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 中国古代书学研究的结构

2010-08-11 17:24  来源：书画纵横|  已有16714人次浏览  评论0条

核心提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书学史研究逐渐步入学科建设的轨道。在这一发展过中，书法美学一度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有关书法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一时成为显学。受当时主流学术的影响，从大文化背景来讨论书法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西学大擅其宠。。。。。。中国古代书学研究的结构——《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评述陈志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书学史研究逐渐步入学科建设的轨道。在这一发展过中，书法美学一度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有关书法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一时成为显学。受当时主流学术的影响，从大文化背景来讨论书法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西学大擅其宠，而传统的重视史料甄别和考证的实学则很少有人问津，志大者不屑此道，才疏者力所不能。众所周知，学术研究必需以史料为基本出发点，阐释不排除实证，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为我们昭示了这一学术旨趣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张天弓先生便敏锐地注意到当时学术发展的偏向，凭着一股自信与执着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汉唐书学文献的考辨清理工作中。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发表相关研究文章70余篇，首次系统地对先唐120种书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辨。其代表性论文有《先唐咏书辞赋研究》（2000年）、《永明书学研究》（2002年）、《论梁武帝与陶弘景相互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2004年）、《论“字组”》（2005年）等。《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即是张天弓先生二十余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收录先唐书学考论文章40篇，附录相关的唐代书学考论文章5篇。2009年12月由荣宝斋出版社梓行。
 张天弓先生的研究无疑是特别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他承续乾嘉学脉，力挽书界狂澜，他的研究不仅系统地清理了数百年书学文献的真伪存亡，而且清晰地揭示了先唐数百年书学发展的脉络流变，不仅如此，他在方法论上的新创也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典范。
 首先，张天弓先生对于先唐120篇书学文献的集中清理是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收获。《中国书法》2000年第12期刊载了张天弓先生《略论先唐书学文献》一文，并附录《秦汉魏六朝隋主要书学文献一览表》，此表收录先唐书学文献114篇，分朝代、姓名、生卒年、撰述、成书年代、最早辑录著录存佚、可信性、作伪年代等栏目，虽然只是结论性的描述，但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完整的先唐书学文献的全貌图。在收入文集时，又作补充和修订，更臻完备。这份看似简单的表格背后，凝聚了张天弓先生十多年的智慧与心血。考证书学文献，最难的是对于文献性质的辨证和作伪年代的断定，这要求研究者有相当全面的历史文献知识和熟练科学的研究方法，张天弓先生于此均能游刃有余。他在文献的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用力至勤，收获也最夥。
 张天弓先生十分重视书学古籍的版本研究，藉此发现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引向深入。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先唐书学文献多达二卷，凡十六篇，沾溉后世甚大。然而，研究者一般不曾留意《法书要录》的传本问题，而且推崇倍至，对其不足也多是回护。张天弓先生在考证《采古来能书人名》时偶然发现，今存明人毛晋刊《津逮秘书》本与宋人所见本颇有出入。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四收该篇“陈遵”条下有张彦远随文按语，长达127字，而明刊本则无。据张彦远按语，该篇原题王僧虔撰，与羊欣无关。另，宋初所编《太平广记》卷二0九收该篇亦题为王僧虔《名书录》。所以，该篇“王羲之”条有引用“羊欣云：‘古今莫二。’”就容易理解了。张天弓先生在钩稽出《法书要录》北宋传本的同时，又指出《法书要录》存在“不辨真伪的滥收伪文”、“漏辑前代重要的书学文章”、“收录明显错舛的文献”等严重不足，这为我们正确使用《法书要录》敲响了警钟。古代的书学丛辑著作大多是相互转抄，存在大量的错讹、脱误现象，特别是稍晚于《法书要录》的《墨薮》，就非常芜杂，由此问津者鲜。论者援引史料往往从《法书要录》一下子就跳到《墨池编》，忽视《墨薮》在记录文献流传过程中的作用，最终无法了解诸多伪造先唐笔法篇目的真相。张天弓先生慧眼识珠，发现《墨薮》在整理先唐书学文献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该书保存了伪托王羲之论笔法文字的最初文本，如《笔势图》（即卫夫人《笔阵图》），《用笔阵图法》（即《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张天弓先生据此并结合初唐孙过庭《书谱》所言，推断在唐代是先有王羲之《笔阵图》，后演变成卫夫人《笔阵图》，同时还派生出其他诸多伪作王羲之论笔法篇目。不仅如此，《用笔法并口诀》篇首所述李斯《用笔法》，也就是卫夫人《笔阵图》所言李斯《笔妙》，于是将《法书要录》与《墨薮》对照起来考察，由此发现中唐以后伪造“笔法传授谱系”的诸多线索与材料。
 古代书学古籍散佚严重，通过辑佚可以还原和补充书学史缺失和断裂的环节。张天弓先生十分注重佚文，这为他解决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文献依据。例如他从南朝、唐代书学文献中检索到若干羊欣论书的佚文，从而发现羊欣的书论初步提出了“字形”与“自然”的品评标准，这是古代书法品评肇兴的标志。又如对王愔《文字志》和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的辑佚，重新发现了二书在书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均是书学史研究中填补空缺的重要工作。在校勘和辑佚的过程中，张天弓先生十分注重使用唐宋以来大型类书。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 —984）编纂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两部类书，在考证先唐书学文献中具有重要作用，张天弓先生常常渔猎其中。他发现《太平御览》卷七四九引王羲之《自叙草书势》，实为《墨池编》卷二王羲之《草书势》之序文，篇尾朱长文按语直斥伪托，明言“张彦远以《草书势》为右军自叙”。《太平御览》所引篇目多取自《法书要录》，《自叙草书势》极可能亦取自该书，朱长文所见本即为明证，但明刊本则无。这为解决《法书要录》的传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所有的文献基础工作中，张天弓先生的辨伪成就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尤其是对于赵壹《非草书》和蔡邕、王羲之、羊欣、王僧虔系列论著的辨伪，让人叹服他的精勤与睿智。20世纪以来，受到疑古辨伪思潮的影响，书学疑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30年代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之书法文献辨伪，40年代唐耕余《〈笔阵图〉真伪及时代之辨》，80年代李天马编述《余氏书录辨伪》及徐邦达辨王愔《文字志》，90年代以后张天弓先生疑辨先唐书法文献，在范围和深度上远超前人，从而成为书学文献辨伪的集大成者。根据张天弓先生自制的《秦汉魏六朝隋主要书学文献一览表》统计，总数约有百篇的先唐书学文献中，明确为“伪”的有29篇，此外尚有经过窜改的不可信的书论10篇。张天弓先生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辨伪学的方法，以内证为主、外证为辅，综合考察文献的可信度。徐清博士曾经撰文对张天弓先生在书学辨伪方面的成就进行过精当的评论，她在全面研读张天弓先生辨伪著作的基础上，总结出张天弓先生的辨伪在观点和方法上“其有改进之处和自身特点”的三个方面：第一，疑辨较前人更为深入细致；第二，不仅扩大了可供利用的文献范围，还增强了对文献性质和可信度的认知判断；第三，更注重对伪书的时代性研究，确认其史料价值、积极加以利用。洵为知言。
 辨伪的目的不在于将伪书一棍子打死，而在于对伪书的使用获得一种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那些非伪的书学文献也存在一个价值判定的问题。张天弓先生认为，研究先唐书学文献，除了考辨其真伪外，还应判别其性质。他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先唐咏书辞赋，认为不应该将它们的价值估计过高，他将这些辞赋置之于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指出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的旨趣和性质是文学创作题材扩大的产物，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一些据崔、蔡之文而得出的所谓“东汉书法理论自觉”说。这充分体现了张天弓先生所具有的博洽审辨的眼光和客观求实的精神。
 其次，张天弓先生在文献考辨基础上廓清了先唐书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当代书学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近三十年来的汉唐书学史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这些成果大多缺少基本的文献甄别过程，使得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可信性大打折扣。张天弓先生并非有什么考据癖，他的全部考证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为了廓清汉唐书学发展的轮廓。他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一反当代书学研究主观肤泛的积弊，在全面考察先唐书学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颇具卓识的新结论。不仅如此，张先生还积点成线，由线到面，将他对于先唐书学的新结论编制成一幅完整、系统的图卷，从而为当代书坛卓然树立起一块丰碑。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古代文艺理论自觉的探讨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觉，研究最为充分深入。如果以文论自觉为参照并结合书论发展的实际，在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书论远远没有达到“自觉”的水平。然而，研究者凭借一些未经过甄别的史料，贸然得出书法理论的“东汉后期自觉说”。张天弓先生的研究重点就是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2000年，张天弓先生在他撰写的《先唐咏书辞赋研究》中首次拿出自己关于这一时期书论史的宏观粗线条的构想：东汉崔瑗（公元78—143年）《草书势》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滥觞，西晋卫恒（公元252—291年）《四体书势并序》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初步自觉，南朝齐王僧虔（公元426—485年）《书赋》是真正自觉的标志。随后在《“永明书学”研究》中着重对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的八种书学论著进行钩稽、考订、辨析，通过对以王僧虔《书赋》为重点的横截面的实证，明确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批评的自觉定位于萧齐永明年间。
 “永明年间自觉说”比“东汉后期自觉说”推迟了三百年，虽然表面上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却是合乎实际的，这个结论其实有着坚实的文献支撑和科学的论证逻辑。文献的支撑自不必说，有关“自觉”标准的提出更能显示张先生论证的严密和谨慎。张天弓先生指出：“作为理论自觉的标准，或者说与‘自发’相区别的尺度，是对该艺术的本体及其基本规律有所认识并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他更倾向于将理论自觉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来进行处理。
 张天弓先生对于古代书论自觉问题的寻绎是从文献的考证辨别开始的。当代一些流行的书学史论著，在完全忽视文献真伪的情况下，通过托名蔡邕的一些伪文把蔡邕塑造成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张天弓先生指出，东汉末理论的高峰是今人虚构出来的。其一，放大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的理论价值；其二，把伪托蔡邕的《九势》、《笔论》视为基本可信；其三，把无涉书艺的《笔赋》当作书论专著。张天弓先生进一步认为，今存所有东汉书学文献，都不能说明崔瑗、蔡邕时代已达到了书法理论的自觉。稍早于崔瑗的许慎（约58年生，据清?陶方琦说）《说文解字序》，虽然论述了文字的起源、功用及“六书”，与书法有一定关联，但未直接涉及书艺。约与蔡邕同时的赵壹《非草书》，经后人改窜，也无法作为参照。至于蔡邕《上封七事》言及鸿都门学时谈到书艺，可以作为参照，但此篇明言“书画辞赋，才之小者”，“虽有可观，……致远恐泥”，这恐怕不能说明蔡邕已具有书法理论的自觉，而只能是相反。
 另一方面，他通过钩稽汉魏书论，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东汉书论的萌牙到西晋卫恒书论的初步自觉这二百年发展过程的基本源流脉络。张天弓先生在回答古代书论肇始这一问题时指出：“汉兴以来，文士的著述有两种风气：一是喜好议论、子书；一是喜好辞赋（广义的）。这是书论兴起即分为二种表述形式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可以说古代书论有两个源头，班固的议论和崔瑗的辞赋。以后书论发展亦有这两种源流，二者虽有相互影响，但大体上仍各自独立发展；直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并序》才达到初步综合。”在这一由分到合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韦诞。韦诞的书论，是班固、崔瑗、张芝、蔡邕、梁鹄等人书论观点的综合，并直接经由卫瓘而传递给其子卫恒。韦诞在书法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是在《评张芝》中首次提出了第一个书艺的至尊座标——“草圣”。张天弓先生指出，这种尊“圣”的思维方式和当时书家普遍存在的对于书艺的“自矜”一起，成为引领书法理论走向自觉的驱动力。
 卫恒（252-291）《四体书势并序》，将自作与前代以的四篇咏书辞赋《字势》、《篆势》（蔡邕）、《隶势》、《草书势》（崔瑗），按书体产生的历史顺序合为一体，每一“书势”之前都有较长篇幅的序文，论述该书体的起源、特点与书家，兼有书体论、书家论、书法评论、书法史的性质。从其内容上看，既显示了东汉以来书论中辞赋与议论的合流，同时还纳入了文字学的有关内容，其序言及编排已初步显示出将书论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意图，所以斯篇标志着古代书论达到了初步自觉，同时又是南齐永明书学的“玄学化”与“小学化”两种研究方向的直接源头。如果说韦诞书论是东汉以来书论的综合，那么卫恒书论则是汉魏以来书论的综合；韦诞使书艺成为“不朽”，而卫恒使研究书艺成为学科。
 这一系列论断的提出已经初步勾勒出汉魏书论的轮廓，但是还没有正面回答古代书论真正自觉的问题，“永明书学”的提出，则正式标志着张天弓先生对古代书学自觉问题的思考走向成熟。《“永明书学”研究》一文是张先生最为满意的篇章之一。他将永明书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永明五年竟陵王开西邸集纳天下学士为界，前一阶段的著述有，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王僧虔《书赋》、王俭《书赋序注》；后一阶段有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刘绘《能书人名》、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王愔《文字志》。他指出，在中国古代书学发展史上，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在短促的十一年间，产生如此密集的书学论著。这八种著述中，竟创造出古代书学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部书法评论专著，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第一部书体研究专著，第一部异体书法或书法画专著，第一部书法史专著，以及第一种书学著作注解。而且这八种著述在某此内容上虽有交叉，但绝无重复，显示出明确而自觉的学术分工意识和创新意识，除技法研究外，几乎涵盖了古代书学的全部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丰富“永明书学”研究的内涵，张天弓先生又上下求索，重点考察了王僧虔、萧子良、陶弘景、梁武帝的书论和南朝内府收藏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指出，王僧虔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书法理论家，代表着书学研究的“玄学化”倾向。其后经由王俭、萧子良，转换到后期以萧子良为代表人物的“小学化”倾向。陶弘景和梁武帝是继南齐“永明书学”之后古代书学的又一次理论思维的飞跃，达到了南朝书学的最高理论思维水平。梁武帝提出的书法本体论纲领，初步包含着综合“玄学化”与“小学化”的意向，不过这种综合晚到唐代张怀瓘那里才最终得以实现。至此，张天弓先生已经和盘托出了有关古代书学发展的框架，也使得他对古代书论起源问题的漫长巡礼告一段落。
 第三，张天弓先生在方法论上的新创也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典范。张天弓先生虽然是以善于考据而驰名书坛的，但是支撑其考据基础的却是多年沉浸西学而获得的出色的理论思维能力。张先生早年对黑格尔用力很深，他的第一本著作《书法学习心理学》就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书法的尝试。虽然这本书相比后来的研究而言有种种不足，但是他藉此而展开的思考为他后来的文献考辨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张天弓先生在论述“永明书学”的“玄学化”和“小学化”分合历程时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书法研究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又重演了永明书学的历程，前十年的书法美学热潮，后十年渐入沉稳的书法史研究，可以预期，二十一世纪前期这两种倾向将走向更高水平的综合。”笔者以为，张天弓先生的研究正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促使两种倾向将走向更高水平综合的代表人物。当然，这种综合既指内容，同时也涉及方法。特别是他经常采用的将阐释与考证结合、重视证据链、不断将问题细化、提炼概念等研究方法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典范。
      张天弓先生的主要论文多采取先考后论、论从史出的结撰模式，《古代书论的肇始：从班固到崔瑗》、《“永明书学”研究》、《论韦诞——兼论古代书论的起源》无不如此。他从来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的考证都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例如他对马澄《逸少正书目录》的考证就是如此。《逸少正书目录》是一部书法著录的专著，在书学思想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人关注，张天弓先生起初也忽视了它。到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古代书学研究中的观念、思想、理论，不是像现在某些书法理论的宏论那样，是从什么儒道释的经典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书学研究在解答书法现象中的具体问题时逐渐升华、凝炼而成的。”研究马澄《逸少正书目录》的意义在于找到萧子良书论与梁武帝书论的具体过渡环节，大王有镇书目录，小王则没有，这为解释二王位望升降的原因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张天弓先生的考证通常是综合的。一方面，注重文献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注意情理的合理演绎。例如他在钩稽南朝内府“镇书——出装书”制度时，主要是从“内”、“外”两个层面来塑造能粘合文献碎片的“范型”，“外”是秘藏图籍秘记的编目与正本、副本，及秘藏画作的整理与编目；“内”是秘藏书迹整理的情状，及书法审美的时尚。后者即是依据相关资料作出的合理推测。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张天弓先生一方面秉承孤证不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努力寻找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让证据形成链状结构，以此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汉魏之际，书家普遍存在对于书艺的“自矜”现象，从班固、崔瑗、张芝、蔡邕、梁鹄直到后来的王羲之，无不如此。张天弓先生从韦诞的书论考证入手，将这些书家的相互影响和传承过程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另外，又从当时个体走向自觉的社会背景出发，结合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尊“圣”观念，从而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自矜’是古代书论起源和走向自觉的内在动因”这样一个普适性的重要命题。
 张天弓先生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他从来不将自己局限在有限的专业文献之中，在他的笔下，文、史、哲能够贯通，阐释和考证必然融会，这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博大的气象，这种博大不是宏观抽象的结果，而是将论题不断细化的产物。特别是在辨伪的过程中，他认为：“所谓研究的深入，通俗地说，也就是善于不断地肢解问题。”他考察《笔阵图》的真伪问题即是如此。他将四部丛辑《法书要录》、《墨薮》、《墨池编》、《书苑菁华》中收录的《笔阵图》相关伪文集中列出，然后分别对待，将它们各自的文献来源一一清理。最后得出“今传卫夫人《笔阵图》与王羲之《题后》，是在唐代一步一步地繁衍构造出来的”结论。
 张天弓先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在行文中经常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凝练为一个个明晰的概念，诸如“自矜”、“玄学化”、“小学化”、“类化”、“永明书学”、“字组”等。他曾经思考过古代书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认为主要是通过体系研究、范畴史研究来与现代书论交融。如果作为前提与基础的史的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到位，那么这种“转换”很可能就是用古人的词语概念来表达今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很反对那些盲目搬用流行于当代的新名词如“形式”、“内容”来解释古人所说的“形质”、“神采”的做法。这表明，张天弓先生的理论研究不只是追溯过去，同时也指向现在与将来。 二十年来，张天弓先生辛勤地耕耘于古代书学研究这片园地，他时而开拓冻土，时而查缺补漏，时而穷研极究，时而纵笔宏论，他几乎投入了业余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历尽艰辛，九折不回，终于在2009年的年末将自己半生心血凝聚成的硕果展现于世人眼前。其具体篇章或有可议，但其卓越成就不容置喙。在当代社会学术腐败日甚一日的今天，张天弓先生以他对于学术的虔诚和执著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他身上所具有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和求实创新的品格正在成为当代书坛的宝贵财富，而他对中国古代书学的出色研究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书学领域的新起点。（陈志平，书法博士，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书画纵横|  作者：陈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