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10核弹:张炎夏有个梦想

张炎夏有个梦想，在稻田里挖一眼温泉，泡在温泉中看稻浪滚滚。他喜欢水稻的真实理由没这么浪漫，稻穗是他财富的源泉。

马承榕创业的同一年，这位大学教授也开始了土地上的游戏。但马“植物工厂”的模式和“只靠政策就死定了”的思想，于他可能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摸索如何不改变小农经济的同时实现规模农业，而利用好农业政策，正是全部试验的前提。

在财政实力雄厚，土地集中度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农业是个精致的点缀，并不遥远的财政扶持放大了新农业企业的机会。

“资本家”

“他们是‘地主’，我是‘资本家’。”张炎夏敲着地头的一株榆树，讲述自己与马承榕们的区别。

张炎夏也做过“地主”，险些血本无归。

廊下人均耕地只有1.28亩，2004年，廊下镇负责土地流转的一位干部忽然找到张炎夏，告诉他有2000多亩退林还耕的土地可以承包。

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算，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流转给张炎夏这样的农业企业家。

省去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的麻烦，廊下吸引了大批农企。张炎夏只包了500亩地，算不上大手笔，但他在这500亩地上种植的作物却着实醒目，就是当地常见的水稻。

他要支付每亩地250元的租金，而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补贴，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张每亩地能拿到350元。

尽管没有为土地支付成本，2004年张炎夏还是攥了一把汗。每天瞅着稻苗担惊受怕不说，收获时，他的地离公路有两公里，已经收割的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运过去才能用车装走，偏逢连雨天，土地泥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只能依靠人力往外扛。7万包稻谷，就算每人5分钟走一个来回，不吃不睡也要600天人工。稻子不赶紧晾晒就会霉烂，张炎夏急得眼前发花。

幸好他在当地驻军有朋友，调来了两个营的士兵，几百人用炮车把稻谷拉到公路上，不要钱，只管饭就行。张炎夏精于计算，那一年他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二十万元。张由此得出结论：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农民的风险和土地成本全都揽过来。

2005年，他去了美国、日本考察农业，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他希望将类似的方法调整后引入国内。

2006年，他的“基地”一跃为8000亩，但此基地已非彼基地，没有一亩是流转得来。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找专业的人承担。种植交给各乡的种粮大户，由他提供种植标准，合同一年一签。

几次倾向农民的政策变化，反而令他更加坚信土地流转是块烫手山芋。2006年农业税取消，“有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企业，希望企业承包我的地，否则我出去打工，每年还要交税。现在没人包就算了，荒在那里还等于上一年绿肥。”廊下农民赵吉民说。

张炎夏指着赵的背影，颇为无奈，“再去找他们，价格会抬得更高。”

谁是“尖头把戏”

“没有基地，我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收成不好，产量低了，这个损失不是我的，是农民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海，农民损失了，国家不会见死不救，而我损失了，国家一定不会管，只要我避开损失，农民是不会有损失的。”张炎夏毫不隐讳自己与农民的微妙关系。

在廊下，张所能雇用到的农民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令张炎夏头痛。

承包500亩地时，张炎夏有两个播种方式选择，直播或插秧。直播即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直播节约人工，产量还高，而插秧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当地农民习惯插秧，张炎夏不顾所有农民反对，坚持直播。他请专家给自己雇的农民上课，传授如何在直播情况下仍能缩短生长期，专家刚讲了一半，老农就说：我们都懂。搞得对方不好意思多介绍。回到廊下后，老农们用药水浸一下稻种就要直播，险些大大延长生长期。

在当地农民眼中，张炎夏仍然不懂种地。“张老师是穿着皮鞋下田的人。”农民冯小娣说。

当地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千斤，为了保证口感，张炎夏不需要亩产越高越好，而是控制在亩产500斤左右。亩产超过700斤以上的稻谷他拒绝收购，而且他都是在稻谷成熟前收割，因为此时麦芽糖还未完全转换成淀粉，口感好。他的金山博士米在上海超市可卖到11.5元／斤，而普通大米不足2元/斤。但对农民冯小娣来说，这不过是“尖头把戏”（上海方言，意指善于钻营）。

张炎夏觉得农民的“尖头把戏”也不少，农民给自己的地拔草，拔过一次就不再长了，给他的地拔，张炎夏按天算工钱，发现拔完之后草还长，需要再拔，原来草根都留在地里。如果按地块算钱，一天又拔不了多少，他一估摸拔草花的钱远远超过减产的损失，后来索性连草也不拔了。

为了便于和农民打交道，他请来农民技术员老陈做帮手。2004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子叶片发黄，看起来像缺肥，此时应该排水降温，但周围农民没几个明白这道理，反而拼命施肥，不但无济于事，反因肥料太多以致水稻疯长倒伏，而老陈早已让农机站把张炎夏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张炎夏的稻子结结实实，农民纷纷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此刻放水等于扔钱。张炎夏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贼笑：“谁让他们过去不服我呢？”后来又悄悄地告诉张：“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流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咱们的田里了。”张炎夏哭笑不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但真正会施肥的没几个。”张炎夏感叹。

高进高出的空手道

“你现在不就是搞‘订单农业’吗，有什么新鲜的。”有专家对张炎夏如今的8000亩基地不以为然。

“你完全错了。”他不客气地反击，“‘订单农业’是低进高出，赚的是‘批零差价’，企业要和农民争夺利润，我是高进高出，农民才有合作积极性。”他与农民签订的合约规定，水稻收购价会在国家挂牌价格基础再上浮20%。

8000亩稻田虽然不属张所有，但他对稻田的控制力远远超过“订单农业”。他要求农民“必须要听我的”，必须使用他的种子，必须按照他的方法，必须使用他的肥料。

他实现了“规避风险”的目标：整个过程不用投一分钱进去。播种时把稻种按30元／斤卖给农民，稻种他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己培育，成本不足10元/斤，但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肥料团购，85元／袋，卖给农民95元／袋，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他也不需要农民先付钱，收割的时候再付，而他对厂家也是赊账。收割的时候，农民请收割机90元／亩，他在网上8000亩地一起招标，差不多能吸引上百个收割队来竞标，成交价通常在40元／亩，与农民按60元／亩结算。到这时，七七八八，他已经赚了70元/亩。此时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自己需要时拉走。农民的钱不能拖，稻谷一收割要马上付清，他用350元/亩的政府补贴，再加上之前从农民身上赚的钱加进去，基本不需要自己再花钱。

这几近于“空手道”，但农民并无不满，因为把稻谷卖给张炎夏，自己利润可以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翻了两番。这套“空手道”能甩得开，张能以规模争得政府支持是其中关键。

“说实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张教授，万一按他的要求种了，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但是乡政府是给他做了担保的，就可靠多了。”冯小娣说，签种植协议时，张炎夏直接找各村村委会，然后约定收获后按照5分/斤给村委会交纳管理费，“村委会也缺钱，给他们报酬，能把那些不想和你合作的人也打个包都捣鼓进来。”

上海曾是马承榕的畏途，由于气候原因，在福建一年能种十二茬的菜，在上海只能种两茬，他左算右算不愿进入。但最近与上海某区签订了合作意向，原因还是能获得政府支持。

张炎夏的模式并非毫无破绽。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最初大股东为区政府，但2008年张炎夏与之发生摩擦，目前双方已分家，张成立“海洋农业公司”，这令人担心是否还有一只巨手支撑他。不过，他自称仍有把握获得上海对农业支持的“普惠”，2009年计划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

为塑造品牌，他买了两架农用飞机，建起机场，是华东地区惟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尚未启用的办公楼设计时尚，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顶层有日式榻榻米，住在里面可以数星星。

“你看，这足以唬住所有客户，对吧？”他兴奋地说。不过他从来没在榻榻米上数过星星，一直住在门口的保卫室里，那儿更舒服。

张炎夏零资本种植试水 “订单农业”

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一片51平方公里的耕地，如果按照当地的农业人口来计算，这片土地人均仅拥有1.28亩。

　　不过，现在它被集中起来，叫做“上海金山廊下现代农业园”，牵头侍弄这片园区的张炎夏，被当地农民亲切地叫做张老师。

　　曾经的大学教授，现在的企业家、农民、农业专家，要弄清楚张炎夏现在的身份其实并不难。T恤、中裤、凉鞋，一身短打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张炎夏，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

　　从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弃文从农的张炎夏在金山已经“混”了有5个年头了，从土地流转开始摸索，逐渐找到了农业的“门道”。
　　张炎夏的上海新吉禄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下称“新吉禄”），通过采用规范化种植模式，同农户签订种植协议，统一管理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统一安排播种、施肥等田间管理，最后的成果，就是17.5元/斤的金山博士米，它已为张炎夏带来了一年上千万元的销售额。

　　走进张炎夏位于金山廊下的基地，一栋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的办公楼，乍一眼望去前卫时尚，似乎与周围成片的农地显得有些不协调。办公楼的顶部已安装了风力发电机，顶楼还配备了设施齐全的客房。在尚未正式启用之前，张炎夏与他的近10人的团队窝在门口的保卫室里。

　　“我的企业不需要很多员工，只要管理人员就够了，我的活都是外包的。”他笑言。
　　基地的另一侧则是他自己的机场，还有添置的三架农用飞机，用来大面积撒种、施肥，这也是华东地区唯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

　　在全国种地规模达几万亩的张炎夏从不下地，只是在家里用互联网指挥着上海、江苏、安徽、黑龙江的种植。

　　“现代农业关键不在种植、设备或是技术上，而是在生产方式上。”张炎夏强调，“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

　　土地流转的尝试

　　在去金山种田前，张炎夏曾在上海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以及某合资企业任职。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炎夏来到上海金山，品尝到了廊下镇产的大米。这种米未煮时，就散发着香气，但在市场上却见不到。当时的镇长告诉张炎夏，金山土壤近海又临江的特性，使得种出的大米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香味，但由于一户农民只有几亩地，形不成规模，所以这种大米数量一直很少，难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张炎夏想，能否将这种大米变成商品呢？

　　当年正逢廊下镇退林还耕，多出了2600多亩耕地。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区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理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平台，然后再通过此平台流转给有需求的企业。

　　当时，镇长就问张炎夏是否有意承包，按照当时250元/亩/年的租金，张炎夏算了算自己应该不会赔钱，于是就找了三位朋友借了30万，自己也投了10万，租了将近500亩的水田种稻子。

　　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每亩地还能拿到350元的补贴。

　　不懂种植甚至连小麦和韭菜还分不清的他，雇用了当地的农民，虽然规模效应是有了，但出工不出力现象突出，公司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那一年张炎夏统计后发现，自己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20万元。虽然没有亏本，但他也由此得出结论：把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所有的风险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零资本种植

　　发现问题后，张炎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他看到，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

　　他向记者介绍，每年企业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到播种时，只要给种子公司打电话，他们就会通过飞机撒种，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也是如此。到了收割的时节，由收割公司来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扣除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钱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企业账户。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

　　国外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情况下，通过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实现规模种植。张炎夏试图把这种做法引入国内。“新农业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完成，应该靠资本运作进行。”张炎夏称这种模式为“零资本种植”。

　　2006年他的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8000亩，但张炎夏再不想通过流转的方式来做了。
　　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由专业的人承担。“简单地来讲就是农民统一按照我的要求种植，由我统一供应种子、肥料、农药，提供种植标准，形成规模化种植的氛围。”张炎夏说，“在农民的种植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再推广农业机械化，包括飞机喷洒，机械化收割，再进一步降低种植成本。”

　　据他介绍，稻种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行培育，播种时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的稻种他按30元／斤卖给农民，肥料则享受85元／袋的团购价格，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但张炎夏卖给农民95元／袋。此外，收割时，张炎夏找来苏北专业的收割队伍，这些苏北人根据不同纬度稻子成熟季节不同，由北往南收割，由于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亩地的收费非常便宜。

　　收割后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稻谷拉出来后被加工成大米，而如把大米糠留下则不需要支付任何大米加工费。

整个过程张炎夏基本没有资金支出，而农民通过前期种植节约的成本再加上将种植的稻谷回购给张炎夏获得的溢价，生产利润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

　　“农民由于害怕失去土地而不敢把土地轻易交给别人。但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收入还是与自己地里的产量挂钩，且利润更高。”他说，“而对企业来讲，在达到规模农业的同时又能提升生产效率，可谓是件‘双赢’的好事。”

一个“新农民”新农业观 农业问题专家张炎夏访谈

话题五：帮农民进入流通环节观点

各级政府有义务“消灭”中介，帮助农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

   问：农产品价格涨落，几乎和农民的收益没关系，怎样才能让两者直接联动起来呢？

张：中国的工业已经市场化了，政府当然不应该干预。但是农业就不同了，起码农业的生产没有市场化，可是，农产品的销售却早就市场化了。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让这些还在“计划生产”的农民去面对“自由竞争”的市场，他们又怎么逃脱得了被小贩和商家压榨的命运？所以，才会出现农民的茭白卖给小贩才9分，小贩卖到市场是1元的惊天差价。90%的利润在流通环节而到不了农民的口袋，农民又怎么可能富裕？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彻底改变农民永远停留在生产环节，无法进入流通领域的局面。

以日本为例，由于他们也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农业以个体经营为主。本来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农产品要经过小贩的层层盘剥才能进市场。可是，农民自发组织了“农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乡政府，只是没有行政权力)，由“农协”出面购买各城市的市场摊位，并且组织质量监督。由于“农协”是非赢利组织，主要向农民提供服务，农民的农产品就能绕过小贩直接进入市场。而且，由“农协”出面，消费者更放心。

现在我们强调做服务性政府，仅仅在生产、信息等方面服务还不够，政府还应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特别是要体现在资金扶持上，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乡政府或者县政府出面去市场购买摊位，然后组织农民供货，农民的产品就能够直接进市场了。

美国则更简单，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农民直接将粮食卖给期货市场或由超市代销，70%的商业利润就直接进入农民口袋而不是小贩的口袋。

中国其实也不难做到这些，只是我们出国考察，眼睛总喜欢盯在人家的生产技术、生产装备上，却不知道要深入研究人家的市场机制。如果我们的沿海地区的乡政府或者县政府也能像日本的“农协”那样，西部粮食主产区的乡政府能像美国那样，为农民在城市超市购买摊位，农民的收入应该是有可能大幅度增长的。

所以中国农业是需要政府干预的行业，尤其在农产品的销售上，需要政府出手，譬如农产品进超市门槛高，政府通过代农民垫付资金等办法(我们金廊米业打进超市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资金垫付支持)，帮助农民获得“茭白”中的那9角1分；“提子”里的25元2角；“大米”里的8元商业利润。归根结底，政府必须帮助农民把自己的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减少流通环节，分享流通利润。如果农民因此能够用5角出售“茭白”；用13元出售“提子”，用4元出售“大米”，那么农民的收入就能提高10倍、15倍、20倍！所以县、乡政府要改变向农民泛泛发号召或提供点市场信息的一般化作法，而是动真格，亲自跑市场，出垫付资金，像日本农协那样帮农民实实在在卖产品，那么，农民从流通领域获益的日子就会早些到来。

张滨作

话题六：“生产方式规模”最重要观点

“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是规模农业的灵魂

问：除了政府帮助农民尽快进入流通领域之外，农业效益的提高还有何种途径？

张：这就是我要谈到的最根本的问题，需要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规模经营。

农业的“规模”有不同形式，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规模。以前我们注重人的规模，所以有了人民公社模式，历史证明人的规模是靠不住的，是失败的。眼下我们又开始重视地的规模，不少地方通过有偿手段大量集中土地，以为土地面积大了农业就规模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土地流转”，效果似乎也不尽如人意。症结在哪呢？这种“地”的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多数还是“小农”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都自己搞：自己播种、施肥、打药、收割。自己养着一大批农民，一大批机械，与现在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没什么不同，仅仅是规模有所放大，是“放大的小农生产模式”。

“人”和“地”都很规模，结果没一个好过现在个体的小农经济模式。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规模忽视了“生产方式规模”这个最重要的环节。

农业与工业的最大不同是它的生产有季节性，决定了农业机械一年的使用时间不会超过1个月，农民一年也干不了1个月的活。因此，只要是自己购置机械，自己干活，生产效力必然很低。

在美国，一个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的农场，只有几个人管理。播种的时候，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与我们的国营农场或者种植大户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农业专业公司都是面向全国，比如收割公司，收割机一年到头都在运行，与我们的农场自己养收割机，一年只用一个月相比，起码机器折旧费就少了十分之九！而且这种模式，农业生产几乎不需要占用什么资金，又怎么会没有钱赚？最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工业化的。所以，与我们的农业相比较，这是大农业，我们的农业是小农业。就像400年前的手工业和现在的大工业，区别是明显的，区别不在生产设备而在生产和经营的方式。可以看出，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导致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

所以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模式能够给他们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服务。

我们在农业技术方面包括农业机械方面并不落后，我们的耕地面积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可是粮食产量却超过美国，说明我们的粮食种植水平并不低，我们落后在“生产方式”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规模农业”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规模，即：“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这才是规模农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