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做老婆的女人外表:大事难事,看担当

是成是败,看坚持. 

一、大事难事看担当：­

    人的行为是事。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事也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事有大小难易，人有巧拙、贤愚。 ­ ­

一般人遇到了自己所不能解决或是无力承担的“大”事时，往往容易采取逃避的办法，或是自我保护的措施。他们总想着，天塌下来有高汉顶着，所以从来不会承担什么责任。 ­

    但是，若人人都来采取这样的态度，岂不是无人来担当重任了吗？ ­

    所以， 逢着那些大事或难事的时候，便可看出一个人的担当来。如果他能够在艰难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或者是在紧要关头承担大任，那么就肯定会成为更多的人的精神支柱，也往往会被大家所信服和拥戴。 ­

二、逆境顺境看襟度：­

看一个人的胸襟和气魄，要把他放在一种关系里。 ­

人事关系无非是顺和逆，人们往往适宜于在顺境中生存，因为这样只需要一种技术就可以了； ­

但在逆境中却完全不同了，不仅仅需要技术还需要一个人的胆识、意志、毅力、胸襟等等，是一种综合能力的磨练和考验。 ­

一个有胸襟气度的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是不会怨天尤人，他能够接受顺境，也能够接受逆境。因为在他的眼里，世间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他会把逆境和顺境都当成是生活必须走过的路，从而会付出同样的努力。要度过逆境的办法只有一条，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当然它的前提是有一种大无畏的胸襟和气度。 ­­

人类的感情中最可怕的就是喜和怒，这两种感情最容易使人的心理动摇而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作为领兵大将的素质，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态。面对泰山崩塌面不变色，面对麋鹿出现在旁边而不眨眼，然后才可以左右局势，战胜敌人。 ­

这里要求的是良好的心理素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不为眼前利益所打动。一旦有佞臣谄媚，皇帝龙颜大喜，便会赐以重赏，甚至是半壁江山；忠臣犯颜直谏，真言逆于龙耳，龙颜大怒，便要杀头，干下许多蠢事。刘备一怒而伐吴，坑害了蜀中将士；吴三桂一怒为红颜，招来千秋骂名。大人物不敢轻易喜怒，小人物又岂敢轻易喜怒呢！ ­

喜要能不得意忘形，心中要有数，不至于昏了头脑，做了过头的事情； ­

怒要能够明白后果，怒得有威有严，不至于招来是非恶果。 ­

所以，有涵养的人对于事理十分通达，往往不容易为喜怒所转动，一是真正可以使其喜怒的事不多，一是喜怒之时情绪不稳会造成判断错误。 那么，为了不至于造成悔恨，就必须增强自己的涵养，以便在喜怒之际而能够无动于衷。 ­

 四、辟行辟止看识见：­

一般人都是随大流，容易随着别人的路子走，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没有自己的主见。如果与大家一样去做事，不管事对不对，也不分析和判断。这样的人，也与大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凡人一个，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

人在一起的时候，看这个人的谈吐举止，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举止，正表露出一个人的识见，而识见，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对人世间的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香与臭、恩与仇、好与坏、长与远等看的清楚的人，这叫识见。有的人识见长远，有的人目光短浅，有的人智慧诙谐，有的人愚不可及，有的人目光如炬，有的人鼠目寸光，有的人分不清楚好人与坏蛋，这些识见的法理，是一通百通、融会贯通的，心窍即开，就一切都明白了。­

真正有识见的人，把这些都看的很清楚的人，心中自然有其独到的准则，决不会盲目追随他人。人要有真正的见识。­

 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辟行辟止看识见。有作为者定有不凡。

  如果说，石刻的前一段话是做人的教诲和劝戒，那么，后一段话则是识人、看人以及人品评价的尺度。“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是一个人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体现；担当，是一个社会稳定、安全、和谐的基础；担当，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浩然正气的象征。

   被毛泽东称作“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时就对某些国人那种“麻木驯服、前倨后恭”的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先生为此愤然而弃医从文。他认为医治国人的“心病”比治愈人们的生理病更迫切、更重要。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华盖集·忽然想到》）。“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在《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列出了两个奇怪的等式：人＋兽行＝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他阐述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狗成为家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敌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鲁迅先生那希冀国人能“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近乎掏心裂胆的乞求，似乎并没有实现，他当年所不齿的“国人遭凌辱，众多同胞幸灾乐祸当看客”的现象，时下并不鲜见：路见不平，三缄其口；面对歹徒，退避三舍；以邻为壑，袖手旁观；见问题就挡，见利益就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心自危，不守信用；人浮于事，见利忘义；不负责任，相互推委；对损人利己之事，睁只眼闭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得好不如推得干净……

  郭沫若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体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这种“正义沦亡”的现象的蔓延，有着极其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动因，归罪于哪一个方面，都难免失之偏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主持正义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而且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补偿的时候；当因救助他人而受到嘲弄，当因见义勇为而被反诬，当因主持正义反受冷落，当因溜须拍马而青云直上，当因制假造假而发家致富，当因坑蒙拐骗而令人垂涎的时候……诸如此类不正常现象一旦成为正常, 那么，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将不再推崇正义，不再追求诚信，不会自我约束，不尊重勤劳，代之而起的是对特权的渴望，对欺诈的热衷，对职业的不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和对自身的放纵，道德人格将无从谈起。

   但是，社会环境毕竟是人创造的，道德风尚的颓废，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我们总不能等社会环境彻底改善了，再肩负起社会责任；总不能等“到处莺歌燕舞”了，再承担公民义务；总不能等大家都人心向善了，再关注他人和集体利益。如是，就会陷入“你讲落实，我讲落实，就是难得落实；你怨不落实、他怨不落实，不知是谁不落实”的怪圈，建设和谐社会、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就无从谈起。

  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既没有脱离责任的权利，也没有脱离权利的义务。从局部来看，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有什么样的群众才有什么样的领导。“暴君的权力是暴民给的”（鲁迅语），正是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睁只眼闭只眼，才使得某些人肆无忌惮、胆大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