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记“国宝”陈垣

欧济霖

1951年1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向赴宴的委员们介绍我国史学大师、教育家陈垣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从此盛传于世。陈垣读书确实很多，12岁时，在老师的书架上，发现张之洞的《輶轩语》，后附有《书目答问》，列举很多书名，下注该书卷数、作者、什么刻本好。他觉得是个门路，就按目录买需要的书看。自此，终生漫步书林。并以“励耘”名其书斋，要求自己做学问要像耕田锄草，业精于勤，深耕细作。

1913年，自广州迁北京定居。他感到在京最大的快事是北京藏书丰富，可以读许多在广州读不到的书。他住北京城内西南角，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贮存城东北角的京师图书馆。那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要三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全书》，刚开馆就赶到，下午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如此度寒暑，十数年如一日，终于将我国这部最大的丛书通览完毕。

1939年初，他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嘉兴藏》这部书，尚未被人利用过，认为是“三百年沉霾之宝窟”。藏书处阴暗潮湿，尘土积封，蚊虫很多。那时他已年近六旬，为发掘这座史科宝藏，不避艰难，每次进去，先服奎宁片，预防疟疾，历时年余，将全藏读完，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语录，并在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运用。

陈垣博览群书，心细如发，校勘精密准确。1922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说为唐玄奘法师作年谱时，参阅几种主要书，都说玄奘赴印度求佛法，出发之年是贞观三年，认为此说可疑，怀疑的依据是《新唐书·薛廷陀传》里“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一句。叶护可汗既然于贞观二年被杀，那么诸书所说玄奘于贞观三年出发，到西突厥见到叶护可汗，当然不可能，因此，梁得出结论：玄奘出发之年是贞观元年而非三年，并说“殆成铁案”。两年后，陈垣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引《通典》、《册府元龟》诸书的坚实证据，证明贞观二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到西突厥叶城见到的是统叶护的儿子肆叶护。陈垣以一字之差，纠正大错，轰动史坛，士林折服。

《廿四史》中《魏书·礼乐传》，自从宋靖康年间就缺了整一页。清代辑佚大家严可均对此一筹莫展，只好以“原有缺页”塞责；卢文弨《通典》补得16字后，也认为此页“无从考补”。陈垣据《册府元龟》补齐此页全文，一字不缺。800多年的缺页竟失而复完，史界至今传为美谈。

陈垣不但多读书、善读书，而且长于教书。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能力。他将“史源学研究”课改革为“史源学实习”。要学生“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论著之轻心”，“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学者端楷抄之。抄好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掇拾为文，……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这实际是按照历史科的特点，以某一专题为目标，引导学生操练各项治史的基本功，使学生在读书、查书、追源、专证等方面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独立钻研和治史能力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改革被公认为有效的史学教学法，几乎被全国大学历史系采用，成为我国历史教学法的“保留节目”，沿用至今。

他有两句读书、教书、著书的名言——“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前者是搜集资料要尽可能完备无遗，要广度；后者是穷根究底，要深度。他以这种治学态度教出了一大批在研究和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他毕生治史，范围广博，发微知著，内容精深，论证有力。主要著作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校勘学释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释氏疑年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等，涵盖宗教史、元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讳学等方面，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衷心敬佩，日本东西关系史名学者桑原骘藏认为陈垣“为现代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

陈垣既是史学大家，也是一代宗师，从教70余年，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几达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陈垣毕生从教贯穿着一条爱国的主线。还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一次研究生集会上，就慷慨陈词：“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他以国族成就为已任，多次谈到每逢收到外国对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感受“就像一颗炸弹扔到书桌上”。鼓励学生奋发图强，为中国人争气。抗日战争时期，他困处危境，身陷日寇统治的北京，还在大学讲台上公开宣讲不仕清的顾炎武著的《日知录》和表彰抗清英雄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他此时的著作，考明季滇、黔佛教及南宋河北新道教，论中国佛教史籍，以表彰抗节不仕并济人利物之遗民；记清初僧诤以抨击甘心投敌之汉奸；借表胡三省通鉴之微，援古证今以明志。更于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2月，利用辅仁大学“返校节”集会之机，在会上致辞，巧妙地运用《礼记·射义》：“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一语，引申说，古代“射会”的规矩，凡无能御敌的败军之将、投降而奴颜事敌的伪官员和贪财好利、认贼作父的人都不准参加。指出幼壮孝弟，好学不倦，好礼不复，以及耄耋之年仍能修身洁已、正直不乱的人才能坐众宾之席。这使当时不少卑鄙者无地自容，悄然溜走。有次，敌伪追究放电影时为国旗鼓掌的学生，陈垣挺身而出说：“是我鼓的掌，要逮就逮我。”敌伪虽凶，面对这位大义凛然的教育和学术权威，也无可奈何。陈垣不屈于威武，不淫于利诱，拒绝出任华北最高的教育伪职，义正词严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以史表微，以身作则，以爱国思想激励青年学生。当其时，铁蹄下的北平，物价奇贵，路有饿殍，辅仁学子发起“慈善夜”，捐款设粥厂、赠寒衣、义诊、义演、义卖以拯救饥寒交迫的同胞，一些同学更拿起刀枪，投身抗日前线，无怪乎当时日伪政权惊呼辅仁是“抗日大学”。

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陈垣生于广东新会棠下石头乡富冈里。远祖名宣，宋时自南雄珠玑巷迁新会。传21代至陈垣的祖父海学，生9子，称“维”字辈。陈垣生父维启排行第五，又名田，号励耘，先后生垣与国健兄弟。垣字援庵，曾用星藩、援国、圆庵等名。陈垣自少刻苦攻读，专心著述，又作育英才，均成就斐然，为中外士林所共仰。

羁于际遇，陈垣一生只有两段较长的乡居期。一是从出生到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6岁赴广州入私塾前的儿童期；一为成年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27岁，“由于宣传推翻清朝政府，遭到时忌，被迫离开广州，到（新会）篁村小学教书。”①为时约1年。另外，短暂回乡而有据可稽者是一次返乡考试，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21岁，考取秀才。

陈垣乡居时间虽短暂，但他对家乡的风情、古迹、山河、人物始终充满怀恋之情。这从他的四首乡忆诗中可见一斑：

一、题胡金竹先生草书千字文

棠下墟期三六九，先生故里幼常过。

当年未读乡贤传，天地玄黄总咏歌。

二、汉侄书来，知询虞八叔及耀来大兄近状，以此寄之。

卅年不到古冈城，记否邻庵念佛声。

六韵五言吟甫罢，北门楼上已三更。

注：石溪陈氏试馆，在邑城北门大街，左右邻均为尼庵，县试头场，必殿以诗，夜深始交卷。

三、寄汉侄石头

昔吾廿五居乡校，今汝传经太祖祠。

日懔白沙追古训，湖光山色最宜诗。

四、寄汉侄太祖祠

岐山头畔百花鲜，艳说真人圣水传。

为问近年傩礼日，祠堂香火否如前？

陈垣青少年时代自基层奋起，从事教育70年。他对教育工作，尤其对他参与过的家乡教育工作特别有感情。“一直到60年代，还有他在篁村小学教过的学生到北京来看望他，还提起60年前在小学教课的情况。”②他传世的几首乡忆诗中，有三首是“寄汉侄”的，“汉侄”是陈珍汉先生，石头小学校长（1988年逝世于香港）。“昔吾廿五居乡校，今汝传经太祖祠。日懔白沙追古训，湖光山色最宜诗。”表达了他对早年当乡村教师的怀恋，对亲属接班的欣慰，对家乡教育的重视。

陈垣先生对家乡有关国家兴亡的遗迹分外关切。新会崖山乃亡宋沧桑见证之地，数以万计的英雄儿女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陆秀夫负帝蹈海殉国，千古可歌可泣；而助元灭宋的汉儿张弘范竟在奇石摩崖树“纪功碑”，却万世可唾可骂。陈垣于1907年发表《张弘范镌石》一文中斥之为“无耻者之最者”。抗战时，陈垣借著《通鉴胡注表微》以明志。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233中注释琼州文曰：“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使西南风帆，三日三夜到……崖山门，……”陈垣就此“表微”，发现胡释琼州之所以涉及崖山，其义深远。“崖山在新会，为宋丞相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书以志痛也。崖山海中有奇石，张弘范摩崖大书‘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自夸耀。明提学赵瑶诗：‘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指此也。成化间御史徐瑁，始命工削去，事见道光《新会志》。”在其有名的“古教四考”中，陈垣早知地方志对考证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故乡方志非常熟悉，素有研究，顺笔直书，见微知著。

陈垣生于新会，爱国思想、民族气节、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根”也在新会。常见他在著作发表时，特署“新会陈垣”，足见对故乡一往情深。

陈垣治史从教，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远，佼佼称于当世，古冈闾里为之生色。新会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群星璀灿。明代有陈献章（白沙），近代有梁启超（任公），当代有陈垣（援庵），世称“新会文人三泰斗”，这个赞誉，陈垣当之无愧。

注：

①陈垣《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年》。

②刘乃和《陈垣同志勤奋的一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版。

（作者系新会市东方红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