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封面女郎粉底液:苦行者 孙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9: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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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候，我常从宣武门内大街走过。一次在街旁遇到一个熟人，询问北洋时期的教育部地址。我一时怔住。依稀记得是在西单的对面，然而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对身边的旧迹往往会麻木的。朋友发现我对地形与他一样陌生，觉得诧异。我支吾道：本无多少旧物，无甚可观览的。那一天见到高楼下林立的街市，不禁有点感伤。哪还有什么旧时街景呢?
我在宣武门附近住了多年，知道这里是民国初期会馆林立的地方，许多文化的事件，都在这里发生的。现在我们要找那时候的遗迹，只能到博物馆里，其他的已经看不到多少了。只有那些有历史癖的人，偶在文章中提及这里，闪着几分昔日的余光。然而到实地看看，多是要失望的。
后来因工作的原因，参加了文物普查小组，便有了到附近的祠庙与旧宅看看的机会。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街道，几天下来，收集了一点点资料。总的印象是，凡有价值的存物，多已破损，有的翻修后，已少旧貌。比如琉璃厂，古风虽有，而味道已失，要看到好的善本书与精妙的艺术品，真的难了。
这勾起了我打捞历史的兴趣，我曾从绍兴县馆步行到老教育部旧址，似乎想找找鲁迅当年上班时的距离。这是一种窥测日常起居的心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一种久蓄的愿望，因为要了解鲁迅，没有衣食住行的打量，总是缺少什么的。从绍兴县馆到教育部，不长的路，却已找不到线路。往日的故事只在纸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而那时候突然感到，关于城南的教育部时期的鲁迅，我的印象多是空白，除了几篇小说，几册抄录的乡邦文献，余者寥寥。日本的竹内好曾神秘地说那是沉默的几年。既然沉默，我们能找到的东西自然是少的。对于那些远去韶光里的人与事，渺茫得很。中国研究鲁迅的人很多，可是那沉默的近十年的日日夜夜，他如何度过的，多是无法猜测。于是想，要是做一本《鲁迅在教育部史实考》，也许会有点趣味吧。
我试着想写一点东西，在我刚动笔的时候，就觉出了它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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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雅斯贝尔斯的一本书上说的，在深切地感到无意义的岁月到来的时候，他其实拥有了一种意义。这是描述耶稣世界时的一段话，用到鲁迅那里也有契合的地方。实际的情况却是，北京的生涯弥漫着无聊之气。他来到这里不久，新奇的心一下子就冰冷起来了。
过了三十岁，他进入了官僚阶层，从世俗的眼光看，俸禄很高，是不错的选择。他来北京是1912年，住的地方就是宣南的绍兴县馆。关于那段生活，许寿裳与周作人都有记载。那时候鲁迅一个人生活，时间很是充裕。教育部的工作并不复杂，他开始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负责的工作如下：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运作，美术，音乐，演剧事宜，调查收集古物等。这些都是新的事物，与帝京的氛围颇相反对。部里的不俗之人多多，蔡元培推荐的一些人，多有留学的背景，可谓是精英的人物。后来这些人对现代教育、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等事业，都有建树。只是那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工作的价值，事情不多，有时枯坐在办公室里，无聊至极。而打发时光的，只是旧书与古董。
那时候鲁迅的样子和年龄不太相符，显得有些苍老，身上已暮气缠身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无聊和痛楚，可是又不安于这样的无聊与痛楚。时光一点点流逝着，自己能做的仅是读书，别的占据的时间并不太多。
白天的有些工作也不无刺激。撰写公文，调查文物，筹备会议，有的内容是好玩的。比如他曾对《教育纲要》作过签注，行文有趣，亦见滑稽语，对世风与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同。通晓失与得的关系，谙熟江湖之态。偶去参观文物、到外地考察戏剧等，难说没有意思。看当时蔡元培、许寿裳、傅增湘等人文字，新事物层出，教育部的工作都有开拓性质。公园之开启，博物馆之建立，图书馆之筹备，都可说是一种挑战。同事间懂西学者，不乏其人。康德哲学，世界语，欧洲绘画，都是闲时议论之话题。而且鲁迅后来文章的用语，亦有与同事相近者。说他们彼此影响，那是无疑的。
教育部内部是有新的风尚的，那就是社会风俗调查与美育普及。这与蔡元培的思路有关。刚到部里，鲁迅就多次作美术讲演。日记所记，听者甚少。大概人们对此并不了解，或兴趣寡淡也未可知。我猜测那对鲁迅大概是一个刺激，他与同事所主张的美育理念，能深解其味的不多。
而惟有访书是快乐的。陪他逛琉璃厂看古董最多的是钱稻孙、许寿裳、陈师曾、许季上、齐寿山等。这构成了一个小圈子。诸友之中，许寿裳与他关系最近，可谓情同手足。一生中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余几位，性格都好，这些人都有学问，为人亦忠厚。在一些专业上，都业绩不俗。我看过诸人的一些文章，印象是温文尔雅，通文史，精于版本，嗜书如命。这样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在现在的机关里，已很难见到了。
和人交往的时候，他显得大方而有趣，情商很高。许寿裳、齐寿山、张协和、徐茗伯都对其印象很好。他和钱稻孙的友谊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对钱氏，我一直抱有兴趣，觉得是个神秘的文人。他是钱恂的儿子，而钱恂的胞弟钱玄同与鲁迅是同学，彼此可谈的话题是多的。钱稻孙早年随父亲在日本生活，日语很好。也去过欧洲，是颇有见识的人。又善绘画，对旧文物颇有研究。鲁迅在教育部最初几年，与其过从甚密。往来无非是谈谈字画，饮酒聊天，乐不思蜀的日子也是有的。
不善于言谈的钱稻孙，没有留下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他只是在接受采访时讲了一些片断。鲁迅在教育部时不太愿意说话，别人打牌，他从不参加。精力都用到读书上去了。钱稻孙在日本时就认识鲁迅、许寿裳，但没有什么往来。后来在教育部成为同事，才发现鲁迅的特异。印象是有学问，热情，但也有点威严。那时候鲁迅喜欢和他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出点主意等。鲁迅搞展览的时候，也拉他去过，包括选定国徽，两人也是主要负责人。钱稻孙绘图，鲁迅撰文。那文字曾震动过钱氏，在他看来，真的是难得的作品。他似乎有点怕鲁迅，在后来的交往里，鲁迅许多选择他都觉得怪异，自己并不反对，但疏远还是有的。什么原因，就不太好说了。
他们谈天的时候，都用方言，南人的音律，彼此更熟悉。但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言谈则是蓝青官话吧。鲁迅的发音虽带绍兴方言味，而大抵是听得懂的。钱稻孙为人热情，知识上更偏向于美术等，因为懂得意大利文，后来译过但丁的《神曲》，鲁迅对他的才华是认可的。
在最初几年里，他们交往极为频繁。1912年至1915年，钱稻孙在《鲁迅日记》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周见面。有时几乎天天相见。比如1912年9月初日记：
4日
上午以一小包寄家，内桃，杏，苹果脯及蜜枣四种。晚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
5日
上午同司长及数同事赴国子监，历览一过后受午饭。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 6日
阴。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午后赴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议美术学校课程。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黻之室。
7日
雨。下午赴钱稻孙寓。
8日
阴。星期休息。上午同季市往留黎厂，在直隶馆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一部三十二册，价六元五角。会微雨，遂归。收九月一日《民兴报》一分。午后晴。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尤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进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下午雨一陈即霁。晚稻孙招饮于便宜坊，坐中有季市与汪曙霞及其兄。
在钱稻孙眼里，鲁迅一是学问高，二是见识深。对家庭是负责的。八道湾的房子购买的前后，钱氏也是知道的。鲁迅在为人上的特点，钱稻孙比一般人要明白得多。至于鲁迅如何看他，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不得而知。日记的信息，多是破碎的。一是两人一起淘书时，为谁得书而讨价还价，很是有趣。还有一件事，是其收藏的文物很有价值，鲁迅与陈师曾还亲自到其寓过目，其眼光的不俗是一定的。再者，钱氏的文字功底不错，遣词造句间是有气象的。只是写得太少，不被世人明了。周作人就佩服他的文字，以为能传神地表达日本的风俗人情，对西域的诗文亦有功底，译笔不俗，都是那时很少有的人才。
周作人来京后，钱稻孙渐渐和鲁迅疏离起来。我猜测有钱玄同的影响，也有周作人的原因。他们都不再与鲁迅交往，周作人甚至写过绝交信。一些熟人突然散去，鲁迅一定有些失落，表面上对此淡淡的，内心是难言的痛。在气质上，钱氏更接近周作人与自己的叔父钱玄同。象牙塔里的事情比较单纯，而后来的鲁迅野性的东西流出，多奇异之举，与士大夫者流的风韵颇相反对，那种超出常人的眼界与为人风格，他是深领其意，但跟他不上，后来便不太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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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最初的几年，在美术上能与之交谈的，是陈衡恪。陈衡恪，乳名师曾，1876年生。他们是南京时代的同学，也一同在日本留学。钱稻孙等人都不能在深的领域与陈师曾相比。而后来鲁迅讨论中国小说史时，也受到了陈氏的美术史观念的影响。
我读到过陈衡恪的几幅画，都是作者送给鲁迅的。画风已大异于清代之前的山水作品，有一点灵动的东西，那是现代诗的意蕴，枯涩的老气是不见的。他的运笔甚好，石涛的神韵多少有一些，古朴而不失现代气息，与一般的作品是不同的。
陈师曾对西洋绘画与日本绘画颇有心得。其父陈三立对他绘画多有赞誉，在诸多孩子间是才华出常的人。他从日本回国后一直在南通师范任教，后被介绍到教育部工作。鲁迅很早就知道他绘画上的天赋，许多拓片、画册的收藏也受到陈氏的欣赏。鲁迅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最初就是陈师曾设计的封面。有几方陈氏刻的印章，都有特点，鲁迅一直用着。陈师曾为人热情，喜欢助人。比如亲自到寿石工家里为鲁迅求印，主动为在远边的周作人作画。齐白石出名，与他的推荐有关。是他催促了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把其画作推介到日本，一炮打响，影响甚巨。齐白石有多首诗写到对陈师曾的感怀。我们现在看这些诗句，依稀能体验出陈氏的纯情与大度。
在许多方面鲁迅与陈师曾颇能谈得来。比如对艺术的看法上，都有新的眼光。喜欢从风俗、心理、环境把握文化。鲁迅在专心看洋人的小说时，陈氏则潜心于西洋与日本美术渐变之途。他们对艺术史的看法，思路有时是重复的。两人都偶被大学找去讲学，遂有《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美术史》的问世。我总觉得两者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对历史遗迹的态度，着眼点是一致的，都能从非正宗的文化里找到精神的亮点。在宗教、民俗、士大夫文化之间，发现艺术演进的规律。至今没有学者对这两部书进行对比研究，实在是个憾事。就我而言，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此也只能望之生叹而已。
陈师曾的绘画真好。他是现代文人画的鼻祖，在一些地方受到吴昌硕的影响，又参之日本漫画，清秀而灵动，那是林纾这样老气的画家所不及的。他对绘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套本领，不是空头的理论家。可惜活得太短，不然会有巍然的大气象是肯定的。后来齐白石独傲江湖，总使我想起陈师曾的影子。而鲁迅对齐白石的喜爱，也是别的中国画家所无法取代的。在这个脉络上去摸索现代的艺术史，我们的收益一定不同于别人。
可以说，陈师曾是个睁着眼睛看世界的人。1911年在《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上，他曾发表译文《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译后记云：“今译之以介绍于吾学界，藉以知其风尚之变迁；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则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还译过东京大学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大村的文章，带有一点东方本位的特点，文中对日本画界趋于西洋绘画的功利主义，颇多不满，而对王维以来的中国文人画传统赞美有嘉。这个看法和周作人欣赏的永井荷风很像，回到了传统的路径上。陈师曾后来提倡新文人画，多少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但又非复古主义，只是注重对己意之发挥，不被自然主义所囿，所谓疏澹旷远者正是。而那时候陈独秀等人对传统绘画一概否定的观点，他是大不以为然的。
其实鲁迅对陈师曾的看法未必都认可，他那时候只是在对六朝等人的作品的看法上跟陈比较接近。即认为宋之前的艺术多有创造，那是否有胡气的原因也未可知。鲁迅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陈师曾论画时亦持相近之论。他说：“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这样的看法，我们在鲁迅的文章里亦可见到，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而陈师曾后来潜心文人画，将现代人的感觉运用到作品里，使绘画跃进到个性主义的世界，鲁迅是心以为然的。
在他们的心里，中国文化有趣的部分。不是在经书中，感性的文本与画面散出的却有珍贵的东西。陈独秀在文章里骂中国画，那是理论上而言，自然会漏掉感性的闪光。而文化恰恰不可以理性之尺简单衡量，因为那是生命里的折射，诸多非理性的自由的梦痕，是超越于伦常的。久在牢笼里的精神的突围，常常从艺术开始。大凡回望远去的路，那些淹没的、个体的私语的片段，大概更能闪现我们先人的智慧，有意味的存在也在那里。鲁迅后来在小说里说传统吃人，那是理性根基上的自语，却并未抹杀艺术的灵光。他自己其实就是古老文明的受惠者。陈师曾在这一点上的体验，可能更深一些。
我一直想，在教育部的日子里，他能和钱稻孙、陈师曾那么投入地研讨字画，总有相近的心态使然。他们似乎也觉得。中国古老的文化中，许多有趣的存在消失了。打捞那些遗存，也真的是有意义的。比如六朝造像，在气韵上要高于明清的艺术，汉人的想象，总比宋元后的作品高远。艺术的历史不都是后来者居上。进化论与此无关。人类的精神漫游的宽广靠的是机缘。久在樊笼的民族，需要一次精神的突进，他们那时候复兴旧梦的意识，还是多少有一点的。
后来，当陈师曾去世多年后，鲁迅与友人编辑《北平笺谱》，在书的序言上写到了陈师曾，对其艺术多有夸奖。他们的友情，在静静的文字问闪烁着，那段交往留下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亡友的细腻、体切，严明的现实情怀及童心，使其对艺术的新生有了确然之感。古风之中还有新梦。以聪灵之笔点化旧迹，木然的世间便重新蠕活起来，那该是明快的。亡友的劳作已让这个机缘变为了可能。
陈师曾的死，是鲁迅丧友经历的一个特例。在教育部期间，他曾失去多位友人，尤以范爱农之死为意外，反应亦强烈得很。范氏之死乃自杀，是无路后的自灭，他对鲁迅的刺激是大的，以致多次写诗文悼念他。陈师曾的陨落则更是意外，因回家探母不幸染上疾病，真的无可奈何。在遭遇了友人的病故后，鲁迅的精神蒙上了灰色。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喜好的艺术，都有点人与鬼之间的色调，或者说是冷的意象。而宿命的观点则是，这些热爱艺术的人，在生死之间，是洪荒大化，无所归心的。他们在死前对美的臆想，就有几分灰色与忧郁的成分。咀嚼过死亡的人，也许对诗神的态度，总要过于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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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迅绝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悲观，也非那么快乐。他曾让陈师曾为自己刻了一封印，取名“俟堂”，即等死的意思。教育部时期他正在读佛经，内心的黑暗感显然是浓烈的。不过日常生活中的他，又喜欢以幽默的语句反讽自己。部里的许多人领略到他的神采。一个既悲观、又能拿自己开涮的人，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喜欢吸烟，酒也喝一些的。重要的是对书籍有种特殊的趣味，那些苦寂的日子因为此而泛出了几丝色彩。
这时候与他往来颇多的还有许季上。在日记里，许季上出现的频率很高，彼此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许季上小鲁迅十岁左右，毕业于复旦公学，对佛学研究很深。1912年2月，蔡元培召集教育部人员赴京的电报名录里，就有他的名字，他几乎和鲁迅同时到教育部的，在社会教育司工作。因为喜爱佛学，且有成绩，也在北大任教。后因有病，梁漱溟取而代之，来到了北大。这都是有趣的故事。谈到他们的友情，我觉得是超出钱稻孙与陈师曾的。彼此似乎有诸多呼应的地方。在《鲁迅日记》里，能感到他们的亲密度是别人不及的。他们互赠佛经，读书甚勤。鲁迅对一些典籍的认识也得到了这位老友的帮助。
许寿裳曾说，民国初，鲁迅读佛经，别人跟他不上。那其中和许季上的存在亦有关系。不过两人的出发点不同：一个是信徒，一个乃学术好奇。许季上对佛典很熟，他多次赠书与鲁迅。其中有《金刚经论》、《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劝发菩提文》、《金刚经嘉祥义疏》、《等不等观杂录》等。他读经心是热的，鲁迅则冷气习习。在佛的思想里穿行，得到的多是枯寂的气息。1917年春节，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许季上的到访，那是为其送过年的礼物。古道热肠历历在目，但鲁迅寥寥几字，是另番心情：
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
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佛的思想，在鲁迅看来深切无疑。信其道，则有纰缪处。因为佛不是偶像，而是思想者，是无奈世界的闪光。其心大苦，却愿普渡众生，可爱的地方在此。而顶礼膜拜，则把他矮化，世俗化，那是不好的。佛到中国后，消解了许多功利之思。关于佛的艺术，也很不错。所以他更多是从思想的角度与艺术的角度来看佛教的。许季上知道这一点，他未必想影响朋友，鲁迅身上有佛性，他大概是能够看出来的。奇怪的是鲁迅读得多，自己却深进缓出，跳到了经书的外面。在广泛涉猎旧的典籍时，思想不是粘在上面，经常因为有别的参照而滑动着。读佛经的时候，他其实已有了尼采那样的经验，在超然的视角下，精神是难以定于一尊的。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鲁迅的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曾请许季上联系熟人，刻了《百喻经》三十部。李敖曾对鲁迅此举颇有微词，以为迷信云云。此书去掉劝诫，独留寓言。在鲁迅看来，佛书的寓言部分很可取，是有审美的力度的。说到审美，鲁迅那时的眼光很锐利。有一次许季上在地摊见到一幅佛教画像，上有狰狞之神。便告之鲁迅，说疑似明人手迹。鲁迅却说，那可能是喇嘛庙的作品，不是明代的。因为明以前的佛教画像没有青面狰狞之作。鲁迅的论断，让许氏颇为佩服，在对美术品的看法上，鲁迅有着异样的眼光。那时候的教育部，讨论过美术教育的话题，他后来与林凤眠、徐悲鸿都认识，但却没瞧上这几个画家。鲁迅的哲学是悖于常理又颇具有常理的，而那时候深知他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许季上喜欢佛学，信仰释迦牟尼，但偏偏多病，家庭亦多灾多难。1917年，他不幸患上伤寒，病得很重。《鲁迅日记》记载了他探病的情形，近二十次，可以想见感情之深。不久，许季上夫人染病去世，鲁迅又亲自吊唁，对其一家人甚为同情。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叹道：
诸友中大抵如恒。惟季上于十月初病伤寒，迄今未能出动；其女亦病，已痊，其夫人亦病，于年杪逝去，可谓不幸也矣。
佛学里的灵光，未能给他们幸福。宣武门内的枯寂的时光，分明流着死灭的影子。惟有苦楚是真的，而且就在这样的日常之间。在漫无边际的夜色里，人们在默默等待着生命的消逝。鲁迅甚至感到了体内消亡的青春的气息。消亡、消亡，一切皆在消亡，大家都在可怜的世上。只是那苦痛有早有晚，有轻有重，谁能逃离呢?
鲁迅的近佛，诗心得以熏染，他从经文里倒是常常看出艺术之维。佛对于他，是一次精神的突奔，时空突地开阔了。汉译的佛经，在词采上是高妙的，句式也多精美之态。重要的是表述的方法，对汉文明来说是一种冲击，思维不再趴在地下，而是腾飞起来，有了超我的境界。他在那里学会了迂回反复，返转不已的盘诘，否定，否定之否定；逆反，逆反之逆反。空无里的有和有里的空无，那是多么惬意的漫游。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佛学的东移，汉文明可能还是在旧路里蹒跚呢。
几年后，在遭遇了兄弟分道之难时，他在《野草》里多次运用了佛经的句式。移用后还有再造，文字水洗了般的灵秀。有时候连语气也有点佛经的样子，只是加了些现代主义的词采，不易被人注意而已。我觉得那是苦读佛经的结果。曾经有过的阅读经验，现在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他常把旧有的死句活化，那些沉睡的叙述经由他的笔，有了温度，活起来了。
人在沉默的时候，心里有岩浆般的激流。这是怎样的人生呢?在城南的风尘的土路和暗淡的油灯下，一个走向中年的人，听到了生命之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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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抄碑文的时候，他的心是宁静的。 自己也形容是沉到国民中去，在远去的世界驻足，得片刻之乐。他抄碑文的方式很讲究的，先用尺子丈量，再一一笔录。字工工整整，六朝的灵秀、清俊之气扑面而来。还买来罗振玉所编的《秦汉瓦当》，夜里描摹，整整描绘了一册，其精细巧美，与原书一样。甚至还买来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考古报告，思考汉文明之外的东西。接触古物，都有新学的眼光。比如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在他看来是整理国故的参照。而他认识历史旧迹的方式，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已经很是不同了。
查教育部时期的日记，他购书的目录多是造像、画册。对古代的碑文兴趣浓浓。蔡元培回忆说，鲁迅搜集的汉碑图案的拓本，很有价值。先前人们搜集拓片，注意的是文字，鲁迅却看重图案里的花纹。有一次鲁迅致信蔡元培，说日本的浮世绘受到了中国汉画像的影响，是独特的目光。在鲁迅看来，远古的中国艺术，也有奇异的存在。那些朗然大气、直冲霄汉的无累的诗意，乃精神的逍遥，今人已不复有这样的存在，真的可叹也夫。
他最初接触汉代画像，是1913年。那一年9月，友人胡孟乐带来山东武梁祠佚存石拓本，看后大为惊异。其间的装饰雕刻与西洋雕塑相比，毫不逊色，还有着深沉雄大的气魄。1915年起，他开始大量收集汉代画像，除山东外，河南南阳汉画像吸引了他，对其影响很深。在一些造像说明文里，鲁迅以现代考古学的眼光叙述沉寂，每每有卓识在里。那些文字后来外化到他的创作里，成了他作品内在的底色之一。
在频繁地搜集古董的同时，他还在大量阅读域外的作品。我注意到他译介的几篇儿童教育与美育的文章，以及尼采的短文，都有不小的张力。在表面看是与读古书不同，可是细细打量，还是一致的地方居多的。他介绍的上野阳一《艺术赏玩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届至研究》，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他在内心是赞佩这些观点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是挖掘人的好奇心，主张艺术鉴赏的趣味。而他那时候不正是历史的好奇心与把玩艺术的情调的浓厚期?他的这种内心，对友人们影响很大。许寿裳也收藏过一些艺术品，我看过后颇为感动，各种书法与绘画，不乏智慧的闪光。我猜想鲁迅和他的交往中。一定也分享了其中的快慰的。
也可以说，在沉默的多年间，他的快慰我们不甚了解，似乎古老的遗存不能给其带来慰藉。恰恰相反，在他最无聊和寂寞的时候，他的内心依然保留着一丝丝暖意。那些古老的艺术之光，召唤着他的内心，使之有着活下去的勇气。黑暗的洞穴里，倘若生命还能燃烧，那么暖意的光，怎么能消失呢?
比他小几岁的齐寿山很能理解这样的心情。齐寿山与齐如山性格不同。他是齐如山的弟弟，德文很好。关于德国艺术，了解很多。鲁迅那时候购置最多的是德文美术作品。仅1913年就购得德文图书《卢那画传》、《有形美术要义》、《鬼怪奇觚图》、《近世画人传》、《历代艺术中的裸体人》、《印象派述》等。还与齐寿山译过荷兰作家望·霭潭《小约翰》。齐寿山在德国留过学，知道德文的用法。两人一个口述，一个笔译，遂成佳作，在译文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存在。他们是在深味西学的基础上开始返观古艺术的。鲁迅辑校古籍时，对历史的理解就别于前人。虽说是玩玩古董，心情大抵是别样的。
德文传递来的信息，是哲思与诗文的美。那个聪慧的民族在对自然与上苍的理解上总有伟岸的一面。一切神启的都来自于生命自身的闪烁。远走的漂泊者也恰是精神的开启者。里尔克在《有关寂寞者的片段》里说过，那些去世已久的寂寞者的体验至今还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后人的思想中。鲁迅在域外的文字与本土古老的遗产里，呼吸到了自由。在西学背景下走进先贤的过去，是不会被旧有的一切俘虏的。
一方面是尼采式的飞扬，一方面是沉寂到荒古里的冥思。这仿佛是一个矛盾，但真的是很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鲁迅艺术起飞前的准备。在现代主义的潜语和古老的碑文拓片间，最灵动的与最幽秘的存在走到一起了。他后来的小说一直有这样的特质。杂文亦复如此。齐寿山、陈师曾、钱稻孙大约看到了鲁迅精神的这种异质，但要真的走进这个小个子的绍兴人的世界，也不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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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旧俗对读书人的影响颇深，老京派文人一直以学理与诗文自耀，觉得已通天人之眼。这个风俗鲁迅是厌恶的。城里的京剧演出那时候很火，他一直远离这些。连弟弟周作人那时也说，听到京剧总想起抽大烟者，是迷糊人的作品，与现代人的感觉远了。齐寿山的哥哥齐如山嗜戏如命，还送给鲁迅一本戏剧研究的著作，但似乎并未引起他的兴趣。
教育部的环境他也并非喜欢，那原因是官场的灰暗与荒诞。连蔡元培都说：“无论专制、共和，一官吏，便不能免俗。”许多人是“做事的虚无党”。办公室外的世界，倒是有点意思。所以他的日记很少记录公事，环境和他并未构成亲昵的关系，这在他是一个宿命。后来不论到哪里，从未说过身边环境的好话。
林斤澜先生在世时曾对我说，鲁迅对北京的描述一直是怪怪的，所写的胡同几乎都是死气，殊为可怕。从读书人到小职员，灰色的居多。林先生甚至说，北京的文化和鲁迅没有关系。这是对的。
可是北京新的文化载体里有许多他的痕迹。天坛公园的建立，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的建立，都有他的心血。他甚至是最早提倡建立美术馆的人。为这个古老的地方增些新的存在，算是教育部时期的一种劳绩。这些在后来的文章里很少提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太知道了。
有一段日记很让我感动。他和同事为了展览，从外地运来一批文物，因为害怕意外，整整一夜和文物厮守在一起，不曾合眼。这是敬业心使然无疑。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始，文物不多，就把自己藏的汉代铜镜和泥塑等捐赠出来。那些古物，在鲁迅看来折射着精神之光。保存旧物，非回到过去，开辟新的生活是重要的。
考察鲁迅的古籍整理与文物搜集，都有奇异的眼光。他对敦煌文物很有感情，自己就藏有唐人写经多幅。景教在中原留下的碑文，他也喜欢，搜求了拓片多多。教育部同事知道他的爱好，出差时也为其搜求拓片。比如杨莘士到西安后，就为其代买一些石刻拓本。像《梵汉合文经幢》、《摩利支天等经》、《田僧敬造像记》，都是难得的。许多拓片都有胡风，是多种文明交汇的产物。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中稍有出息的艺术，大抵是与域外文明杂交的结果。开阔的空间里，才有精神的自由。他对历史片影里闪动的慧能，多有注意。而这些有趣的东西，现在已经被淹没掉了。
这是不矛盾的。从玩古董到白话文写作，在他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在流动的、创造性的、有飞的欲望里开启精神的远航。于是古老的存在与现代性的思想在此联手了。他以为好的艺术与好的思想，是混血的产物。尼采、罗丹、梵高都流淌多种文明的血液。而中国要腾飞起来，需要这样的参照无疑，只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还是太少了。
旧式的文人，大概就没有这些眼光。他的佩服王国维，就因了其世界的眼光。王氏在德国哲学视角下的思想沉思，以及考古学的功底，意味着学理的更新。同样是面对传统，王国维思绪里的爱恨、美的精神，为我们俗人所无。鲁迅觉得要做国学，就应是这个样子，虽然路径是多条的。
于是我理解了他何以看不上北大一些教员，包括胡适那样的人，在他看来，文明是动态的，永远在奔流里展示着自己的姿容。汉译的佛经，遂催出了六朝奇文；唐代的胡调，便唱出了中原的妙句；晚清的杂曲，流出章太炎的奇音。可惜中国的做学问的人，把本来湍急的河流，变成了湖泊；将鲜活的思想，做成了木偶。我们看鲁迅后来对复古的文人与留洋归来的绅士的讥讽，也可以从此找到原因。
后来的京派文人，多少有一点类似的取向。不过和鲁迅的区别是，止于欣赏，而非苦行中的拓路。鲁迅晚年的激进和参与社会运动，其实是想造就一个新的混血的时代，把多样的艺术引入国中。你看他的编辑书刊，推介版画，无不是催促新的艺术，在杂取他人融为己身中律动着。他译介俄国小说，引进西方版画，推销日本作品，都有一种精神的渴望。这些，我们在他沉默的几年里，都能够感受到。或者不妨说，一切均来自于这近十年的沉默。这个发酵期里的一切，细细考量，都是大有意思的。
鲁迅一生是个苦行者。即便后来在上海那样的热闹，你看不到孤独的影子?他在教育部的日子，蕴含了诸多文化的奇想。有时也消沉地想道：这些沉默的智慧有什么再生的可能呢?还不如从速地消失为好吧。可是，时代变了，天地之色已非昨日。他出来了，从那问铁屋子里。他沐浴了光，看见了爱，但那光与爱一个个地远去、失落，便又落入苦寂的大漠里。一个人走着，喊着，把苦楚吞到肚子里。他不是耶稣，但却死于所爱。也就是先前所引的雅斯贝尔斯叙述的看法，在没有意义的时代，他预示了新的寓言。而且，不幸得很，我们现在的时代，还在他的寓言中。
2009年8月28日于北京
有一个时候，我常从宣武门内大街走过。一次在街旁遇到一个熟人，询问北洋时期的教育部地址。我一时怔住。依稀记得是在西单的对面，然而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对身边的旧迹往往会麻木的。朋友发现我对地形与他一样陌生，觉得诧异。我支吾道：本无多少旧物，无甚可观览的。那一天见到高楼下林立的街市，不禁有点感伤。哪还有什么旧时街景呢?
我在宣武门附近住了多年，知道这里是民国初期会馆林立的地方，许多文化的事件，都在这里发生的。现在我们要找那时候的遗迹，只能到博物馆里，其他的已经看不到多少了。只有那些有历史癖的人，偶在文章中提及这里，闪着几分昔日的余光。然而到实地看看，多是要失望的。
后来因工作的原因，参加了文物普查小组，便有了到附近的祠庙与旧宅看看的机会。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街道，几天下来，收集了一点点资料。总的印象是，凡有价值的存物，多已破损，有的翻修后，已少旧貌。比如琉璃厂，古风虽有，而味道已失，要看到好的善本书与精妙的艺术品，真的难了。
这勾起了我打捞历史的兴趣，我曾从绍兴县馆步行到老教育部旧址，似乎想找找鲁迅当年上班时的距离。这是一种窥测日常起居的心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一种久蓄的愿望，因为要了解鲁迅，没有衣食住行的打量，总是缺少什么的。从绍兴县馆到教育部，不长的路，却已找不到线路。往日的故事只在纸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而那时候突然感到，关于城南的教育部时期的鲁迅，我的印象多是空白，除了几篇小说，几册抄录的乡邦文献，余者寥寥。日本的竹内好曾神秘地说那是沉默的几年。既然沉默，我们能找到的东西自然是少的。对于那些远去韶光里的人与事，渺茫得很。中国研究鲁迅的人很多，可是那沉默的近十年的日日夜夜，他如何度过的，多是无法猜测。于是想，要是做一本《鲁迅在教育部史实考》，也许会有点趣味吧。
我试着想写一点东西，在我刚动笔的时候，就觉出了它的难度。
2
好像是雅斯贝尔斯的一本书上说的，在深切地感到无意义的岁月到来的时候，他其实拥有了一种意义。这是描述耶稣世界时的一段话，用到鲁迅那里也有契合的地方。实际的情况却是，北京的生涯弥漫着无聊之气。他来到这里不久，新奇的心一下子就冰冷起来了。
过了三十岁，他进入了官僚阶层，从世俗的眼光看，俸禄很高，是不错的选择。他来北京是1912年，住的地方就是宣南的绍兴县馆。关于那段生活，许寿裳与周作人都有记载。那时候鲁迅一个人生活，时间很是充裕。教育部的工作并不复杂，他开始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负责的工作如下：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运作，美术，音乐，演剧事宜，调查收集古物等。这些都是新的事物，与帝京的氛围颇相反对。部里的不俗之人多多，蔡元培推荐的一些人，多有留学的背景，可谓是精英的人物。后来这些人对现代教育、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等事业，都有建树。只是那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工作的价值，事情不多，有时枯坐在办公室里，无聊至极。而打发时光的，只是旧书与古董。
那时候鲁迅的样子和年龄不太相符，显得有些苍老，身上已暮气缠身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无聊和痛楚，可是又不安于这样的无聊与痛楚。时光一点点流逝着，自己能做的仅是读书，别的占据的时间并不太多。
白天的有些工作也不无刺激。撰写公文，调查文物，筹备会议，有的内容是好玩的。比如他曾对《教育纲要》作过签注，行文有趣，亦见滑稽语，对世风与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同。通晓失与得的关系，谙熟江湖之态。偶去参观文物、到外地考察戏剧等，难说没有意思。看当时蔡元培、许寿裳、傅增湘等人文字，新事物层出，教育部的工作都有开拓性质。公园之开启，博物馆之建立，图书馆之筹备，都可说是一种挑战。同事间懂西学者，不乏其人。康德哲学，世界语，欧洲绘画，都是闲时议论之话题。而且鲁迅后来文章的用语，亦有与同事相近者。说他们彼此影响，那是无疑的。
教育部内部是有新的风尚的，那就是社会风俗调查与美育普及。这与蔡元培的思路有关。刚到部里，鲁迅就多次作美术讲演。日记所记，听者甚少。大概人们对此并不了解，或兴趣寡淡也未可知。我猜测那对鲁迅大概是一个刺激，他与同事所主张的美育理念，能深解其味的不多。
而惟有访书是快乐的。陪他逛琉璃厂看古董最多的是钱稻孙、许寿裳、陈师曾、许季上、齐寿山等。这构成了一个小圈子。诸友之中，许寿裳与他关系最近，可谓情同手足。一生中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余几位，性格都好，这些人都有学问，为人亦忠厚。在一些专业上，都业绩不俗。我看过诸人的一些文章，印象是温文尔雅，通文史，精于版本，嗜书如命。这样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在现在的机关里，已很难见到了。
和人交往的时候，他显得大方而有趣，情商很高。许寿裳、齐寿山、张协和、徐茗伯都对其印象很好。他和钱稻孙的友谊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对钱氏，我一直抱有兴趣，觉得是个神秘的文人。他是钱恂的儿子，而钱恂的胞弟钱玄同与鲁迅是同学，彼此可谈的话题是多的。钱稻孙早年随父亲在日本生活，日语很好。也去过欧洲，是颇有见识的人。又善绘画，对旧文物颇有研究。鲁迅在教育部最初几年，与其过从甚密。往来无非是谈谈字画，饮酒聊天，乐不思蜀的日子也是有的。
不善于言谈的钱稻孙，没有留下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他只是在接受采访时讲了一些片断。鲁迅在教育部时不太愿意说话，别人打牌，他从不参加。精力都用到读书上去了。钱稻孙在日本时就认识鲁迅、许寿裳，但没有什么往来。后来在教育部成为同事，才发现鲁迅的特异。印象是有学问，热情，但也有点威严。那时候鲁迅喜欢和他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出点主意等。鲁迅搞展览的时候，也拉他去过，包括选定国徽，两人也是主要负责人。钱稻孙绘图，鲁迅撰文。那文字曾震动过钱氏，在他看来，真的是难得的作品。他似乎有点怕鲁迅，在后来的交往里，鲁迅许多选择他都觉得怪异，自己并不反对，但疏远还是有的。什么原因，就不太好说了。
他们谈天的时候，都用方言，南人的音律，彼此更熟悉。但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言谈则是蓝青官话吧。鲁迅的发音虽带绍兴方言味，而大抵是听得懂的。钱稻孙为人热情，知识上更偏向于美术等，因为懂得意大利文，后来译过但丁的《神曲》，鲁迅对他的才华是认可的。
在最初几年里，他们交往极为频繁。1912年至1915年，钱稻孙在《鲁迅日记》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周见面。有时几乎天天相见。比如1912年9月初日记：
4日
上午以一小包寄家，内桃，杏，苹果脯及蜜枣四种。晚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
5日
上午同司长及数同事赴国子监，历览一过后受午饭。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 6日
阴。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午后赴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议美术学校课程。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黻之室。
7日
雨。下午赴钱稻孙寓。
8日
阴。星期休息。上午同季市往留黎厂，在直隶馆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一部三十二册，价六元五角。会微雨，遂归。收九月一日《民兴报》一分。午后晴。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尤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进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下午雨一陈即霁。晚稻孙招饮于便宜坊，坐中有季市与汪曙霞及其兄。
在钱稻孙眼里，鲁迅一是学问高，二是见识深。对家庭是负责的。八道湾的房子购买的前后，钱氏也是知道的。鲁迅在为人上的特点，钱稻孙比一般人要明白得多。至于鲁迅如何看他，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不得而知。日记的信息，多是破碎的。一是两人一起淘书时，为谁得书而讨价还价，很是有趣。还有一件事，是其收藏的文物很有价值，鲁迅与陈师曾还亲自到其寓过目，其眼光的不俗是一定的。再者，钱氏的文字功底不错，遣词造句间是有气象的。只是写得太少，不被世人明了。周作人就佩服他的文字，以为能传神地表达日本的风俗人情，对西域的诗文亦有功底，译笔不俗，都是那时很少有的人才。
周作人来京后，钱稻孙渐渐和鲁迅疏离起来。我猜测有钱玄同的影响，也有周作人的原因。他们都不再与鲁迅交往，周作人甚至写过绝交信。一些熟人突然散去，鲁迅一定有些失落，表面上对此淡淡的，内心是难言的痛。在气质上，钱氏更接近周作人与自己的叔父钱玄同。象牙塔里的事情比较单纯，而后来的鲁迅野性的东西流出，多奇异之举，与士大夫者流的风韵颇相反对，那种超出常人的眼界与为人风格，他是深领其意，但跟他不上，后来便不太往来了。
3
来北京最初的几年，在美术上能与之交谈的，是陈衡恪。陈衡恪，乳名师曾，1876年生。他们是南京时代的同学，也一同在日本留学。钱稻孙等人都不能在深的领域与陈师曾相比。而后来鲁迅讨论中国小说史时，也受到了陈氏的美术史观念的影响。
我读到过陈衡恪的几幅画，都是作者送给鲁迅的。画风已大异于清代之前的山水作品，有一点灵动的东西，那是现代诗的意蕴，枯涩的老气是不见的。他的运笔甚好，石涛的神韵多少有一些，古朴而不失现代气息，与一般的作品是不同的。
陈师曾对西洋绘画与日本绘画颇有心得。其父陈三立对他绘画多有赞誉，在诸多孩子间是才华出常的人。他从日本回国后一直在南通师范任教，后被介绍到教育部工作。鲁迅很早就知道他绘画上的天赋，许多拓片、画册的收藏也受到陈氏的欣赏。鲁迅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最初就是陈师曾设计的封面。有几方陈氏刻的印章，都有特点，鲁迅一直用着。陈师曾为人热情，喜欢助人。比如亲自到寿石工家里为鲁迅求印，主动为在远边的周作人作画。齐白石出名，与他的推荐有关。是他催促了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把其画作推介到日本，一炮打响，影响甚巨。齐白石有多首诗写到对陈师曾的感怀。我们现在看这些诗句，依稀能体验出陈氏的纯情与大度。
在许多方面鲁迅与陈师曾颇能谈得来。比如对艺术的看法上，都有新的眼光。喜欢从风俗、心理、环境把握文化。鲁迅在专心看洋人的小说时，陈氏则潜心于西洋与日本美术渐变之途。他们对艺术史的看法，思路有时是重复的。两人都偶被大学找去讲学，遂有《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美术史》的问世。我总觉得两者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对历史遗迹的态度，着眼点是一致的，都能从非正宗的文化里找到精神的亮点。在宗教、民俗、士大夫文化之间，发现艺术演进的规律。至今没有学者对这两部书进行对比研究，实在是个憾事。就我而言，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此也只能望之生叹而已。
陈师曾的绘画真好。他是现代文人画的鼻祖，在一些地方受到吴昌硕的影响，又参之日本漫画，清秀而灵动，那是林纾这样老气的画家所不及的。他对绘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套本领，不是空头的理论家。可惜活得太短，不然会有巍然的大气象是肯定的。后来齐白石独傲江湖，总使我想起陈师曾的影子。而鲁迅对齐白石的喜爱，也是别的中国画家所无法取代的。在这个脉络上去摸索现代的艺术史，我们的收益一定不同于别人。
可以说，陈师曾是个睁着眼睛看世界的人。1911年在《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上，他曾发表译文《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译后记云：“今译之以介绍于吾学界，藉以知其风尚之变迁；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则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还译过东京大学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大村的文章，带有一点东方本位的特点，文中对日本画界趋于西洋绘画的功利主义，颇多不满，而对王维以来的中国文人画传统赞美有嘉。这个看法和周作人欣赏的永井荷风很像，回到了传统的路径上。陈师曾后来提倡新文人画，多少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但又非复古主义，只是注重对己意之发挥，不被自然主义所囿，所谓疏澹旷远者正是。而那时候陈独秀等人对传统绘画一概否定的观点，他是大不以为然的。
其实鲁迅对陈师曾的看法未必都认可，他那时候只是在对六朝等人的作品的看法上跟陈比较接近。即认为宋之前的艺术多有创造，那是否有胡气的原因也未可知。鲁迅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陈师曾论画时亦持相近之论。他说：“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这样的看法，我们在鲁迅的文章里亦可见到，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而陈师曾后来潜心文人画，将现代人的感觉运用到作品里，使绘画跃进到个性主义的世界，鲁迅是心以为然的。
在他们的心里，中国文化有趣的部分。不是在经书中，感性的文本与画面散出的却有珍贵的东西。陈独秀在文章里骂中国画，那是理论上而言，自然会漏掉感性的闪光。而文化恰恰不可以理性之尺简单衡量，因为那是生命里的折射，诸多非理性的自由的梦痕，是超越于伦常的。久在牢笼里的精神的突围，常常从艺术开始。大凡回望远去的路，那些淹没的、个体的私语的片段，大概更能闪现我们先人的智慧，有意味的存在也在那里。鲁迅后来在小说里说传统吃人，那是理性根基上的自语，却并未抹杀艺术的灵光。他自己其实就是古老文明的受惠者。陈师曾在这一点上的体验，可能更深一些。
我一直想，在教育部的日子里，他能和钱稻孙、陈师曾那么投入地研讨字画，总有相近的心态使然。他们似乎也觉得。中国古老的文化中，许多有趣的存在消失了。打捞那些遗存，也真的是有意义的。比如六朝造像，在气韵上要高于明清的艺术，汉人的想象，总比宋元后的作品高远。艺术的历史不都是后来者居上。进化论与此无关。人类的精神漫游的宽广靠的是机缘。久在樊笼的民族，需要一次精神的突进，他们那时候复兴旧梦的意识，还是多少有一点的。
后来，当陈师曾去世多年后，鲁迅与友人编辑《北平笺谱》，在书的序言上写到了陈师曾，对其艺术多有夸奖。他们的友情，在静静的文字问闪烁着，那段交往留下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亡友的细腻、体切，严明的现实情怀及童心，使其对艺术的新生有了确然之感。古风之中还有新梦。以聪灵之笔点化旧迹，木然的世间便重新蠕活起来，那该是明快的。亡友的劳作已让这个机缘变为了可能。
陈师曾的死，是鲁迅丧友经历的一个特例。在教育部期间，他曾失去多位友人，尤以范爱农之死为意外，反应亦强烈得很。范氏之死乃自杀，是无路后的自灭，他对鲁迅的刺激是大的，以致多次写诗文悼念他。陈师曾的陨落则更是意外，因回家探母不幸染上疾病，真的无可奈何。在遭遇了友人的病故后，鲁迅的精神蒙上了灰色。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喜好的艺术，都有点人与鬼之间的色调，或者说是冷的意象。而宿命的观点则是，这些热爱艺术的人，在生死之间，是洪荒大化，无所归心的。他们在死前对美的臆想，就有几分灰色与忧郁的成分。咀嚼过死亡的人，也许对诗神的态度，总要过于常人的。
4
但是鲁迅绝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悲观，也非那么快乐。他曾让陈师曾为自己刻了一封印，取名“俟堂”，即等死的意思。教育部时期他正在读佛经，内心的黑暗感显然是浓烈的。不过日常生活中的他，又喜欢以幽默的语句反讽自己。部里的许多人领略到他的神采。一个既悲观、又能拿自己开涮的人，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喜欢吸烟，酒也喝一些的。重要的是对书籍有种特殊的趣味，那些苦寂的日子因为此而泛出了几丝色彩。
这时候与他往来颇多的还有许季上。在日记里，许季上出现的频率很高，彼此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许季上小鲁迅十岁左右，毕业于复旦公学，对佛学研究很深。1912年2月，蔡元培召集教育部人员赴京的电报名录里，就有他的名字，他几乎和鲁迅同时到教育部的，在社会教育司工作。因为喜爱佛学，且有成绩，也在北大任教。后因有病，梁漱溟取而代之，来到了北大。这都是有趣的故事。谈到他们的友情，我觉得是超出钱稻孙与陈师曾的。彼此似乎有诸多呼应的地方。在《鲁迅日记》里，能感到他们的亲密度是别人不及的。他们互赠佛经，读书甚勤。鲁迅对一些典籍的认识也得到了这位老友的帮助。
许寿裳曾说，民国初，鲁迅读佛经，别人跟他不上。那其中和许季上的存在亦有关系。不过两人的出发点不同：一个是信徒，一个乃学术好奇。许季上对佛典很熟，他多次赠书与鲁迅。其中有《金刚经论》、《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劝发菩提文》、《金刚经嘉祥义疏》、《等不等观杂录》等。他读经心是热的，鲁迅则冷气习习。在佛的思想里穿行，得到的多是枯寂的气息。1917年春节，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许季上的到访，那是为其送过年的礼物。古道热肠历历在目，但鲁迅寥寥几字，是另番心情：
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
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佛的思想，在鲁迅看来深切无疑。信其道，则有纰缪处。因为佛不是偶像，而是思想者，是无奈世界的闪光。其心大苦，却愿普渡众生，可爱的地方在此。而顶礼膜拜，则把他矮化，世俗化，那是不好的。佛到中国后，消解了许多功利之思。关于佛的艺术，也很不错。所以他更多是从思想的角度与艺术的角度来看佛教的。许季上知道这一点，他未必想影响朋友，鲁迅身上有佛性，他大概是能够看出来的。奇怪的是鲁迅读得多，自己却深进缓出，跳到了经书的外面。在广泛涉猎旧的典籍时，思想不是粘在上面，经常因为有别的参照而滑动着。读佛经的时候，他其实已有了尼采那样的经验，在超然的视角下，精神是难以定于一尊的。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鲁迅的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曾请许季上联系熟人，刻了《百喻经》三十部。李敖曾对鲁迅此举颇有微词，以为迷信云云。此书去掉劝诫，独留寓言。在鲁迅看来，佛书的寓言部分很可取，是有审美的力度的。说到审美，鲁迅那时的眼光很锐利。有一次许季上在地摊见到一幅佛教画像，上有狰狞之神。便告之鲁迅，说疑似明人手迹。鲁迅却说，那可能是喇嘛庙的作品，不是明代的。因为明以前的佛教画像没有青面狰狞之作。鲁迅的论断，让许氏颇为佩服，在对美术品的看法上，鲁迅有着异样的眼光。那时候的教育部，讨论过美术教育的话题，他后来与林凤眠、徐悲鸿都认识，但却没瞧上这几个画家。鲁迅的哲学是悖于常理又颇具有常理的，而那时候深知他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许季上喜欢佛学，信仰释迦牟尼，但偏偏多病，家庭亦多灾多难。1917年，他不幸患上伤寒，病得很重。《鲁迅日记》记载了他探病的情形，近二十次，可以想见感情之深。不久，许季上夫人染病去世，鲁迅又亲自吊唁，对其一家人甚为同情。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叹道：
诸友中大抵如恒。惟季上于十月初病伤寒，迄今未能出动；其女亦病，已痊，其夫人亦病，于年杪逝去，可谓不幸也矣。
佛学里的灵光，未能给他们幸福。宣武门内的枯寂的时光，分明流着死灭的影子。惟有苦楚是真的，而且就在这样的日常之间。在漫无边际的夜色里，人们在默默等待着生命的消逝。鲁迅甚至感到了体内消亡的青春的气息。消亡、消亡，一切皆在消亡，大家都在可怜的世上。只是那苦痛有早有晚，有轻有重，谁能逃离呢?
鲁迅的近佛，诗心得以熏染，他从经文里倒是常常看出艺术之维。佛对于他，是一次精神的突奔，时空突地开阔了。汉译的佛经，在词采上是高妙的，句式也多精美之态。重要的是表述的方法，对汉文明来说是一种冲击，思维不再趴在地下，而是腾飞起来，有了超我的境界。他在那里学会了迂回反复，返转不已的盘诘，否定，否定之否定；逆反，逆反之逆反。空无里的有和有里的空无，那是多么惬意的漫游。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佛学的东移，汉文明可能还是在旧路里蹒跚呢。
几年后，在遭遇了兄弟分道之难时，他在《野草》里多次运用了佛经的句式。移用后还有再造，文字水洗了般的灵秀。有时候连语气也有点佛经的样子，只是加了些现代主义的词采，不易被人注意而已。我觉得那是苦读佛经的结果。曾经有过的阅读经验，现在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他常把旧有的死句活化，那些沉睡的叙述经由他的笔，有了温度，活起来了。
人在沉默的时候，心里有岩浆般的激流。这是怎样的人生呢?在城南的风尘的土路和暗淡的油灯下，一个走向中年的人，听到了生命之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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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抄碑文的时候，他的心是宁静的。 自己也形容是沉到国民中去，在远去的世界驻足，得片刻之乐。他抄碑文的方式很讲究的，先用尺子丈量，再一一笔录。字工工整整，六朝的灵秀、清俊之气扑面而来。还买来罗振玉所编的《秦汉瓦当》，夜里描摹，整整描绘了一册，其精细巧美，与原书一样。甚至还买来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考古报告，思考汉文明之外的东西。接触古物，都有新学的眼光。比如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在他看来是整理国故的参照。而他认识历史旧迹的方式，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已经很是不同了。
查教育部时期的日记，他购书的目录多是造像、画册。对古代的碑文兴趣浓浓。蔡元培回忆说，鲁迅搜集的汉碑图案的拓本，很有价值。先前人们搜集拓片，注意的是文字，鲁迅却看重图案里的花纹。有一次鲁迅致信蔡元培，说日本的浮世绘受到了中国汉画像的影响，是独特的目光。在鲁迅看来，远古的中国艺术，也有奇异的存在。那些朗然大气、直冲霄汉的无累的诗意，乃精神的逍遥，今人已不复有这样的存在，真的可叹也夫。
他最初接触汉代画像，是1913年。那一年9月，友人胡孟乐带来山东武梁祠佚存石拓本，看后大为惊异。其间的装饰雕刻与西洋雕塑相比，毫不逊色，还有着深沉雄大的气魄。1915年起，他开始大量收集汉代画像，除山东外，河南南阳汉画像吸引了他，对其影响很深。在一些造像说明文里，鲁迅以现代考古学的眼光叙述沉寂，每每有卓识在里。那些文字后来外化到他的创作里，成了他作品内在的底色之一。
在频繁地搜集古董的同时，他还在大量阅读域外的作品。我注意到他译介的几篇儿童教育与美育的文章，以及尼采的短文，都有不小的张力。在表面看是与读古书不同，可是细细打量，还是一致的地方居多的。他介绍的上野阳一《艺术赏玩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届至研究》，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他在内心是赞佩这些观点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是挖掘人的好奇心，主张艺术鉴赏的趣味。而他那时候不正是历史的好奇心与把玩艺术的情调的浓厚期?他的这种内心，对友人们影响很大。许寿裳也收藏过一些艺术品，我看过后颇为感动，各种书法与绘画，不乏智慧的闪光。我猜想鲁迅和他的交往中。一定也分享了其中的快慰的。
也可以说，在沉默的多年间，他的快慰我们不甚了解，似乎古老的遗存不能给其带来慰藉。恰恰相反，在他最无聊和寂寞的时候，他的内心依然保留着一丝丝暖意。那些古老的艺术之光，召唤着他的内心，使之有着活下去的勇气。黑暗的洞穴里，倘若生命还能燃烧，那么暖意的光，怎么能消失呢?
比他小几岁的齐寿山很能理解这样的心情。齐寿山与齐如山性格不同。他是齐如山的弟弟，德文很好。关于德国艺术，了解很多。鲁迅那时候购置最多的是德文美术作品。仅1913年就购得德文图书《卢那画传》、《有形美术要义》、《鬼怪奇觚图》、《近世画人传》、《历代艺术中的裸体人》、《印象派述》等。还与齐寿山译过荷兰作家望·霭潭《小约翰》。齐寿山在德国留过学，知道德文的用法。两人一个口述，一个笔译，遂成佳作，在译文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存在。他们是在深味西学的基础上开始返观古艺术的。鲁迅辑校古籍时，对历史的理解就别于前人。虽说是玩玩古董，心情大抵是别样的。
德文传递来的信息，是哲思与诗文的美。那个聪慧的民族在对自然与上苍的理解上总有伟岸的一面。一切神启的都来自于生命自身的闪烁。远走的漂泊者也恰是精神的开启者。里尔克在《有关寂寞者的片段》里说过，那些去世已久的寂寞者的体验至今还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后人的思想中。鲁迅在域外的文字与本土古老的遗产里，呼吸到了自由。在西学背景下走进先贤的过去，是不会被旧有的一切俘虏的。
一方面是尼采式的飞扬，一方面是沉寂到荒古里的冥思。这仿佛是一个矛盾，但真的是很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鲁迅艺术起飞前的准备。在现代主义的潜语和古老的碑文拓片间，最灵动的与最幽秘的存在走到一起了。他后来的小说一直有这样的特质。杂文亦复如此。齐寿山、陈师曾、钱稻孙大约看到了鲁迅精神的这种异质，但要真的走进这个小个子的绍兴人的世界，也不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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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旧俗对读书人的影响颇深，老京派文人一直以学理与诗文自耀，觉得已通天人之眼。这个风俗鲁迅是厌恶的。城里的京剧演出那时候很火，他一直远离这些。连弟弟周作人那时也说，听到京剧总想起抽大烟者，是迷糊人的作品，与现代人的感觉远了。齐寿山的哥哥齐如山嗜戏如命，还送给鲁迅一本戏剧研究的著作，但似乎并未引起他的兴趣。
教育部的环境他也并非喜欢，那原因是官场的灰暗与荒诞。连蔡元培都说：“无论专制、共和，一官吏，便不能免俗。”许多人是“做事的虚无党”。办公室外的世界，倒是有点意思。所以他的日记很少记录公事，环境和他并未构成亲昵的关系，这在他是一个宿命。后来不论到哪里，从未说过身边环境的好话。
林斤澜先生在世时曾对我说，鲁迅对北京的描述一直是怪怪的，所写的胡同几乎都是死气，殊为可怕。从读书人到小职员，灰色的居多。林先生甚至说，北京的文化和鲁迅没有关系。这是对的。
可是北京新的文化载体里有许多他的痕迹。天坛公园的建立，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的建立，都有他的心血。他甚至是最早提倡建立美术馆的人。为这个古老的地方增些新的存在，算是教育部时期的一种劳绩。这些在后来的文章里很少提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太知道了。
有一段日记很让我感动。他和同事为了展览，从外地运来一批文物，因为害怕意外，整整一夜和文物厮守在一起，不曾合眼。这是敬业心使然无疑。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始，文物不多，就把自己藏的汉代铜镜和泥塑等捐赠出来。那些古物，在鲁迅看来折射着精神之光。保存旧物，非回到过去，开辟新的生活是重要的。
考察鲁迅的古籍整理与文物搜集，都有奇异的眼光。他对敦煌文物很有感情，自己就藏有唐人写经多幅。景教在中原留下的碑文，他也喜欢，搜求了拓片多多。教育部同事知道他的爱好，出差时也为其搜求拓片。比如杨莘士到西安后，就为其代买一些石刻拓本。像《梵汉合文经幢》、《摩利支天等经》、《田僧敬造像记》，都是难得的。许多拓片都有胡风，是多种文明交汇的产物。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中稍有出息的艺术，大抵是与域外文明杂交的结果。开阔的空间里，才有精神的自由。他对历史片影里闪动的慧能，多有注意。而这些有趣的东西，现在已经被淹没掉了。
这是不矛盾的。从玩古董到白话文写作，在他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在流动的、创造性的、有飞的欲望里开启精神的远航。于是古老的存在与现代性的思想在此联手了。他以为好的艺术与好的思想，是混血的产物。尼采、罗丹、梵高都流淌多种文明的血液。而中国要腾飞起来，需要这样的参照无疑，只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还是太少了。
旧式的文人，大概就没有这些眼光。他的佩服王国维，就因了其世界的眼光。王氏在德国哲学视角下的思想沉思，以及考古学的功底，意味着学理的更新。同样是面对传统，王国维思绪里的爱恨、美的精神，为我们俗人所无。鲁迅觉得要做国学，就应是这个样子，虽然路径是多条的。
于是我理解了他何以看不上北大一些教员，包括胡适那样的人，在他看来，文明是动态的，永远在奔流里展示着自己的姿容。汉译的佛经，遂催出了六朝奇文；唐代的胡调，便唱出了中原的妙句；晚清的杂曲，流出章太炎的奇音。可惜中国的做学问的人，把本来湍急的河流，变成了湖泊；将鲜活的思想，做成了木偶。我们看鲁迅后来对复古的文人与留洋归来的绅士的讥讽，也可以从此找到原因。
后来的京派文人，多少有一点类似的取向。不过和鲁迅的区别是，止于欣赏，而非苦行中的拓路。鲁迅晚年的激进和参与社会运动，其实是想造就一个新的混血的时代，把多样的艺术引入国中。你看他的编辑书刊，推介版画，无不是催促新的艺术，在杂取他人融为己身中律动着。他译介俄国小说，引进西方版画，推销日本作品，都有一种精神的渴望。这些，我们在他沉默的几年里，都能够感受到。或者不妨说，一切均来自于这近十年的沉默。这个发酵期里的一切，细细考量，都是大有意思的。
鲁迅一生是个苦行者。即便后来在上海那样的热闹，你看不到孤独的影子?他在教育部的日子，蕴含了诸多文化的奇想。有时也消沉地想道：这些沉默的智慧有什么再生的可能呢?还不如从速地消失为好吧。可是，时代变了，天地之色已非昨日。他出来了，从那问铁屋子里。他沐浴了光，看见了爱，但那光与爱一个个地远去、失落，便又落入苦寂的大漠里。一个人走着，喊着，把苦楚吞到肚子里。他不是耶稣，但却死于所爱。也就是先前所引的雅斯贝尔斯叙述的看法，在没有意义的时代，他预示了新的寓言。而且，不幸得很，我们现在的时代，还在他的寓言中。
2009年8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