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害怕朝鲜半岛统一: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

张鲁系道教创始人张陵之孙。三国时代，他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所实行的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与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所倡的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等乌托邦思想都十分相似。同时在其实践中也可以说是成功的，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7日、10日写下对《张鲁传》的批语，是有其深义的。现将这两段批语录于下：

一）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通。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

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评注：

    1、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它的许多思想都在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中化为了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结构中的文化因子。如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辩证思想、形上指向倾向，等等，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底线提供着文化支撑。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就是这个意思。

    2、早期道教的“乌托邦”思想和实践非常重要。它上及先秦墨家、下逮新中国先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乌托邦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无法割舍的一种情结。在其时隐时显，此起彼伏的流变过程中，它虽屡遭困厄、蹀躞垂翼，但也不乏有凯歌高奏、振翮冲霄之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系统地整理道教的“乌托邦”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阶段，当家作主人的中国人民以高昂的斗志和勃发的热情在党的领导下使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恢复了经济，使各项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尔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虽然斗志不减、豪情依旧，但在实践中却急功近利，南辕北辙，结下苦涩的果子。若仅仅从领袖那里去寻找根源，而不从国民的心态、文化的底蕴去挖掘更深的潜意识结构，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4、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正如我们分析时看到，有其非常独特的解读角度。作为领袖来说，他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洞烛机微的巅峰，不但荡思八荒、游神万古，而且腾冲超拔、机锋驰骋。虽然，他高怀远引，但也极易驰情入幻。高言妙句、音韵天成之中难掩其非常强烈的主体性，“六经注我”、“挥斥方遒”之际，也常蕴锋芒毕露的天真。一句话，毛泽东对早期道教原始社会主义的解读既是他深受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表现，又是他步入晚年时内心世界乌托邦理想的一个很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