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日制舞蹈培训:官员爱“低调”凸显体制软肋

官员爱“低调”凸显体制软肋葛   荃2011年11月29日15:0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庸人见识短浅，无所作为，庸人政治心态的普遍化，便会促成体制上的庸人化，形成“庸人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性有二，一是排斥精英，二是杜绝创新

　　政府官员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表现在言语和行为方面，固然也有牛气冲天之辈，但更多的却表现为说话谨慎、态度模棱、不讲过头话，不做招摇事，擅长低调。从正面看，可以说是含蓄，显得老成而持重，不失为一种美德;从侧面看，则未免显得有些圆滑，甚或是八面玲珑，老于世故。官员何以多低调?委实令人难琢磨。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意识、思想和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存在着的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官员低调现象也可做如是说。

　　官员低调源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中国文化传承久远，积淀厚重，数千年来，孔儒一脉的传统思想已然沉降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定势。孔子当年就曾明确教导学生怎样“混官场”。据《论语》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向老师求教怎样入仕为官。孔子说，多听少说，有疑问则存疑，其它没有疑问的要谨慎地谈论，就会减少错误。多看，避开危险，其它的也要小心翼翼地去实行，就能够减少做后悔的事。说话错误的少，行为后悔的少，俸禄就在这里面了。这里讲得再明白不过：说话做事小心谨慎，就能入仕为官。

　　孔子的教诲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到了汉代，刘向著《说苑》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三缄其口”的由来。“多言多败”的思想传布民间，演化为日常俗语。如“言多语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见人只说三分话”、“话到唇边留半句”等皆是。谨言慎行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生活理念，实则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智慧。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自幼受到熏陶，凡话语率直、信口开河、口无遮拦者，往往被冠以“楞头青”、“二百五”的蔑称。谨言慎行则被视为有修养的表现，语云：“水深流去远，贵人语话迟”，适合入仕为官。如果能达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境界，便是道行高深，真正大领导的“范儿”。

　　庸人政治心态的官场表现

　　一旦进入官场，谨言慎行便愈发显得重要。一般而言，人在世俗，直言贾祸不过一家一姓，其害尚小。一旦位高权重，说话不严谨，做事不慎重，其弊厥大，严重者直可祸国殃民。所以，孔子当年告诫当权者“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认真思忖，孔子之论不无道理。进入政治体制执掌和行使的是公权力，不论权力大小，其总会覆盖相应的社会公众，权力的行使便会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既然官员的言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言语慎重、行为端谨自当成为共识。这是从正面讲。若从侧面看，自古官场多规则，有显性的明文规定，也有隐性的习惯成自然，当下谓之“潜规则”。明代儒生吕坤则称之为“官常”：“公卿大夫、百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进入官场，当然要遵守这些或显或隐的“官常”，不然，势必难以融入。抵触规则的结果是官运非但不能亨通，甚而无法立足。于是，凡介入体制者，无论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专注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话语谨慎，行事得体，低调做人。谙熟为官之道者深知此中三味，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庸人政治心态。

　　政治心态或心理是政治文化的隐型部分，它的形成一般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价值、观念或意识在人们心理上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深埋于政治行为主体的内心之中，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层构成。对个体而言，政治心理影响着政治理性的升华;从社会全体看，普遍政治心态形成的承受力将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的运行。影响官场庸人心态形成的因素非只一个，在政治价值层面，如权力至上价值准则、“中庸之道”政治原则;在政治意识层面，如“官本位”意识、“言多语失”观念等。这种政治心态一旦形成，在行为方面则会有如下表现。

　　一是熟悉官场话语，能熟练而周全地应对上下左右。居官者认同权力至上价值准则，崇拜权威。领导是不能得罪的，同事是要妥帖维系的。老练者善于根据具体场景，将官话、真话、假话、大话熟练运用，自如转换，绝对不说过头话。宁可被视为“温吞水”，也不会言语唐突，引起领导不满，众人非议。

　　二是行为选择与其所在场域内的绝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性，绝不出格、冒尖，搞特殊。居官者行事得体不仅要遵守规则和惯例，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瞄准周边，与众人看齐。中庸之道内涵的价值规定是“过犹不及”，在这里，裁量“过”和“不及”的标尺是“从众”，行为上万万不可“与众不同”。

　　三是善于调节和处理各种关系，在官场关系网中如鱼得水。善于协调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本是衡量健康人格的标准之一，可一味地协调关系则是庸人心态的表现。前者是说，在保持个人主体人格的前提下，沟通协调，融洽人脉。后者则是个人主体人格晦暗而退化，通过一味逢迎上级，笼络同级与下级，编织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络，以此为凭藉，为助力，以保仕途无碍。

　　庸人体制的危害

　　庸人见识短浅，无所作为。庸人政治心态的普遍化，便会促成体制上的庸人化，形成“庸人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性有二，一是排斥精英，二是杜绝创新。

　　依照有关精英理论的一般理解，政治精英指的是具有领导才能和政治控制能力的人才，他们善于开创和驾驭某种政治局面，建构政治体系，推行改革与创新。在庸人化了的体制内，居官者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凡意欲改革者、变法者、惩治腐败者、整顿吏治者以及践行理想者，其表现必然会“高调”，不免与庸人化的体制规则相抵牾，他们的高调言行不可避免会遭遇来自庸人群体的抵制或消解。精英政治的本质是不拘一格地广泛吸纳人才进入政治中心，形成高智能的权力核心;体制的庸人化则吸纳平庸之辈，排斥政治精英，总体上杜绝改革和创新。在庸人化了的体制内里，谨言慎行、擅长低调的居官者则一心一意混官场，他们从不想破坏规矩、违背惯例或是为了原则和理想跟谁过不去。他们并不想触犯谁的既得利益，只不过想在体制容许的诸多特权和利益中分一杯羹。当然，在利与权的分割面前，他们也会有冲突与争夺，政治上的庸庸碌碌，思想上的因循保守和管理上的不作为并不意味着在利权相争上不精明。有时恰恰相反：低调者最奋勇，平庸者最精明。这样的行为表现却也无伤大雅，因为围绕着利与权的明争暗斗是在官场规则容许的范围之内的。

　　由此可见，官员低调渊源有自，其情可悯。然而，其可能形成的弊害却也不可小觑。当代之中国，改革开放峰回路转，成就与弊端并在，进步与滞后同现。当此之时，正需要政界精英率同商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精英齐心合力，引领公众改除弊端、消除滞后，再接再厉，共同奋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在这样的态势下，官员选择的低调做人与行事，显然不怎么合乎时宜，从某种意义而言，与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多或少有些相背离。

　　愚以为，当代之中国需要的官员是质朴而非低调，平凡而非平庸，遵行规则而非“混官场”。在他们的言行背后，则是明确的权责意识，鲜明的政治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谨言慎行不是不敢讲话和不敢作为，而是要在调查研究、兼听博纳、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论断与决策。官员低调不宜一概否定，而是要低得适宜;高调也不能一概视为作秀，而是要高得有理。也就是说，官员的言行与态度，体现着其人格内涵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体现着其对于公众、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忠诚。这样的“内功”修炼到一定境界，则无论低调高调，均能运用得当，收发自如，而臻于化境。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