇添足呢？基于同样的理由，“既死魄”的解释也应该是狭义的。再者，由于一月丙午旁生魄与二月庚申既死魄 (即越五日甲子) 在干支表上相距15天，旁生魄作望后一天月相解，既死魄作朔解最合理。
查1050-1000 BC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同时考虑到阴历岁首的约束，1044 BC为该区间内满足上述条件的唯一解。该解符合夏历，看来月份的记载有可能是被后人折算过了。
表一 (见附件一)
为明显起见，将武王克商年正月初一至二月十二日的相关干支、历史事件记载和公历、阴历记日极其推理另列于表2。
表二 (见附件二)
表2列出的主要事件序列可以概括如下：武王克商年阴历一月大，十六乙巳 (1044 BC2月19日) 望，武王在一月十八丁未 (1044 BC 2月21日即元宵后3天) 出发，一月廿九戊午 (1044 BC3月4日) 完成渡孟津，二月初五甲子 (1044 BC 3月10日) 拂晓决战，当日克商。
在此，必须指出《汲冢纪年》关于“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的记载与该结果矛盾。从770 BC上推257年，克商年当为1027 BC。然而这与上述史料推理不合。
克商年有可能为1027 BC吗? 若以1027 BC为克商年下推九年，则成王大祀年为1018 BC。这与成王大祀年为1035 BC (见后) 的独立推理结论不符。
此外，《竹书》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记载。《史记•周本纪》作“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所谓“成康之际”不包括周公执政的七年，因为当时内战，天下不宁。显然，“成康之际”应从成王大祀年算起。而昭王元年已被独立推算为996 BC (见后)。成王大祀年若为1018 BC，成王大祀年至康王末年 (996 BC) 只剩下22年。
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二百五十七年”的记载不实。从本文提出的克商年1044 BC至770 BC共274年，虚数则为275年。古人以虚数为准，所谓“越五日甲子”即其一例。看来，“二百五十七年” 很有可能为二百七十五年之误。从1044 BC克商起算，成王大祀年可以定为1035 BC，于是成王大祀年1035 BC至康王末年996 BC共40年，正合《竹书》与《史记》文。
综上所述，武王克商年确定为1044 BC/1043 BCE，日期为3月10日即夏历二月初五。
成王元年为1042 BC/1041 BCE (当年改元)，成王大祀年为1035 BC/1034 BCE，成王末年为1029 BC/1028 BCE
A. 文献分析
成王元年首先由《周书》的召诰、洛诰三两篇推出。应该指出，这两篇所述属于同一事件，即成王营洛邑。这里使用的推理方法与克商年的推理类似，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推理结论附于原文之中。
《周书•召诰》：惟二月既望 (1037 BC11月24日)，越六日乙未 (11月29日)，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1036 BC1月9日)。越三日戊申 (1月11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越三日庚戌 (1月13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1月17日)，位成。若翼日乙卯 (1月18日)，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 (1月20日)，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1月21日)，乃社于新邑……
《周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戊辰 (1036 BC9月28日)，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 (9月29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类似于世俘篇的记载，召诰篇的行文说明其月相也是作狭义解释。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1日(十六)；朏为朔后2日(初三)。
攻位可以解作确定城墙与宫殿的位置。周公郊祭之后，从1月下旬动工到9月下旬成王祭岁，历时八个月。此年为成王 (周公) 七年，即1036 BC/1035 BCE。由此上推成王 (周公) 元年为1042 BC/1041 BCE。
应该特别注意到成王即位的1042 BC与武王克商年1044 BC仅距2年。《周书•金滕》记载武王死于“既克商二年”，此年应为1042 BC。《周书•泰誓》记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而《周书•洪范》记载“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可见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即1042 BC仍在世。既然武王末年与成王元年为同一年 (1042 BC/1041 BCE)，可知成王即位当年改元。
这里应该注意到今本《竹书》“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的记载。根据小盂鼎，康王在位至少25年，则成王在位不超过15年。十八年或为六年之误 (十八年误为六年在《竹书》中已有先例)。因此，成王在1030 BC/1029 BCE1月到洛邑定鼎。
成王末年由《周书》的顾命篇推出。推理结论附于原文之中。
《周书•顾命》：成王将崩 …… 唯四月，哉生魄 (癸亥/1029 BC2月19日)，王不怿。甲子 (1029 BC2月20日)，王乃洮颒水。…… 越翼日乙丑 (1029 BC2月21日)，王崩。……
此处，月相也是作狭义解释。推理假设哉生魄为朔。
在西周诸王年表的约束下，1029 BC/1028 BCE是成王末年的唯一解。
B. 金文分析
可以支持上述推论的有保卣与何尊的铭文。
保卣：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遘于四方，迨于大祀……在二月既望。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2日 (十八)。
乙卯为1035 BC1月13日/1034 BCE1月13日。显然，此年为成王大祀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王元年。保卣的铭文也显示成王在1036 BC举行的祭岁与1035 BC举行的大祀是不同的祭典，不可混为一谈。
何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唯王五祀。
四月丙戌为1031BC3月24日/1030 BCE3月24日，可以合历。
康王元年为1028 BC/1027 BCE
由成王末年1029 BC和逾年改元的假设，可知康王元年是1028 BC。这一结论由作册大鼎、折尊、小盂鼎和令彝验证属实。这里使用的推理方法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作册大鼎：公来铸武王成王異禩鼎，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室，用作祖丁宝尊彝。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1天。月相的狭义定义在康王年间有唯一解：四月既生霸己丑为1023 BC2月23日/1022 BCE2月23日。
折尊：唯五月王在序，戊子令作册折兄(贶)望土于相侯，锡臣锡金，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
十又九祀五月戊子为1010 BC4月5日/1009 BCE4月5日。
小盂鼎：唯八月既望，辰才(在)甲申，昧丧(爽)……若翌日乙酉……唯王廿又五祀。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5日。廿又五祀八月既望甲申为1004 BC8月27日/1003 BCE8月27日；若翌日乙酉为1004 BC8月28日/1003 BCE8月28日。
令彝：唯八月辰在甲申 (997 BC9月19日/996 BCE9月19日),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受卿事寮。丁亥 (9月22日)，厂令矢告于周公宫。……唯十月月吉癸未 (11月17日), 明公朝至于成周, 出令舍三事令……。甲申 (11月18日), 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 (11月19日), 用牲于康宫。咸既, 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推理假设八月辰在甲申 (作月吉解) 和十月月吉均为朔当日。推论已附于铭文中。997 BC/996 BCE为康王年间的最佳狭义解，也是最后一解。当时康王年事已高，派周公子尹三事四方合乎逻辑，故选择此解。
昭王元年为996 BC/995 BCE，末年为977 BC/976 BCE
昭王元年由静方鼎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静方鼎：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前4日；既望在望当日。十月甲子为979 BC9月25日；八月初吉庚申为978 BC 7月18日；既望丁丑为978 BC 10月3日。
因此，昭王十八年为979 BC/978 BCE，十九年为978 BC/977 BCE，上推昭王元年为996 BC/995 BCE。
此推论符合《竹书》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记载。1035 BC减去996 BC 等于39年，虚数40年，完全相符。
此外，静彝也应是昭王世铜器。
静彝：唯四月初吉丙寅 (983 BC2月20日)，王才(在) 京。王易(锡)静刀。……唯十又三月 (983 BC11月12日)，王宅(在) 京。小臣静即事。……
推理假设初吉在朔当日。静彝铭文缺乏唯一解。本文在多重解中取最可能的解，即静方鼎年份前一个解：983 BC/982 BCE。
《竹书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 天大曀, 雉兔皆震, 丧六师于汉。”又曰：“周昭王末年, 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 王南巡不返。” 由此可见昭王在位当为二十年，元年为996 BC/995 BCE，末年为977 BC/976 BCE。
穆王元年为977 BC/976 BCE (当年改元)
穆王元年由虎簋盖和鲜簋铭文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虎簋盖：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后1日。卅年四月初吉甲戌为948 BC2月24日/943 BC3月30日。
工程以卅年为947 BC，四月初吉为初九，误；初吉当为初二新月前后。
鲜簋：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丰)京，禘于昭王。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当日或其后一日。这里假设943 BC有超闰。
卅又四祀应作三十五年解 (见后)，因为无论穆王元年为任何一年，既然三十年四月初吉为甲戌，历法上推算三十四年五月既望都不可能为戊午。最后结论是卅又四祀 (三十五年) 唯五月既望戊午为943 BC5月13日或938 BC4月17日。
由虎簋盖与鲜簋铭文推算的穆王元年一致，为977 BC或972 BC。因为昭王元年已经定为995 BC/994 BCE，末年为十九年 (《竹书纪年》)，穆王元年只能取前一个数据即977 BC/976 BCE。
既然昭王死于二十年，由昭王元年与穆王元年相差19年 (996 – 977 = 19)，可知穆王即位当年改元。卅又四祀作35年解也是因为当年改元所造成的，改元当年的祀算作先王 (昭王) 的祀，不算穆王的祀。
以上由虎簋盖与鲜簋铭文推算得出的结论由舀鼎、[录见]簋、裘卫簋和伯窺父盨的铭文验证无误。
舀鼎：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王)若曰：“留，今令妆更乃祖考司卜事……”唯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当日，既生霸为朔后13日，既望申戌为望后7日。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为977 BC5月28日/976 BCE5月28日；四月既生霸丁酉为976 BC4月15日/975 BCE4月15日。这里假设975 BC有超闰，否则舀鼎在宣王世前无解。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将舀鼎的元年解作懿王元年，则次年四月丁酉是既望，铭文无解。将舀鼎的元年解作穆王元年解决了这一问题。
[录见]簋：唯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各(格)大室……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1日。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为954 BC8月11日/953 BCE 8月11日。
裘卫簋：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大室，即位……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8日。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为951 BC2月4日/950 BCE2月4日。
伯窺父盨：唯卅又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王才(在)成周，白(伯)父乍(作)宝须(盨)，子子孙孙永用。
推理假设既死霸辛卯为朔后8日。卅又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为945 BC6月25日/944 BCE6月25日。
龚王 (恭王) 元年为922 BC/921 BCE
龚王元年由十五年趞曹鼎铭文推出：
十五年趞曹鼎：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3日。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为908 BC4月3日/907 BCE4月3日。
十五年趞曹鼎铭文在925-900 BC年间均有唯一解；由此上推龚王元年均为922 BC/921 BCE。
以上推论由蔡簋、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乖伯簋、太师虘簋、十三年□壶和休盘的铭文推理证实。
蔡簋 (尨簋)：唯元年既望丁亥，王才淢。旦，王各庙，即立。宰曶入右(蔡)，立(中)廷。……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元年既望丁亥解作元年首次既望即923 BC12月23日/922 BCE12月23日。
三年卫盉：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丰，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12日。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为920 BC2月25日/919 BCE 2月25日。
五祀卫鼎：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白……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唯王五祀。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后1日。同时假设919 BC有超闰。五祀正月初吉庚戌为919 BC12月25日/918 BCE 12月25日。
师□鼎：隹王八祀正月, 辰在丁卯。……
八祀正月丁卯为916 BC12月26日/915 BCE12月26日。
九年卫鼎：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
推理假设既死霸为朔前6日。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为914 BC1月3日/913 BCE1月3日。
乖伯簋 ：唯九年九月甲寅(914 BC8月5日/913 BCE8月5日)，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告至。二月眉敖至见，(献帛)。乙未(913 BC1月13日/912 BCE1月13日)，王命中(仲致馈)乖白(伯鼬裘)。王若曰：“乖白(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
结论已附于铭文中。九年九月甲寅为朔后2日，乙未为望当日。
太师虘簋：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唯十又二年。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10日。十又二年正月既望甲午为911 BC1月1日/910 BCE1月1日。
十三年□壶：唯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王在成周司土淲宫……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后1日。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为910 BC8月20日/909 BCE8月20日。
休盘：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宫……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12日。廿年正月既望甲戌为904 BC12月30日/903 BC12月30日。
懿王元年为899 BC/898 BCE
懿王元年已经断代工程由古本竹书推出。
《汲冢纪年书》：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工程认为天再旦指899 BC/898 BCE 4月21日发生的陕西可见日环食。NASA的日食表显示其它的选择不存在。
以上推论与师[詈犬]簋、师虎簋、弁敦的铭文推论相容。
师[詈犬]簋：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
推理假设初吉丁亥为朔前2日。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为900 BC12月22日/899 BCE12月22日。
师虎簋：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格于大室。井伯入佑师虎，即位中廷……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后3天。元年六月既望甲戌为899 BC6月7日。
弁敦：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
推理假设初吉在朔后1日。二年正月初吉为899 BC12月14日/898 BCE12月14日；丁亥为899 BC12月17日/898 BCE12月17日。
师[詈犬]簋的白龢父曾被疑为共伯和。实际上，师[詈犬]簋的白龢父与五祀卫鼎的白俗父当为同一人。由于师[詈犬]簋铭文在龚王元年无解，但在第二个最接近的元年即懿王元年有解，白龢父可能是卫君靖伯或贞伯，比武公和早近一个世纪。有趣的是如果将共和元年定为842 BC (见后)，师[詈犬]簋铭文在共和元年亦有解，即843 BC12月23日 (假设初吉丁亥为朔前1日)。但由于共和元年是否存在仍存疑，师[詈犬]簋目前以排在懿王世为宜。
孝王元年为894 BC/893 BCE
孝王元年由师旦鼎和豆闭簋的铭文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师旦鼎：唯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乍周王大姒宝尊彝……
高龄铜器的特异性是决定年谱框架的有效手段。缺乏高龄铜器使得孝王元年的确定增加了不少难度，孝王元年在所有西周各王中最后确定。师旦鼎在宣王世以前所有已知的元年中均无解，而且师旦鼎不象宣王器，故拟定为孝王器。该铭文在894-891 BC之间连续有解，其中894 BC为狭义解，在月吉朔当日，符合周人的择日传统。因而“八月丁亥”应解作八月初吉丁亥，为894 BC 7月23日/893 BCE 7月23日。
豆闭簋：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 王各(格)于师戏大室。井白入佑豆闭。……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为892 BC1月5日/891 BCE1月5日。这是豆闭簋在西周中期的唯一解，证实了师旦鼎铭文推理准确无误。
以上推论与元年师兑簋、吴彝、二年师兑簋 (三年师兑簋)、师俞簋、兴盨和七年牧簋的铭文推论相容。
元年师兑簋：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庙，即立。同中右师兑入门，立(中)廷。……
推理假设初吉甲寅为朔前4日。元年五月初吉甲寅为894 BC4月22日/893 BCE4月22日。
吴彝：唯二月初吉丁亥，王才成周大室。旦，王各庙。宰 右乍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向。……唯王二祀。
推理假设初吉丁亥为朔后9日。二月初吉丁亥为893 BC1月20日/892 BCE1月20日。
二年师兑簋：唯三(二)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各大庙。白右师兑，入门，立(中)廷。……
推理假设初吉丁亥为朔后9日。二年二月初吉丁亥为893 BC1月20日/892 BCE1月20日。
三年师兑簋在宣王三年无解。这是因为元年师兑簋与三年师兑簋的年月干支不相容。换句话说，无论孝王元年定在何年，元年师兑簋和三年师兑簋不可能同时有解。由于元年师兑簋与其它铜器铭文相容而三年师兑簋不相容，三年师兑簋铭文错误有了内源性依据。查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立刻发现三年师兑簋在893 BC1月20日 (孝王二年) 有解，故改称二年师兑簋。二年师兑簋的日期与吴彝同日，而且周王赏赐的物品极其排列顺序也几乎一样。无疑孝王在一日内有两次类似的赏赐，地点也相同，都在成周大庙。可见该铭文错误不但有内源性证据，而且有了外源性证据，改字可以成立。
师俞簋：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佑)师艅(俞)入门，立(中)廷。……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前3日。三年三月初吉甲戌为892 BC3月2日/891 BCE3月2日。
兴盨：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周师录宫，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兴，王乎史年册易……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前4日。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为891 BC1月20日/890 BCE1月20日。
七年牧簋：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师汓父宫，各大室，即立。公族入右牧，立(中)廷。……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4日。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为888 BC11月16日/887 BCE11月16日。
夷王元年为887 BC/886 BCE
夷王元年由谏簋和扬簋的铭文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谏簋：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即位。……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后5日。五年三月初吉庚寅为883BC 1月30日/882 BCE 1月30日。
扬簋：唯王九月既生霸庚寅，王在周康宫。旦，格大室，即位。……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7日。九月既生霸庚寅为883 BC7月29日/882 BCE7月29日。此簋铭文缺乏唯一解。但考虑到内史先与已见于谏簋，决定采用与谏簋年份最为接近的第一解。
以上推论与毛伯彝的铭文推论相容 (推论附于铭文中)。
毛伯彝：唯正月吉日乙又(亥) (881 BC11月24日)，毛白乍朕配平姬□宫祀彝……唯八月初吉 (881 BC6月30日)，王才(在)宗周。甲戌 (881 BC7月2日/880 BCE7月2日)，王令毛白[丙攴]虢公服……
推理假设(正月)吉日为朔当日；(八月)初吉为朔后1日。又如亥之下部，当为误析。《古本竹书记年》：“夷王衰弱, 荒服不朝, 乃命虢公率六师, 伐太原之戎, 至于俞泉, 获马千匹。” 因此，虢公在夷王世，毛白则已见于懿王世的弁敦。
剌王 (厉王) 元年为879 BC/878 BCE
剌王 (厉王) 元年由晋侯苏钟的铭文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推理结论附于原文之中。
晋侯苏钟：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 (848 BC12月20日)，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 (847 BC2月3日)，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 (845 BC1月23日)，王□往东。三月方生霸 (845 BC1月27日)，王至于□，分行。……王唯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戊寅 (845 BC4月28日)，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曶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 (845 BC5月7日)，旦，王魚阝于邑伐宫。庚寅 (845 BC5月10日)，旦，王格大室……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1日，既望为望后1日，既死霸壬寅为朔前3日，方生霸为朔后1日，初吉戊寅为朔后5日。
这是晋侯苏钟的铭文在850-830 BC区间内的唯一解。由此上推得剌王元年为879 BC/878 BCE。
以上推论与虢季子白盘、伯克尊、吴虎鼎和鬲攸比鼎铭文相容。
虢季子白盘：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
推理假设初吉丁亥为朔前2日。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为868 BC1月8日/867 BCE1月8日。
伯克尊：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
推理假设既生霸在朔后3日。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为864 BC8月23日/863 BCE8月23日。
吴虎鼎：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推理假设既生霸丙戌为朔后6日。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为862 BC10月3日/861 BCE10月3日。
鬲攸比鼎：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周康宫，辟大室。……
推理假设初吉壬辰为朔前6日。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为849 BC2月3日/848 BCE2月3日。
工程因为吴虎鼎铭文有“剌王”的字样，以吴虎鼎为宣王鼎，既生霸解为初十，并假设共和当年改元。这里有几个问题工程未能解释：(1)当年改元的假设缺乏说服力。对此问题周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表评述》一文已有详细论述(《中国文字》新二十二期，2001)；(2)既生霸作广义的月相解释没有必要；(3)周王在世时使用“溢号”早有先例可循，例如□簋铭文“唯六月既生霸，穆王在镐京，呼渔于大池”。因此，吴虎鼎定为剌王世更合适。工程据史记晋侯苏死于宣王16年记述定晋侯苏钟为剌王世钟，这是正确的。但由于剌王元年被误定为877 BC，未能解释铭文干支，于是各种各样的铭文改字方案便应运而生。本文的推理证明这种改动完全没有必要。
共和元年拟为842 BC/841 BCE
按剌王元年879 BC及剌王在位37年 (《史记》) 推出。
宣王元年为831 BC/830 BCE
宣王元年由四十二年逑鼎和四十三年逑鼎的铭文推出。推理使用相关年份的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细节不予赘述。
四十二年逑鼎: 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虞逑入门，立中廷，北向。……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1日。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为790 BC4月17日/789 BC4月17日。上推宣王元年为831 BC/830 BCE。
四十三年逑鼎：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虞逑入门，立中廷，北向。……
推理假设既生霸为朔后9日。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为789 BC5月13日/787 BCE5月13日。此结论与四十二年逑鼎的结论相容。
如果按传统的年谱即以827 BC为宣王元年，则卌又二年应为786 BC，则四十二年逑鼎铭文无解。将搜索区间扩大到791-781 BC，并考虑到周历岁首的约束，得到该区间的两解：790 BC或785 BC，上推宣王元年为831 BC或826 BC。但四十三年逑鼎仅在789 BC有广义解，在784 BC无解，故宣王元年为831 BC。更早的解是836 BC，但某些铜器需要依赖于超闰；更晚的解 (826 BC和821 BC) 均会与幽王世迭合。
上述宣王元年的结论与无专鼎、此鼎、克盨、寰鼎 (伯姬鼎) 与寰盘、大祝追鼎和膳夫山鼎相容。
无专鼎：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
推理假设既望甲戌为望后9日。九月既望甲戌为831 BC8月9日/830 BCE8月9日。无专鼎无年份，在宣王世有多解。第一解被选择是基于“王格于周庙”的记述。宣王于元年和二年均在成周大庙册赏而自三年开始改在宫内进行。
此鼎：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 王在周康宫庠宫……
推理假设既生霸乙卯为朔后9日。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为815 BC10月25日/814 BCE10月25日。
克盨：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王才周康穆宫。……
推理假设初吉庚寅为朔前10日。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为814 BC11月24日/813 BCE11月24日。
寰鼎、寰盘：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 佑 入门，立中廷，北向。……
推理假设既望为望前1日。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为804 BC4月5日/803 CBE4月5日。
大祝追鼎：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子(巳)，白大祝追作丰叔姬将彝，用祈多福。……
“辛子”属于干支搭配的错误，可改。
推理假设初吉为朔当日，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解为辛巳，800 BC7月4日/799 BCE7月4日。
膳夫山鼎：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
推理假设初吉庚戌指朔前5日。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为795 BC1月8日/794 BCE1月8日。
其它可以列入宣王世的铜器包括大小克鼎 (809 BC)、比盨 (807 BC)，但由于无干支月相，日期无法确定。
幽王元年为785 BC/784 BCE
幽王元年由颂壶与颂鼎推出。
颂壶、颂鼎：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大室，即立。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
推理假设既死霸为朔当日。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为783BC3月30日/782 BCE3月30日。
此解为唯一的狭义解，由此推出幽王元年为785 BC/784 BCE。根据该解，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合《史记》，幽王在位十五年。
《史记》关于幽王三年欲废太子以立褒姒子伯服的记载可疑，因为幽王生于宣王三十三年(《搜神记》)，按宣王在位四十三年算，幽王三年时方十三岁，不可能有太子。《竹书纪年》称幽王八年时立伯服为太子，幽王时年当十八岁。看来《史记》与《竹书纪年》又一次发生冲突。有趣的是《史记》与《竹书纪年》均未明载宣王末年的年份。《国语》有“十一年幽王乃灭”的记载。《史记》里的西周史料多来自《国语》，但对此条独不采，可知司马迁对该记述有存疑。如果幽王在位十五年，死时二十五岁，废太子一说则较为可信。
西周月相记述的解析法则
以下对本文研究牵涉到的月相的解释归纳如表3。从表中不难发现，多数的古籍记载与铜器铭文可以通过狭义的解释合历。狭义解析与广义解析 (滞后超过3日) 之比为39:24。由于狭义解析占主导地位，符合广义解析的记述可以看做是是文字省略的结果。如庚赢鼎的“四月既望己酉”可以解作“四月既望后己酉”，九年卫鼎的“正月既死霸庚辰” 可以解作“正月既死霸前庚辰”。这种广义定义完全不同于四分术；对四分术的需求只不过是错误推理的结果。严格地来说，所有的西周月相术语均作狭义的解析，自武王至幽王贯穿始终，从未改变；所改变的只是纪日的写法而已。以上是本文关于西周月相术语的第一个主要结论。
其次，表3的解释栏显示许多月相术语都是同义语：朏、方生霸、既生霸是同义语，指新月初见；既望指望的月相；旁生魄指望之后的月相；初吉、既死魄、哉生魄均指朔前后的月相。以上是本文关于西周月相术语的第二个主要结论
其它日期的表达法有多种。最古老、最经典的表达法是先记述该日期前一个月相的名称及干支，加上两个日期间的差距 (虚数)，再加上所指日期的干支。《逸周书•世俘》中“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的文字便是一例；小盂鼎的“唯八月既望，辰才(在)甲申……若翌日乙酉”是另一例。第二种类似于第一种，只是省略了月相后的干支，如《逸周书•世俘》中“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 便是。第三种便是省略法：该日期前一个月相的名称再加上所指日期的干支，如庚赢鼎的“四月既望己酉”、裘卫簋的“既生霸戊戌”之类。严格地说，象小盂鼎和师虎簋那些滞后月相3日的记载也可以算作第三种表达法。然而，这类小的偏差有可能是月相观测失误 (例如由阴雨天气造成的失测) 所致。以上是本文关于西周月相术语的第三个主要结论。
表三 (见附件三)
讨论
A. 公历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的意义
公历日干支循环及月相表是专门为中国史前年代学的研究而设计的，简单明了，使用方便。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循环，每个干支搭配成行，朔望循环成上升的斜线。通过干支与朔望的交点可以很容易一次读出数十年间的所有解。在已知年份区间的前提下，使用该表的彩色格式确定某一史前记述(如西周金文)的公历日期通常只需要一两分钟就足够了。使用该表不但可以决定在某一年谱框架中某一铜器能否求解(合历)，而且可以在缺乏正确年谱框架的条件下找出某一区间内所有的解。这对于必须建立年谱框架的研究极有帮助。本人能够在两周的业余时间完成本研究主要就受益于该表的采用，尽管表的编制需要占用一些时间。本文从武王克商年代确定到诸王年谱的确定均采用同一方法求解，从而保证了方法学上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同时也证明了该方法的广泛适用性。这是朝着建立一个简单、可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迈出的重要一步。
B. 西周年谱的问题
在剌王元年定为880 BC和宣王元年定为831 BC之后，共和纪年只剩下十一年的时间，与《史记》的记载不合。将共和纪年并入剌王或宣王年代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确定共和纪年的铜器才能确定共和元年。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的方式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虽然师[詈犬]簋可以排在共和元年842 BC，但也可以排在其它王的元年。由于师[詈犬]簋归属年代不甚确定且缺乏唯一解，师[詈犬]簋的合历尚不足以证明共和元年的存在和正确性。总而言之，共和元年拟为842 BC的结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既然共和一词的解释都还有争议，共伯和究竟何人也无从知晓，共和元年的问题只能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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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修改稿只对个别铜器作调整，更多铜器的解析将在另文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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