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世界僵尸图鉴: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朱永嘉：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今年一月二日上午刘修明与李霞芬及潘咸芳一起来看我他们讲起写作组历史组过去的一些往事。刘修明过去是复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去社科院的历史所工作，李霞芬和潘咸芳原来是复旦外文系教师。六四年由于市委布置我们撰写与苏联争论的理论文章，需要有人翻译俄文资料，便把她们调来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共同经历，谈起故人和往事大家感慨万千。大家感慨最深的是二个人，一个是王守稼，一个是陈旭麓。记得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末保外出狱的，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噩耗时陈旭麓与王守稼都去世了，陈旭麓比我稍长十岁，王守稼还年轻呢。那年他还只有四十六岁，记得陈旭麓去世的日子是在十二月一日，王守稼是在十二月七日去世的。在陈旭麓的追悼会上，还挂着王守稼去世前写的挽联，并打上黑框。接着谈起历史组另外去世的两位，一位是许道勳先生，他是专攻隋唐史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因肝硬化而去世的，一位是吴乾兑，他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末因心脏衰竭去世的，他一个人住在家里，去世时没人知道，第二天钟点工上门时，打不开门，打一一O撬开门，发现吴乾兑已死在床上，人已去世五、六小时，身上已有尸斑了。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轻，是我学生辈的，却走在我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来使我伤心落泪。在谈话中刘修明告诉我，陈旭麓举行追悼会那天，是他接余秋雨进吊唁大厅的，他在王守稼的挽联面前含泪佇立良久，挽联的内容是称陈旭麓是自己的亦师亦友。想不到的是送挽联的人也跟了陈老师一起走了。还说他们后来读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的那篇《家住龙华》迟迟摆脱不了那时的此情此景，为此我把余秋雨的那篇文章看了，自己出狱以后，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已很少有年轻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地去读已走红余秋雨的散文了，这次把这篇散文找来读了。余秋雨在去世的陈旭麓、王守稼面前写的散文确实很动情。这是一篇日记体的散文，是从要写篇有关龙华古寺的散文，想找陈旭麓的文章作破题的。他在文章中说： 

  “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屋，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住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进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悠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他是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采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那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在《小说界》发表的，后来又在《上海人一日》的征文中获得首奖。为什么余秋雨那时会那么动情呢？因为文革时，王守稼、陈旭麓都是写作组历史组的人，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康平路182号的七楼，这是一幢大楼，一共九层，对面就是181号，市委书记处的大院，所以只有与市委书记处有关的工作人员才能在那里安顿。而文艺组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五楼，余秋雨属于文艺组，所以在五楼办公，他们都是一起在余庆路市委机关食堂用餐的。他们之间每天乘电梯上下楼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大家都还年轻，都有一股追求上进的劲儿，那么许久共事的日子，人们之间怎能不产生感情呢？余秋雨这篇文章所流露的深情厚意，确实是非常真诚的。下面我想分别介绍我当年所熟识的俩位史学家，王守稼与陈旭麓。

（一）

  王守稼是六五届历史系的毕业生，六三年六四年我还在复旦历史系担任古代史的基础课，我给他们班级上过中国史学史与元明清史，那时王守稼还是一个学生干部，在校学生会担任学习部长，与他一起任学生会部长的还有金炳华与陈至立，他们之间都是好朋友。在课余王守稼常来我住处讨论问题，他毕业时的毕业论文便是讲明代倭寇的问题，我上课时便讲了倭寇的问题要换一个视角观察，倭寇中确有少量日本浪人，但倭寇的头目都是汉人，要联系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情况看，商品经济发展了，海上贸易发展了渔业发展了，明朝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样失业的游民、渔民与海商结合在一起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要多侧面的观察才能提出新意。这些是我备课时偶发性的思索，在课堂上随口讲了。他是一个有心人，一直在收集资料，毕业时，便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后来收在他文集中的《海禁与弛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及《嘉靖时期的倭患》二文便是由此而来的，我当时与他的议论是闭关与锁国的政策扼杀了沿海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与王守稼最早的接触。他毕业时，我便向系里建议留下做历史系的助教了。王守稼毕业后，去农村锻炼了一段时期，后来回学校参加运动。

  我把王守稼找到写作组的历史组来，那已是六八年末、六九年初的事了。写作组的历史组原来是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自发组成的一个写作小组，取了一个笔名叫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原先是我与朱维铮、王知常、吴瑞武四个人协作写文章，后来被市委借调去内刊写文章，金冲及成了我们的组长，金冲及随石西民去了北京国务院的文化部，我顶了金冲及的位置。后来成立了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我是大批判写作组的组长，六八年的八月间，这两个组被解散了，我到华东师大物理系去当工宣队的队员了，逍遥了一个月，又被叫回去成立红旗组稿小组，受姚文元管辖，任务是为红旗杂志在上海组织稿源，有三个人即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姚文元不在时，徐景贤分管我们的工作。这样便借助为红旗组稿的名义，开始按专业重建各个写作小组，历史组我便把吴瑞武找回来担任组长，如王守稼、董京旋、刘修明、李霞芬、潘咸芳都是这个时候找来的，我把他们放在上海图书馆，人员脱离了原单位，可以避免运动的干扰。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上图呢？因为历史组的工作离不开大量图书资料，在图书馆借书方便。那时一部分抄家书都集中在上海虎丘路原自然博物馆，那个地方是我中学时常去参观游玩的地方，我与办公厅打了招呼，经过抄家物资办公室的同意，让历史组的同志去挑一部分常用的书，我也与他们一起去挑过几次书，如果不抓紧挑书的话这些抄家书会作为纸浆被销毁了，我还曾为办公厅去徐家汇藏书楼那儿挑了十几万册图书，把荣昌路六十号的大厅塞得满满的，以后又把这些转移到办公厅后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都上了书架，编了号，还派了一个人专门管理这批图书。我们这些读书人，有一个怪癖，便是不爱财，却嗜书如命，没有书就无法过日子了。对于我讲，即便在隔离室作六壁居，在提篮桥蹲班房，只要一卷在手，我就能心猿意马了。当时上图的领导，特别是顾廷龙，对我们非常支持，那时上图的地址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的斜对面，原来是跑马厅的旧址，他们把西大楼的201室给历史组，这样王守稼他们就在上图那里安营扎寨了。到了七O年七月市委正式发文成立市委写作组，写作组便搬出康平路181号书记处的大院，搬到原支部生活编辑部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是两幢并立的小洋楼，还有一个小院子，那以后就为历史组在康平路182号找了七楼一个楼面，那里也就是成了历史组日常工作的场所了。后来我又把社科院历史所在肇庆北路的房子给历史组使用，在那里办青年工人的理论学习班，前后一共办了三期，吴瑞武后来去党校与余子道、黄美真一起负责搞党史编写组，历史组的日常工作都是王守稼在具体负责，我给他说过罗思鼎和康立这：两个笔名都属于你们历史组的了，我交班了。以后他们还取过一些新的笔名若梁凌益、戚承楼，都是他们办公用房号码的谐音，当然亦有以真名发文章的，如刘修明便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几篇文章。

  与王守稼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相关文章的写作，一是为毛主席阅读需要大字本标点注释的工作。历史组参预写作批林批孔文章的数量很多，我只能重点选择与王守稼直接相关的两篇文章作一些说明。批林批孔是毛亲自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林彪在外蒙坠机爆炸以后，如林彪这样一个在九大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怎会一下子就爆炸了，如何处理好林彪爆炸后遗留的问题，林彪分管的军队的事，要在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处理好军队内部的问题，批林批孔的起点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读《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七言律诗，同年的八月上旬姚文元通过他的秘书胡鼎君让我去兴国路招待所，他在上海的寓所观看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那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猶在，孔学名高实秕穅。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原返文王。

  胡鼎君让我看的毛泽东亲笔写的这首诗，确实是毛体字，他叫我用脑子记，不准我抄录，当时我对触发毛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完全理解，现在想来有那么三件事，一是黄永胜在一次批陈整风会议上，在一张纸片上随手写了唐人章碣的那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那样的会议上写那首诗，很明显，黄永胜是借这首诗宣泄自己对毛的不满，并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为了黄永胜那首诗，那时中央还发了文件的。另一件事是林立果的小舰队在上海起草571工程纪要时，也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孔子批判﹥一文，它是竖孔子儒学大旗的，而其最后一篇文章是﹤吕不韦批判﹥，也是批判秦始皇，那时是影射蒋介石的。而柳宗元的《封建论》那篇文章是歌颂秦始皇的郡县制，柳文当时是对着中原和华北地区的藩镇割据讲的，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长期驻留一个地区快二十年了，而且不听话，这也是毛的一块心病，故借着郭老的《十批判书》作为口子，借着这首诗流露了他的心迹，加上从林彪在毛家湾的大院中抄出林彪书写的孔子“克己复礼”的条幅，促使毛要发动这场批林批孔的思想运动。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回家休息时，在门房间的公用电话收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因为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才打到门卫的公用电话找到我，在电话中姚叮嘱我好好学习毛这首诗，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文章的重点仅仅着眼于批孔，讲儒法斗争，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上，没有在批林的问题上真正展开，只是点到而已。那时我听到毛还在讲话中提到王安石讲三不足的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我还让历史组赶了一篇题目为《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并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作为复旦大学学报的《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在九月间印出来后，我便直送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在《红旗》立即转载了王守稼写的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知道姚文元认可了，也感觉到在批林批孔的问题上没有好好展开，于是我与王守稼商量酝酿下一篇文章。

  我听姚文元在电话中讲起毛在找清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对这本书我过去有一点印象，我老师陈守实在上课时提到过这本书，讲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它的价格往往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陈守实老师还讲了在社会矛盾缓和时，王安石的评价要低一些，在社会矛盾尖锐酝酿变革时，王安石的评价便高一些。蔡上翔是在嘉庆九年（一八O四年）编撰这本年谱的，陈先生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跋﹤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文章，我找来读了，要批林得联系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大讲政变，林彪在这篇讲话中引用了《辩奸论》中“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篇文章是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的一篇伪作，借以攻击王安石的，我知道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讲过“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还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样便可以由林彪的政变经借伪《辩奸论》到王安石变法，从而把儒法斗争的历史贯穿起来了，这样我一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张杰重印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一面与王守稼商量酝酿写文章，点子是我出的，文章是王守稼执笔的，文章的正题为《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副题是——读《王荆公年谱考略》。文章改定以后便上送给姚文元，文章发表在七四年二月，红旗第二期上，文章发表以后，姚文元在七四年的二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议上，讲起这篇文章的。他说：“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他还说：“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送这篇，是否这样几点：一.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二.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三.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一些工作，有的已经翻译了。”他还说：“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从这里得到启发，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毛主席对文章的批示，政治局的同志也都看了，姚文元这番讲话我也是很晚很晚才知道，当时红旗发了这篇文章我就很高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儒法斗争历史这个问题上，对儒家和理学家的批判上，话都说得太绝，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也不够，在联系批林的问题上还是显得生硬，在那个氛围下，王守稼肯下功夫，不为名，不为利，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了，是花功夫读书了。姚文元那时所以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知道了会骄傲，说实在的，要骄傲也没有时间，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连气也喘不过来呀！写作组组织的批林批孔和讨论儒法斗争的文章，都离不开王守稼的努力，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他把身体也累垮了，那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只有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一餐免费的夜宵，一碗排骨面。平时大家都住在办公室，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睡二个晚上，星期日也在读书，有时节假日还得在办公室值班。一月二日那天，刘修明来看我，讲起当年的罗思鼎，只有疯狂的工作，没有奖金，也没有补助，既不加工资，也没有加班费，也没有提工资级别，尽管没有考核指标，也没有考勤卡，大家仍然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去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于是我翻出那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民调显示66.7%的人自认是疯狂的螺丝钉》它的副题是“33%的人认为《疯狂的螺丝钉》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就应该在奋斗拼搏中彰显价值，23.6%的人则认为‘螺丝钉’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文章的开头讲：“螺丝钉”一词源自雷锋日记，背后的含义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默默无闻。“螺丝钉精神”曾影响了一代人，后来渐渐不被人提起了。如今我们社会又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工作，可以长期熬夜，可以节假日不休息，可以放弃娱乐和亲友团聚，如果每周有八天，他仍旧工作八天，他们要求自己凡事都做得完美，他们确实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得有些疯狂——就象一颗“疯狂的螺丝钉”。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奋发图强，应该有我们当年那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这是在学雷锋的运动中诞生的，取罗思鼎这个笔名便是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我的长孙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疯狂地追求完美无缺，这也是我的一份安慰。当然那时候在同志之间不管是谁，有困难的时候还是互相体谅和尽全力帮助的，如余秋雨在七五年患肝炎时，我与王知常几次去探望在上海家中休养的他，后来他住医院，与去家乡休养也是尽量照顾他的，并没有因他病假扣他一天工资，他想休养多久就修养多久，没有催促过他来上班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其他与王守稼相关的文章我不一一去讲了，文革结束以后，王守稼在学术研究，论文写作上，发扬的仍然是这种刻苦努力向上的精神。

（二）

  与王守稼工作相关的还有一件事，便是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的工作，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始于七二年末，一直持续到七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晚年的视力因白内障的缘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镜外还要加上放大镜，为了工作他还要大量阅读古文，他借助于古文，指导批林批孔的运动，借助于古文指导当前的工作，借助于古文按排他的身后事，借助于古典的诗词抒发他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借助于六朝的赋以抒发他郁闷而又无奈的感情，从我们为他标点注释的这些古文和古典的词赋及诗文，从中可以窥见他晚年如何思考国际国内的大局及其对策，他忠诚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情愫，和他对生死问题难以言说的感慨。这个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具体都是我与姚文元来往的信件上批示给我的，然后我布置在复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去具体注释和翻译，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是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他们几乎也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刘修明把这些古文诗词结集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找到的只有八十六篇古文，可能尚有遗漏，都有下达和上送的时间，根据是我与姚文元之间来往的信扎上的批示及上送信件上所具的时间，九三年出版的时候，为了保证书能按时出版隐去了姚文元和我的名字。出版社也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举，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说刘修明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我们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情感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在标点注释大字本的组织工作上，我是全权交给王守稼去操作的，所以在这个任务中起作用最大的还是王守稼。当时谭其骧是记日记的，在谭其骧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任务进行的全过程，从日记上也可以看到谭其骧勤奋操劳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力，是一颗十十足足“疯狂的螺丝钉”，但他年龄比我们长整整一代了，那真不容易啊！他的学生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把谭先生日记中有关大字本的日记集中在一起，作为独立的一章，我把这一章全部摘录于下，便于大家了解注释的整个过程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可以看到当时状况最原始的记录：

  1972年12月25日上午，谭其骧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的王守稼从写作组打来的电话，询问《旧唐书·傅奕传》中的典故，先后两次，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得知王守稼等人正在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要阅读的古文作注释。

  据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朱永嘉说，为毛泽东作注释的任务是由姚文元下达的，每次都由姚打电话给他，通知具体篇目﹝朱注：大部分篇目是姚批注在我给他汇报工作的信件上﹞，然后他再组织注释，完成后送姚文元审定，再由姚送毛泽东。注释的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的修改。毛泽东阅后，基本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人（如江青）看。朱永嘉也曾将一些注释本送给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马天水﹝朱注：还有徐景贤、王秀珍、周纯麟﹞作参考。

  这些文件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排印，正文用四号老宋、注文用小四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线装；以后每次又加印了两册宣纸本。参预这项工作的人都称注释本为“大字本”。注释的具体组织工作叫王守稼负责。至于毛泽东选择这些文章的目的，看了注释后的反应，有的当时向注释人员作过传达，多数并没有具体说明，谭其骧等只是奉命注释而已。

  1973年1月2日上午11时，朱永嘉来到复旦大学200号楼上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向谭其骧等人布置了注释任务，要求谭其骧为全部注释把关。由于时间紧迫，其他人的注释稿还没有出来，所以谭其骧自己也开始注释，他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3日起，注释成为谭其骧的主要工作，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完成了﹤吕蒙传﹥。8日夜间他家中煤气泄漏，9日起床后谭其骧感到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9点就又去学校作注释了。

  13日，朱永嘉将谭其骧找到复旦大学党委，又就注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谈了半个多小时，总之是要他负责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作的注释把关，尽全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当时需要注释的文章主要是历史类的，但以后增加了一些诗词赋，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注释，朱永嘉和写作组一般没有交给谭其骧“把关”，只有在修改﹤江梅引﹥的注释时听取了他的意见。当晚谭其骧开始看邹逸麟、王文楚（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所作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释。

  14日是星期天，他晚上又改至近1时，至16日下午3时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恒伊传﹥，由于白天都要开会，每天又工作至深夜，至21日（星期天）上午改毕。此时，﹤吕蒙传﹥和﹤明史·朱升传﹥的校样已经送到，经他改正后12时1刻送走。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中一段关于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愤学习的记载“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为毛泽东用以勉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时所引用，也成为全国军民学习的重要内容。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使毛泽东受到启发，他向全国发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无疑受到﹤朱升传﹥的影响。

  谭其骧在22日下午校﹤夏侯渊传﹥校样，晚上开始审校﹤晋书·谢玄传﹥的注释，到25日上午还没有全部改完，但市委写作组已来催索，只能将稿子先送印刷厂排印，到时在校样上再改。26日下午3点，他到研究室看﹤晋书·恒伊传﹥的清样。晚上他在﹤晋书·谢安传﹥注释的排样上校改到1点，第二天上午接着改，到下午3点，在16页中改完了8页，交写作组取走。28日（星期天）一早，写作组送来了﹤谢安传﹥注释，要他全部看完，当晚他看到1点，第二天看到半夜12点3刻，30日上午将注释改完。31日下午起改﹤晋书·刘牢之传﹥，直到晚上2时，2月1日上午9时将最后改定的﹤谢玄传﹥送到学校，正好接到王守稼来电，下午4时一定要将﹤刘牢之传﹥送去，可不必细看。不久又得到通知，4时是将稿子送到写作组的时间，谭其骧午饭后顾不得休息，将﹤刘牢之传﹥注释大致看完，2时半交邹逸麟和王文楚送往写作组。

  3月5日上午，朱永嘉又交给历史地理研究室三篇注释任务。为此研究室在晚上开会作了研究，并传达了朱永嘉带来的讯息：毛泽东在上次注释稿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濉溪”的“溪”错成了“漢”。不过经查对原稿，此字是中华厂排错的，但负责校对的人没有校出。大家听后既惊又喜，惊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要是在关键地方出错如何得了？喜的这些注释果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阅读的，并且看得那么仔细。﹝朱注：张春桥、姚文元在二月来上海时，在兴国招待所给朱永嘉看了毛在﹤谢安传﹥、﹤谢玄传﹥、﹤恒伊传﹥、﹤刘牢之传﹥的合订本上，亲笔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那个错字也是毛亲笔改在那个本子上的。毛授意下，把这四篇传合订在一起，要政治局同志阅读，是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局的一些设想，东晋有谢安那样的丞相，才能稳定大局，有谢玄那样的将军才能在肥水之战打败强敌，有恒尹那样的人，才能维护内部的团结，而刘牢之则是一个反面教员，是一个倒戈将军，所以结果不好。东晋得以偏安不是偶然的。﹞

  会后回家，谭其骧就查阅郭沫若对屈原﹤天问﹥的注释，作审改注释的准备，以后几天又夜以继日，至11日（星期天）半夜12点3刻将﹤天问﹥、柳宗元﹤天对﹥的注释稿改定。12日起改﹤三国志·魏书·张郃传﹥注释，至16日结束。当天开始看﹤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释，至24日半夜1时20分完成。当天下午，谭其骧在医务室量出的血压是100/160，医生要他半修一周。但他没有时间休息，27日起注释﹤旧唐书·李愬传﹥，至4月5日完成。6日又花了一整天时间对这三篇稿子作了校对。﹝朱注：这三篇传都是军人的传，张辽、张郃这二篇传都讲了这二人历史复杂，后来投奔曹操，曹操又如何重用他们，李愬是夜袭蔡州叛将吴元济的将领，他能宽以待人，蔡州平定以后，吴元济手下的人，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举扭转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出现唐宪宗时中兴的局面，毛用这几篇传教育我们要善待曾经追随林彪系统的将领，才能得人心，稳定大局，其用意颇深。﹞

  6月24日虽然是星期天，谭其骧却与平时一样去研究室工作，因为新的注释任务下达——注﹤史记·汲黯郑当时列传﹥。他参加注释至30日，此后转入其他工作。﹝朱注：这篇传是毛批给总理看的，汲黯为官好清静，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郑当时为官好举贤，史言其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缓。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则称：“夫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罗雀。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暑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总理读后回信毛，自叹弗如，这实际上是为十大班子准备条件，提拔了一批新干部，解放了一批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

  7月27日上午10时，朱永嘉来研究室，布置注释﹤旧五代史·李袭吉传﹥。29日中文系教师胡裕树交来﹤李袭吉传﹥注释初稿，谭其骧立即投入工作，直到晚上12点20分。30日他从早上注至半夜1点1刻，到31日下午4点完成，送至陈守实（历史系教授）处，估计陈守实又作了加工。8月4日清早，胡绳武（历史系教师）来通知，要大家8点去中华印刷厂校对﹤李袭吉传﹥，谭其骧、陈守实、胡裕树乘学校的吉普车先到康平路141号市委写作组，再由写作组派车送至印刷厂，王守稼一同参加校对，至下午3点校毕回校。﹝朱注：这一篇文章是批给姚文元读的，李袭吉是五代时李克用的秘书官，受到时人称赞，这是毛给姚文元定位，勉励姚做好笔杆子。读此文可以参读韩愈的﹤毛颖传﹥﹞

  8月5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朱永嘉找到历史系，要谭其骧立即着手注释柳宗元﹤封建论﹥。为了抓紧时间，谭其骧、胡裕树与中文系的顾易生集中在复旦大学4号楼注释，连续两天日夜突击，至7日下午4时完成。9日上午8时半，谭其骧、胡裕树、顾易生乘吉普车往中华印刷厂，由董进泉（历史系教授，当时借调在写作组）及历史研究所一位借调在写作组的人员陪同，校对﹤封建论﹥注释稿，至下午2时半校毕。

  ﹤封建论﹥的注释之所以要得如此急，是因为毛泽东在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穅。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朱注：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对着当时黄淮地区诸藩镇的割据势力，他是主张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毛标点此文亦有所指，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八大军区司令调防的思路。建国时，毛不赞成联邦制亦出于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有自己的国情。﹞

  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记﹥的注释稿送到，谭其骧改至次日凌晨2时。第二天整天在赶，至后半夜2时半结束，13日早上姜义华（历史系教师）来家取走稿子。谭其骧累极，上午补睡觉，但到下午3时又开始校改章太炎﹤秦献记﹥，也是到次日凌晨2时。休息了几个小时，谭其骧又起来工作，上午10时将一部分已完成的稿子送到学校。回家后再干，到下午1点多实在支撑不住，才上床睡了一会。5点多周维衍（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邹逸麟来拿走一部分稿子。6点完稿，晚饭后又修改，7时20分由周维衍取走。第二天（15日）上午9时去中华印刷厂校对﹤秦政记﹥、﹤秦献记﹥两篇。下午等了很久排印稿还没有出来，朱永嘉赶到工厂，召集工人讲话，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工人务必尽快完成。﹝朱注：﹤秦政记﹥、﹤秦献记﹥这二篇文章都是章太炎肯定秦始皇的，毛借此以批判林彪他们诅咒他是暴君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也确实不容人们抹煞﹤炎黄春秋﹥至今仍借孟姜女哭长城来骂毛，实在不该，而且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啊！﹞

  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正来上海作“评法批儒”报告，﹝朱注：那次报告会是在复旦大学礼堂举行是我主持的，全市文教系统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听报告了。﹞由于杨荣国的特殊地位，上海市革会十分重视对他的接待。当问杨荣国想会见什么人时，杨提出要见谭其骧，朱永嘉立即作了安排，预约的时间就是这天下午。所以朱永嘉讲完后，就找谭其骧去和平饭店与杨荣国会面。5时谭其骧又回到工厂，校到七时半才结束。这是注释中最紧张的一次。

  8月18日下午，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选的注释稿送来让谭其骧校改，当晚他改﹤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一文至半夜1时，第二天工作至凌晨2点半，第三天10时交出一部分。下午从2时赶到晚上8时半，由邹逸麟、周维衍分三批拿走。

  8月30日校改的是韩愈﹤石鼓歌﹥注释，31日校阅的是杨宽（历史系教授）所作﹤石鼓文﹥注释。由于﹤石鼓歌﹥涉及先秦的石鼓文，而杨宽是先秦史专家，所以专门请杨宽注出初稿。

  1974年4月2日，谭其骧因下午去历史研究所工农知识青年的学习班讲课，上午顺道去了康平路写作组，请他们代买去北京的飞机票。见到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时借调在写作组）、王守稼、董进泉等后，他们谈及正在作﹤天问﹥、﹤天对﹥注释，要谭其骧帮助看一下稿子。谭其骧因4月4日就要去北京，只答应大致看一下。3日晚上，谭其骧将稿子看毕，第二天清晨动身去北京前让家人交给胡裕树。

  8月11日，谭其骧审阅邹逸麟注释的﹤天论﹥。但当时正值﹤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的商周图急需定稿，不久又得参加市里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所以他直到26日才又看了一次﹤天论﹥注释稿。由中文系王运熙等注释的牛孺僧的文章，谭其骧也仅在10月10日上午参加了一次讨论。

  11月中旬起，谭其骧陆续参加了香港路和市总工会举行的“法家著作”注释审稿，如19日、22日讨论李斯﹤谏逐客书﹥、﹤韩非子·解蔽﹥，28日上午审﹤商君子·强国﹥，12月3日在家审﹤韩非子·五蠹﹥，4日改﹤荀子·王制﹥，5日至8日改﹤王霸﹥和王夫子﹤论治河﹥。这些注释稿显然并不是“大字本”的范围，但同样属政治任务，他自然不敢怠慢。

  11月23日上午，谭其骧又应召赴康平路，与陈旭麓等商议注释﹤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中文由陈旭麓招待在食堂吃饭，至下午4时结束。24日（星期天）早上历史系教师许道勋就将注释稿送来了，谭其骧在上午看完2张，下午、晚上继续看，但不断有人来催促，至半夜2点看完30多张。25日早上起身后，他又看了2张。因工作时间过长，眼睛发痛，就去研究室处理一些杂务，下午3点起继续审改，7时写作组工宣队员王某取走一批，谭其骧继续工作到凌晨3点。26日上午完成5张，下午完成五六张，傍晚取走一批；晚上完成8张，至12时半结束。28日下午，谭其骧去康平路看<黄琼传>、<李固传>的校样，接着又与邹逸麟、王文楚、王守稼、董进泉一起去中华印刷厂校对。到晚上6时半，工作大体完成，他与王文楚先回家。邹逸麟的家离厂很近，他与王守稼一直等到正式付印。

  这次的注释要的如此紧急，是因为毛泽东要将这两篇文章批给江青看，﹝朱注：要江青不要忘乎所以。﹞<黄琼传>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和<李固传>中“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话都被毛泽东引用。不久毛泽东的批示层层下传，这几句话也成为广大干部必须弄懂的内容。

  12月10日，写作组送来了<谢安传>等注释，晚上谭其骧初步翻阅了一下。11日上午，他去康平路，王守稼告诉他<谢安传>四篇的注释要重新整理修改，以便出版。下午谭其骧就开始校改，夜里搞至2点。第二天又干了一天，到凌晨2点半改定<谢安传>。但他发现其他人做的<谢玄传>、<恒伊传>和<刘牢之传>注释仅仅是转录一下，与要求相差甚远。﹝朱注：毛要求重印这四篇传，是在生活会议批评总理之后，是希望中央能团结，特别安慰总理能安心工作，在<恒伊传>有这样一段话：“（王）国宝馋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嫌隙遂成。帝召伊饮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舞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但自足以韻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去：‘御府人于臣必不自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妇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府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那是告诉总理，你我之间都有难处，为了国家的利益互相体谅罢。关于毛与总理之间的关系，王守稼是清楚的，那有什么借着批林批孔批总理的影射史学之事，这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辞，王在逼供的情况下背上了自诬之辞，背上了思想包袱，后来我受审判时，亦未再提及影射周公之事，可见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但在写作组清查时，哪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上床后，他又翻阅了所附的<肥水之战>一文，觉得错误很多。13日上午，他打电话告诉王守稼，王要他修改。晚上谭其骧开始修改此文，发现无从入手，他只好将意见一一写出，忙到12点半。14日上午李霞芬来将意见拿走，谭其骧请王守稼决定要不要改。15日傍晚，谭其骧去朱永嘉处，朱仍然要他修改<肥水之战>，并要他另写一篇。17日上午，周维衍来谭其骧家，告诉他王守稼打来电话，提了写作组方面的三个方案；修改<肥水之战>；写一封信指出其中的错误，另外写一篇；让他决定怎么办。谭其骧选择了修改，18日白天和晚上，他都在改文章，至半夜1时才改毕，第二天又花一天时间抄清。﹝朱注：当时写﹤肥水之战﹥一文的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才能取得胜利。谭先生对是文的意见，我们作为来信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七五年第二期上，署名谭明。承认原文史料引用上的错误。﹞

  12月27日起，谭其骧参加上海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学习，但29日回家时见有周维衍留下的李斯<谏逐客书>，要他修改，当晚他改到12点，第二天一早继续，至10点结束。1975年1月3日至4日上午，谭其骧在离家出席四届人大前修改了晁错<论贵粟疏>的注释。

  1975年5月5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7月8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

  8月中旬，又有<晋书>中的几篇传记要求作注释，其中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注过的，要求修改后重新排印。谭其骧负责的是<刘牢之传>﹝朱注：刘牢之传实际上是批评陈伯达的，指责他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反来复去，该传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又反司马朗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缢而死。”﹞和<王弥传>，前者是修改，自8月11日至13日；后者是新注，自13日晚至17日半夜1时完成。

  22日下午，谭其骧去写作组听取关于注释工作的批示。这是毛泽东与江青对庾信<枯树赋>注释所作的批示：1975年5月，毛泽东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了四条意见，后来又提了三条意见，被整理出一份题为<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的文件。江青将<枯树赋>等几篇赋的注文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小组讨论后，两校（梁效）注释组写了一份《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的材料。江青将兩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不久毛泽东作了批示：“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转引自<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朱注：关于<枯树赋>注释的问题，我另有他文说明，毛对<枯树赋>的注释自有其独特的解释，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我就<枯树赋>注释的问题向毛和中央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并没有因此责怪具体注释此篇的章培恒、顾易生他们，但我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谭其骧虽然没有参加这些赋的注释，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以也被要求听取了传达。﹞批示传达结束时，王守稼要求他继续注释<苏峻传>和<孙恩传>。

  由于又有了批判<水浒传>的运动，他不得不先看了张政烺、余嘉锡的<宋江考>，并参加了25日下午新华社来校召开的座谈会，到26日晚上才开始<苏峻传>的注释。27日、28日搞了两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的青藏幅又等着他定稿。9月1日他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3日去河北承德参加北方文物考古座谈会。他赶忙抄清了地图稿中的问题，晚上整理行李时，却没有找到原来用过的讲话稿和边疆各区的讲义稿。3日一早他赶到研究室，还是找不到讲稿，只能匆匆登车去机场，到北京后他才发现离家时连皮带也没有系上。

  9月27日谭其骧返回上海，修改清朝地图新疆幅、改正唐时期地图东北幅，研究黄河源资料等事又迫在眉睫。10月8日下午王守稼来找他，提醒他还有注释未了。13日王守稼和董进泉又来催他作注释，他只能腾出手来，从14日开始注释<苏峻传>。当天接到通知，15日上午去康平路写作组看批示。19日半夜注完<苏峻传>，但第二天用吴士鉴的<晋书斠注>覆查，又改了一天，到21日上午交出。11月12日，<苏峻传>的清样送来，由他改定。

  但剩下的<孙恩传>，谭其骧只在12月2日、3日作了注释，以后再无下文，王守稼也没有再催。究竟是什么原因，因王守稼已于1988年12月病逝，无从询问。据其他当事人回忆，1975年后不再有注释任务，看来毛泽东已没有看大字本的需要了。﹝朱注：<苏峻传>与<孙恩传>这二篇大字本，我都没有上送，我的直觉只感到它的内容复杂，可能会得罪不知什么人，苏峻是东晋的叛逆之臣，而孙恩则是东晋后期农民起义的领袖，毛要看这二篇传可能是考虑到威胁政权的二个方面，想从中吸取教训，如何处理今后可能发生的这二方面的问题，在七五年那个环境下，又是非常犯忌的事，我就把它拖了下来，毛那儿不催，我就拖着不主动送。那个时候为人亦难啊！﹞

  从谭其骧当时的日记中摘录出与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谭老师是那么辛勤而不辞劳苦，几乎经常熬夜到二、三点，那么急急匆匆地赶任务，当时谭还负责着中国历史地图绘制的工作，这也是毛通过吴晗下达的任务，我从五六年起就断断续续的参预了这件事，在文革中，只要我力所能及，也尽力维护着这项任务能够正常地进行下去，那时复旦大学军宣队的负责人方耀华也深知这项任务的社会历史意义，也派出了专职的军宣队员王耀宗来工作，任务是保障工作的正常秩序，尽管在文革运动中，有各种干扰，谭其骧的工作和尊严还是尽我力所能及地保障他的。有时他也埋怨我把任务逼得太紧了，我也有内疚的地方，他与陈守实毕竟是我的老师辈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能那么急迫地给他们压任务呢？但毛在那么高龄，大病以后，眼力极度不好的情况下，为了操劳国事，从注释大字本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是那么争分夺秒地苦苦地为身前身后事操劳，我又怎么能有丝毫怠慢呢？王守稼也是这样，他拖弱疲劳的病体奔波于复旦与写作组之间，这些篇目他也大都校释过一遍。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方耀华在复旦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军宣队是王维国的空四军派出来的，所以方也受到了牵连，其实方耀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理由冲击他，但我没有分管运动方面的事，所以说不上话，后来空四军派在复旦的军宣队全部撤出，我还是把王耀宗给留下来了，理由是他熟悉情况，再换人对工作不利，因为这里的任务都是为毛那儿的需要服务的，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界线，超越这个界线的话，别人不会听，而且会被别人揪辫子。再说这谭其骧日记记录的内容都偏重于史传方面的文章，诸子的散文，如商鞅、韩非等人的注释工作，都是杨宽在那儿做的，近代史里有关章太炎的许多论文，都是陈旭麓、姜义华他们在做的，在词赋方面的注释工作是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他们在做，他们也都是我的师友啊！毛特别喜欢宋词，我们注释上送的宋词也仅仅是一部分，毛提到的宋词有一百多首，而且让蔡瑶铣她们去北京演唱，毛听她们的演唱来代替阅读，因为他的视力已不允许他阅读了，如七五年五月三日

庾信《枯树赋》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 

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 

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 

根抵盘魄，山崖表里。 

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 

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 

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 

声含嶰谷，曲抱《云门》； 

将雏集凤，比翼巢鸳。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 

熊彪顾盼，鱼龙起伏； 

节竖山连，文横水蹙。 

匠石惊视，公输眩目。 

雕镌始就，剞劂仍加； 

平鳞铲甲，落角摧牙； 

重重碎锦，片片真花； 

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搓枿千年。 

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 

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 

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 

东海有白木之庙， 

西河有枯桑之社， 

北陆以杨叶为关， 

南陵以梅根作冶。 

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 

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 

拔本垂泪，伤根沥血。 

火入空心，膏流断节。 

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干寻瓦裂。 

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 

未能采葛，还成食薇； 

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乃歌曰： 

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枪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题解】 



作者借《续晋阳秋》和《世说新语》所记两则晋人殷仲文、桓温对树兴叹故事，演绎敷衍，借阐说树的荣枯，抒写自己的乡关之思。 

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其实庾信入北以前，他的文名已经震动大江南北，不可能出现文中所说的被轻视的情况。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只能当小说家言来看。但这也反映出北朝至隋唐的文士视《枯树赋》为庾信代表作的看法。而《枯树赋》在写树之荣枯时，奢丽宏衍，恣肆夸炫，且极力征事用典，以显文思富赡，也使此赋在情感充沛、气骨清健的风格中，带有齐梁文学的华丽面貌，是庾信文风集南北大成的体现。这篇赋写作时期不能确定，或根据上引《朝野佥载》，以为成于庾信羁滞北方的初期。但从本文看，其情调之沉痛与绝望情绪，更接近其晚年颓唐的心态。 



【注释】 



1. 殷仲文：东晋人，曾任骠骑将军、咨议参军、征虏长史等职，才貌双全，颇有名望。2. 世异时移：桓玄（殷仲文内弟）称帝，以仲文为咨议参军、侍中，领左卫将军。后桓玄为刘裕所败，晋安帝复位，仲文上表请罪。此句即指此。3. 东阳：郡名，在今浙江金华一带。4. 庭：院子。5. 婆娑（音梭suo）：联绵词，枝叶纷披貌。《晋书·桓玄传》：“仲文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府中有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6. 贞：坚。晋黄义仲《十三州记》载，甘肃敦煌有白鹿塞，多古松，白鹿栖息于下。7. 青牛文梓：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引《录异传》载，春秋时“秦文公伐雍州南山大梓木，有青牛出走丰水矣。”8. 根柢：草木的根。盘魄：又作“盘薄”、“盘礴”，通“磅礴”，根深牢固。9. 山崖表里：枝叶覆盖山崖之表里。上句言根柢之牢固，下句说占地之广大。10. 桂：桂树。销亡：消亡。语出汉武帝《悼李夫人赋》：“秋气潜以凄目兮，桂枝落而销亡。”11. 半死：半死不活。语出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12. 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今山西、河南一带。徙：迁。徙植：移植。13. 畹：音晚wan，有说十二亩为畹，有说三十亩为畹。此言大面积的移植。14. 建始：洛阳宫殿名。15. 落实：果实熟落。睢（音虽sui）阳：在今河南商丘，汉为梁国，有梁孝王所建梁园。16. 声：指树木在风雨中发出的声音。嶰（音懈xie）谷：指黄帝时的音乐。相传黄帝曾命乐官在昆仑山北的嶰谷取竹制作乐器。17. 曲：指树声中含有古代乐曲。抱：怀，有。《云门》；黄帝时的舞乐。18. 将：带领。雏：幼鸟。集：群鸟停落在树上。此句言凤凰携幼鸟停落在树上。19. 巢：作动词用，筑巢。鸳鸯在树上筑巢双飞。20. 临：面对。风亭：指风。唳：音厉li，鹤鸣。此句说鹤常立树上对风鸣叫。21. 月峡：指月。此句说猿猴常立树上对月长鸣。22. 拳曲：弯曲。拥肿：同“臃肿”。23. 盘坳：盘旋于山坳之中。反复：指缠绕交错。24. 彪：虎。此与下句是形容树木的曲肿盘绕之状。25. 节：树木枝干交接处。此句是说树节竖立之多，有如山山相连。《易·说卦》：“艮为山……其于木也，为坚多节。”26. 文：花纹。水蹙：水面出现波纹。蹙：音促cu，皱。此句是说树木的花纹横生，有如水面波纹。27. 匠石：古代有名的木匠，名石，字伯说。28. 公输：公输般，即鲁班。眩目：眼花缭乱。29. 雕镌（音娟juan）：雕刻。就：成。30. 剞劂：音基觉ji’jue，雕刻用的刀子。31. 鳞、甲：指树皮。32. 角、牙：指树干上的疤痕、节杈。落、摧：指砍掉、铲去。33. 重重：层层。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此与下三句，均言能工巧匠在木头上雕刻的生动图案。34. 纷披：散乱。35. 松子：即赤松子。古度：即桹木。平仲：疑是银杏树。君迁：也称君迁子。以上四树均生南国。36. 梢：树枝的末端。森梢：指枝叶繁盛茂密。37. 槎：音茶cha，斜砍树木。枿：音聂nie，树木砍后重生的枝条。此句是说这些新芽也会生长千年。38. 大夫受职：受封大夫之职。秦始皇到泰山封禅时，风雨骤至，避于松树下，乃封其树为“五大夫”。后便以“五大夫”为松的别名。39. 将军坐焉：东汉将领冯异佐刘秀兴汉有功。诸将并坐立功，他常独坐树下，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上句说秦松，此句说汉树。40. 撼顿：摇倒。41. 东海：东部临海的地方。白木：指白皮松。白木之庙：相传为黄帝葬女处的天仙宫，在今河南密县。其地栽种白皮松，故称。42. 西河：西方黄河上游地区。社：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张助在干枯的空桑中种李，有患目疾者在树荫下休息，其目自愈，于是在此处设庙祭祀。43. 北陆：泛指北方地区。陆，高平地区。以杨叶为关：以“杨叶”为关卡之名。44. 南陵：南方丘陵地区。一说指安徽南陵县。梅根作冶：据说当地以梅树根作冶炼金属时用的燃料，日久习称其地为“梅根冶”。45. 小山：西汉淮南王刘安。丛桂留人：淮南小山《招隐士》有“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46. 扶风：郡名。在今陕西泾阳县。长松：高松。晋刘琨《扶风歌》：“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47. 岂独：难道只有。临：看。细柳：细柳城。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军处。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48. 落：停息。桃林：桃林寨。在今河南灵宝以西、潼关以东地区。《尚书·武成》：周武王灭商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此二句承前四句东有白水、西有桑树、北有杨柳、南有梅树而来，大意说，以树木命名的地方，又岂止是史书上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49. 若乃：至于。50. 飘零：飘泊，流落。51. 拔本：与下句之“伤根”，指拔掉树根，损伤树根。垂泪：与下句之“沥血”均指大树因受到损伤而痛哭流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曹操命花匠移植梨树，“掘之，根伤尽出血。”52. 入：放入。此句说把干空心的树木投入火中。53. 膏：指树脂。此句说树脂常从断节处流出。54. 横：横放。攲：音奇qi，倾斜。55. 顿：倒下。56. 文：树木花纹。围：两臂合抱的圆周长。百围：形容树干粗大。冰碎：像冰一样被敲碎。57. 理：纹理。寻：长八尺为一寻。千寻：形容树木高大。瓦裂：像瓦一样被击裂。58. 瘿（音婴ying）、瘤：树木枝干上隆起似肿瘤的部分。59. 藏：指在树上的虫子。穿：咬穿。抱：环绕。指整天环绕树木飞行的飞鸟。穴：作动词用，作窝。60. 木魅：树妖。睗（音是shi）睒（音陕shan）：目光闪烁的样子。亦作“睒睗”。61. 山精：山妖。妖孽：危害，扰乱。62. 况复：何况。风云：喻局势。感：感奋，振奋。意谓国家再无复兴之望。语出《后汉书·二十八将论》：“中兴二十八将，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63. 羁旅：客居。64. 采葛：完成使命。《诗经·王风·采葛》本是男女的爱情诗，汉郑玄解作“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庾信是出使北朝时被迫留下的，他以此典喻自己未能完成使命。65. 食薇：薇是野豌豆。相传商臣伯夷、叔齐在武王伐纣灭商后，隐居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后知薇亦周之草木，不再采食，饿死山中。以上借古人故事说自身的思想与经历。66. 沉沦：沦落。穷：阻塞不通。穷巷：为平民百姓住处。67. 芜：丛生杂草。没：埋没，遮掩。荆扉：柴门。68. 摇落：喻衰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69. 弥：更加。嗟：叹息。70.《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撰。71. “木叶落，长年悲”句：引自《淮南子·说山训》，原文为“桑叶落而长年悲也”。72. 斯：此。73. 乃：于是。74. 建章：西汉宫殿名，汉武帝时修建。三月火：指东汉建武二年时被焚。语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75. 槎：音茶cha，木筏。晋张华《博物志》：“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期。”此句是说，建章宫被焚烧时，灰烬在万里黄河中漂流，有如浮槎。76. 金谷：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晋石崇所筑。园中有清泉，遍植竹柏，树木十分繁茂。77. 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晋潘岳任河阳令时，全县到处都种桃树。这二句是说，黄河里漂流的灰烬，都是昔日的绿树红花。78. 桓大司马：指东晋桓温，简文帝时任大司马。79. 依依：繁盛貌，又指杨柳随风飘扬，似有眷恋之意。汉南：汉水之南。80. 凄怆（音创 chuang）：凄惨，悲伤。江潭：江水深处。此指江汉一带。81. 堪：忍受。《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按，又见《世说新语·言语》篇。 



【今译】 



殷仲文气度风流，学识渊博，名声传遍海内。因为世道变异，时代更替，他不得不离开京城改作东阳太守。因此常精神恍惚忧愁不乐，望着院子里的槐树叹息说：“这棵树曾婆娑多姿，现在却没有一点生机了！” 

至于白鹿塞耐寒的松树，藏有树精青牛的文梓，根系庞大，遍布山崖内外。桂树为什么而枯死？梧桐又为什么半生半死？过去从河东、河南、河内这些地方移植，从广大遥远的田地迁徙。虽然花开在建始殿前，在睢阳园中结果。树声中含有嶰谷竹声的情韵，声调合于黄帝“云门”乐曲的律吕之音。带领幼雏的凤凰曾来聚集，比翼双飞的鸳鸯常来巢居。内心深处像陆机那样，渴望在故乡临风的亭上一听鹤鸣，现在却只能飘落异地对着明月峡听猿声长啸。 

有的树枝卷曲如拳，根部磊块隆起肥大，曲里拐弯，形状有的像熊虎回头顾盼，有的像鱼龙起伏游戏，隆起的树节像群山相连，木纹横看像水池里泛起的波纹。灵巧的木匠惊奇地观看，有名的鲁班也惊讶得目瞪口呆。粗坯雕刻刚就绪，再用曲刀、圆凿精雕细刻：削出鱼、龙密鳞，铲出龟、鳖硬甲，刮出麒麟尖角，挫出虎、豹利牙；层层像彩纹密布的织丝，片片有如真实的花朵。而被砍削的树林，却草木纷披，笼罩在烟霭云霞中，狼籍散乱。 

至于松梓、古度、平仲、君迁这些树木，也曾茂盛劲健，覆盖百亩，斜砍后继续发芽抽枝，千年不死。秦时有泰山松被封五大夫职衔，汉代有将军独坐大树之下。它们现在也无不埋没于青苔，覆盖上寄生菌类，无不被飞鸟剥啄蛀虫蠹穿；有的在霜露中枝叶低垂，有的在风雨中摇撼颠踬。东方大海边有白松庙，西方河源处有枯桑社，北方有用“杨叶”命名的城关，南方有用“梅根”称呼的冶炼场。淮南小山曾有咏桂的辞赋留于后人，晋代刘琨写下“系马长松”的佳句。又何止是见于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呢？ 

至于山河险阻，道路隔绝，飘零异地，离别故乡。树被拔出根茎泪水垂落，损伤本根就滴沥鲜血。火烧入朽树的空处，树脂流淌，枝节断裂。横亘在山洞口的斜卧躯干，偃仰在山腰上的躯干中段折曲。纹理斜曲干粗百围者也如坚冰破碎，纹理正直高达千寻的也如屋瓦破裂。背负树瘿如长着赘瘤，被蛀穿的树心成了鸟的巢穴。树怪木精睒眼灼灼，山鬼妖孽暗中出没。 

况且我遭遇国家衰亡，羁居异邦不归。不能吟咏思人深切的“采葛”诗篇，又怎能如伯夷、叔齐的食薇不辱？沉沦在穷街陋巷之中，埋没在荆木院门之内，既伤心树木凋零，更叹息人生易老。《淮南子》说：“树叶飘落，老人生悲。”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于是有歌辞说：“建章宫三月大火之后，残骸如筏在黄河上漂流万里。那些灰烬，不是金谷园的树木，就是河阳县的花果。”大司马桓温听后感叹道：“过去在汉水之南种下的柳树，曾经枝条飘拂依依相惜；今天却看到它枝叶摇落凋零，江边一片凄清伤神的景象。树尚且如此，又何况人呢？” 



【述评】 



《枯树赋》借东晋名士殷仲文起兴，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沈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至如”一段，吃紧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 

后皇嘉树如此，恶木又当如何？《庄子》曾两次以恶木为寓言，宣明其无用无为的哲学。据说那些长在路边的树，就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篇）惠施攻击庄子也是比之以大木：“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同“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树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逍遥游》篇）庄子的哲学这里姑且抛开不论，庾信笔下，连这样无用的树木也不能自我保全，难逃被铲削劈斫的命运。它们不能为建筑材料，却被他人当作赏心悦目的玩物。为了这个目的，它们被剥去树皮（“平鳞铲甲”），削去旁枝（“落角摧牙”），木屑飞溅，宛如生命的剥落，虽然有了碎锦真花的面目，却不复从前的生机。低贱的恶木也有生命，而人类的砍削又何异于屠杀！砍伐过后，只留下一地狼藉。草树散乱，烟霞无色。 

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 

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森梢百顷，槎枿千年”，不知有多少故事：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树为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又岂止是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这几个名词呢？但年代既远，它们也都掩埋在历史的角落，“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冷落凄清，生意萧索。 

但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况复”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末尾的两阕短歌，隽永深长，至情至痛，再三诵 之，低徊不已。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有《庾子山集》。 



大体说来，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庾信在梁时所作大多毁于战乱，留存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唱和之作。其中《奉和泛江》、《奉和山池》等，多写景之句。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 



诗中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怜惜，虽包涵着伤感的情绪，却还是活泼而有生气的。 



庾信早期的赋，现存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七篇，有些已残缺。这些赋均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不外是女子的美貌或相思别离，篇幅短小，语言华艳，注重音节之美。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赋的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如结尾一段：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和《舞媚娘》一样，也是歌咏对人生中短暂的欢乐时光的留恋。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总的说来，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之三）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这一首悲悼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这一首感慨自己虽有才学，却于国无益，想学庄子的旷达，又不能做到，所以忧愁无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也是精美异常。 



《拟咏怀》二十七首，大多是感情真实而深沉，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新的提高。庾信后期诗中，还有不少五言绝句，无论数量和造诣，都明显高于同时代诗人。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主要是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像上列前二首诗中苍凉的情调、开阔而深厚的意境，以前很少有人达到。第三首也是优美而饶有情趣之作。可以说庾信对五绝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一节抒发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连串的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 



《哀江南赋序》的文字，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以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对偶中间用散句，纵横自如。 



《哀江南赋》的正文，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赋》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庾信公认的特长。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且难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谓利弊两见，不可执一而谈。《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等，则是庾信后期所作的抒情辞赋。其中《枯树赋》以象征手法，写各种树木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别是由于受到宠爱而导致灾难，着重抒发了动乱时代中贵族文人难以自全的悲哀，有相当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征写法中夹入大量典故，尤难读懂。《小园赋》则偏重写景，借以抒写向往隐逸的怀抱，故文字较为清晓，在诸篇中最为出色。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说：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对庾信的贬语。唐代一些文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在此不论。这里张溥不以“绮艳”为文学的罪过，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确实是有见地的。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之三）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这一首悲悼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这一首感慨自己虽有才学，却于国无益，想学庄子的旷达，又不能做到，所以忧愁无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也是精美异常。 

《拟咏怀》二十七首，大多是感情真实而深沉，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新的提高。庾信后期诗中，还有不少五言绝句，无论数量和造诣，都明显高于同时代诗人。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主要是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像上列前二首诗中苍凉的情调、开阔而深厚的意境，以前很少有人达到。第三首也是优美而饶有情趣之作。可以说庾信对五绝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一节抒发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连串的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 

《哀江南赋序》的文字，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以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对偶中间用散句，纵横自如。 

《哀江南赋》的正文，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赋》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庾信公认的特长。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且难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谓利弊两见，不可执一而谈。《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等，则是庾信后期所作的抒情辞赋。其中《枯树赋》以象征手法，写各种树木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别是由于受到宠爱而导致灾难，着重抒发了动乱时代中贵族文人难以自全的悲哀，有相当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征写法中夹入大量典故，尤难读懂。《小园赋》则偏重写景，借以抒写向往隐逸的怀抱，故文字较为清晓，在诸篇中最为出色。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说：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对庾信的贬语。唐代一些文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在此不论。这里张溥不以“绮艳”为文学的罪过，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确实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