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什么样的女孩适合结婚:擂鼓墩的曾侯乙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13:04
曾侯乙墓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64件，(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1983年1月6~9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80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编钟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
玉佩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 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目前尚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其它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国宝”介绍 曾侯乙墓共有包括编钟在内共九件文物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分述如下： 国宝一编钟
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
国宝二青铜尊盘 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国宝三编磬
通高109、宽215厘米。 青铜错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国宝四鹿角立鹤
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 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国宝五大尊缶
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国宝六联禁铜壶
左：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 右：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 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国宝七青铜冰鉴
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国宝八云纹金盏（含金漏匙）
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 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 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国宝九龙凤玉挂饰
挂饰整体为一条大龙。全器用5块玉料、1个玉环和一根玉锁钉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技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有谷纹、云纹、斜线纹。出土时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其特色之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例：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三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及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曾侯乙墓面世始末 一个距今2450多年的人，他死后给世人留下无价之宝
多年前，在随州城郊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从此昭然天下。破解“褐色之谜”
说起27年前的往事，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时任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的谭维四教授激动不已：“那真是一波三折、千钧一发呀！”
那是1978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
“谭队长，长途电话，襄阳地区（今襄樊市）文博馆有急事找你。”门卫一声大喊，谭维四教授心里一惊：以他的经验，深夜来长途，要么是文物出现险情，要么是报告极其重要的发现。
电话是襄阳地区文博馆王少泉打来的：“随县（今随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驻军某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褐色土层下面到底是什么呢？
谭维四一听，急切地回复：“赶快停止施工，保护现场，立即向地委报告，我随后即到。”
3月10日，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成立。19日，谭维四连同两名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直到此时，时任雷达修理所副所长的王家贵，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省里来了行家，他的推断得到了重视。
早在1977年10月底，王家贵就怀疑这里“大有文章”。发现土质异常后，爱好考古的他立即意识到地下可能有“大宝贝”。县里派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去看现场，因缺乏考古意识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施工继续进行。
1978年春，民工开始用爆破式的方法开采墓地。一些民工突然发现，在开挖过程中，挖出了大量不规则多边形青石板。1月30日，修理所再次将这一特殊情况报告随县文化馆，馆里派来的一位同志再次查看现场后得出结论：不是古墓，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次遭否定，却没有解除修理所几位负责人的疑虑。
2月21日，又一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推土机推去了褐色土层后，工地出现了一些麻灰色的碎石块，继而又挖出了一块石板。
“石板是人工加工！此处必为古墓无疑！”修理所所长郑国贤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随县县委汇报。
此次，县里派出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来到现场，懂考古学的王副馆长初步判定是座古墓，遂向原襄阳地区文博馆报告。
“听他们讲这些经过，当时简直入了迷。”谭维四教授回忆说，“如果不是这群基层军官执著的精神，古墓恐怕就随着炮弹灰飞烟灭了。”
急性子的谭维四听完介绍后，激动地向大家报告：“经过初步勘探，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褐土’之下必有奇珍的古墓。”
谭维四的一席话，让发掘队一时热血沸腾。次日，急切想了解地下奥秘所在的钻探技工们起了个大早，呼啦啦地干起来了。
但意外出现了。3月31日，发掘队发现，在南北两坑相交偏西处有一个人为挖开的洞，此墓显然曾遭盗扰。一片惊叹之声随之而起。发掘队里的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
很快，“宝藏既已被盗，还有什么发掘价值”的质疑声四起，四面八方的人们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谭维四身上。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谭维四表达了3个观点：尽管有盗洞，但规模小，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事后，从盗贼留在洞口的物品分析，盗墓时间约在墓主下葬后300年左右的战国至秦汉这段时间），不可能把文物全部盗走；考古不是“挖坟取宝”，比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文物，也非常有价值；按照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也是要发掘的。
三条理由把大家说服，发掘工作继续进行。
寝宫浮出水面
完成现场清理后，发掘队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
5月14日，木椁盖板完全显露出来，南坑、北坑皆东西横铺，东坑、南北向竖铺，面积200多平方米，场面十分壮观，使所有参加发掘的人为之一振。
第二天，进行航拍的军用直升机来了，顿时把随县城关及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
据负责考古现场保卫、物资后勤供应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老人回忆，当年县城只有四五万人，可涌上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
公安、民兵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屡屡被群众冲开，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飞机离开后，传言四起：“挖出一个‘金头’直升机运走了。”“挖出个老头，血管还有血，直升机把他运到武汉抢救去了。”……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擂鼓墩的确是沸腾起来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最多的一天，竟达3万多人次。此时，盗洞仍然给不少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被盖板挡住了视线的人们纷纷议论：墓主人会把一些什么珍奇异宝带入坟墓呢？
5月17日凌晨，太阳刚爬出地平线，考古队员们都来到工地，他们突然发现墓坑北面的山坡上，晃动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看来，今日揭椁盖板的风声走漏了。”谭维四笑了一笑。
一声哨音响过，吊车开始启动。
起吊墓室椁盖板的难度是考古队员始料不及的。47块椁盖板均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4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5吨吊车在这些大家伙面前束手无策。围观的群众更莫名其妙，看到吊车已经启动，吊臂已经伸出，却为何又停了下来。又是议论纷纷，惊叹之声此起彼伏。情急之下，临时开来的黄河牌10吨大吊车上场应战，几经周折才得以成功。
椁盖板揭开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满是宝藏的地宫，而是一幅惨景———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3米深的浑水里，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深埋地下的木椁构筑露了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豪华寝宫，分东、中、西、北4室，其平面外形与墓坑相同。
5月21日，发掘工作进入第三步：排除积水，清除淤泥。
椁室的水位在慢慢下降，水里的奇珍异宝在慢慢露头。人们的情绪也随着它们的露面不断升温。
西室。随着水面的下降，突然，一只“无头小鸭”浮出水面———这就是后来被制作为邮票的“鸳鸯形漆盒”。它的出现简直就是一剂兴奋剂，给了人们一个信号：文物没被盗光，水里还有“宝贝”。八女陪葬惨状重现
作为寝宫的东室清理工作也在进行。5月22日上午8时，一个庞大的棺盖露头。
“好大的家伙！”谭维四对这个体形庞大、加以铜木结构的彩绘漆棺惊叹道。在过去的古墓发掘中从未见过，确属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经验告诉他，主棺底下一般会有文物，要轻取轻放。果不其然，5月29日清晨，棺底下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黄金制品。
其中发掘出的云纹金盏重2156克，以其形体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立即“当”上了我国先秦考古中发现的实用金器中的“大哥大”，亦属一级甲等文物。
出于安全的考虑，清理出这些金器时没有声张，在做好记录后，立即由保管组接收转入室内，保管组组长白绍芝负责保管，这栋楼也因此加强了安全保卫，并在室外增设了流动哨兵，日夜巡逻。
东室水上还浮着8具棺木。队员们发现，有6具是东西向平行置于主棺之东；有2具南北向呈“一”字形列于主棺之西。棺木内各有1具人骨架。
后来送往医学解剖与鉴定，8名死者均为女性，年龄在19—26岁之间，身高在154.25—160.53厘米之间。显而易见，她们是作为墓主人生前的妃妾或近侍宫女，为墓主人殉葬而被埋入坟墓的。
在主棺与陪葬棺之间，东室还出土了9具乐器。
“这显然是一个‘房中乐’乐队所用乐器，联系有8个女性陪葬者来看，可以窥见墓主人生前政事之余回到内宫的音乐生活的情景：妃妾侍于宫房之内，轻歌曼舞身旁，王室内喜气洋洋。”谭维四说，“生前为君王宠物，死后还要为君王看门。当时宫女的悲惨结局可见一般。”
主棺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立鹤”亭亭玉立。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亦禽亦兽的动物，显然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鹿、鹤在古代都被视为吉祥动物，而在古代长江流域中游，曾经生长着大量的鹿群。
“令人惊奇的是，鹿角立鹤低垂短尾，轻拍双翅，是寓意墓主人的灵魂意欲乘鹤邀太空，还是只是为了镇墓辟邪？”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称学术界至今仍对此争论不已。
在他看来，关于“鹿角立鹤”这件“国宝”的争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王者究竟是谁
打开主棺，一具人骨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是谁？身世如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主棺旁的一件短柄铜戈引起了谭维四的关注。在铜戈上，依稀可见一行铭文：“曾侯乙寝戈”。古人视棺如寝，此戈显然是墓主人近卫武士所持。而墓主的周身，布满金、玉、铜等陪葬品，达586件之多。
“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参与发掘的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酋生记起《墨子》中的这句话，并以此推断，墓主可能是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名乙，距今2450多年。
后面更多惊人的发现，一步步验证了这一初步推断。
45处甬钟上均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而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曾侯乙”三字共出现208处，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的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
足够的证据和历史文献表明，此墓墓主只能是曾侯乙，一个诸侯国———曾国国君，姓姬，名乙，年龄大约在42—45岁之间。史书没有记载他，甚至没记载他的曾国，以至于专家们只能估计曾国就是史载的随国。但他却在2400年后大大有名，一般叫他“曾侯乙”。
在史书上名也未曾留的附庸侯爵，曾侯乙也许生前不算得志，犹如埃及被谋害的早夭法老图坦卡蒙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作为国君虽弱小，但其死反映着生，他们的生活是豪华的，他们的坟墓见了天日后都震动着现代社会。
东室再传出喜报。
考古队员们在曾侯乙的“大衣柜”上发现了青龙、白虎图，而在圆形盖顶中央绘一个篆书大字：斗，象征北斗，绕斗字则书有二十八星宿的全部名称。
“农耕社会没有天气预报，农时节令是人们根据观察天上的星星来定，这反映了老祖宗对星空的探索与关注，也是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实物例证。”谭维四说。
“大衣柜”的秘密很快被破解，而一件16节龙凤玉挂饰很快成了参加清理人员论战的焦点。
一说认为是曾侯乙帽子上的饰物，有人立即反驳：以其形体之长，分量之重，如在帽子上显然不合适，并提出此物是曾侯乙帽子带，亦遭反驳：戴在颈上，肯定有碍头部的活动。
“这个谜，直到今天仍无定论。”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说。 曾侯乙的主棺分为内外两层，全部彩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内棺，内棺左右侧板的图像基本对称，描绘有不同类型的神灵，龙凤及怪兽。神像形貌十分怪异，有的人面鸟身，有的兽首人身。这些神怪都是赤膊正面，手持双戈戟的形象。有人说他们是护卫死者灵魂的卫士，有人认为他们是引魂升天的羽人，或者驱鬼逐疫的。
曾侯乙墓发掘成果综述曾侯乙墓是中国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发掘。
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南北16.5 米，东西21米。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岁左右；殉葬者为13～25岁的女性。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4件，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编钟共65枚，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它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之于乐器，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驳斥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
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尊盘设计之谜 曾侯乙墓随葬的青铜器重量超过10吨，青铜编钟以宏大壮观为美；青铜尊盘以精致奇特为妙。前者折射出曾侯乙时代的音乐文化与科技水平，后者则是绽开的一朵青铜铸技和艺术设计的奇葩。曾侯乙墓青铜酒器以镂空尊盘为精品。尊盘蕴含着尊者为王、盘者为民，二者合一则有君臣相依、国民与共的艺术设计的理念。 曾侯乙墓尊盘的设计思想体现出统治者的旨意，承继着周王室礼制和文化精神，即唯我独尊、至尊无上、龙盘虎踞。尊名也有争霸天下之意，《吕氏春秋·贵直》即有“成尊名於天下”之说。 崇尚神域世界的先民，往往以写真、神化和创新的方式记载历史。如距今七千年前的陶盆就绘画出跳舞的图案，商朝先民把祭天祀神和征战农事镌刻在甲骨上，曾侯乙把一部战国早期的音乐巨典铸制在青铜编钟上等，莫不如此。 《大戴礼记·本命》：“贵贵尊尊，义义之大者也。”曾侯乙墓尊、盘相配，是将其作为信奉神灵的酒器。以尊为神器，本义就包含着尊贵之意。这种崇奉神灵，唯我独尊的思想，是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立国之本，这正是设计镂空尊盘的深层意蕴。曾侯乙墓有尊无勺，且口沿为镂空；盘无提耳，也显然不是一件实用的酒器。笔者以为曾侯乙墓尊盘隐含寓意曾国之疆土，即尊的整体外开极类“曾”字，大概有曾国之意，盘有地盘的含义。曾国的地盘即其疆域，通过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皿形象地展示出来。曾侯乙墓出土一件三戈戟，其上有错金“曾侯乙之用戟”铭文，戈头有一个“曾”字图徽为龙形，四条龙呈现出“曾”字形体，且图徽兽形与尊盘上的龙形神似，其外形正是曾的形体。虽说这是一种推论，但图徽、尊、曾三者形体巧合绝不是偶然的。把尊盘联想为曾国之地盘的含义不是奇想，而是尊盘设计大师上尊为君，托盘为民，“民为神主”思想的艺术体现。曾国受封汉东，以实力雄厚为尊，显示出其称雄于江汉之间，要与楚国抗衡的雄心。曾国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以尊代表曾国盘踞在江汉之间，足以昭示出曾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背景。如同曾侯乙墓所出器物反映出当时的音乐文化、天文科技、兵器文化、漆器艺术、金文书法和九鼎礼制一样，都是一种超越常规和超时代的先进科技文化思想的再现。 《曾侯乙墓》发掘报告资料全面介绍了尊盘形制、造型、花纹和铸造方法。盘铸造精致，花纹、附饰奇美。盘口方唇，短颈浅腹，其内为平底，为四个兽形足托起盘底。花纹繁缛装饰着复杂的龙、兽图形。尊口、盘口沿呈现千丝万缕的龙蛇花纹，其尊、盘体外攀附数条大龙，相互注视，象征着龙腾虎跃的军队，寓意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建筑是艺术的创造，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一国之君，要安民乐居，就必须建立牢固都城，以防外侵内患。我国夏朝就有了国家和都城，商周更盛。春战时期诸侯相侵，城郭尤固。汉代兴起地主庄园建筑，考古发现的东汉陶楼就是艺术设计大师的建筑微缩杰作。古代的城市坚固如盘，牢固如尊，即使敌人兵临城下，关闭城门就固若金汤，城墙箭垛就是严防硬守的阵地。冷兵器时代的都城，其立体图象则通过曾侯乙墓出土镂空尊盘形体得以艺术地再现，令人玩味。 建筑是人类的精神杰作，代表着当时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水平。神思妙想的尊盘设计大师，深知战事频繁，攻与守是国家存亡的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绝地通天”的神灵思想更是统治阶级的梦想。杨鸿勋先生认为，“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物、遗迹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科学，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着的”。 春秋时期的曾（随）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均能与楚国抗衡，这就充分说明曾（随）国的都城之大且极具抵御能力。曾（随）都所在，笔者在《随都辨》一文中进行了考察。《左传·桓公六年》记：“楚武王侵随。”杜预注：“随国在今义阳县。”义阳与西阳音相近，随州城东有淅河，西阳有可能是淅河之阳，在淅水北岸，与今随州市城东季梁祠相近。春秋时期曾国大工尹季怡墓、曾侯 铜器和墓葬都在这一带发现。《左传·庄公四年》载：“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 ，营军临随。”楚武王第三次攻伐曾（随）国时，在溠水架桥，军队安营扎寨临近随国的都城，说明随国是有都城的。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随，吴人追至随都，兵临城下，随人紧闭城门，保护了楚昭王。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交，随（曾）国实力雄厚，都城坚固。但至于曾（随）国都城是圆还是方，一直令世人疑惑。古代的城，于新石器时代多见圆形，至商代以降各时期的都城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少数为多边形和不规则形，圆形也不少见。环形住宅在福建永定县客家村落中仍有遗存。北方民族至今仍然保存着古代人们喜居圆形屋的遗风。这类圆形住宅城楼有外墙、内墙，其内建筑复杂，可聚集一个很大的群体。又据清同治《随州志》记载，明清时期随州城呈圆形。这或许带有早期随都遗韵也未可知。这是启发我们研究曾侯乙墓尊盘的形体、作用和用途的一种参照物。梁思成先生说：“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又认为“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自古以来，城市建筑均以适用、坚固、美观为上。 《礼记》：“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尊盘奇妙的形体，似乎暗含内圆外圆、日月同辉的自然规律。立于盘中央的尊口沿、腹、足为圆形，设计师将器物口沿设计成千百条龙蛇蟠附的镂空纹饰，颈至腹间装饰四条粗状镂空的龙，回首吐舌张目向下，似在窥视盘上的任何动静。盘口沿第一圈有镂空装饰，均以龙、蛇盘绕，口沿又设计四个方块形镂空装饰件，与龙形附件相接。盘口沿还有四个方形装饰，形同大门，象征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双龙攀附两旁，似是严密把守的门神，大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正如国家要在四面八方驻扎军队，防守来犯敌人；而君主和王宫贵族建都筑城，也会在城墙下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并派精兵把守，此为常规。尊盘设计思想寓意着曾（随）国之“曾”的图形，取内外圆形，君立其中，民居其周，呈现出众星捧月和簇拥君主的形象，尊盘更有普天之下至尊无比，唯我独尊之意。 自铭“曾侯 ……”青铜镂空尊盘，昭示着千古之谜随（曾）都的历史，可理解为春秋时期城市建筑规划与设计的模型。“曾侯 ……”尊盘采用了以实写真的思想观念，神奇巧妙地设计，蕴籍着中原龙文化的风格，象征着曾（随）国君侯顶天立地，尊奉中原文化尚龙重祖的精神圣山。尊盘尊奉王者风范，盘则有盘踞江汉之间遐想，正所谓兵精如林，城固若汤。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曾（随）国的城是有宗庙的，曾侯乙死后楚王镈钟铭文有“……奠之于西阳”的记载。西阳乃曾（随）国的宗庙。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也是反映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原始资料。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雕塑、漆木器绘画则把曾侯乙时代城固兵强的情状作艺术展示，如果要了解春秋时期的曾（随）国的历史现状，尤其是楚、随（曾）之战及诸侯相侵或相伐的史实，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中即可窥其端倪。 古代有不少城市象一个盘子，这或许与周易八卦有关，从尊盘之盘的平面图看，与文王八卦图正相吻合。龙者为兵，龙字为刀斧之形，乃是守城镇邪的灵物。《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古人尊奉神灵，把龙设计为最凶猛的形象，张牙舞爪，并有大龙、小龙、蛟龙、水虎、虎蛟等类型。《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记载：“祷过之山，…… 水出焉，而南流注入于海，其中有虎蛟，鱼身而蛇尾。”郭璞注：“蛟似蛇，四足，龙属。”尊盘上下攀附的龙蛇均为张口吐舌，爪足立地，尚不见舞爪之姿，这种龙很可能是长江、汉水中的扬子鳄的演变形象。龙被人们神化和艺术化，在曾（随）国可谓登峰造极，几乎无器不龙，无纹不蛇，说曾（随）国青铜文化中展示出了龙蛇的世界似不为过。尊、盘设计体现了以龙为尊，以盘为固的理念。尊者为王，盘者为民，春秋时期随国贤臣季梁首倡“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曾国先贤重民轻神的思想再现于艺术品之中。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龙，曰豢龙。”龙是古代社会所崇尚的神灵，在各个社会阶层和思想领域无不有所体现，《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杜预注：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象征型艺术是艺术的初期形成阶段，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文字书法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从形成走向成熟，在考古文化中所见到的出土文物，则把精神文化与大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并再现出来，成为人们研究和鉴赏的珍贵资料。尊盘以城市外形加以神化和渲染，展现出曾（随）国深邃而又厚重的艺术设计思想，龙以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昭示着艺术风格的真谛。 《说文》：“城以盛民也。”古人筑城卫国，故《墨子》有：“城者所以自守也”之说。金文把城字写作 ，中间城为圆形，并以刀斧之兵护卫。圆是东方民族向往美好的象征。《周易》八卦，承传千古，至今还在浙江兰溪保存着“诸葛八卦村”的设计思想。《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又《管子·牧民》：“错国于不倾之地”。《管子·度地》还谓“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曾（随）国都城建立于今随州城区附近是可信的，有河道舟楫之便，有广川沃地之野，山环水抱，且有防洪、防旱的双重功能。 中国哲学往往把人与天、地、物结合在一起，《管子·宙合》：“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锅裹。”“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恰与曾（随）国尊盘设计大师思想相吻合，圆带有宇宙空间即“天圆”的猜想，由此可见古代都城建筑哲学的精神。
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天文图案，浓缩了浩瀚的宇宙空间；曾侯乙墓镂空尊盘似乎再现出曾（随）国的都城全貌。二者合一则有融天地于方寸之间的思想意境。盘龙卧虎为古今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鄂地有商代盘龙城，曾（随）有尊盘重器，则寓意着曾（随）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风韵。 这件青铜尊盘有可能是曾（随）国都城原型。俯视平面更能看出外城内廓城市建筑风格和特点。华丽庄重的尊盘艺术设计思想，带有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能，富有上古社会图腾崇拜、君主崇拜和敬天祀神的思想。把奇异龙兽作为装饰品，作为图徽、记事、实物写真的艺术作为基本素材，可见于刘向《说苑·反质篇》：“宫墙文画”，《天问》：“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均反映出艺术品作用与功能。长沙战国楚墓帛画中《龙凤人物图》、《人物御龙图》都是描绘人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天的作品，显得气韵生动。 古代的宫殿和城墙也有圆形的。张驭寰著《中国城池史》第三章即“城池选地及城形状之选择”有“我国唯一的正圆形城池”，介绍了安徽桐城的历史，始自春秋以降的桐国，到了唐朝时期改设桐城县，至今未改。城为圆形城，此则更能印证在古代都城除方形、长方形、多边形之外，以圆形为城池者不足为奇。还有江苏省正南的凓阳县城“全城采取圆形，城墙亦为圆形，全城开四个城门……”。古代城池的设计，首先考虑到城池与军事防御，城池与用水、引水、排水和防火等方面的作用。张驭寰先生认为“弧墙”与“圆角墙”则防护性强，守城的人从两端有效地消灭兵临城下的敌人。 一件镂空尊盘浓缩着一座都城的奥秘，浓缩着曾（随）人尚武、喜乐、嗜酒、善铸的精神历史，曾侯乙把酒作为祭祀祖先、治国征战、激发斗志的天物，曾侯乙墓中室编钟对面陈放的重器鉴缶和联禁大壶即是明证。酒对曾（随）国的精神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尊者始以独立的单尊出现，随着历史不断演绎，尊盘组合并用盛行一时。以造型、花纹而言，早期的尊以形体美著称，晚期的尊以雕镂精见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史上的飞跃，是失蜡法铸造的最为精美的器物。笔者认为，尊盘乃先人铸造、后人享用，曾侯乙把曾侯 尊盘更名为“曾侯乙作持用终”，直至死后仍然摆放在重要位置，足见其珍视程度！尊盘的设计与思想蕴藏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取曾国国名为譬，立尊者为上，巧用盘形之圆，结合中国古代周易哲学思想，以八卦图形塑造出都城的微缩景观，并不失作为酒器的实用性的功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陕西出土的东汉地主庄园陶楼、安徽桐城县的圆形城池、江苏江溧阳县圆形城池、明清时代随州圆形州城等，也可印证尊盘与圆形城池的设计思想。
曾侯乙墓旁惊现曾侯谏墓 大量神秘铭文露面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等文物，震惊了世界。昨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距曾侯乙墓东北20多公里的叶家山墓地，近日又发现一座曾侯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刻有“曾侯谏”等大量铭文，让考古专家眼睛一亮，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65号墓主人是曾侯谏
去年12月28日，位于随州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今年1月上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到现场调查，对两座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初步确定：这是一处新发现的西周家族墓地，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西周古墓之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局和随州市成立专班，于今年2月至6月对叶家山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田野发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两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各类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铜器325件。
黄凤春说，更为重要的是，65号墓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可见“曾侯”、“曾侯谏”等铭文，表明该墓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墓地，比世界闻名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墓主人是曾侯谏。大量从未见过的铭文露面
勘探发掘表明，叶家山墓地长150米、宽100米，保存非常完整。
黄凤春说，目前该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大多带有铭文，铭文总字量达398个，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还有大量为过去所未见过的人名。这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确定曾国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青铜器上的古文字为过去所未见，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曾、鄂两国曾并存于随州
曾侯乙墓发现后，考古界有关曾国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黄凤春介绍，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所见铜器及铭文表明，西周早期已有曾国。
黄凤春分析，叶家山墓地铜器的出土，表明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西周早期的两个古国。从青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应该是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随着鄂被周消灭，曾国迅速扩展至汉水以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汉水以东第一大国。
更惊人的发现可能在后头
黄凤春介绍，叶家山墓地还有两座大墓尚未发掘，后续发掘工作将于下月底启动，更惊人的发现可能还在后头。有分析认为，在随州擂鼓墩出土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后，随着叶家山墓地的发掘，随州将逐步形成“南有擂鼓墩、北有叶家山”的古遗址格局。